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长安城——人类史和自然史研究之胜地
Exoriente lux, ex occident lex.这两句拉丁文的意思是，“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短短的两句话，包含了多少中西方文化交流中间的内容和学识，才凝结的一种智慧判断。
相对于西方，东方的土地和民族亦复不小和不少，之间也有许多对外联系、文化交流和物品贸易活动。相比印度、波斯，中国的确太偏东了。西汉张骞西行，肩负着联系月氏、切断匈奴右臂的政治军事任务，结果成为西域凿空第一人。唐代三藏法师西行，行至高昌，麹文泰国王诚意挽留，法师谢曰“此行不为供养而来，所悲本国法义未周，经教少缺，怀疑蕴惑，启访莫从，以是毕命西方，请未闻之旨，……”此行是为求法而来。张骞、三藏法师各位东土使臣，在什么方面代表了东方的光明？他们身后的长安城，是一座什么样的东方城市？
长安城之名在东土延续甚长，前后还有西周丰镐、秦之咸阳城以及国都以后的城市史，国内外研究长安城的论著可谓多矣，然而，堪与悠久古都——长安城历史比肩对应的学术著作还没有问世，这应该是学术界致力的一大目标。本文对此提供了一点思考，为札记式的写作，不妥之处，请予指正。
一、历史认识：自然史、人类史的划分
公元23—97年，是古罗马博物学家大普林尼(该雅斯·普林尼·西各都)在世的时间。大普林尼曾任日耳曼骑兵队首长之职，于公元67年任西班牙检察长，其后任舰队首长，驻扎米晋(海角名，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湾北部)。最终是以《自然史》一书闻名于世的大普林尼，却在维苏威火山爆发时，死于庞培、赫丘娄尼恩、斯塔比亚城为火山灰和熔岩所湮没的灾难中，那一年，正是公元97年。
大普林尼所著37卷的《自然史》的风格，是百科全书式的，其第7卷的卷名为《人类学》。此后，自然史著述在欧洲成为一种传统。
到了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手稿中曾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这一段话是放置在《马恩选集》第1卷第21页脚注的位置上，据编者注，是属于原手稿中被删去的部分。而删去的原因，此处并没有给予一个交代。
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把历史分为自然史、人类史两个彼此区别而又有联系的部分，是一种简略而有意义的划分。马克思、恩格斯所取的顺序是自然史在前，人类史在后，而现在，我们需要突出人类的作用，关注人类对于这个世界所具有的最大意义，所以，在具体表述中，我们取先人类史、后自然史的顺序。
必须强调一下，国外学者已有的关于人类消失的两种假设如果发生了，我们关于人类的所有思考或许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按照那些假设所描述的情形，一旦发生，人类和作为人类一份子的我都不存在了，这个世界就会重新回到没有出现过人类以前那样的沉寂，只剩下自然而然的自然界。这第一种是《房龙地理》里的假设，第二种则是艾伦·韦斯曼新作《没有我们的世界》中的假设。
到目前为止，类似这样的假设，尽管还仍然处于假设阶段，但其对于人类史研究的促进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20世纪上半叶，学术界有了科学史和文明史的归纳和表述，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麦克斯·H·费许为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文明史论集》一书所做“前言”，就概括地说：“科学史是文明史的主线，是知识综合的枢纽，是科学与哲学的中介，是教育的基石”。20世纪下半叶，环境史、生态环境史研究又上来了，综合分析学术潮流的本质内容，可以说，作为本文视角的自然史和人类史，已走到了人类文明史和自然演变史的轨道上。进入21世纪，自然史的研究又为国内学者所瞩目。
时值目前，对应人类史之外的自然，或对应于有别于自然的人类史，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表述？我们感觉，从二者出发或围绕二者展开研究的方法和角度已很多，但都不能替代它们存在本身。最方便而具有历史传统的知识归纳，仍然莫过于自然史、人类史的表述。首先，这是一种系统的观点，即把对象——整个世界看做是自然、人类两个互相关联的部分，再基于性质的不同，分为自然史、人类史来做历史演化的工作。如今，从文字表达来看，似乎是回到最初，但时过境迁，同样词汇的语义学内容已愈益丰富，学者们的诠释已包罗万象，学科的分化也几近于拆开了的机器，需要综合组装，因此，又不能说完全回到了最初。
