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清代后期西方人笔下的西安城
作者︱史红帅
原标题：清代后期西方人笔下的西安城——基于英文文献的考察
清代后期前往西安城从事传教、考察、游历、行医等活动的欧美人士数量众多，其日记、游记、调查报告等是复原清代后期西安城社会生活、城市景观的重要参考文献。在西方人笔下，清代西安城作为中国西部之都,城高池深，人口众多，各省移民和多民族人口聚居，城区布局严整；作为西北商贸集散中心和亚洲商道节点，西安城贾通八方，商业繁荣，贸易额巨大。相关英文文献的深入发掘和研究，不仅有益于复原清末西安的城市面貌，更可藉此了解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西方世界对于西安城的认识与评价。
明清时期，西方人前往西安城从事传教、考察、游历等活动，有两个相对集中的时期。一是自明末至清代前期，比利时、德国、葡萄牙、意大利、英国、法国等欧洲传教士前往西安城，传播天主教;一是清代后期，欧美多国传教士、医生、商人、旅行家、探险家等前往西安城从事相关活动。与前一时期相比，清代后期前往西安城的西方人不仅身份更为复杂，从事的活动更为多样化，而且留下了大量日记、游记、调查报告等弥足珍贵的英文文献。这些文献基于宏观视野和微观视角，记录了清代后期西安城地理环境、城市景观、社会生活、民俗风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丰富内容，不仅可与传统史志文献相互补充，亦有益于了解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西方人对于清末西安城的认识和评价，以及处于西北内陆的西安城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与影响。
以往的晚清西安城研究，除传统史志外，多援引1906- 1910年执教陕西高等学堂的日本教习足利喜六所著《长安史迹考》一书，而对大量相关英文文献并未涉及。相较而言，数量众多的英文文献较《长安史迹考》更注重记录清代后期西安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情况，内容也更为丰富。
以下基于笔者搜集到的若干与清代后期西安城相关的英文文献，结合传统史志，着重探讨清代后期西方人所认识和记述的西安城地位、城市规模、城市分区、人居景观、商业贸易等，以期从西方人的视角剖析清代西安城作为西北重镇的城市地位和特质。
一、清代后期西方人对西安城的总体认识与评价
在有关晚清中国内陆的英文文献中，西方人对西安城的总体认识和评价主要集中在西安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城市规模、军政地位等方面。这些对西安城的了解和评价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的西方世界影响甚大，可视为西方主流社会对清代西安城的基本认识。
关于西安城的自然、人文环境， 1907年出版的《中华帝国传教调查》概述云：
“对于沿着陕西省南北方向旅行的人而言，穿越秦岭往北，就置身于渭河右岸的低平地区。这里人口稠密，土地肥沃(依赖于降水)。渭河谷地西部狭窄，但愈向东行，愈为宽广。沿山而下的川流可供人们灌溉田地，种植稻米。据估计，西安盆地面积约4000平方英里，分布着省会西安城、4座州城和30座县城。平均每平方英里就有一座市镇，还有无数的村落。”
在西方人看来，陕西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悠久，地域广大。“陕西省面积为75, 270平方英里，几乎为英格兰和威尔士面积之和，或相当于内布拉斯加州的面积。据估计，人口为8, 450, 182，约为苏格兰和爱尔兰人口的总和”。而西安城作为陕西省会，“就历史胜迹而言，无出其右”。尤其是1625年在西安城西郊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更成为吸引欧美国家宗教、考古、探险等方面人士慕名前往的重要动因。1913年版《革命的中国》就指出景教碑对于扩大西安城在西方世界影响的重要作用:
“从宗教和文物考古角度而言，几乎没有哪一个中国城市能够在引发欧美人兴趣方面与之匹敌，因为这里有刻立于公元781年著名的景教碑，而今伫立在异教寺庙的院落中。它记录了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团体。这通极为古老而富美感的石碑的复制碑于1909年存放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自1850年起就存有一份拓片。”
