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权利法案”是小罗斯福最后的呼喊，我们离此目标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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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底，曾在多家媒体长期做记者和政治分析员的罗纳德·布朗斯坦（Ronald Brownstein）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观点惊人的文章：“美国正在愈加分裂，可能将永远如此——20世纪中叶的大‘融合’可能才是反常”。
按照那篇文章的说法，所谓美国，其实是红州和蓝州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不安地共享同一个地理空间。美国历史上红蓝州只有短暂的融合期，就是20世纪的中期。那时的基本趋势是更加趋同、融合。
造成这种融合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权利革命”所带来的权利平等和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一般习惯称他为FDR）在国家级别的投资带来的经济平等。不过，这一进展在1980年后停止了。现在红和蓝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和对立，是21世纪美国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在美国处于极度分裂的今天，重温当年大萧条时的不融合因素和FDR推动新政的过程，特别是FDR在他最后一次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可避免再次分裂的“第二项权利法案”，非常有意义。
1929年大萧条来临时，FDR是最先行动的州长之一
我们现在都知道美国1929年开始了大萧条，而且这个大萧条持续了很多年。但在当时，人们并不很明白发生了什么，也不很清楚事情的严重程度。当股票开始跌的时候，大多数人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健康的股市自动纠正。老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说这是难得的买入良机，当时的总统胡佛坚持认为“国家的基本业务——即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是在一个健全和繁荣的基础上。”
时任纽约州州长的FDR是最早认识到大萧条严重性的州长之一。1930年3月，尽管大萧条的现实在华盛顿仍未得到承认，FDR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稳定纽约的就业——这是美国第一个此类的州委员会。此后不久，罗斯福成为第一个支持失业保险想法的州行政长官——这在当时是一个激进的概念，尽管多年来一直在大学的经济系里流传，但还没有在公共舞台上亮过相。
小罗斯福打破了经济史学家所称的“守夜人国家”的传统，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对于不幸的公民，政府必须给予援助——不是作为慈善，而是作为社会责任。他要求立法机构立即拨款2000万美元，在可能的地方提供工作，在无法提供有效工作的地方，就直接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
注* “守夜人国家”是指右翼自由主义者推崇的一种有限和最小的国家模式，只为公民提供军队、警察和法院，从而保护他们免受侵略、盗窃、违约、欺诈，并执行财产法。
除了2000万美元的救济方案外，FDR还建立了一个新的州机构——临时紧急救济管理局（TERA）以分配资金。纽约州是第一个建立救济机构的州，而TERA立即成为其他州的典范，新泽西州、罗德岛和伊利诺伊州等都有样学样。
FDR对电力特别关注，而且他很早就提倡在主要河流的支流上建造双重用途的防洪大坝：既能蓄水又能发电的水坝。他一直致力于产生更大的发电能力以及对公用事业公司更有效的监管，以期获得更便宜的电力。最后就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将公共发电作为“衡量生产和传输电力成本的标尺”。“标尺”的比喻后来成为新政的一个重要言论内容。
FDR的另一个关注点就是农业，他把农场救济作为其立法计划的核心。当时农业人口的人均收入只有非农业人口人均收入的四分之一，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小罗斯福推出各种政策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或转移税收负担，包括为小农户减税，或提供农业研究补贴。增加的收入则用于支付从农场到市场的公路网络扩大，为当地学校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或加速农村电气化。