二、对应人类史——体现人类文明的意义
在西安城市史(含都城史、一般城市史)上，颇具影响的时期是长安城作为国都的时代。洪武二年(1369)三月，明朝政府去掉元朝的奉元路城之名，改用“西安”新名(西安府，属陕西行省)，其后，西安之名就一直是一个当用地名。因为西安城市史上的改名之故，在有关历史内容的叙述中，就必须讲求历史地名所包含的不同内容，这是一件不可忽视的事情。
对应人类史研究范围，西安城市史所体现的人类文明的意义，可以归纳为以下诸方面。
1.迄今为止，在全国范围内，西安还是中国境内建都时间最长的古代都城所在
这一事实的存在，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古代历史绵长，而在那一长段时间里，由于旧大陆的欧亚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的需要和交通上的方便，以及古代中国范围内关中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周秦汉隋唐王朝以及其他一些分裂时期的政权选择了这里，致使各个朝代连接起来的都城史长达千年之久。关中地区的地理位置略微偏西，在较多的历史时期，是洛阳在弥补着长安形势和物质供应上的不足，二者形成了著名的东西两京。北宋以后的朝代或都开封，或都杭州，或都南京，或都北京，换来换去，到现在为止，仍没有出现超过西安地区建都时间的其他地区(城市)。
属于中国较大古都的特点，在西安城市史中的长安城时代，均有明显的表现：1）城池高大，占地面积广，城市空间广阔，各种物质和人口的可容纳量很大；2）皇帝常住，周围有大量的官僚阶层和护卫军队，形成极其明显的城市消费集团；3）都城依靠城外不同地域供应日常消费物质，城市本身的生产性欠缺，商业活动成为主要生产特征，市场往往就设在城内外各色人等交易方便的地方；4）皇帝、百官和百姓同住一城，城市社会生活极其丰富，富有充满时代和地域特征的娱乐文化；5）墙体、护城河和守军等多种防御设施和部队并存，所发挥的军事防御作用较为明显。因此，中国乃至东方都城史的研究，在西安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长安城为其中的精华部分。
有人询问，唐长安城——中世纪最大的都市为什么在中国的关中地区出现？我们想，这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公元10世纪前旧大陆多个古代文明自然分布的结果。隋代定都关中地区，建立起举世闻名的大兴城，之后迎来大唐盛世，仍定国都于此，又易名为长安城。中国的自然环境向来优越，它既是文明发祥地，又是文明可以延续光大的地方，自然资源和社会生产极为丰富，在繁衍七八千万以上人口的同时，还造就了璀璨夺目的东方文化(伦理学说、典章制度等)，著名国都长安城则为积聚了一个辉煌时代精华之所在。
2.都城文化、后都城文化、现代都市文化一脉相承及其交织融汇
确切地说，作为都城时期的周秦汉隋唐文化、后都城时期的宋元明清和民国文化，以及现代都市文化，在前后连贯的区域城市史基础上得以一脉相承，并交织融汇，具备历史积累下的丰富文化遗产，构成了西安城市史的一大特点。
基于西安城市史研究产生的学术成果，是大量的、层出不穷的。主要内容在于历史文献整理、实地调查报告、断代的都城史或城市史研究、历史地图集编绘、考古发掘报告、文化专题研究诸方面，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正因为有较多的人口数量(含迁移内容)，长久地集中于一个城市，展开每日的城市生活，就有了可供今人研究的各式各样的制度史、法律史、民族史、有趣的宫廷史、文学史、人口移住史、城市建筑史、园林史、土地利用史、文化交流史、宗教史，以及越来越受到留意的商业史(含典当)、服饰史、婚姻史、生育史、食物史、疾病史、家族史等内容。
毋需讳言，学术界对于后都城时期宋元明清和民国的文化研究相对投入不足，唐以后本地区的封建社会经济特点，还有许多问题等待着深入研究；针对西安城市历史的研究，较多成果是在历史城市地理的框架下设计进行的，而基于城市史角度的研究还有较大的开拓余地。
3.作为世界著名古都所在地的西安，享有独特的东方文化声誉
在有关中文资料的表述中，西安有“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之谓，还有世界四大古都(雅典、罗马、伊斯坦布尔和西安)或五大古都(开罗、雅典、罗马、伊斯坦布尔和西安)之一的说法。