在西方游历者眼中，清代西安城不仅仅是陕西省会，更是“中国西北地区之都，到处都拥挤着繁忙的商人和游历者”。西安城“在规模、人口和重要性方面仅次于北京”。《革命的中国》则从战略角度指出，“如果俄国打算切断中国东西部的联系，它就应当向西安发动攻击。因为西安是维系鞑靼斯坦、西藏、四川与帝国联系的战略要地”。
西安城以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庞大的城市规模、众多的城市人口，素来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913年版《见证中国革命:历险与救援报告》认为，“在中国漫长奇特的历史上，古城西安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现在，在吸引了东、西方世界目光的1911- 1912年革命中，西安又一次占据了独特的地位”。该书还阐释了西安城在1900年“庚子国变”之际作为临时国都和1911年辛亥革命时作为首批起义城市的重要作用:
“据说西安城落入革命党手中，对北京当局造成的影响远比任何其他事件更为深远。因为西安城被视为是帝国一处名副其实的堡垒。没有什么比这样一个事实更有说服力，在上一次的中国大变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以及整个朝廷选择西安作为临时栖身之地。但是岁月流转，西安城在近300年前满族统治中国时，是最后一个承认满洲皇权的城市，现在却是第一批推翻满清统治的城市之一。”
尽管清代西安城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地位无可否认，但西方游历者也深刻认识到，西安城深处西北内陆，交通运输落后，在与西方各国大规模通商方面难与沿海、沿江开埠城市相比。《见证中国革命:历险与救援报告》就形象地指出西安城深处内陆的不利一面:
“陕西如此偏僻遥远，以至沿海的人们提及时就好像在说异国之地。按照所需时间计算——必须承认，这一点是最为公平的方法——伦敦比西安距离北京更近。伦敦距离北京仅仅13天的路程，而从北京前往省城西安平均需要16天(尚且是天气允许的情况下!)”
1907年丹麦探险家赫尔姆曾前往西安城复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撰有《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一书。《纽约时报》1923年1月14日发表该书书评称，“大西北的陕西省和甘肃省远离铁路，只能经由最难行的陆路或单调乏味的水路前往。由于其偏僻遥远，这两个省与外国没有商业往来。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是神秘的未知之地”。
二、清代后期西方人所记的西安城规模
清代后期西方人对西安城地位的认识与评价，如中国西部之都、仅次于都城北京等，很大程度上基于西安城庞大的城周和人口规模。英文文献所记数据虽然未必精确，但正可反映当时西方人眼中的西安城规模与地位。
1.城周规模
清代西安城高池深，占地广大，西方游历者看到雄壮宏伟的西安城，莫不为之震撼，多将之与都城北京相比。美国外交官洛克希尔所著《喇嘛的国度》即称“西安城墙的长度、高度和坚固程度仅次于北京”。“壮丽宏伟的西安城有着厚重坚实的城门，城墙宽度至少在14码(注:约13米)”。除对清代西安城墙、城门、箭楼、敌楼、马面等景观加以实录外，西方游历者多记述有西安城墙周长,如下表所示:
表1 西方人所记清代西安城周数据一览表
西方人所记清代西安城周数据主要来源于地方文献、对时人的访谈以及个人的踏勘估测，相互并不一致。应当指出，这些城周数据仅指西安大城周长，而未包括四关城。上表数据大致可分两类，一是25—39里，一是77里。前者为作者亲历西安城的考察数据，后者则由于文献作者误以西安城为正方形，遂有西安城“方形城区每边长达6英里”的记述，由此得到的城周规模就远大于实际长度。
关于明清西安城墙长度，不仅西方人前后记述有别，就是传统史志也因认识差异而有多种说法。西安城在明洪武初年增筑后，嘉靖《陕西通志》在《陕西省城图》中即注“城周四十里”。明成化年间《新开通济渠记》碑亦载“城围阔殆四十里许”。乾隆《西安府志》载云:“按西安省城，《通志》云周四十里，高三丈。以今尺度之，周遭计长四千三百二丈，实二十三里九分。”“四十里”之说系指西安大城与东关城墙长度之和，“二十三里”为西安大城周长的约数。