他说，“如果农业人口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来购买新鞋、新衣服、新汽车，那么制造业中心一定会受到影响。”
罗斯福的农业计划几乎没有什么激进之处。但是，由于农民的困境在20年代末是如此突出，任何形式的帮助都会吸引国家的注意。
缩小贫富差距的施政纲领使FDR成为民主党呼声最高的总统候选人
1930年FDR竞选州长连任。在此之前，他就已置身于全国的政治舞台上。当时，两党都认为，如果他能够连任州长，就很可能会成为民主党2032年的总统候选人，并击败当时寻求连任的胡佛总统。所以，将其视为威胁的胡佛政府甚至做出一些努力试图阻止FDR的州长连任。
选举日那天，纽约市出现了创纪录的91.1%的登记选民参加投票。FDR以超过对手72.5万张选票的压倒性优势获胜。这是纽约历史上州长候选人赢得的最大差额票。
为什么FDR能够如此得人心，也许他当时的一些讲话能够给我们一点启发。在当时全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挑战时，FDR不墨守成规，敢于跳出当时学术界的束缚，严厉抨击经济寡头。他说，如果美国人民希望维护他们的自由，他们应该像他们的革命先辈一样戴上自由帽，抵制经济权力的集中。他还说，这一次的斗争将是用选票而不是火枪进行的。除非他们成功，否则“所有财产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绝大多数人将成为农奴”。
罗斯福痛斥胡佛政府对大萧条的症状而非原因下手。“它自上而下寻求暂时的救济，而不是自下而上寻求永久的救济。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时代要求建立一些计划，这些计划将把信心再次放在经济金字塔底层的被遗忘的人们身上”。
FDR看见了经济权力的集中是对民主和自由的极大威胁，看见了底层被遗忘的人们，并相信他们才是能够带来改变的希望。在他看来，这一次美国人用选票来保护自由无异于当初建国时用枪杆子争取自由。必须说，FDR对民主和自由的理解之深刻，几乎是无人能出其右右。
不出所料，两年后的1932年，FDR成功当选为美国总统，而他最有力的核心政策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他深深懂得，钱就是权力。一个权力不平衡的社会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
FDR的大智大勇稳定了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
FDR是在全国经济一片萧条的情况下上任的。
当时，国民收入只有三年前的一半。蓝领工人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失去了工作。美国钢铁公司的全职工人人数从1929年的225,000人下降到1933年初的零。农场总收入从1929年的120亿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50亿美元。在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儿童都在挨饿。在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采煤区，90%以上的居民营养不良。在全国的主要城市，每四个失业工人中只有一个得到任何救济。在阿拉巴马州，农村地区81%的儿童没有上学。佐治亚州关闭了一千多所学校，这些学校的总入学人数超过17万人。芝加哥的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写道：“城市里每一个垃圾场都有饥饿的人在寻找食物”。
但是，当时最严峻也是刻不容缓的考验是发生了银行挤兑，即银行储户因为不再对政府和银行有信心，全都试图取出自己的存款，眼看所有的银行都将倒闭。为了缓和危机，拯救经济，FDR上任后不得不实施了4天（后来延长为一周）“银行假日”，即所有银行暂时关闭，等新政府拿出措施后再重新执行业务。
其实，在FDR上任前就已经有不少州或城市实行了长短不同的“银行假日”，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这一次不同的是，FDR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使大家对国家的前景有了信心，稳定住了市场和民心。这又与FDR在生死关头表现出的勇气有极大关系。
FDR是1932年11月8日当选的，就职典礼是第二年的3月4日。他有四个月时间准备。2月15日，FDR去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参加一个活动并讲话。因为他双腿残疾，他很多讲话是利用敞篷车，比较容易掩盖他残疾这一事实，那一次也一样。讲话结束，支撑着站立的FDR慢慢滑回到座位上，并热情地与坐在身边的芝加哥市长安东·塞尔马克（Anton Cermak）交谈。就在此时，一个刺客试图暗杀FDR。5声枪响后，一名特勤人员，三名旁观者和塞尔马克皆中弹，FDR却以毫厘之差幸免于难。（刺客的手臂被身边一位妇女的手提包击中，瞄准被破坏了。）
