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由汉长安城平面图看研究进展
作者︱陈文豪（台湾）
自1956年对汉长安城展开勘探工作以来，随着对汉长安城遗址调查、发掘工作的进行，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对深入认识汉长安城提供了不少的新资料。但是第一幅汉长安城平面图却迟至1982年才出现，此后随着考古勘探及发掘的进行，汉长安城的平面图又经历三度的变化，这种变化说明汉长安城研究进展与概況，具有研究上的价值。目前看到的汉长安城平面图中的北第位置、霸城门至直城门间的橫贯大道，早在1972年由马先醒研究绘制的《汉代长安区划略图》已指出，但却未在相关的研究论著中被提出；同时杨宽的研究中，主张汉长安城西市在橫门大道、阳城延为少府非将作少府的论点也是间接受马氏影响。可见马先醒对汉长安城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贡献。
一、前 言
汉长安城遗址的勘测，在清末已有日人足立六喜开其先河[1]，但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探勘和重点考古发掘，是在1956年以后，同时取得的成果也较为丰硕。自1956年展开工作以来，已进行了50余年，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主要勘察汉长安城墙、城门、城内主要道路和长乐宫、未央宫、桂宫的地望与范围。80年代后期进一步勘察了未央宫、长乐宫和桂宫的结构和布局，究明了东市和西市的位置与基本形制，确定高庙遗址地望。90年代以后，勘察了汉长安城中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分布和北宫的地望、范围[2]。
由于实际探勘、发掘的成果，对汉长安城的平面布局有了较为清晰认识。在各项研究著作中最早、且普遍被引用的一幅汉长安城平面图，见于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3]，其后中国汉长安城考古工作人员，又据考古发掘材料，对这幅图进行了三次的修订[4]。除中国考古工作人员发布的汉长安城平面图外，汉长安城的研究者也据相关材料画出平面图，例如马先醒在《汉代之长安与洛阳研究》中所附《汉代长安区划略图》[5]，后来马先醒在《汉代长安城之营筑及其形制》一文中也附了这幅图[6]，这幅图考订的北第地望、长乐宫跨处橫贯驰道（橫贯霸城门、直城门之大道）两边，亦即霸城门至直城门有一条穿越长乐宫橫贯长安城的大道等，后来均为考古发掘所证实，但是长期被忽视。同时有关汉长安城研究中刘庆柱与杨宽的争论中，杨宽的某些论点，其实是间接受马先醒上述论文、附图及《汉代长安里第考》[7]一文的影响。
基于上述的认识，本文除说明汉长安城考古人员绘制的三幅平面图所见汉长安城布局的演变情形外，并析论汉长安城研究进展。
二、汉长安城图述略
传世文献中所见汉长安城相关城图，马先醒所收集到者有：
呂大防《长安城图》（采自平冈武夫《唐代的长安与洛阳》）
程大昌《汉长安城图》（采自《雍录》）
程大昌《汉唐要地参出图》（采自《雍录》）
李好文《故汉长安城图》（采自《长安志图》）
董曾臣《汉城图》（采自《长安县志》）
徐松《西京三苑图》（采自《唐两京城坊考》）
杨守敬《长安城图》（采自《水经注图》）
毕沅《汉未央长乐宫殿图》（采自《关中圣蹟图志》）
毕沅《汉建章宫图》（采自《长安志图》）
董曾臣《长安县图》（采自《长安县志》）
程大昌《汉宫及离宫图》（采自《雍录》）
程大昌《汉唐都城要水图》（采自《雍录》）
李好文《城南名胜古蹟图》（二幅，分别采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安志图》及《长安县志》局本《长安志图》）
李好文《汉三辅图》（采自《长安县志》局本《长安志图》）
董曾臣《水经注水图》（采自《长安县志》）[8]传世文献所见汉长安城相关城图，因受中国传统地图绘制法影响，虽可供研究城内宫殿布局参考，但和利用现代测绘技术所绘制的城图比较，还是有区别的。今人所绘制的汉长安城相关城图，马先醒曾举出一部分，分别是：
足立六喜《汉长安故城图》（采自《长安史迹考》）
劳榦《汉代长安图》（采自《简明中国沿革地图》）
佚名《西安汉长安城址实测图》[9]
侯仁之、黃盛璋《汉长安城建章宫区遗址及渠道复原图》（采自《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水经注选释》）
王仲殊《长安城宣平门遗跡平面图》（采自〈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纪〉）
石璋如《汉唐都陵面积及高度图》（采自《汉唐的国都、陵墓与疆域》）
足立六喜《西安近郊地形图》（采自《长安史迹考》）
黃盛璋《长安水道图》（采自《关于〈水经注〉长安城附近复原的若干问题》）[10]
由于马先醒的论文撰写于1972年，因此所收录的中国大陆考古工作人员所绘制的汉长安城相关城图，只有《西安汉长安城址实测图》及《长安城宣平门遗跡平面图》二幅。