据考古实测数据，西安城垣周长13, 912米，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可见，有些西方游历者所记数字与实测数据相当接近。笔者依据1936年陕西省陆地测量局所绘《陕西省城图》初步量算，西安东关城墙长约7. 5里，西关4. 3里，南关3里，北关3. 5里。四关城墙总长18.3里，大城以28里计，则清代西安城周约46里左右。明清史志所载西安城“周四十里”，虽然未必精确，但与实际情形略相吻合。
2.人口规模
在城周规模之外,城市人口数量也是衡量封建城市规模和地位的重要指标。英文文献对清代后期西安城人口数量、灾民、移民以及民族人口多有记述，也充分反映了西安城作为中国西部之都的重镇地位。
（1）西安城人口数量
明清西安城既是陕西省城，又是咸宁、长安两县县城，城区由两县分辖，清代又设置了相对独立的满城区，城区人口数长期缺乏明确记载。美国记者尼科斯在《穿越神秘的陕西》中就认为，“目前西安城的人口，如同大多数中国城市一样，不可能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清代后期，前往西安考察、游历、传教的西方人开始明确记述西安城人口，虽然这些记述各异的人口数字并非统计的结果，而得自于对官员、士绅、民众等的采访，或依据个人实地考察所做的估测，但却为当时西方世界所了解和认同。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英文文献所载西安城人口，有100万、70万、50万、25- 30万等四种说法。1884年版《地理读本》称清代有“四大城市的居民超过了100万，分别为广州(150万)、北京、湘潭和西安”。1896年《亚洲》第1卷《北亚和东亚》载，西安城“在固若金汤的城墙之内，有近100万居民”。1901年版《中国的一年1899—1900》记云:“陕西省城西安曾是帝国都城，昔日的声望留存至今。即使目前的城市人口也将近50万”。1901年在西安城发放赈济款的尼科斯指出，“据当地官员估计，在最近发生饥馑之前，西安城有100万居民。这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夸大，也许70万的估计较为接近当前的人口数”[26]。赫尔姆在观察西安城供水时记云:“(西安城西门和北门的)水井为至少100万总人口的1/4，即25万人供给饮用水”。
1911年版《中国十八省会》从世界范围内将西安城人口规模与英国、荷兰、挪威和美国的大城市相比较, “西安城人口约为200, 000至250,000，堪与诺丁汉、海牙、奥斯陆和泽西城相提并论”。
英文文献所载清代后期西安城人口数字较同一时期陕西、西安地方人口统计数字超出2—10倍之多。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载陕西省城保甲局光绪十三年(1887年)统计西安城关有23,265户,人口为83, 967。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载宣统三年(1911年)两县城区人口为111, 628。两县城区人口并未包括满城人口在内，满城作为独立军事管辖区,雍正九年(1731年)一度接近4万人，至清末当不会增减太多。八旗兵之外，西安城还驻有“督标营”、“抚标营”共5, 395名绿营兵。以宣统三年(1911年)城区民数合计军队及其眷属数，全城常住人口约在15万左右。考虑到统计中有漏报以及缺乏统计流动人口等情况，城区实际人口数无疑会超过15万。英文文献所载20-25万的城区人口与实际状况可能相去不远，而城区70- 100万的人口数则显然有夸大之嫌。
(2)本地灾民
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898- 1901年)陕西地区的大旱灾和随之而来的饥馑，造成人口急剧减少。尼科斯在调查中写道,“截至1901年7月，此前的3年间，陕西有超过200万的男女老幼死于饥饿。据《政治家年鉴》载，1899年陕西省的人口为8, 432, 193，其中有30%的人死于因干旱导致的饥馑”。周边地区灾民大量涌向省城西安，以求官府救济。尼科斯对大量灾民涌向西安城、人口饿毙、疾疫流行等记述颇详:
“由于对土地的绝望，农民们开始涌入西安城。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冬，至少30万绝望饥饿的村民涌向陕西省城。巡抚担心发生抢粮事件，禁止流民进入城区。他们不得不住在郊区的田野里，在路边的斜坡上挖洞栖身，靠吃草根树皮赖以活命。当我去西安时，恐怖漆黑的洞穴在城四周随处可见。但这些洞几乎全是空的，住在里面的男女老少无一存活。据当地统计，在西安城之一郊就有13万人死於饥饿。在三个月时间里，每天早晨巡抚的仆役都要收集600多具尸体，葬埋于东门附近的田野里。结果，饥馑在西安引起了似乎是痢疾和霍乱的综合性疾病。西安城数以百计的居民虽能幸免于最难熬的饥饿，但却死于这一疾病。”