实际上，上埃及的底比斯(Thebes)是古埃及中王国和新王国时代的都城，那里还有卡尔奈克和卢克斯特神殿，到公元前88年被毁。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转战埃及时，在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了国都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在尼罗河三角洲顶点南面的开罗(Cairo)，从1801年起才开始成为埃及的首都。因此，埃及的底比斯、亚历山大属于古都，开罗则是为后来的国都，究竟如何选择对应的古都，还需要听取专家的意见。此外，雅典、罗马、伊斯坦布尔的地理位置一直比较稳定，尤其是雅典和罗马，其名称未变，似乎永远是本地区君主、政府和人民喜爱的名字。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Istanbul)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最直接和受惠最多的地点，所以，有人称它为丝绸之路的终点。
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所著《长安的都市计划》里，着重叙述了8～9世纪欧亚大陆的“三都故事”，即处于基督教圈内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兰教圈内的巴格达和佛教圈内的长安，其中，登场都市和文化特征各有不同。于此可见，世界著名古都的历史背景以及现状，还有许多情况不清楚，需要再事研究，方能同我国的古都研究结合起来，给出更为周洽的判断和表述。西安作为世界著名古都所在地，对内不仅是多个朝代的全国文化中心，对周边地区都有积极的文化影响，还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荟萃之所，因此，长安城可视为汉民族同其他地区或民族文化交流的代表性城市，享有独特的东方文化声誉。
4.长安城：观摩和认识东方文明、中华文化内涵的珍贵标本
古代东西方都城、城市之间的差异，一是表现在具体的历史内容里，二是表现在研究者的认识上。在国内，人们习惯把古都全看做是城市，而关于城市的概念，我们认定的标准是：具有城墙和比较固定居住的居民。在国外，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所著《中世纪的城市(经济和社会史评论)》一书，第三章“城镇和城堡”开头就说：“9世纪时在西部欧洲那种基本上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中，是否有城市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以所给予城市一词的含义而定。如果所指的是一个地方，其居民不是以耕种土地为生，而是从事商业和工业，那么回答应该是‘否’；如果我们把城市理解为一个社会，具有法人的资格，并拥有自己特定的法律和制度，那么回答也是否定的。反之，如果我们认为城市是一个行政中心或者一个堡垒，则我们不难相信加洛林时代几乎与其后的数世纪有着同样多的城市。这就是说存在于当时的城市没有中世纪和近代城市的两个基本属性——市民阶级的居民和城市组织。”
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总是被放在第一位的；在具体事务中，国家意志最显重要。以唐朝为例，荣新江带有总结性的描述和归纳是：“进入唐代，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广阔开拓，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极大的力量。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唐王朝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会到中国文化的整体当中。从唐太宗到武则天，唐朝的势力不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中西往来更加畅通无阻，当时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着、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进入中原；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正式传入中国内地。唐朝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城市，如凉州、敦煌，都纷纷呈现出国际都市的风貌。在吸引外来文化的同时，借助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传入西方，深浅不等地影响了西方各国。”在长安城这样典型的中国都城里，人们可以看到以皇室礼仪和朝廷议事为中心的制度文明，社会上层较普遍的华丽物质生活，以及兵员充足、武器精良、指挥得当的军事防卫系统，这是一个政治化的军事堡垒，所以，李约瑟说“中国的城市在根本上是皇家行政系统的一个环节”。