如前述，中国大陆考古人员提供的《汉长安城平面图》首见于王仲殊的《汉代考古学概说》（附图１），这幅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广泛地为各种论著所采用，一些代表主流意见的著作，如《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汉长安城遗址条”[12]均采用它。甚至对汉长安城布局结构持不同意见的杨宽，在所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也引用这幅图[13]。
随着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进行与深入，由主持考古工作人员所发表的论文附图中，可以看出汉长安城平面图至少有过三次变化。 第一次变化见于刘庆柱与李毓芳在1993年合作发表的《汉长安城的宫城和市里布局形制述论》一文中所附《汉长安宫城市里布局示意图》[14]（附图２），这一幅图和王仲殊书中所附的汉长安城图相比较，有五个不同点：
一、由霸城门至直城门有一条橫贯长安城的大道，并且穿越长乐宫。
二、未央宫前殿至西安门有一条纵贯道。
三、北宫及明光宫、东市的地望未标出。
四、桂宫内有两条道路！在内部交会成类似“├”状。
五、在未央宫内标识出前殿、椒房殿、天祿阁、石渠阁、三号址及四号址等遗址地望。
1995年，刘庆柱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布局形制初论》文中再附汉长安城平面图一幅（附图３）[15]，这幅图和1993年发布的那幅图相比较，最大的区别是在西市之东的那块空白点标上了东市两个字，其次是在未央宫中只标出前殿。
次年（1996年）为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刘庆柱撰写《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一文，此文亦附《汉长安城遗址平面图》一幅（附图４）[16]。就整个长安城平面来看，这一幅图最大的特点是正式将北宫的地望定位在安门大街及厨城门大街之间，亦即位于王仲殊原定的北宫之东，而王图中的北宫为北阙甲第，至于未央宫及长乐宫、西市中列出一些经探勘或发掘的遗址。这一幅图可说是汉长安城遗址平面中最新的一幅，代表汉长安城遗址工作的具体成果，在往后刊布的汉长安城发掘简报或及汉长安城著作中已部分采用了此图[17]。
自1956年汉长安城探勘工作展开后，汉长安城遗址平面图未曾见诸公布，1982年王仲殊公布第一幅汉长安城遗址平面图，其后再由刘庆柱据考古探勘、发掘资料三度修正汉长安城遗址平面图，说明考古工作人员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务实精神，令人佩服。
除上述由考古工作人员发布的汉长安城遗址平面图外，也有一些学者根据文献记载及已公布的发掘资料对汉长安城进行研究，并且划出了平面图，值得注意的是马先醒所画的《汉代长安区划略图》。（附图５）
《汉代长安区划略图》，首见于其博士论文《汉代之长安与洛阳》附图十五[18]，其后又见诸氏撰《汉代长安城之营筑及其形制》一文之附图八[19]、《中国古代城郭形制考述》一文之附图２。[20]
《汉代长安区划略图》刊布于1972年，当时汉长安城的考古发掘资料公布的很少，马先醒绘制该图时所依据的资料以传世文献为主，采用的底图为《汉长安城建章宫区遗址及渠道复原图》（附图６）[21]及《西安汉长安城址实测图》（附图７）。在这种条件下，马氏绘制《汉代长安区划略图》已有两项创见为后来的考古发掘证实，一为长乐宫跨处橫贯驰道（橫贯）霸城门、直城门之大道）两边，即霸城门、直城门间有一条橫贯大道；其次为北第遗址地望[22]。
马先醒认为长乐宫跨处橫贯驰道两边的可能性理由有六：第一，如《三苑图》《汉城图》《汉长安图》等，长乐宫均系跨处霸城门南北，甚或越处霸城门之北。但由于其上之未央宫同样跨越于直城门，事实上未央宫并未跨越。因此该等证据虽较原始，实则颇为薄弱，不得不求诸其他。第二，宫殿多就富于水木之胜处。据《汉长安复原图》，明渠流经驰道之北，理当为长乐宫所近。第三，史载，长乐宫有东阙、西阙，东阙不当开向城墙，应开向城门，该门，唯一可能，即霸城门。第四，在已出土五座城门中，属大型者，唯二座，即西安门与霸城门。西安门之所以呈大型，确与正对未央宫南司马门有关；而霸城门既亦呈大型，其所对者，当即长乐宫东阙。第五，足立六喜氏经实地踏查后所测绘之《汉长安故城图》，曾将城中诸宫之中心位置标出。其所标出之未央前殿，位置既颇正，则其将长乐宫位置标之于霸城门内稍稍偏北处，如以驰道为准，则为驰道之北。第六，水经注卷十九渭水篇曰：明渠又东迳汉高祖长乐宫北……又东，出城。明渠既经证明系于清明门处出城。（详本编第三章《街道与渠道》）衡诸其间之关系位置，长乐宫必有一部分处于霸城、清明二门之间。
据上六端，或可推断长乐宫不限处于驰道之南，至少有一部分越处驰道之北[23]。所引相关文献尚有《西都赋》与《西京赋》之记载，其云：
西都赋曰：“自未央……北弥明光而亘长乐”；西京赋亦曰属长乐与明光。案明光宫即北宫，北宫位于未央之北。（详后北宫条）由西都、西京二赋所述之交通位置观之，长乐宫亦当有一部分处于橫贯驰道之北[24]。
“明光宫即北宫，北宫位于未央之北”与其他研究者论点相悖，容有可议之处，但其据此推断“长乐宫亦当有一部分橫贯驰道之北”不容忽视。
文献记载外，马氏又据考古资料加以推测，其曰：
据《汉长安城址实测图》，城南墙东段凹入部分长约二四二一公尺，此或即长乐宫南垣之长度，其地既为平原，长乐宫又最早建成，其形当取正方，正方则周长约九六八四公尺，合计二三·四里。（新莽后汉尺度）此即黃图、关中记所谓长乐宫周围廿馀里者是。
