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美国右翼的未来──令人恐惧
编者按：如果你对保守派支持者的刻板印象都是教育水平一般的中年人，那么这篇文章的介绍会让你大跌眼镜。这些“新兴右翼的知识分子” 看透了主流文化和大企业间的紧密关系，正在推崇使保守派变得更加有攻击力的民粹运动。
本文翻译自《大西洋月刊》的评论文章，原文作者David Brooks
一.
每年有数以千计聪明的美国年轻人涌入华盛顿，Ta们想有所作为，瑞秋·博瓦德（Rachel Bovard）是其中的一位。
她曾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为共和党人兰德·保罗、帕特·图米和迈克·李工作，被《国家期刊》（National Journal）列为“35岁以下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曾在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工作过。现在，她是保守派伙伴关系研究所的政策主任，该研究所的使命是培训、装备和统一保守派运动。
她聪明、开朗、风趣，还兼职做侍酒师。而且，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她吸取了同龄保守派群体的主流思想。
Rachel Bovard，图源：steamboatinstitute
她吸取的一个观点是，她之前的保守派天真得让人无法忍受——认为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是为了美国好，只是在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上存在分歧。但她认为，这不是真的。
今年11月，国家保守主义大会在奥兰多主题公园附近一家不起眼的酒店举行。她在大会上说:“觉醒的精英日益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左派，Ta们不想要我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想要的是摧毁我们。”
她说。“Tas们不仅会动用一切权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而且Ta们已经多年来“通过支配每一个文化、知识和政治机构”这么做了。
当她这样说的时候，在她的分组会议上的几十个年轻人开始在座位上震动。我坐在后排，看到阵阵点头。这些都是美国右翼的后起之秀——传统基金会的初级员工、常春藤联盟的毕业生、知识分子天主教徒和东正教犹太人，Ta们在美东地区的各种年轻保守派奖学金项目中学习霍布斯和托克维尔。
在看博瓦德演讲前，我的走廊上碰到了我以前在耶鲁教书时的一个学生，他现在在麦肯锡工作。
博瓦德让这里充满激情，她把目光投向真正的敌人——美国左翼精英：一个被她描述为“由亿万富翁和官僚组成的极权主义邪教，恃强凌弱延续的特权，由历史上最先进的监控和通信技术赋予权力，受限于那些逮捕强奸受害者的父亲、宣布数学是白人至上主义、资助中国西部的种族清洗，和在杰弗里·爱泼斯坦的洛丽塔快车上狂欢的人们。”
气氛很热烈。她给出了我在所有会议上听到的关于国家保守主义的最好概述，而且还很有才气！她告诉大家，“实际上，国家保守主义只是一个老男孩俱乐部，是有权的富家子弟的另一个兄弟会，目的是延续他们不劳而获的特权。它是性别研究专业的‘骷髅会’！”她说完了，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欢呼。人们纷纷站起来。
我有种沉甸甸的感觉，我听到的雷鸣般的声音就是共和党的未来。
二.
当我来到佛罗里达州参加全国保守主义大会时，我有点担心我会在走廊里被诘问，或者遭川普支持者偶尔的辱骂。毕竟从Ta们的言辞来看，这些人爱攻击，是强硬派，是美国右翼的知识尖兵。
但每个人都很有魅力！我每晚都在酒吧里看橄榄球赛，遇到保守派的老朋友，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我都很喜欢Ta们。
图源：Chathamhouse
这是新兴右翼的知识分子。Ta们中许多人在普林斯顿、纽约、好莱坞和华盛顿等进步的地方度过了一生，Ta 们的身体和事业都在共和党的沿海大都市，但思想和嘴巴却在“川普国”。就像一个年轻人在某夜告诉我的那样，“我们本想讨厌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但他让我们都得到了工作。”
*注：比尔·克里斯托尔：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分析家、政治评论家，政治周刊《标准周刊》建立者和编辑，1989年至1993年曾担任副总统丹·奎尔的幕僚长，后参与阻止1993年克林顿医保计划，主张出兵伊拉克，反对川普。
这场运动有三个独特的分支。首先是50岁以上的人，Ta们在保守派圈子里混了几十年，但最近被当前的左派所激化。75岁的克里斯·德穆特（Chris Demuth）曾多年担任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主席，该研究所曾是美国保守主义的英国教会，但现在已经成为民粹主义者。他在会议上说：“国家保守主义派（NatCon）是被现实打劫过的保守派。”73岁的布朗大学经济学家格伦·卢利（Glenn Loury）曾经是一名保守派，后来是一名进步派，现在他又回到了右翼阵营：“有关种族的公共讨论而引发的事情使我变得激进。”
第二类是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政客和活动人士，他们正在学着适应民粹主义愤怒的时代：比如特德·克鲁兹(Ted Cruz，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J·D·万斯(J. D. Vance,耶鲁大学法学院)和乔希·霍利(Josh Hawley,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
Ted Cruz，图源：CNN
第三类也是最大的一个群体：年轻人。Ta们在脸书、MSNBC和身份政治的时代成长起来。上大学时，被进步的说教弄得透不过气来，便朝另一个方向跑。在这次大会上，我不同意听到的三分之二的观点，但我无法抑制脑海中令人不安的声音，“如果你是22岁，也许你也会在这里。”
三.