在中国古代城市里，人口相对高度地集中，这其间不可能没有商业和工业(历史上更多地称为手工业)，问题是这种商业和手工业是如何展开的，二者在经济结构中处于什么位置和发挥了什么作用，其交易和影响的范围有多大，它同居民的关系如何？对此，首先是作为都城的中国古代城市，提供了较好的研究样本，可以同欧洲的城市研究相比较。其他反映东方文明、中华文化内涵的研究内容，同样可以在长安城这样的功能性(政治)城市中去挖掘。
三、对应自然史——展现自然演变的内容
人类史的悠久和辉煌，预示着相对应的自然史方面不会没有精彩独到的地方，那就是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自然演变史方面，具有更多的同人类社会相关联的内容。鉴于自然要素众多，我们仅选土地、水源、地形、气候几种要素，来考察在西安城市史演变过程中的情况，至于生物利用等方面，内容较多，这里略而不述。
1.土地——耕作层的形成
人类文明得以建立的基础，毫无疑问是基于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社会运行和管理方式。着眼于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地区，我们应当注意西汉著作《氾胜之书》。《氾胜之书》的农业生产内容在许多场合曾被有关人士反复讨论，此处我们特别注重这部农书所述——农业生产活动对于土壤耕作层形成所起的作用。
土壤耕作层原本是一个自然有机体，在地面植被清除、准备进入耕种时，《氾胜之书》交代了“耕田”要领，它说“凡耕田，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其中的耕、施肥(粪)、锄，均为人力的体现。农业生产的目的，即为了获得较多的田地物产，为此，各个时代的人们想尽了办法。人们对于土壤，已有了良田(含膏泽)、腊田、脯田、败田的认识，对于土壤性能，则有了强土、黑垆土、轻土、弱土的划分。最主要的是，为了达到和满足作物的种植和生长要求，人们分别运用耕(深耕、复耕)、耘(平摩、躏、重躏、践)、粪(施肥)之法，进行田间作业，针对具有不同土壤结构的田地，采取“强土而弱之”、“弱土而强之”的改良手法，来逐年改善土壤性质。长此以往，年复一年，原本被视为土质坚硬、产量不大的生土农田，逐渐改良成为结构疏松、软硬适宜、肥效明显、为人喜用的土壤耕作层(熟土)。
农业生产随着时代的进步，在生产工具、作物品种、种植技术和有关制度上的表现，实际上都需要在土壤耕作层里来体现。就关中地区(属于黄土区)的古老耕作土而言，它早已为土壤学家所关注，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日渐细化的我国土壤系统分类方案中，关中的黑垆土、塿土已被认识为半淋溶土(褐土)，再认识为人为土，而人为土本身，也由土类划分进到土纲划分，人为土的亚纲也从灌耕土进入到旱耕人为土，其下又包括灌淤、土垫、泥垫、肥熟旱耕人为土四个土类。
于此，我们把千百年来被人们视为衣食之源的农业生产，集中在土壤耕作层上，以此来反映人类劳动对自然有机体的改良作用，以及人类活动加入其中后自然演变的路径。
2.水源——从依赖地表水到地下水
古代长安城内外的水资源，在西安城市史演变中的历程异常复杂。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不少，基本观点是，经过千百年的利用，地表水已大为减少，河流水量不足，池沼减少和干涸，地下水位下降，不少地方的人畜引水和农业灌溉，越来越依赖于地下水。假如我们把有史以来关中地区水利事业的内容予以简化，简化到淤灌、浇灌、打井灌溉(土井)、1949年以后的机井灌溉这些内容上来，所透露的信息也许是较为清楚的，即地表水在日益减少，为满足各方面的需求，整个社会不得不将利用方向押在地下水上面了。对此，李令福所撰《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一书叙述甚详，技术环节阐发的颇为精到。近年，于风军博士的《释“瀵”——基于对方志舆图符号的解读》一文，另辟蹊径，阐述了明清时期关中地区民众对有机泉水的利用过程。
接续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今日西安正处于严重缺水的困境。连续几十年对地下水的过度开采(约3亿立方米/年)，西安出现地面沉陷和地裂缝，地面下沉最多超过2.6米，大雁塔朝西北方向发生倾斜，预示着超量开采地下水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西安开采地下水深度为100—300米，已造成某些地点地下水位下降140多米。在西安地区，人类活动所带来的水文效应是极其典型的。