据发掘实测霸城门以南之东城墙长为一四一○公尺，少于南城墙东段凹入部分一○一一公尺，此当即长乐宫超越霸城门以北部分之纵长，本此等条件所形成之长乐宫，既处明渠之东段以南，即包括今存之雷寨及中查寨在内，雷寨、中查寨似即建于汉长乐宫北部遗基之上[25]。
北第地望，马先醒于图中指出在桂宫和北宫之间，在其相关论文中并未具体讨论。仅在《汉代长安里第考》一文中，引《汉书》卷四十一《樊郦滕傅靳周传·夏侯婴传》“乃赐婴北第第一”句下颜师古注：“北第者，近北阙之第，婴最第一也。”而论“既有第一，即有第二、第三；同样，既有甲第，即有乙第、丙第。”[26]似乎是据此而在图中注“北第”，显然较诸王仲殊所画之图高明。
马氏的研究虽然为考古所证实，但是尚有几点值得讨论：
一、关于北宫地望，马氏认为北宫即明光宫，位于未央宫北[27]，故在图中将之画于北第之东。与《汉长安城遗址平面图》之北宫位置相比较，虽略为偏西，但能早于此指出北宫未与桂宫紧连，应算是创见。至于北宫亦即明光宫的说法与多数近人之研究相左，容或还有讨论的空间。
二、马先醒又认为洛城门应和覆盎门相对，并有一条杜门大道纵贯其间，其中洛城门位置和现今考古发现不同，但在橫贯霸城门、直城门间大道南，却有一纵贯道直达覆盎门，如此马氏的推断有部分似已被证实。
三、马先醒认为锺官府在长安城的西北角。按：汉锺官铸钱遗址已经考古挖掘证实，位于今户县东北部与长安县界处，东距西安市约25公里，在西汉时，这一带属上林苑[28]。如此则马氏的推断似乎有问题。不过，马氏标明为汉锺官府的地望，属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相家巷村附近，1992年及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汉城工作分别在相家村南发掘冶铸遗址一处，均被认为官办冶铸场地的遗跡[29]。说明马氏的判断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西汉长安城丞相府的位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所发布的汉长安城平面图中均未见标出，马先醒则认为应在未央宫东武库西。今人宋杰的研究也推断西汉丞相府在未央宫东[30]，和马氏所见略同。
三、汉长安城研究论争
学术研究过程中，对于某些问题往往会产生一些争鸣，汉长安城的研究亦然。在汉长安城研究中，杨宽与刘庆柱的讨论属较大论争。
杨宽于1984年发表《西汉长安城布局结构的探讨》一文[31]，本文主要论点为汉长安城的设计思想是承袭战国和秦代都城布局结构的模式；汉长安城属于宫城的性质；东市和西市不在长安城内等。针对杨宽的看法，刘庆柱于1987年撰写《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32]与之商榷，指出汉长安城的设计思想很可能受到《周礼·考工记》的影响较大；汉长安城不是宫城，而是大城或城郭；东市和西市不在长安城外，应在雍门大街以北，橫门以南的橫门大街为界处。
1989年，杨宽再发表《西汉长安城布局结构的再探讨》一文，再度重申汉长安城是西汉长安城的外郭城的看法不正确、长安城东北有广大的郭，并与东北两面的七个陵邑区构成一国经济中心、雍门以北二个市的遗址，与文献所说由九市组成的东西两个大市不合，汉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在郭区、西汉长安城沿袭西周东都成周和战国中原诸侯都城以及秦咸阳而发展成西城接东郭的布局结构，其建设有其一整套的规划而按步就班地建成[33]。刘庆柱针对此文亦撰文《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回应，对杨宽认为长安城属于宫城性质的五点论据反驳。汉长安城应即文献所载的城郭或大城、目前考古勘探新发现的汉长安城内西北部两个市的遗址应为东市和西市、汉长安城形制渊源于战国时代的秦国和中原大国都城西城接东郭的布局结构的说法无法成立[34]。
最后杨宽又撰《三论西汉长安的布局结构问题》[35]，与刘庆柱及刘运勇商榷。本文基本看法不变，即长安城是扩大的宫城而具有内城性质、东西大市建设在北郭大道旁，同时进一步论述北郭、东郭、西郭结构，并对一些细节做了讨论，例如：对营建长安城的阳城延为少府，非将作少府进行了证据的补强、有不少商人住在特设的里。
杨氏三论发表后，未见刘庆柱撰文相商，之后相关问题的讨论，仅有徐卫民撰《论秦西汉都城的面向─与杨宽先生商榷》一文[36]。杨宽与刘庆柱的争论，各以其掌握资料与认知进行论述，难有交集，本文不在评述其得失，而是讨论杨宽的某些论点的产生源由。
杨氏的三篇论文中，似乎先后受马先醒《汉代长安城之营建及其形制》及《汉长安里第考》两篇论文的影响。采用《汉长安里第考》的论点时都明确指出，反而是引用《汉代长安城之营建及其形制》观点时往往先隐讳，在其后续论文中才明言。
杨宽在《西汉长安城布局结构的再探讨》文中指出：台湾学者马先醒先生《汉代长安城之营筑及其形制》（载所著《汉简与汉代城市》，1976年）所附《汉代长安城区划略图》，把西市画在橫门外，东市画在洛城门以内大街与宣平门大街的交接处。说明有些学者确认西市在橫门以外的北郭，对东市位置尚有不同的看法。[37] 但在《西汉长安城布局结构的探讨》一文中论述西市的地望时，仅记就文献所载而推论西市在橫门大道，未言参考其他学者的意见，却特别着墨在反对马先醒所言从洛城门贯穿到覆盎门有一条南北大道的说法[38]。