信息时代正在改变着美国的右翼。保守派总在猛烈抨击文化精英——媒体、大学、好莱坞。但在信息时代，文化的传播者现在是企业巨头。
在这种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生产手段是文化生产。企业巨头就是文化巨头。因此，国家保守派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企业精英、媒体精英、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都已经凝结成一个邪恶的轴心，支配着每一个机构，控制着思想的渠道。
图源：VOX
这个蓝色寡头政治（注：蓝色代表民主党）的核心是监视资本主义的大师。那些大型科技公司的‘沙皇’秘密地决定要推广什么想法，压制哪些叙事。
国家保守派的‘福音’有很多伟大的殉道故事，例如推特和脸书压制《纽约邮报》关于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的一篇报道，以及多家社交媒体公司试图削弱《巴比伦蜜蜂》的平台，即右翼版本的《洋葱报》。
特德·克鲁兹（Ted Cruz）咆哮道，“大科技公司是恶毒的。大科技公司是腐败的。大科技公司无所不在。”
在国家保守主义者的世界观中，监视资本主义的奸商控制一切。它的工人在精英大学里被灌输思想，用‘觉醒’（wokeness）来收买左派，创造一个顺从的、原子化的、毫无防备的劳动力大军。
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辩称，“大企业不是我们的盟友，它们是急于求成的文化战士，用觉醒的语言来报道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克鲁兹说，“大企业的整个方阵已经变得很左了。我们已经看到，《财富》500强的大企业已成为极左派的经济执行者。《财富》500强中，有哪五位CEO稍微偏右一点的? ”。
“从智能手机到货币供应，再到三年级学生的课程，左派绝对控制着一切”，这一观点奠定了国家保守主义大会的主要情绪基调——世界末日的基调。政客们的演讲就像是灾难论奥运会的参赛作品:
“左派的野心是创造一个超越归属的世界，”霍利说。“他们的宏伟抱负是解构美利坚合众国。”
“左派的攻击对象是美国。左派憎恨美国，”克鲁兹说。“是左派在试图利用文化作为工具来摧毁美国。”
卢比奥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一场系统性的努力，要摧毁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国家保守派的第一个伟大计划是在文化战争中充当路障。在谈到文化马克思主义时，这些人肯定做了功课——左派如何学会支配文化，右派现在需要如何复制他们的技术。
如果每当有演讲者引用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或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时，我都要喝上一杯的话，我会因酒精中毒而死。
霍利做了一场经典的文化战争演讲，捍卫男子气概和阳刚之气。“对美国的解构取决于对美国男人的解构”。听霍利谈论民粹主义，就像听一个70年代纽约曼哈顿上西区白人进步分子试着胡说八道。话是说出来了，但他太努力了，听起来很可笑。
另一位演讲者是阿曼达·米利厄斯（Amanda Milius），她是约翰·米利厄斯的女儿，约翰是前两部《肮脏的哈里》和《现代启示录》电影的编剧。她在洛杉矶长大，后来进入了川普政府。她认为美国需要重新制作像《搜索者》这样自信的电影，这是1956年约翰·福特的西部片。
她断言，这是一部毫无歉意的电影，讲述了美国人如何驯服西部，以及基督教价值观如何被带到“野蛮、未开发的土地上”。
这是对《搜索者》最愚蠢的解读。这部电影实际上是现代版的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由约翰·韦恩扮演一位复杂的主角，他代表西进的拓荒者作战，被渲染成野蛮和种族主义者。到最后，他已经不适合生活在文明社会中。
*注：《俄瑞斯忒亚》是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在公元前5世纪写成的血亲之间冤仇相报的古希腊悲剧三部曲。
但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承认细微差别的时代。米利厄斯将这部电影歪曲成一个勇敢的反‘觉醒’真理的宣言，在大会人群中，这种歪理有很多人买账。
四.
