【原创】冯从吾的关学思想建构

明代关学早期受朱学的影响，中晚期受心学的影响，反映出鲜明的时代性。明朝中后期，阳明心学逐步取代朱子学而占据统治地位。尤其是晚明的王学向玄虚、浮荡一路发展，使朱子格物穷理之学日渐遮蔽。于是冯从吾与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为代表的东林学者一起，以弘扬“圣学”为己任，自觉地担当起挽救学术流弊的时代责任。冯从吾的《七十自寿》诗中有六句: “谁哉我之师? 人心有仲尼。考亭严主敬，姚江致良知。惺惺葆此念，勿复惑多岐。”①这可看作是他对自己一生学问的回顾和总结，从中也可看出他建构关学学说的原则。冯从吾重会通而求自得，提出自己的“善性”、“善心”学说。然而，冯从吾毕竟是一位关中夫子，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关中水土形成他的人生底色，关学构成其思想的基调和特色。

一、归宗孔孟之道

在《入正学祀》中，明儒祝万龄对冯从吾之学这样评价: “以孔孟为宗，以心性为体，以诚敬为功，以辟邪拒异为要。”另据冯从吾《行实》载: “先生之学一禀孔孟，以心性为本体，以诚敬为功夫。”面对晚明陈腐的科举制度、王学末流浮泛的学风，冯从吾自己也明确宣称自己遵从孔孟之道，他说: “论道体，则千古之门户无二”，千古学问皆孔氏之道。

冯从吾遵从孔孟之道，坚守儒学道统，融会贯通，思而有悟。他对四书进行了系统研读，“以心读之，以身证之”，为其“善性”、“善心”学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疑思录》就是由其读书札记辑录而成。杨嘉猷在《疑思录序》中说: “众人以书观书，只藉为制科雁羔，而一切无补于身心，是不知疑者也; 贤知者左袒二氏，反厌薄圣贤之言为无奇，是不屑疑者也。不知疑、不屑疑则均之未能思矣。先生力排异端，羹墙尧舜，故于四子之书，以心读之，以身证之。证之而是也则已，纤毫未协，焉得不疑，疑稍未释，焉得不思，思者明之基，而疑者信之渐也。”杨嘉猷说《疑思录》“大都悟后语”，的确不是过誉之言。《疑思录》是冯从吾对四书重新思考后，在其心学工夫中形成的自得之学。他对孟子“大体”、“小体”的理解，对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诠释都有独到之处。据《疑思录》载: “问从心所欲不逾矩，曰:只从心所欲便不逾矩，若从耳目口体所欲，便逾矩矣。故曰: 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孔子所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为学进德的最高境界，即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冯从吾将“从心所欲不逾矩”与孟子的“大体”、“小体”联系起来。孟子说:“体有贵贱，有小大，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1］《孟子·告子上》孟子所谓贵而大者，指的是心志; 贱而小者，指的是口腹之欲。所谓大体即心，小体即耳目口体之类。孟子以为大人就是从“心”( 大体) 所欲，而不是从“耳目口体”( 小体) 所欲，这是善养大体，而“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1］《孟子·告子上》所以自然不逾矩。可见，冯从吾的心性之学是深受孟子影响的。

二、笃信良知之学

冯从吾对学术的纠偏是站在心学的立场上，会通诸家，兼采旁收，为己所用。可以说，他是从心学的阵营中自觉挺立起来，对心学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救治的思想家。《入乡贤祠传》评价冯从吾: “其学虽自王氏入，终亦微救无善无恶之病。”说明其为学进路、理论基底都是心学路向，对无善无恶的批驳也是站在心学的立场对王学末流的纠偏，属于心学的自我救正。邹元标在《少墟冯先生集序》中说:“公学虽有宗，然于新建(指王阳明) 亦极笃信。曰‘致良知三字泄千载圣学之秘，有功吾道甚大。’虽不能疑无善无恶一语，又曰: ‘非无善无恶之说，并非致良知之说者，俱不是。’盖公不欲以虚无寂灭令后学步趋无据。”邹元标对冯从吾之学的认识可以说是深刻的，他看到冯从吾对阳明的笃信与契合，也理解冯从吾极力批驳“无善无恶”说的真正用心，是针对后学的玄虚与浮荡。