其次，杨宽在《西汉长安城布局结构的再探讨》文中提及长安城的营筑者为“少府阳城延”，其注脚所引也是相关传世文献[39]。在《三论西汉长安城的布局结构问题》中再度增补文献材料论证阳城延为“少府”非“将作少府”，并云：“马先醒先生《汉代长安城之营筑及形制》一文（收入《汉简与汉代城市》，台北简牍社1976年出版）早已指出：‘只据《功臣表》观之，阳城延之官职似为将作少府，即将作大匠，但据《百官公卿表》，则知阳城延确为少府。’又说：‘阳城延以掌山海池泽之税之少府，而负筑宫城之全责，则不但说明筑宫城旨在养天子，且显示汉初筑宫城之财源，是出于少府，即来自商税。’（见该书２３４页）”[40]
后出论文详引马先醒论文，而较早发表者虽有引用马先醒文，在关键处则未见记载的情形看，可以推论杨宽对西汉长安城的研究或多或少受马氏影响。
四、结 语
马先醒在1972年绘出《汉代长安区划略图》，图中的北第地望及霸城门与直城门的橫贯长乐宫、长安城大道，这两项后为考古探勘确证；北宫地望的推测虽和考古发掘略有出入，但指出未和桂宫紧邻，仍有一定的创见，可惜在相关研究论著中却未见任何人提及。倒是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时似乎看到这些创见，因此在书中分别以《西汉长安城图（文献）》（附图８）[41]、《西汉长安城图（考古）》（附图９）[42] 来呈现。据参与地图集编绘的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李令福教授赐知，《西汉长安城图（文献）》中的北宫位置确实是受马先醒的影响，但图中亦未见标示[43]。
杨宽对西汉长安城的研究，虽有其见解，但也间接受到了马先醒的影响，此由其后续发表论文可以看出，其分析如前，不再赘述。 由此可知马先醒对汉长安城的研究，在汉长安城的研究上具有一定的贡献，但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后记：本文为2011年4月21—24日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参加 “Ｃhang,an26ＢＣＥ，from Drains to Dreams”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 《由汉长安城平面图看研究论争》修订稿。蒙讲评人纪安诺 （EnnoGiele）教授、唐晓峰教授惠赐高见，得以进行修订，十分感谢。）
注 释
[1]项秋华：《前汉宫殿建筑对政局的影响》，（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民国68（1979年）年７月，第７页。
[2]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原载《考古》1996年第10期第1－14页，收入氏著《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124－141页；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保管所编《汉长安城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１版第1次印刷）第501－520页。
[3]王仲殊： 《汉代考古学概 说》（北 京）中 华 书 局，1984年6月第1版第１次印刷，第４页，图三汉代长安城遗址平面示意图。按本书先由张光直等人翻译以“汉代文明”为名，1982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英文版《汉代考古学概说》的中译本。
[4]关于这三次修订的问题，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5]马先醒：《汉代之长安与洛阳》（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民国61（1972年）年10月，附图十五。
[6]马先醒：《汉代长安城之营筑及其形制》，原载《华冈学报》第７期（1973年7月）第135－178页，收入氏著《汉简与汉代城市》（台北：简牍社，1976年 1月）第226－269页，《中国古代城市论集》（台北：简牍学会，1980年）第1－52页。按本文为其博士论文《汉代之长安与洛阳》上篇《汉代长安（上）》第三章城筑及第四章形制的修订稿。
[7]马先醒：《汉代长安里第考》，《简牍学报》第１期（1974年６月），第60－70页，又以《汉代长安城中之闾里宅第》，载《东方杂志》第８卷第４期（1974年10月），第41－48页，收入《汉简与汉代城市》，第270－280页。按本文为其博士论文《汉代之长安与洛阳》中篇《汉代长安（下）》第二章《市里》之修订稿。
[8]马先醒：《汉代之长安与洛阳》，附图一、二、三、四、五、六、 七、 八、 一 三、 一 四、 一 九、 二 二、 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
[9]马先醒仅言此图由劳贞一（榦）影寄单页，并未言及作者及出处，或系受当时两岸政治环境影响而未见原书。按：此图见诸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80页。