国家保守主义者之间第一场有趣的辩论是哲学性的：我们应该为维护古典自由主义秩序而战，还是有必要放弃它？
大会上的一些发言者实际上是古典自由主义者，Ta们相信言论自由、智力辩论和中立的政府。
格伦·劳瑞（Glenn Loury）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反对“取消”文化、狭隘左派，以及将人们划分成对立种族阵营的超种族化群体意识。劳瑞宣称，作为一个黑人，他是伟大的西方传统的骄傲继承者。
“托尔斯泰是我的！狄更斯是我的！米尔顿、马克思和爱因斯坦是我的！”他宣称，他的人民是黑人，但也是自豪的美国人。他说：“我们的美国性比我们的黑人性重要得多，”然后又说：“我们必须努力超越种族的特殊性，强调作为美国人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这就是反对种族分离主义、支持种族融合的古典自由主义例子。”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自由主义是我们负担不起的奢侈品。这个国家正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寡头政治集团的攻击，这个寡头政治集团想把自己的伪宗教教义强加于人。如果你试图用苍白的自由主义来击退它，用对言论自由和宽容的微弱呼吁来抵制它，你最终会被那些拥有狂热热情、经济实力和文化力量的人碾压。
国家保守主义的首席知识架构师约拉姆·哈兹尼（Yoram Hazony）是一个正统派犹太人，在移居以色列之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他认为，你不可能拥有一个拥护政府中立并试图将价值观归入私人领域的社会。公共领域最终会侵蚀私人价值观，特别是当公共交流被一小部分寡头精英控制时。如果保守派想抵制觉醒主义（wokeism）的伪宗教，他们必须把传统宗教放在政治计划的中心。
保守主义大会上的另一位以色列政治哲学家奥菲尔·海弗里（Ofir Haivry）认为，美国人不应该自欺欺人地认为，美国是由《权利法案》等高尚的自由主义抽象概念建立起来的。相反，一个国家是一种文化传统，一种共同的语言，一套仪式和信仰，以及一种宗教秩序——一种集体的文化认同。
海弗里认为，犹太教的历史表明，你不需要一个国家或一种政治秩序来成为一个民族国家。
在哈兹尼看来，美国的文化认同是基督教的，如果它不打算屈服于觉醒主义的冲击，就必须如此。
哈兹尼推断，如果80%的美国人是基督徒，那么基督教价值观就应该占主导地位。他说：“多数派文化有权建立统治文化，而少数派文化则有权得到体面的对待。接受少数人的观点，并说少数人有能力抹杀多数人的观点，这在我看来是完全疯狂的。”
哈兹尼继续说，美国的问题在于，今天的LGBTQ活动人士，就像1950年代的美国犹太人一样，正试图将基督教从公共场所驱逐出去。
这可能使公共场所在精神上变得赤裸裸的。苍白的自由主义在左翼文化马克思主义面前分崩离析。“在学校里消除上帝和圣经......是美国文明的转折点，”哈佐尼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上帝和圣经带回学校。”
国家保守主义者中另一个有趣的辩论是政治和经济。保守派最近已经成为文化战士专家——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的把戏。
这种把戏要求你忽视世间的真实苦难——一个跨性别小青少年孩独自在郊区的高中学习，一个无力为自己的兄弟支付医疗费用的人的焦虑，一个非裔想要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挣扎。这种把戏是一个自顾自己而不顾他人的游戏，它把所有的生活都当作收视率的游戏，为争夺高点击率，就需要不断的愤怒，需要白人身份的信号，以及瑞秋·博瓦德用来让整个会议厅兴奋不已的那种荒谬的概括。
保守派已经掌握了文化战争。川普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政策装备的文化战争的总统。保守派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超越对自由派的掌控，实现真正的变革。
今年校董会抗议批判种族理论的设计师克里斯托弗·鲁夫（Christopher Rufo）认为，保守派想在精英文化机构中慢慢获得权力的做法是错误的。保守派永远不可能在常春藤联盟或企业媒体中取得进展。相反，鲁夫认为，他们应该团结群众，让州立法机构通过支持保守派价值观的法律。这基本上就是现在整个红色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了。
我的老朋友《美国保守派》的罗德·德雷尔（Rod Dreher）认为，由于左翼控制了文化和经济的制高点，右翼唯一有机会施加影响的机构是各个州。在这种情况下，右派必须利用州的权力来促进其价值观。“我们需要放弃满足于统治自由派，而要拯救我们的国家，”德雷尔说。“我们需要毫不掩饰地接受对州权力的使用。”
Rod Dreher，图源：washingtonpost.com
这时就得提到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去年夏天，正是德雷赫促成了塔克·卡尔森有争议的匈牙利之行，而匈牙利人在全国保守主义大会上也有很强的影响力。在德雷赫看来，欧尔班了解文化战争的文明利害关系，例如，他利用国家权力限制学校对儿童传授跨性别教育。德雷赫在大会上说，“我们的团队不停地谈论觉醒主义是多么可怕，欧尔班实际上对此做了一些事情。”
这就是国家保守主义的逻辑结论：用国家权力来瓦解和压制大公司，并对沿海文化价值观进行反击。文化战争与经济阶级战争合二为一，出现了一个新的右派，其中的知识分子骨干，即国家保守派，团结无产阶级群众反对文化/企业精英。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祖父母辈的政治类别都被搅乱了。
五.