建国以来的地下水开采，支持了西安的城市化进程，如今面临的水资源严重紧缺和用水需求增大这一对矛盾，为今日西安最大忧患所在，是制约两安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这一矛盾的产生，既然主要是人类所为，也只能从人类自身寻求缓和及解决的方式，舍此则别无他途。
3.地形——趋于平整顺直
从新石器时代下来，长安及其周边的地形在朝什么方向变化？在商鞅变法时代，一部《商君书》告诉我们，秦国的土地是“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溪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由于尚做不到物尽其用，商鞅把它看做是“人不称土”现象。后来，经过不同时期的开垦，人口增殖了，土地扩大了，“人不称土”的现象就渐渐减少。
在城市建设中，为了方便城市生活，地形也被较多地处理成平顺的样子。汉长安城位于龙首山北，《三秦记》云：“龙首山长六十里，头入渭水，尾达樊川”。《长安志》曰：“今按山首在长安城中，自汉筑长安城及营宫殿，咸以堙平，其余即今宫城之太仓以东是也”。隋建大兴城于龙首山南的“六坡地形”上，时去久远，动土取土之事不断，加之城内建筑林立，坡面地形已不太明显。
河流阶地是人类最早的栖息之所，对河道加筑堤坝后，河漫滩多被当地居民有效利用。上游泥沙在洪水挟带中下移，河床逐渐淤浅，日益朝着宽平方向发展，河流地貌大为改观。向南面查看，长安城外多原，原上多开辟为田，间有寺院、农舍，对土地的平整，代代有之。有的地方还修建了梯田，地势也在逐渐走低。总之，长安城内外的地形，是朝着人力所为的平整顺直方向演变。
4.气候——旱涝间隔与冷暖交替
古人经年累月所做的同气象有关的记录，不断积累增多，成为今日历史气候学研究的依据。利用这些记录，学者们已做了不少研究。李兆元等的论文，依据历史记载，采用最优分割法、功率谱分析及谐波分析等方法，建立了西安(古长安)地区近1604年的旱涝指数气候序列，探讨了该地区旱涝气候特征及旱涝变化规律。张德二的论文，对史料较丰富的7～9世纪(唐朝)渭河谷地湿润指数进行换算和比较，获得710-719年干旱最甚、720-729年降水最多的信息；1450年以后的干湿交替变化，则有明代崇祯年间的连年大旱(1628-1641)，清代顺治、康熙年间(1644-1665)、乾隆前期(1736-某年)的多雨涝气候现象。朱士光等的论文，利用多种资料证据，划分出全新世中期、西周以至明清时期的10个气候变化阶段，显示愈到后段，凉干的气候征象愈益明显。最近50年间，以1986年为界，秦岭山地以北进入暖干阶段，贫水化问题严重，环境脆弱度大于秦岭南部。
然而，人类活动对气候环境的影响，不似对生物、土壤、地形、水资源那样直接明显，整个气候有自己的运行系统，尽管这样，减少对自然的过多过度干扰，仍然是保证人类自身生存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
四、西安(古长安)的研究意义
东汉科学家张衡曾著洋洋洒洒之《西京赋》，他借冯虚公子之口发表议论，曰“秦据雍而强，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处东而约，政之兴衰，恒由此作”，的确点中了关中秦汉都城的要害；但是，以上主要述说了咸阳、长安都城的政治意义。
如果我们把目光对准历史更早的蓝田人、半坡人、姜寨人、传说中的黄帝、周人先祖后稷等进行追寻，西安的历史还会更长。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西安(古长安)地区，惟其历史长，才会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记载；惟其建都时间早而长，才会留下了别处所不具备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经系统整理所形成的较为完整的、连续的时间序列，在自然演变方面，可以起到树轮、冰芯、深海沉积物、黄土地层剖面记录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可是，对应自然史方面的精彩论述，尤其是针对人类活动影响下的自然演变史内容，应该如何来分析呢？譬如说，农业垦殖的作用该如何评价呢？最近有人说“土地的开垦是一把‘双刃剑’，三江平原在为国家粮食供应做出巨大贡献时，由于大量的垦荒也使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对于这种看法，还是让人听不明白，即前人过去的做法是否可取，我们今天又该怎样去做，需要给出更富有智慧的分析。
