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中挺过两年，几位亚裔小商家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本文由“心声项目 (Xin Sheng Project) ”成员撰写，心声项目由年轻的美国华裔领导，致力于为海外华人传播进步观点。
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许多小生意一直在努力管理他们的业务以渡过疫情带来的难关。而许多人不得不依靠他们的储蓄和政府发放的救助金来生存。
作为一个小商户主的亚裔女儿，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非常个人化的——我看着我父亲的精品店在加州里士满（Richmond）的太平洋东部购物中心（Pacific East Mall）经营了18年后被迫关闭。我在广告的围绕下和支持我的社区中长大，包括激励我通过不同媒介追求自己热情所在的小商户。
当Covid-19疫情发生后，反亚裔暴力和排外情绪急剧增加，这也影响了许多亚裔经营的商户。我与西康特拉科斯塔县（West Contra Costa County）和北湾地区（North Bay Area）的当地小商户取得联系，了解他们的背景、商业故事，以及COVID-19对他们的影响。
许多亚裔在零售、食品和个人服务领域开始创业——通过与这些小商户的交谈，我聆听了他们如何在自己创造的空间中通过服务，再造一个社群。
甜甜圈时间
May Kkou，54岁， “甜甜圈时间（Donut Time）”的老板之一。
May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长大，并在1989年21岁时来到美国，她是她家最小的女儿。在我采访May的过程中，我想了解她的背景，以及她如何与她的丈夫一起经营他们家族的甜甜圈店。
1968年，May和她的家人接到通知，红色高棉正在接近他们的城市。May的家人从金边逃到泰国边境附近的一个小镇后，她的家人和她在难民营呆了四年。幸运的是，May的家人得到了在美国政府工作的叔叔的通知，提前得知红色高棉的下一次进攻。通过他们在美国的担保人，May的家人逃到了西雅图。
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孩，May很快适应了为生存而必须做的事情。在看到无辜的人和社区成员被杀害后，她倾向于封闭自己的情绪。她解释说：“作为一个年轻女孩，目睹这一切是非常可怕的。我感到麻木和无助。我一直在想的是我和我的家人的安全。”
当May告诉我她的经历时，我可以看出分享这些经历对她而言很不舒服，也很艰难，因为这是她逃离柬埔寨的童年创伤。
May最终从西雅图搬到加州，并进入了一场包办婚姻。由于语言障碍和来到美国后缺乏教育机会——May和许多像她一样的柬埔寨难民没有多少机会。
她说：”一切都那么不同，那么艰难。在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我很难学习英语和甜甜圈的名字。在上成人学校的时候，我把英语作为我的第二语言来学习。”
虽然对May来说，认识其他人很困难，但她依靠她的盟友、她的丈夫和她的公公婆婆提供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有所改善。“随着我学会了各种甜甜圈的名字，我适应了新的生活。虽然我的英语仍然很差，但我可以和我的顾客打交道。”
May的英语虽然并不流利，但她与每一位顾客建立了牢固的关系，每天早上都迎接他们。在“甜甜圈时间”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她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实现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们应该互相支持，共同走向成功。
在May适应了并与她丈夫在埃尔塞里托（El Cerrito）的“甜甜圈时间”工作了36年的过程中，她与社区建立了更强大的联系。在我小时候，每当我想吃新鲜的甜甜圈时，我就会来到这家甜甜圈店。May和她的丈夫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并与我的家人热情地攀谈。
不幸的是，当Covid-19爆发时，她的生意不得不关闭了两个月。两个月后，May和她的丈夫决定再次开张营业，因为这是他们的收入来源。虽然生意因疫情而不景气，但他们的房东通过延长他们的租约来帮助他们的生意。
May和她的丈夫非常感谢房东的帮助。对他们俩来说，”甜甜圈时间“是一个让新老顾客都能来享受美食的地方。他们喜欢支持他们的社群，并与他们的顾客进行交谈，这就是促使他们继续经营并保持36年的原因。
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May一直在资助她的孩子——小女儿和两个儿子。May的女儿目前正在上大学，而她的儿子都有工作。May表示，她的最终目标是有足够的退休资金来支持她的家庭并照顾在西雅图的母亲。