这能起作用吗？川普在2016年摧毁了里根共和党的范式，但他并没有完全阐明一套新的想法、政策和联盟。川普对旧秩序的破坏导致了右翼人士的巨大挣扎，怎样要在川普式的民粹主义路线上建立一个新秩序的巨大挣扎。
图源：ABC
国家保守派认为有一个叫做“左派”的憎恨美国的统一体是错误的。这只是Ta们中的许多人为了证明投票给川普是正确的，而不得不编造出来的末日威胁论。
Ta们认为有一个觉醒的联盟正在接管美国生活的所有机构也是错误的。对于这些花大量时间抨击社交媒体有多罪恶的人来说，Ta们似乎在推特上花了很多时间。Ta们百分之九十的话都是关于言论的。大会上的坊间传闻也很猖獗——从三个被取消文化“取消”的人的轶闻中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美国生活都是一个‘觉醒’的地狱。他们需要多出去走走，多看看。
此外，如果哈兹尼认为美国将回归基督教的主导地位，那他是生活在1956年。近几十年来，福音派基督教已经失去了数百万的信徒。世俗主义高涨，白人基督教在美国生活中逐渐萎缩。美国的宗教日益多样化。基督徒没有资格将Ta们的价值观，例如关于同性婚姻或其他任何东西，都强加于公共领域。有自知之明的基督徒知道这一点。
最后，国家保守派的公开姿态有一些极其令人反感的地方。就个人来说，我发现Ta们中的许多人很有魅力、很热情也很友好。但Ta们的公开姿态却被威胁和恐吓的心理所支配。
在奥兰多的讲台，我没有听到有一句同情、仁慈或优雅的话。但我确实听到了冷酷无情、对战争的召唤和残暴的气息。
国家保守派对有件大事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就是在信息时代，文化精英和企业精英已经融合了。世界各地的右翼政党正逐渐成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偏好相对立。
左翼政党现在扎根于富裕的都市地区，并越来越成为年轻的AOC左翼民粹主义者和谷歌公司的不稳定的联盟。
国家保守派也可能是对的，保守主义将变得更加国家主义。在大会上，特德·克鲁兹（Ted Cruz）试图将文化战争保守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自由贸易和低税收）结合起来。马可·卢比奥（Macro Rubio）反驳说，实际上，如果你不能在经济上为文化民粹主义者做些什么，你就无法团结Ta们。文化民粹主义会导致经济民粹主义。卢比奥的立场至少保持了连贯性。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各种努力来取代里根范式：约翰·麦凯恩的民族壮大的保守主义，小布什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或是21世纪华盛顿特区智库的改革派保守主义。但是，川普的冲击在这些运动已消失的地方获得了成功，因为川普更了解新的美国文化/企业精英的结合，和利用民粹主义对其愤怒的力量。
因此，我在奥兰多目睹的常春藤联盟的民粹主义表现很可能代表了美国右翼令人震惊的未来：文化战争和阶级战争的融合共同铸成一个史诗般的马克思主义式崩溃。
坐在奥兰多的酒店里，我发现，我把在大会的所见所闻当成了某种新的主题公园：国家保守派的世界，一个密闭的反乌托邦的宇宙，有它自己捏造的刺激和寒意，有它自己狭隘的游乐设施。
为了安慰自己，我指出这个国家保守派主题公园是几个孤立的知识分子的创意，Ta们对美国政治和历史有一个混乱的看法。但令人不安的现实是，曲高和寡的国家保守派世界只是一场规模更大、声势更大的狭隘民粹主义起义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