[10]马先醒：《汉代之长安与洛阳》，附图九、一○、一一、一二、一六、二○、二八、二九。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394页。
[12]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８月第１版，1992年2月第3次印刷，第159页。条目执笔者为王仲殊。
[13]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 1次印刷，第113页。按本书初版系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3年12月出版。
[14]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的宫城和市里布局形制述论》，原载《考古学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收入刘庆柱著：《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162－176页，又见《汉长安城遗址研究》，第416－431页。
[15]刘庆柱：《汉长安城未央宫布局形制初论》，原载《考古》1995年第12期，第1115－1124页，收入氏著《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177－189页，又见《汉长安城遗址研究》，第483－495页。
[16]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原载《考古》1996年10期，第1－14页，收入氏著《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124－141页，又见《汉长安城遗址研究》，第501－520页。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工作队撰写的《汉长安城北宫的勘探及其南面砖瓦窑的发掘》简报亦刊布在同一期《考古》，第23－32页（又见《汉长安城遗址研究》，第106－119页）文中所附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编，《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4页之未央宫位置图，与刘庆柱文所附的汉长安城平面图基本相同。
[17]例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汉城工作队：《1996年汉长安城冶铸遗址发掘简报》，原载《考古》1997年第7期，第5页；《汉长安城遗址研究》，第120－13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原载《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又见《汉长安城遗址研究》，第132－16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１版第1次印刷，第177页，附图5－1。
[18]马先醒：《汉代之长安与洛阳》，（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72年10月。
[19]马先醒：《汉代长安城之营筑及其形制》，原载《华冈学报》第７期，第135－178页，收入氏撰《汉简与汉代城市》（台北：简牍社，1976年1月出版）第226－269页；《中国古代城市论集》（台北：简牍学会，1980年出版），第1－52页。
[20]马先醒：《中国古代城郭形制考述》，原载《张晓峰先生八秩荣论文集》，《简牍学报》第８期，第1－107页，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城市论集》，第201－301页。
[21]侯仁之、黃盛璋：《水经注（选释）》，载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１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１版；香港：中华书局，1963年８月香港初版；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1月北京新１版第１次印刷），图四。
[22]按：马先醒认为北宫即明光宫，或有可议之处，但明确指出该处为北宫则无疑义。
[23]马先醒：《汉代之长安与洛阳》，第247－248页。引文中括号内 “详本编第三章《街道与渠道》” 为马氏自注。《本编》为其博士论文《汉代之长安与洛阳》之上编《汉代长安》。
[24]马先醒：《汉代之长安与洛阳》，第249页。引文中括号内之“详后北宫条”为作者自注。
[25]马先醒：《汉代之长安与洛阳》，第248－249页。
[26]马先醒：《汉代长安里第考》，《汉简与汉代城市》，第270－280页。
[27]马先醒：《汉代之长安与洛阳》，第258－363页。