明代阳明心学大盛，当时的理学家都不免“侈谈心性”。冯从吾九岁时，其父冯友即手书王守仁诗句“个个人心有仲尼”，“命习字，即命学其为人，先生( 冯从吾) 便亹亹有愿学志。”［2］71冯友笃信阳明学，在父亲的熏陶下，冯从吾自童年起就开始接触阳明心学，但他此时对心学的向往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在太学中对儒家经典的系统学习，使冯从吾的思想逐渐成熟。太学完成学业后，遇到了影响他后半生的业师———许孚远。许孚远是甘泉学派中走向阳明心学的一路，对阳明的良知学极为赞赏，“孚远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3］许孚远督学关中时，主正学书院。以“正学”名书院，可见其为学志向与关怀。冯从吾心契许孚远，而且也得到许孚远的赏识。受许孚远的影响，冯从吾对“致良知”推崇备至，认为是“圣学真脉”，有力地纠正了南宋以来学术的支离之弊。冯从吾的思想虽然具有会通各家的特点，但他的为学进路是阳明心学。冯从吾提出:“圣贤之学，心学也。”“自古圣贤学问，总只在心上用功，不然终日孳孳，总属枝叶。”

他将主静、居敬、穷理、静坐、体认天理、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都看作是致良知工夫。冯从吾笃信良知，所以他会自觉地对心学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面对王门后学提出良知现在、现成诸说，尤其是泰州学派对礼教发起冲击，蹈于猖狂无忌惮，致使心学或流于狂荡，或流于玄虚，冯从吾自觉担负起纠心学之偏的责任。他援引朱子学的主敬工夫，强调躬行礼教的关学学风，都针对的是这一点。

三、援引主敬工夫

为了纠正王学末流的偏失，冯从吾一再强调后天工夫的重要性。他援引朱子学的主敬工夫，以对治王学末流的浮荡。从宋元至明清的七百年间，朱熹的理学思想一直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明代科举以朱熹等宋儒的“传经为宗”，规定《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为读书和考试的范围。朱熹思想的统治地位在明中叶受到王学的挑战。冯从吾对朱学的价值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朱文公之学集诸儒之大成，其功甚大，其所得甚深，即间有智者千虑之一失，无足为文公病也。”

在《答杨原忠运长》( 第四书) 中，冯从吾说: “论本体而不用功夫，则悬空谈体，必失之捷径猖狂。”这是针对王门后学悬空谈体，失之猖狂，冯从吾主张援引朱子学的“主敬”工夫。冯从吾赞赏“考亭严主敬”，他在《答客问道》中说: “晦翁云: ‘龟山言饥食渴饮，手持足行，便是道。夫手持足行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视耳听未是道，视明听聪乃是道也。不然，桀纣亦会手持足履，目视耳听，如何便唤做道?’晦翁此说极是。而或者乃曰:‘此正学问一大关键处也。’夫世有一种恣情任欲之人，冒昧承当，则晦翁之言不可忽。但执定晦翁之言，彼赤子持行而已，视听而已，不知其他，将亦不得为道乎哉? 呜呼! 一则曰而已，再则曰而已，又曰不知其他。不知他字何所指? 必欲借赤子以抹杀聪明恭重道理，何也? 不知聪明恭重道理是天生来，自赤子时已完完全全的，只是尚浑含未露，如何便抹煞得他?如此立论，是又为恣情任欲者开一自便之门也。”说明手足恭重是因为心中有敬，事上有“主敬”之工夫，自然就会“手容恭，足容重”，而不会恣情纵欲。

另外，冯从吾注重儒佛之辨，其目的是针对王门后学谈空说玄，流入佛禅。从他辩论中的一些具体观点，也能看到朱子的影响。例如，他认为佛氏“以能知觉能运动的这个言性”，以气质言性。试对比以下两段，前者摘自《朱子语类》，后者摘自冯从吾的《关中书院语录》:

佛氏元不曾识得这理，一节便认知觉运动做性。如视听言貌，圣人则视有视之理，听有听之理，言有言之理，动有动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谓明，聪，从，恭，睿是也。佛氏则只认那能视，能听，能言，能思，能动底便是性。视明也得，不明也得;听聪也得，不聪也得; 言从也得，不从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 它都不管。横来竖来，它都认为性。它最怕人说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也。［4］