由于大量灾民最终涌入城区，西安城区流动人口在短期内大为增加。1901年尼科斯就曾在西安城五岳庙向多达3000名灾民发放赈济款，“我们看到了至少300名男女老幼在庙宇院子中拥挤不堪。他们全都衣衫褴褛，头发纠结无光，面容憔悴，带着只有饥饿者才有的绝望表情”。
这一场大旱灾引发的饥馑给西安城人口造成的影响至清末都未完全消除，大量灾民沦为城市乞丐，有些甚至形成横行街市、强索钱财的丐帮。赫尔姆在《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中记述1907年西安城街头乞丐云：
“我在任何其他中国城市或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没有看见过像西安城这种凄凉的景象，街巷上到处都是令人生厌的一群群乞丐。一年到头他们虱咬蚊叮的身上都覆盖着一层污垢。乞丐们通常因疾病而秃头，他们黄褐色身体上的可怕疮口流着脓液。乞丐中各种年纪的人都有，形成不同的丐帮”。
(3)各省移民
清末前往西安城的西方游历者，在本地灾民、乞丐之外，也注意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人口。“西安城的常住和流动人口极其巨大，商贾、小贩以及来自帝国各地形形色色的旅行者云集于此”。1909—1912年在西安城行医的英国人塞西尔·罗伯逊就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会看到来自18个省的人”。18省系指清代边疆地区以外的中国本部各省。《中华帝国传教调查》更明确了西安城移民的主要来源地,“(陕西省)的人口代表了大半个中国的人口，因为这些移民来自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四川和云南”。移民人口中大多为商贾,也有部分从事农业垦殖。尼科斯在《穿越神秘的陕西》中记有大量外省籍商贾在西安经商并兴建商人、移民会馆的情形:
“外省籍会馆在城中心地带的建筑占地广大。各省会馆仅为来自该省的人服务。来自汉口的皮货商可寄寓湖北会馆。从北京来西安钱庄办事的人可去直隶会馆。出门在外的人，逗留西安期间都会受到本省会馆的欢迎。商人可在会馆内预订一间房子,用于接待有生意往来的人。”
据笔者初步统计，清代后期西安城设有各类会馆32所，其中外省商人会馆达18所，包括甘肃会馆、山西会馆、三晋会馆、山东会馆、中州会馆、中州西馆、八旗奉直会、馆、燕鲁沈吉江五省会馆、安徽会馆、安徽东馆、江苏会馆、湖广会馆、福建会馆、全浙会馆、绍兴会馆、江西公寓、两广会馆、四川会馆。除新疆、青海、西藏、云南以及蒙古等地区外,其他省区均在西安建有商人、移民会馆。这也与英文文献所载西安城移民众多的特点相吻合。
(4)多民族聚居
作为西北重镇，清代西安城区人口呈现出多民族聚居的鲜明特点。多民族人口与各省汉族移民聚居一城，彰显了西安城“有容乃大”的城市人口特质。1883年版的《中国——关于地理、政府、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的调查》就称西安城具有“异彩纷呈的多民族格局”,“包括藏族、蒙古族和鞑靼,还有数以千计的穆斯林因忠于朝廷而居住城中”。美国学者汤姆森所著《革命的中国》载有他在西安街头所见多民族人口熙来攘往的景象:
“西安城呈现出万花筒般的多民族景象：缠红头巾的穆斯林，穿红衣服的鞑靼，缠蓝头巾的蒙古人，着长筒靴、留大胡子的俄罗斯人，穿长筒靴的还有藏人，穿蓝色长袍的汉人，穿黄色法衣的喇嘛，时而还会看到长有瘿瘤的当地人，穿长袍的满洲人，以及从种族起源之地移徙到中国东部，成为征服者的秦人、周人的后裔,还有希伯来人，他们也许会夸耀自己带有土耳其东部亚拉腊最为纯正的血统。”
汤姆森从服饰、外貌、身体状况、种族来源、历史文化等角度，记述了清末西安城汉、回、满、蒙、藏、鞑靼、俄罗斯、希伯来等多个民族的人口特征。多民族人口生息聚居的状况充分反映了西安城在中国西北各地之间，以及西北与中亚、西亚、欧洲等地交往、联系中的重要地位。
三、清代后期西方人所记的西安城市分区与街巷景观
1.西安城分区
清代西安城不仅有由东西、南北大街自然划分的城区四隅与四座关城构成的“一城八区”，亦有由咸宁、长安两县分辖城区的“一城两县”行政分区，还有汉、回、满“三族鼎立”的民族分区。
1911年出版的《中国十八省会》就将西安城“一城两县”分区状况与纽约城相较,“当今两县同聚一城，一称长安，一称咸宁。西安城东、西两半各属一县。正如里奇蒙德、布鲁克林以及皇后区那样共同组成了大纽约城。因此，长安县并非一座独立的城市，而是西安城的一部分，东半部的咸宁县亦复如此”。《中华帝国传调查》记清代西安城民族分区云:
“西安城南半部全为汉人居住，但北半部人口混杂居住。鞑靼城占据了整个东北区，容纳有相当庞大的满族人口，可能有50, 000之多。西北城区是回族聚居区，尽管并无城墙与汉人区相隔，但很显然属于穆斯林居住区。”
在西方人看来，清末西安满城武备废弛，康熙年间曾号称“禁卒精练，天下无敌”的西安八旗驻防已雄风不在。1911年版《中国十八省会》载:“这里就是为了统治汉人而修建的满城，已经存在了二百多年。在所有重要城市都有用城墙隔开的驻防区域。迄今，鞑靼军兵仍举行军事操演，投石、掷棒、骑射，但这一制度已经废懈，鞑靼城也渐显荒芜。”满城八旗教场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八旗将军都赉会同陕甘总督黄廷桂改建。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在1856年出版的《西安府的景教碑》中载称,“这处旧址场地广阔，长满了草”。1907年赫尔姆看到的满城教场“主要用于放羊，偶尔进行军事演练”。他还设想，“这里未来也许会在作为火车站、一小块外国人居住区或者赛马场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赫尔姆对满人“傲慢、懒惰、无所事事”，满城内没有商业贸易印象深刻。他记述说，“从繁华的汉人街巷进入鞑靼城，就好像从纽约第五街进入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或从(伦敦)拉得吉特山的喧嚣中进入圣保罗大教堂”。
清代西安城回族主要聚居于城西北隅，赫尔姆在《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中记云:“西北城区是外省人和回族聚居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人口过分密集的四川省的移民”。“我发现很多人，尤其在清真寺及其周边的人们，其脸型和肤色有显著的西亚人的特点”。
在满城和回族聚居区以外，则为所谓的“汉城”，包括东南、西南城区和四座关城。东南、西南城区传统屋宇大多建筑考究、院落宽大。对西方游历者而言，“这些屋宇看上去令人印象深刻、颇感愉悦”。
2.街巷与屋宇
(1)街巷
清代后期西安城约有300余条街巷，其中官街和主要道路多用石铺砌，并时有维护。“与其他很多中国城市相比，西安城大街宽阔——宽度足以容纳四辆马车并排而行，令人印象深刻”。大街两侧往往店铺林立，形成商业街市。英国学者威廉姆森在1870年出版的《在华北、满洲和东蒙的旅行》记述说，“西安的主要大街都铺砌平整，店铺生意兴隆、鳞次栉比”。1901年版《中国的一年1899—1900》载清末西大街沿线商铺繁盛状况云:“西安城自西到东横贯城区的主要大街是一条上佳的宽阔大道，两侧店铺储备丰盈，车马如流”。1891年版《喇嘛的国度》亦称，“西安城内的生活和运作，铺有石板的街巷、殿宇以及华美的寺庙和官署建筑，都完全仿照都城北京”。美国记者尼科斯认为，就城市布局而言，“西安是一座远比北京更令人难以忘怀的城市”。他还对西安城街巷之规整褒扬有加:
“中国许多城市共有的一个缺点是，街巷建设欠缺规划，不成体系。无论城区人口有多么巨大，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城市都很少具有都市的外观。街巷通常盲目地四散开来，没有规划，欠缺章法。但西安城是一个例外，它遵循规章。西安城的大街虽未专设人行道，但都很宽阔。大街穿越城区，从一面城墙直抵另一面城墙。这些街巷总能以合适的角度相互贯通，主要大街以石板铺就，在沿用了几百年后，已多有磨损。西安城街巷众多，均可得以定时维护。”
(2)屋宇
前已述及，清代西安城汉人居住区，尤其西南城区因达官贵人汇聚、富商云集而有大量建筑华美的汉式屋宇。《中国十八省会》载称，“过了人们所称的“南院”，再向西行，就可看见华美的宅邸，院落中植有古树。就跟(伦敦)布朗普顿和坎森顿区一样，是退隐官员归老养息的贵族居住地”。《穿越神秘的陕西》对清末西安西南城区屋宇外观和内部陈设记述更详:
“西安城南部区域包括400个居民区，仅从房屋的外观无从得知屋内装饰之美。沿街低矮的围墙开有门，穿门而入就可看到庭院，院子的左、中、右侧均有房屋。富裕人家里的家具通常是檀香木或柚木制成。房间角落里是华丽的彩色丝绸帏帐，靠墙的柜子上摆放着珍贵的瓷器，其中很多在中国和在纽约一样贵重。大多数西安的富人以收藏带有“桃花”和“江西蓝”的瓷器为时尚。”