糖果博士
Anna Zho，“糖果博士（Candy Box）”老板。
作为一个热心的年轻女孩，Anna一直在寻求探索和独立的方式。她在16岁时从中国广东移民到美国，是她家第一个创业的人。Anna长大后与父亲一起工作以帮助家庭，但在2003年，她得到了一个客户的邀请，该客户正在寻找人接管他们的糖果店。在30岁的时候，Anna买下了这家糖果店，开始了她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创业。
尽管之前在餐馆工作过，但Anna不得不一路学习新技能——来自当地和国际的各种人，让她能够为顾客提供各种不同品种的糖果。进入Anna的糖果店，她用推荐和个人建议的方法来配合每一位顾客的兴趣。
糖果博士内部，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这个过程中，Anna发现了她可以采取的一小步，以实现独立并仍然支持家庭。在这个过程中，除了Anna的丈夫会在一周中的某一天来帮忙外，她没有其他人能帮忙。
Anna把自己的小生意建立在与人合作并承诺遵守时间表的能力上。虽然她在开始的两年里亏了钱，但通过顾客较多的节假日和全职投入，Anna还是能够把钱赚回来。Anna每天从旧金山到里士满有30到40分钟的通勤时间，但因为她不想再亏钱，她没有雇用任何人。尽管如此，Anna还是越来越欣赏自己的独立性，她确保为顾客创造一个温馨的空间，让他们尝试新的东西并给予推荐。
在长大的过程中，安娜告诉我，她不能做很多事情，因为她的父母相当严格。但现在，她说：“我可以独立工作，做自己的老板，同时平衡一种新的工作方式。通过组织和管理我的时间，我学会了如何为自己工作。”
疫情对Anna的糖果店造成了严重打击，她损失惨重——有很多库存需要出清。由于COVID-19病例的增加，Anna做出了关闭生意四到五个月的决定，当她的生意终于重新开张时，她在周末也工作。
图片由作者提供
Anna已计划续租，希望未来能有好的生意，但她也对糖果店所在的商场——-太平洋东部购物中心正在进行的施工表示担忧。施工是正在为引进新企业和重塑商场品牌计划的一部分，但同时的租金上涨使现有企业关闭，包括我父亲的精品店。
Anna还说，施工使顾客更难进入商场，更难在施工中周旋。她希望在她的租赁期内，施工能够结束。在Anna继续经营17年的动力下，她的目标是有机会通过有时间锻炼、旅行和休息来发展。她希望继续利用她的能力，为她的下一步进行有效的规划。
Sayu 理发店
理发店外面，图片由作者提供
Wei Jia Zhou, 44岁，Sayu理发店（Sayu Hair Salon）创始人
1997年，Wei随家人为了寻求更好的未来，从中国的小城镇移民到美国。从小，她就被一个大家庭——一个想以任何方式支持她的家庭——所包围。目前，作为母亲和女儿，Wei的目标是供养两个女儿，并与父母一起幸福地生活。
当Wei刚来到美国时，她尝试在拉尼学院（Laney College）接受教育，学习英语——因为这是获得工作的唯一途径。由于Wei把英语作为她的第二语言来学习，她的选择很有限。在拉尼学院学习ESL，促使她进入美容行业，并有兴趣成为一名发型师。“我无法想象如果我留在中国会发生什么，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一切都在不断变化，”Wei说，“当我移民到美国的时候，这是我人生中迈进成年并为自己创造生活的时候。”
在大学和美容学校学习了五到六年后，Wei在四家沙龙兼职工作。Sayu理发店是Wei的第一家沙龙，于2014年在加州伯克利（Berkeley）开业。她说，“开设我的第一家沙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我的丈夫和我看了不同的地点，一旦我们找到了一个沙龙，我们必须在开业前对它进行改造。”
理发店内部，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整个过程中，Wei得到了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为她的盛大开业做准备。她的女儿Yumi Zhou帮助她设置了技术功能并粉刷了墙壁。”每个人都聚集在一起帮助我，”她解释说，“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我看到在为这一时刻的实现工作了多年之后，一切都齐全了。”
2020年3月13日，一切都被暂停了。加州的每个人都被告知要隔离两个星期。截至今天，由于租金上涨，许多小商户不得不关闭他们的生意。Wei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并在经济上支持她的父母。在疫情期间，她无法每天都开她的理发店——她决定关闭她的生意3个月，在COVID-19病例减少时重新开业。