若佛氏以所以能知觉能运动的这个言性，而不以所以能中节能合礼的这个言性，是言气质之性、嗜欲之性，而非言义理之性也。生之谓性，食色性也，皆是就气质嗜欲一边说。若生生之理，食色之理才是吾儒之所谓性。

彼( 佛氏) 只说目自能视，更不说论理之可视不可视，有这个明的道理; 只说耳自能听，更不说论理之可听不可听，有这个聪的道理; 只说饥来自能吃饭，倦来自能眠，更不说论理之可吃不可吃，可眠不可眠，有这个知味知节的道理。

冯从吾的关学思想援引朱子学的内容，也反映出湛学传统的影响。

四、师承甘泉学派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把冯从吾和其师许孚远归入《甘泉学案》。湛若水，广东增城人，因家居增城之甘泉都，世称“甘泉先生”。湛学与王学虽同属心学，但思想来源、为学宗旨都不同。王阳明的宗旨是“致良知”，良知是人心所固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致良知”就是依良知而实行，将良知之所知落实到日常的道德践履中。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认为“天理”虽为人心所固有，但需通过“主一”、“求中正之心”的体认工夫，实现心与理、心与事的合一。两人的心学路线有所不同。可贵的是，湛若水“试图以心事合一的‘不二’逻辑来统一朱陆之争”，“表现了一种在心学基础上统一理学的尝试”。［5］这种统一理学的会通精神，在许孚远、冯从吾身上都有所体现。

许孚远是湛若水的再传弟子，他对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笃信不疑，但是对王门后学的“无善无恶”、“四无”说极力辩难，在这一点上冯从吾与其师高度一致。许孚远之学又以克己为宗，他的克己贯穿了朱子学严肃居敬的精神，并且是以端本澄静为要领的。作为湛门儒者，许孚远、冯从吾都强调朱子学中严正的“性理”和心的静定，以纠正良知现成派的流弊。如冯从吾在《辨学录》中说: “盖性者心之生理，吾儒所谓性亦不由积累，不由闻见。但吾儒以理言，非专以能知觉运动的这个言”，强调义理之性才是人的本性，批判现成派一任气质情欲作用。冯从吾以阳明心学为根底，构建自己的理论大厦。受师承的影响，冯从吾身上又留有湛学的清晰印记。因此，黄宗羲说: “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6］

五、继承关学学脉学风

冯从吾作为关中士人，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关中，耳濡目染，自然受到关学传统的影响。关学自张载于北宋始创，后因朱子学兴起，迄南宋及金元日趋消沉，然至明代，因有吕柟诸君重振之功，关学遂有勃兴，至晚明由冯从吾而总其成。清代关中学者李颙说: “关学一脉，张子开先，泾野接式，至先生( 冯从吾) 而几其成，宗风赖以大振。”［7］明儒刘宗周在《都门语录》序中说: “冯先生，今之大儒也，倡道关西，有横渠之风。”清人柏景伟( 字子俊，号澧西)说: “盖统程朱陆王而一之，集关学之大成者，则冯恭定也。”［2］《柏景伟小识》

在张载学说中，宇宙本体论的基本概念是“太虚”，他认为“太虚”本体不仅是自然世界的终极根源和创生万物的主导力量，而且也是价值世界的终极根源。［8］张载指出: “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9］326冯从吾“善性”、“善心”学说的终极根源就是“太虚”，他说: “吾儒所谓善，就指太虚本体而言”，“善字就是太虚”。他指出，善与太虚的内在统一，将天道与人道贯通，努力寻求善心的本体论根源，将伦理之善提升至天道，实现伦理的本体化。冯从吾还继承了张载的二重人性论，认为圣贤学问全在知性，有义理之性( 天地之性) ，有气质之性，应当以义理之性为主。

冯从吾所面对的是晚明王学空疏学风日渐泛滥的学术局面，他遂以救时弊为己任，自觉继承发扬敦本尚实、躬行礼教、崇正辟邪等关学学风，批判王学之空虚与荡肆，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风格。他以讲学伸其经邦济世的理想，“以学行其道”，“一切事境不为挠屈”，体现了顽强的学风与坚毅的学者气节。“从吾之学风，概言之，即主张敦本尚实、崇真尚简，反对追末务虚、饰伪空谈; 主张崇正辟邪，力斥异端邪说;主张学术有‘主’，贵有‘自得’，反对支离与空泛; 尚不苟之节操，重躬行之实践等等。”［10］