[28]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编：姜宝莲、秦建明主编，《汉锺官铸钱遗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７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1－7页。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城工作队：《1992年汉长安城冶铸遗址发掘简报》，原载《考古》1995年第９期，第792－798转807页；又见《汉长安城遗址研究》，第95－10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1996年汉长安城冶铸遗址发掘简报》，原载《考古》1997年第７期，第5－12页；又见《汉长安城遗址研究》，第120－131页。
[30]宋杰：《西汉长安的丞相府》，《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37－73页。
[31]见《文博》创刊号（1984年7月），第19－24页；又见《汉长安城遗址研究》，第312－319页。本文为作者就《中国古代都城的起源与发展》（西嶋定生监译，尾形勇、高木见智合译，日本学生社，1987年11月出版）一书中的《论西汉长安》一章修改而成，《中国古代都城的起源与发展》后为中文版《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书之上篇。
[32]原载《考古》1987年第10期，第937－944页；后收入氏著《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142－151页；又见《汉长安城遗址研究》，第320－329页。
[33]原载《考古》1989年第4期，第348－356页；《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2003版），上篇附录，第197－214页；又见《汉长安城遗址研究》，第359－370页。
[34]刘庆柱：《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考古》1992年第７期，第152－161页，后收入氏著《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第142－151页；又见《汉长安城遗址研究》，第 406－415页。《考古》1992年第7期，第640－645页，同时刊载刘运勇，《再论西汉长安布局及形成原因》一文，该文系在刘氏旧作《西汉长安》一书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35]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2003版），上篇附录，第215－234页。
[36]原载《秦文化论丛》第6辑，1998年6月，第54－61页；后收入氏撰《秦汉历史地理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 2月第1版第1 次印刷，第15－23页；又见《汉长安城遗址研究》，第614－619页。
[37]见《考古》1989年第４期，第353页；《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2003版），上篇附录，第208页；又见《汉长安城遗址研究》，第365页。按杨氏所说的有些学者包括日人佐藤武敏，佐藤武敏《汉代长安的市》亦认为西市在橫门以外的橫桥大道。
[38]杨宽：《西汉长安城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创刊号，第19－24页；又见《汉长安城遗址研究》，第312－319页。
[39]见《考古》1989年第４期，第356页；《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2003版），上篇附录，第199页；又见《汉长安城遗址研究》，第369页。
[40]杨宽：《三论西汉长安城布局结构问题》，《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篇附录，第217页。
[41]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55页。
[42]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第54页。
[43]李令福教授与笔者讨论汉长安城相关问题时，曾多次提及此说。
本文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来自微信公众号历史真有趣（lszyqwx）。
作者简介
陈文豪，男，台湾澎湖人，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教授，兼任台湾上古秦汉史学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秦汉史简帛学、中国历史地理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