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的高校多元化是好是坏？三个人的故事告诉你答案
编者按：本文翻译自《CBS News》发表的文章，文章原标题为“Affirmative action and the diversity dilemma”。 为应对当下对平权运动在教育平等方面的诸多讨论，这篇文章的作者通过列举了三位美国人的故事，允许我们从另一个视角重新思考平权运动。
文中的三位主人公都在人生的特定阶段时受益于平权运动，靠着自己的努力就读于顶尖大学。结合自己的求学经历以及因为职业开展的学术研究，他们在本文中分享了平权运动到底是如何改变人的一生。
圣地亚哥大学法学教授，美国民权委员会(U.S. Commission for Civil Rights) 委员盖尔·赫里奥特（Gail Heriot）平权运动计划提出了口头批评。她说：“人们关心的是基于种族的某些‘优惠’待遇，这无非是种族歧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为偏向于一个种族必定会导致对另一种族的歧视。”
休斯在新泽西州北部一个种族多元化的富裕社区长大，并毕业于一所私立高中。在中学时，他的父母把他送到了SAT预科班。他回想起老师对他说的话：“根据你的成绩和你非裔的身份，你能够进入任何一所大学。”
非营利组织 Opportunity Insights于201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某些大学中，来自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阶层的学生数量比那些来自收入最低的百分之六十阶层的学生总数还要多。他们还发现，那些来自最富有的家庭学生，每四人中就有一人就读于顶尖大学。
“平权运动分散了人们对那些实际问题的注意力。” 休斯说， “我们可以重新将重点放在对孩子们的平权教育上，这一点是被证明有效的。而我们的平权运动完全没有做该做的事(去帮助弱势群体)，反而去帮助了很多了像我这样(非裔精英阶层)的人。坦率地说，我们并不需要帮助。”
虽然采取了平权运动，但2017年《纽约时报》对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数据的分析却发现，与近40年前相比，2017年顶级大学中非裔和西学生被边缘化程度反而增加了。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2019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有73％的美国人认为高校在作出录取决定时不应考虑种族因素或种族。白人，非裔，西裔和亚裔中的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一观点。
“现在普遍的认知是：支持平权运动就是支持非裔，反对平权运动就是偏向白人。”休斯说, “ 我们需要找到能为一个公平多种族的社会做基础的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的根基在于：不应把一个人仅仅看成是某一族裔的代表，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潘爱妍(OiYan Poon)教授：“大学录取的关键在于，去了解一个人是何出身。”
伊利诺伊大学教育政策研究副教授潘爱妍(OiYan Poon)回忆说：“我记得不止一次听到有老师对我说，'很可惜你不是非裔，因为那样的话你也许会进入一所更顶尖的大学。'”
在她的成长之路上，来自老师们的类似话语使她对平权运动一度持反对态度。潘的父母从香港移民到马萨诸塞州，她在斯普林菲尔德郊外的白人工薪阶层社区长大。“我意识到我的家人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歧视，骚扰和系统性不平等。我因而对这项政策感到非常纠结和迷惑。
潘爱妍的学术研究关注种族政治、大学入学、高等教育机构和平权政策。她说，“我认为大学录取过程中有很多令人迷惑之处。”
最高法院于1978年分别在UC Regents诉Bakke案以及2003年在Gratz诉Bollinger案中做出的裁决改变了平权运动计划的实施方式。
平权运动的主要目标已从补救过去的歧视行为转变为培育多样性本身。
高校不能对妇女和少数族裔采用录取限制，也不能针对种族、性别、种族或国籍使用所谓的自动评分系统。种族因素可以纳入录取考虑，但只能作为众多因素之一，而大学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将招生录取称为“整体评估”或“会考虑种族因素‘。而人们普遍对大学录取时的“标准”感到困惑。
因为研究需要，潘爱妍采访了50名大学招生官。她发现他们追求的是学生的整体能力。“首先，(他们想要的是)强大的学习能力，这些学习能力能使学生在大学课程中顺利通过并获得亮眼的成绩。”
“我采访的招生官们认为，重要的是看(学生们)如何利用他们掌握的资源，以及他们是如何在高中克服障碍并取得成就的经历。”
潘爱妍回忆说：“我曾经想知道平权运动是否是一种偏向性行为，是否只是一种试图将某人的生活简化为一列（判定是否满足各类要求的）复选框的方式。而通过我的研究，我发现并非如此。特别是在大学录取中，真正的关键在于看申请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个人背景是什么，以及这些背景能为怎样帮助招生官了理解学生的才华和价值。”
法学教授劳拉·戈麦斯(Laura E. Gomez)：“除非我们能使所有人处于同一起点，否则这将是一场不公平的竞赛。”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劳拉·戈麦斯(Laura E. Gomez) 于1970年代后期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 New Mexico)的一个以墨西哥裔为主的工薪阶级社区上学。“我高中仅有的少数白人孩子全都在高级班，还有几个墨西哥裔的孩子能挤进去。但是其他所有墨西哥裔的孩子基本上都将去经营商店或者从事汽车维修。” 她解释到， “我就读的那所高中，毕业后能上大学的学生很少。”
戈麦斯在1980年代初去了哈佛。“我知道平权运动对我被哈佛录取有点帮助。我认为这很公平，因为这使我站上了起跑线。”
戈麦斯解释说：“我们的系统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平等现象。除非我们能使人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否则这将不是一场公平的竞赛。”
根据社会和经济政策研究智库Urban Institute在2020年的报告，非裔和西班牙裔学生在顶尖大学中被边缘化程度的百分比分别为6个百分点和9个百分点。
戈麦斯在哈佛时大放异彩，但她补充说：“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那些去了市郊好的公立学校和那些上私立学校的孩子接受的教育都比我接受的更加优质，但是我认为他们不如我努力。
教育方面的非营利性组织EdBuild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尽管服务的学生数量相同，那些白人占多数的学区的教育经费收入却比其他学区多出了230亿美元。
戈麦斯后来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并获得社会学和法学博士学位。
1994年，戈麦斯开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法学院任教，成为有史以来该法学院聘请的第一位拉丁裔教授。在2000年，戈麦斯成为了有史以来在二十所顶尖法学院获得终身教职的第二位西裔女性。
“我从未(因平权运动带来的机遇而)感到羞耻。我为能取得这些成就感到自豪。”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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