敦本尚实。秦可贞在《关中会约述》中论及会约的宗旨: “……周穷约以厚廉靖，恤后裔以慰先德。敦本尚实之念，维风善俗之规溢于言表。”冯从吾之学虽“以心性为本体”，但与王学末流空谈心性不同，他重躬行实践，在《宝庆语录》中说: “药玄虚之病者，在躬行二字，既学者多讲玄虚，正当讲躬行以药之可也。”冯从吾对吕柟很重视，就是因为欣赏其躬行、笃实，他在《吕泾野先生语录序》中说:“我关中泾野吕先生尤海内学者所宗为山斗，云先生语录言言皆自躬行心得中流出。最透悟最精实，真可与《西铭》《正蒙》并传不朽者，其有功斯道不浅，余自髫年先大夫命之读，即知嗜好，久而弥笃。”为了端正学风，冯从吾制订了后来在关中影响深远的《学会约》《关中士夫会约》，在《学会约》中明确规定: “崇真尚简为主，务戒空谭，敦实行”，“敦实行”才可以“戒空谭”，所以他倡导“为学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冯从吾指出，一些学者流于“空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问不得要领，不能抓住根本，所以他主张敦本。他指出: “本体源头处一不清楚，此后来流弊无穷。”所以强调“学问之道，全要在本原处透彻，未发处得力。”［11］“若丢过此心，不去‘精一’，而徒欲喜怒哀乐中节，视听言动合礼，此真舍本而务末。”躬行礼教。冯从吾忧心时人逾越礼教，他在《答逯确斋给事》中说: “近世学者多迟骛于虚见，而概以规矩准绳为循迹，其弊使人猖狂自恣，流于小人而无忌惮，此关系于人心世道。”所以在《关中士夫会约》第一条就提倡复古礼: “省会风气近古，诸凡礼节颇有先民之意，第恐久而寖失其初，是不可不一申之者，其冠婚丧祭当以会典家礼为主，至于冠礼久已不行，尤望诸公亟倡之。”冯从吾提出“礼”与“非礼”是区别“无所忌惮之小人”与“克己复礼之真儒”的标准。他说: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此天地间实在道理，此士君子实在学问。发育万物，此发育也，峻极于天，此峻极也。若不敦厚以崇礼，而曰礼伪，率天下荡检逾闲，放纵恣肆以为真，是小人而无忌惮也。”张载强调“礼者理也”，［9］326冯从吾同样认为礼是“天地间实在道理”，所以他强调礼的内在性，认为礼仪是“心自有之节文，非外假也。”追求礼文背后的道德价值基础，以为礼仪不单纯是一套外在的规范，而礼文制度只是吾心自然不容己的表现而已。

崇正辟邪。冯从吾为学不为异端邪说所挟迫，敢于坚持正见; 为人不向奸邪、流俗屈服，敢于坚持正义。《行实》谓: “崇正辟邪，秦风丕变，海内道学一振。”崇正辟邪是他在学术责任心趋使下认定的学术态度，所辟之“邪”，有佛老“二氏”异端之说，有时儒“沦于谈空说寂”之流弊，有学术不端之风气等，“其于异端是非之界，则辨之不遗余力。”［2］73面对不良的学风、士风与乡风，冯从吾敢于抵御和抗争。他尤其厌恶士人中的乡愿之气，在《正俗俗言》中予以批评揭露: “秦俗明知敬之是，而百方嫉忌之，百方吹求之，使敬者必至于无所容。明知肆之非，而狎溺之，百方左袒之，使肆者益至于无忌惮。”冯从吾“以出处辞受一介不易为风节”，凡遇该说话处，他都能“明目张胆，纠弹不避，以一身彰宇宙之公道”［2］72。

六、体现个性特征

受风土人情、关学传统影响，冯从吾具有鲜明的关中人性格: 崇真尚简、尚实，不迷信，不慕虚荣; 为人耿直，不阿上，不阿俗，不畏权贵; 崇正辟邪，勇于担当。他的思想体系也体现出个性特征的影响。