尼科斯还指出，“骑马穿过西安城区，看不到类似纽约东部街区拥挤、绝望、堕落的贫民窟的景象”。在他看来，西安城“最富和最穷的人之间，在教育、机遇和环境方面没有宛如鸿沟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在纽约第五街的百万富翁和博额瑞区寄宿区房客之间却赫然存在”。
四、清代后期西方人所记的西安城商贸状况
1.重要的商贸地位
自唐之后,西安城废不为都，但作为西北商贸重镇的地位相沿至清代。宋长安城“民多浮奢，去本趋末”。元奉元城“凡人生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明西安城有“五方杂处，商贾云集”之称。至清代，随着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拓展和巩固，西安城的商贸地位更趋重要。在西方人眼中，清代西安城是当之无愧的西北商贸集散中心和亚洲商道节点。
(1)西北商贸集散中心
西安城作为西北商贸重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东连西接的地理区位。洛克希尔在《喇嘛的国度》中就指出:
“西安城重要的政治和商业地位归因于居于中心的位置。通往甘肃、四川、河南、湖北和山西的道路在这里交汇。渭河谷地为群山环绕,现存穿越秦岭山脉向南的两条道路,以及两条向西通往山区省份甘肃的道路也在渭河平原交汇。因此,这自古就赋予了西安城极其重要的战略和商贸地位。”
《穿越陕甘:克拉克在华北的历险(1908-1909)》详载西安城商道及其广阔的商贸腹地:
“六条大道与西安城相连，车马川流不息。从北京而来的大道，与东接河南、通往东部的大道在陕西省边界交汇；第二条来自东南的大道，通往汉口和汉江，可经由商州进行水路贸易；第三条大道用于交易汉中府和西南地区四川省的物产；第四条大道来自甘肃、西北新的统治区，以及西藏；第五和第六条大道分别来自西北和北方，经由前者输入宁夏的皮张和羊毛，后者则是陕北和蒙古的贸易通道。这一广阔区域源源不断的财富的流入流出，使得西安府城在作为集散中心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有赖于这些商道，清代西安城与西北、华北、中原和西南各大区域商业城镇紧密联系起来,各地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各类商货于此交易集散。
1883年版《中国—关于地理、政府、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的调查》载云，“西安城贸易主要是交换来自东部省区(经过重镇潼关)与西藏、甘肃和伊犁的物产”。1896年《亚洲》第1卷《北亚和东亚》亦称,“西安城是一个庞大的商品集散地。产自南方各省的茶叶、糖以及其他物产，被运往甘肃、藏北和蒙古,用来交换羊毛、麝香、大黄、药材和皮货”。洛克希尔在《喇嘛的国度》中记述陕甘贸易云,“西安向甘肃这个我最为关心的省份运去陶器和瓷器、棉花织物、丝绸、茶叶(湖南砖茶)以及部分小麦，而来自兰州的包括水烟、豆油、质量极佳的鸦片、麝香、大黄、羔羊皮、兽皮、毛皮以及药材”。西安作为西北皮毛交易中心的地位在《穿越神秘的陕西》中也有明确记述，“西安城是西北各省皮毛贸易的中心和转运枢纽。陕西是供给整个帝国官员们朝服衬里所用貂皮和水獭皮的来源地”。由这些商货种类及其交易路线也足可证明西安城确为西北商贸重镇。
(2)亚洲商道节点
清代西安城虽不能与汉唐长安城在欧亚贸易中的地位同日而语，但其作为亚洲商贸通道重要节点的地位素为西方人所重视。1883年版《中国—关于地理、政府、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的调查》即指出,“自公元前12世纪武王定都以来，西安屡经朝代更迭、重建与毁坏，但有赖于其地理位置，它始终是控制中部、西部各省以及中亚贸易往来的重镇”。《转型期的中国》也特别强调西安城在亚洲商道中的地位:
“中亚商道穿过农业发达、煤铁蕴藏丰富的地区后,自西安城开始，折向西北,在作别肥沃的渭河谷地后，穿过曾经富庶而今迭经破坏、人口稀少的陕甘地区山地、峡谷，远达戈壁。目前，从中亚前往华中和长江平原接近铁路的唯一通道是从西安城出发的大车道。这条路线沿黄河南岸进入河南，经方城，再到汉口。”[68]
西安城虽偏处内陆，但作为古老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清代西北和中亚贸易中仍具有沿海、沿江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
2.繁荣的商贸状况
(1)南、北院门商业区