在这期间，Wei专注于她的孩子，协助他们线上学习。正因为如此，Wei女士选择在一周内只开一天，由她的客户预约。值得庆幸的是，她的丈夫仍然在当地的一个办公室有工作，以支持他们的家庭。虽然一切都很混乱，但Wei对她的家人的健康和这段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表示感谢。Wei说她的最终目标是：“在我女儿明年上大学之前，能够把时间集中在孩子身上，花时间陪她。COVID-19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我很感激它给予的时间。”
在湾区，许多人正在重新适应新的常态，并重新开始工作。Wei和我谈了她为什么决定继续支付租金，并在疫情期间保持她的生意。Wei通过她的生意认识了新朋友。即使在疫情期间，Wei的力量和能力引导她继续支持她的客户，在混乱中保持关心。
她说：“从我的沙龙开业开始，我一直喜欢与我的顾客联系，通过每次联络与他们形成关系。他们提供了不同的观点，并信任我作为理发师的眼光。我很高兴我能够为我的顾客创造一个可靠的社群。”
全明星甜甜圈
“全明星甜甜圈”老板在店内，图片由作者提供
Vannara Sem，63岁，“全明星甜甜圈”老板。
Vannara是一名柬埔寨难民，几乎一生都在工作。他回忆说，在柬埔寨长大时，每天只能吃两勺米饭，但在1998年——在通过难民营帮助柬埔寨的其他人十四年后——他终于在32岁时逃出。1998年，Vannara在32岁的时候逃了出来。虽然他不得不每周工作七天，但这让他保持忙碌并有动力继续建立他的事业。
Vannara的第一家甜甜圈店在圣拉斐尔（San Rafael）开了两年，直到他搬到里士满，随后又搬到埃尔索布兰特（El Sobrante）。2002年，Vannara终于在埃尔塞里托建立了他今天的业务。
当我采访Vannara时，他告诉我他以前的和目前的租约情况。Vannara解释说：“我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业主希望我的生意在广场上的位置。当我把我的生意搬到埃尔塞里托时，我不得不搬动两次。由于与业主之间的所有这些复杂情况，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我作为一个难民，对这些体制和流程是陌生的。”Vannara告诉我，事情继续恶化，直到他发现他的一个客户Gland是埃尔塞里托广场上的业主之一。Gland看到了Vannara的奉献精神和他为继续生意所做的努力，决定帮助Vannara给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市政厅写了一封信以支持他。
Vannara还提到，在整个过程中，负责租赁的业主还给Vannara发了一封侮辱性的信。他决定将这封信贴在店里的墙上。虽然这位业主希望Vannara的生意关闭，但他在不到2周的时间里得到了3000个签名，支持他的生意继续存在。
Vannara还将他的生意的坚持归功于儿子和妻子对他的支持，尤其是在经历了复杂的租赁事件后。他们的家族企业越来越受欢迎，并通过他们在埃尔塞里托广场的20年时间开始建立起一个由忠实顾客组成的社群。当疫情在美国爆发时，由于长滩（Long Beach）的亲戚提前警告了他们，Vannara和他的家人已经领先于其他商户关闭了生意。
随着新闻媒体继续报道越来越多的病例，Vannara将注意力集中在家人和他自己的健康上。从（去年）3月16日开始，Vannara将“全明星甜甜圈”关闭了16周，并在5月重新开张。
“全明星甜甜圈”店内，图片由作者提供
重新开业后并不太繁忙，Vannara面临着挣扎，因为他没有收到其他人收到的刺激金。当我问塞姆他对自己和他的生意有什么目标时，他说：“在所有这一切结束时，能够工作并与他人互动。这让我感到平静。” Vannara的主要收入来自于他的生意，并将他所赚的钱用于支付房租。他也分享了通过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来满足生活的重要性。
结语
Vannara是我采访的最后一位小企业主，在与他们所有人交谈后，我更加赞赏他们通过与消费者的关系来建立社区。作为一名学生，能够看到他们是如何努力工作以达到现在的位置，同时也满足于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这是鼓舞人心的。
在这场疫情中，这些小商户不得不管理他们的财务障碍，同时与他们的健康和社区的其他方面作斗争。虽然这些小商户只是代表了湾区了不起的商户中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的商户提供了一个与他人分享亚裔遗产的空间，同时也分享着令人惊叹的食物和活动。
作为一名亚裔女性，去这些小商户让我感到被认可，在有限的空间里，我可以接触不同的文化，同时也可以与他人互动。在整个疫情期间，我们一直无法与对方进行面对面的社交互动。得知我可以去所有这些小企业并与他们进行交谈，是我采取的一小步，以参与我的社区，同时以任何方式给予回报。
非常感谢这些了不起的商户，感谢他们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并允许我与公众分享这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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