冯从吾平日一心讲学，生活尚实尚简，洁身自好，入朝携饼，家居无妾。视产业、妾媵、宴会这些世俗享乐如浮云。先生的书法、诗文都为人称道，然而他自己却视为虚名，从不放在心上。他在《学会约》中明确规定: “毋拣择衣服、饮食及致车马等物;毋见人贫贱姗笑凌辱，见人富贵叹羡诋毁。”“毋彼此约分饮酒游乐; 毋唱词作戏博弈清谭; 毋出入酒馆纵情声妓，及更深夜静方才到家。”尚实的个性也决定了他不相信社会流行的卜卦测命伎俩，他在《学会约》中规定“毋结交星相术士”。他有《命解》一篇，对命有客观的理解: “日者以支干八字概人生平，人皆信之。余以为人生平毁誉得失、死生荣辱，非支干八字所能概也……尝观此八字误了古今多少英雄豪杰，真是可恨可怜。命乎! 命乎! 岂日者所能测识哉?”

冯从吾尚实的个性使他在学术上坚持自己的为学头脑，决无门户之见，能够会通诸家，兼采旁收。在《宝庆语录》中，他说: “且论道体则千古之门户无二，论功夫则从入之门户不一，第求不诡于孔氏之道，各择其门户以用功，不自护其门户以立异可耳。”冯从吾不是如一般的理学家蔽于门户之见，邹元标就推崇他广采博收的雅量，赞他“虚而公，明而溥”，出于学术公心，虚心向其他学派学习。唯其如此，故能有所创获，独树一帜。他自己讲“人心至虚，众理咸备”，人心只有一片虚明，除去世俗的名利，才能使道心行之，义理之性呈现，只有如此，人才能博大胸怀，不存门户私见，其他学派的思想精华才能被吸收进来。董其昌在《序少墟先生集》中也讲: “仲好无几微牢骚不平之气，而益湛思于学脉，盖寤寐洙泗，折衷濂洛，虽一秉承于先觉，而独证独创，自为一家之书。”瑏瑡例如，他既发扬关学躬行礼教的传统，始终强调做道德践履的工夫，又推崇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将重礼的传统和对内在心性的追求结合起来，使关学的礼教贯彻内外，内容更丰富、更深刻。崇真尚简也是冯从吾的著述风格，他的语录通俗易懂，析理却是精微深刻。《善利图说》以图的方式直观明白地示人“善利一念分舜跖两途”，中间无路。《谕俗》就更是很直白的语言，要求农工商贾都能一看就懂。

冯从吾为人耿直，不阿上，不媚俗，不畏权贵耿直的性格决定了冯从吾对儒家原典有疑必问，有疑必思，对先贤的疑问他能直言不讳地提出，并著有《疑思录》。王阳明是冯从吾从小就崇敬的先贤，但对王阳明的失误，他也毫不遮掩，功过得失区分得清楚明白。管仲、王安石在世人眼里无疑都是成就了一番功业的，但冯从吾却不以为然。冯从吾认为，管仲功业虽然显赫一时，但他是“以力假仁”，仁爱不是发自内心的真爱，纵然轰轰烈烈，终究逃不出纳交要誉。直率地说，管仲功业大而器量小，居功自傲，“功烈本高而自高之则卑”。而王安石“把孝弟仁义看作迂阔主意，专要富国强兵”，“到底国也不能富，兵也不能强”，“自误以误人国”。②冯从吾一生为官为学都勇于担当，责任心极强。为人子，谨守孝道;为官忧国奉公，恪尽职守，遇可言处他都“挺身而出，冀以直道大义挽回其间”，“以一身彰宇宙之公道”。勇于担当的个性决定了冯从吾具有极强的学术责任心。他重视讲学，认为讲学可以“衍道脉而维道运”。他还注重编撰史志，整理族谱，梳理关学系谱，编著有《关学编》《元儒考略》《宋儒考略》《明儒小传》，编有《陕西通志》《长安志》，此外还整理了《冯氏族谱》《冯氏家乘》等。

关学之所以在晚明由冯从吾总其成，是因为冯从吾师承甘泉而学承张载，会通朱王，归宗孔孟，能坚守儒学道统，博采各家之长，以建构关学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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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黄宗羲.明儒学案:卷 41( 甘泉学案五) ［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

该文原发表于《唐都学刊》2013年第2期，作者：何睿洁，陕西富平人，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原创授权发布，转载注明出处：来自微信公众号历史真有趣（lszyqwx），违者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