清代西安城南、北院门作为总督、巡抚衙署所在地，周边各级官署多有分布。南、北院官署前开阔场地渐至形成繁荣的商业区，前往西安游历的西方人对这两处商业广场的繁荣景象多著笔墨，可补传统文献记述之不足。赫尔姆在《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中记北院门商业广场云:
“巡抚衙门外的公共场地可谓城内的市场区。这是一处名副其实的市场，繁荣的市景于此可见。形形色色的演戏者、耍马戏的、牙医、包治百病的江湖郎中、眼医、看手相的、算命先生、术士、小商贩、捏糖人的、爆玉米花的、代算帐的,以及其他很多商贩在这里从事喧闹的交易，直至天黑。”
南、北院门广场不仅具有商贸功能，更是西安市民娱乐、休闲的重要场所。西安城居民可在这里“听说书者讲故事，专注地看木偶戏”，传教士也以演唱圣歌的方式在此流动传教。《穿越神秘的陕西》就着重记述了北院门商业区同时作为西安城娱乐广场的情况:
“城中心巡抚署之前为一处公共广场，从早到晚，集市交易持续不断。广场四周布设有小商贩、变戏法的、算卦先生以及玩杂耍的帐篷和货摊，每一样在陕西都很知名。傍晚时分，在一天的劳作完成之后，广场上到处都是带笑的、愉快的人群。人们从一个摊子到另一个摊子，为多种多样的表演鼓掌喝彩，给表演者投掷钱币。”
(2)昌盛的银钱业
清代后期，西安城钱庄、票号数量众多，分布集中，充分反映了西安城作为西北商贸和金融重镇的地位。1901年尼科斯在参观了南院门广场以西的“金融街”后，将之与纽约银行街相比:
“长期以来,西安以金融业驰名全国。在北京，西安人常常是被视为“银行家”而提及的。在从公共广场向西延伸的一条大街约半英里处，有将近20家钱庄票号，每年经手的银两数以百万计。当今的那些钱庄票号在西安已经存在了上千年，其运营制度与美国的银行极为相似。”
尼克斯所见的众多钱庄、票号位于盐店街、南广济街、梁家牌楼等地。西安银钱业在1900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避难西安时一度达到巅峰，各地进贡的巨额银两的输入极大促进了西安钱庄、票号的发展。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不少钱庄、票号遭到抢掠，“据估计，仅在一条街上，4, 000, 000两银子(大约50万美元)在头天晚上被偷走”。由此也可见清代西安城银钱业规模之大。
五、小 结
清代后期前往西安城从事游历、考察、传教、行医等活动的欧美人士数量众多，其日记、游记、调查报告等文献记录了晚清西安城的方方面面，是复原清代后期西安城社会生活、城市景观的重要参考文献。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西方人眼中，西安城作为中国西部之都，有着庞大的城周和人口规模，各省移民和多民族人口聚居，城区布局严整，大街宽阔；贾通八方的西安城又是西北商贸集散中心和亚洲商道节点，商业繁荣，贸易额巨大。在有关清代西安城的英文文献中，还往往附有数量不等的照片和地图，涉及当时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市井百态、城市景观、宗教信仰、商业贸易、交通运输等，是反映清末西安城的珍贵图库。这些英文文献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不仅有益于复原清末西安的城市面貌，更可藉此了解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西方世界对于西安城的认识与评价。
特别说明：限于篇幅，注释从略。本文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来自微信公众号历史真有趣（lszyqwx）。
作者简介
史红帅，男，陕西咸阳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副研究员。研究兴趣集中在搜集、挖掘、利用“新史料”来研究历史城市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城市史、中西交流史等，重点在于综合利用传统史志、金石碑刻、清代及民国中央和地方档案、西文史料（以英、日、德文等为主），结合历史舆图、照片和影像，将前述研究领域中的相关问题纳入大区域及至全球化时空视域进行具体而微的探讨。主持国家社科等项目10多项，出版《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等学术专著4部，译著4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奖项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