我们已知，自2003年9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开始在我国施行。这一法律“总则”第一条即规定：“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预防因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制定本法”；在第四条还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必须客观、公开、公正，综合考虑规划或者建设项目实施后对各种环境因素及其构成的生态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正因为有了这一法律条文，自1989年12月26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才有了严格的保证。
这样的事例对我们的一个启发，就是对于历史上涉及环境效应的人类活动，也应该开展环境影响的评价工作，不同的是，历史上的人类活动已经发生，我们只能根据这类活动的效果来展开评价。我们又知，1982年6月30日国务院发布过《水土保持工作条例》，其中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即“25度以上的陡坡地，禁止开垦种植农作物。”另外还规定，“黄土高原地区的黄土丘陵区和高原沟壑区，禁止开荒。有关省、自治区应根据具体情况规定禁垦的区域。”西安(古长安)地区地势较为平坦，25度以上的陡坡地只能在原下存在，经过开垦的农田，早已成为当地稳定的粮田，区域社会至今仍然享其恩惠，所以，对此决不能使用“破坏”一词来做评价。
Exoriente lux. ex occident lex.(“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中国的丝织品、茶叶、瓷器、药品以及其他作物和物产品种等，经波斯等阿拉伯地区而转运到欧洲，还有四大发明，为中国对世界的独特贡献。欧洲对中国的诗书礼仪、社会习俗、典章制度、官僚政治，也抱有浓厚的兴趣，这在17世纪前后传教士的活动中，18世纪的欧洲汉学研究中，都是主要的内容。说到长安城，这里是许多西域诸国使臣或更远的商人的东方目的地，义净、玄奘前往印度求法取经，而新罗、日本的僧人又到长安来学习和收集佛经，带回国内，进行传教活动。从这些角度来说，中国的长安城，可以看作是东方的“光明之城”。
从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人在豳地、岐山之下的周原兴起以后，丰镐、咸阳、长安城就是中国的文化兴盛之地，前人在这里积累了大量的建立家园、制作器械用具的技能，安邦定边的政治统治经验，繁育后代、教人以善、培育文化的经验，还有巧妙利用自然、同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也有过度影响和干扰自然的教训。以上内容，尚续深入挖掘(尤其是从域外史料中挖掘)，一来可以更加明了西安(古长安)的研究意义，二来可以将研究成果运用在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业上，为东方文化的传承，为更好地与自然和谐相处，促进世界各国各民族彼此协助，共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原文刊载《唐都学刊》，2008年2期。为便于排版删去了注释及图表。
作者简介
侯甬坚，陕西扶风人。现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学理论、过去环境复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主编，兼任陕西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历史地理》刊物编委、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理事、西安市历史地理学会副会长等职。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八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各1项，参与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2项，目前正从事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历史环境演变的研究工作，欲以挖掘和释放历史文献记录在阐发科学问题上所特有的作用和潜在意义。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其它类文章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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