枪击发生时，行动不便也无处躲藏的FDR面无惧色，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下巴微微上扬，准备坦然迎接接下来的事情。枪击后，因为FDR没有受伤，司机启动汽车试图离开。看见身边的塞尔马克双目紧闭，瘫倒在地，FDR让司机停车。特勤人员吼着叫司机赶快离开后，FDR再一次让司机停下，并让司机将塞尔马克安置好再启动车子。FDR后来写道：“他还活着，但我不认为他能生存下来。我用左臂搂着他，手放在他的脉搏处，但我摸不到任何脉搏......在（最前面）三个街区里，我相信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在去医院的路上我一直抱着他，他的脉搏不断改善。我记得我说‘托尼（作者注：托尼是安东的昵称），保持安静——不要动。如果你保持安静，就不会那么痛。’”
FDR在医院里一直等到塞尔马克被抢救后情况稳定被带出急救室。他与他交谈了几分钟，然后探望了其他枪击受害者才离开。这时已是半夜。整个过程中，FDR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安。他最亲近的助手们已经准备好，与死亡擦身而过的FDR与他们单独在一起后会有所反应，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FDR似乎天生缺乏恐惧心理。
当时，美国全国充斥着银行倒闭的消息，虽然只是2月份，当年已经有389家银行关门。当时密歇根州最大的两家银行无法履行其义务，州长宣布银行放假8天，冻结了90万名客户的资金，占用了15亿美元的存款。从密歇根州开始，恐慌像野火一样蔓延，引发了股票价格的迅速下跌和黄金向欧洲的逃离，到处发生银行挤兑，国家的信贷结构正在一片片地崩溃。
罗斯福对自己与死亡擦肩而过这一事实的反应，他对危险的开朗蔑视，带来了全国性的信心激增，他的勇气使全国人民信任他，支持他。
后面发生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了，尤其是他在上任后最初100天所创造的奇迹。
著名的FDR上任后的100天
上面说了，FDR当时面临的最紧急的事情是银行危机，他签署的第一个法案就是《紧急银行法案》（Emergency Banking Act）。该法案根据《对敌贸易法》（Enemy Act）赋予总统监管黄金和外汇的额外权力，发行美联储票据以恢复国家的货币供应，授权财政部长审查并重新开放所有被认为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并重组那些陷入困境的银行，使它们最终也能重新开业。说到底，就是加强联邦政府对银行业的控制和管理，恢复公众对国家金融体系的信心。
应该说，该法案纯粹是白宫的作品。FDR于3月4日，周六上任，周日就发布了召回国会于3月9日星期四中午开始办公的公告。在法案核心内容确定后，FDR周三晚上把国会领袖召集到白宫，亲自介绍法案内容。会议从晚上8:30一直进行到接近凌晨1点。而相关工作人员在会议结束后还在为法案做最后的法律修饰。
周四中午，国会正式开始办公，新成员宣誓就职后，众议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通过《紧急银行法案》，而这时正式文本还没有印刷出来，议员们只能听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亨利·B·斯蒂格尔（Henry B. Steagall）宣读法案内容。当时的少数党领袖伯特兰·斯内尔（Bertrand Snell）对本党同仁说：“总统说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在斯蒂格尔还没读完整个法案文本时，议员们就高呼“投票！投票！”结果众议院全票通过该法案。等到参议院开始讨论时，已经有印刷好的文本了。参议院73比7通过。投反对票的居然都是进步派议员，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给予联邦政府对银行足够强的控制权。
参议院通过后不到一小时，《紧急银行法案》就到了FDR的书桌上，被签署成为法律。整个立法过程，从法案在众议院提出，再到参议院，再到总统签署，只用了不到6小时。这都是取决于议员们对总统的信任。
FDR的第二个法案却是一个动了立法者奶酪的东西：将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削减至少15%，包括他自己的，当然也包括那些议员的。尽管有很多人反对，但FDR在两院都获得了足够的支持票。（反对的人不一定是为了个人，因为该法案还牵涉到退伍军人的利益，是个敏感的政治话题。另外，该法案的副作用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在上任一周就完成了这两件事后，FDR于周日对全国发表了他当选总统后的第一个“炉边谈话”。他说：“我不能保证每家银行都会重新开业，也不能保证没有人会遭受损失，但凡是能避免的损失都避免了。”FDR是一个特别擅长交流，擅长把复杂问题用简单语言说明白的人。有人说，总统把银行业的情况解释得那么清楚，甚至连银行家都听明白了。
第二天，周一，就是银行重新开张的日子。那天，大部分储户都归还了他们曾经提取的大部分资金。根据美联储的报告，存款数超过了提款数的2倍多。起始于1930年，后来变得越来越严重的银行挤兑一下子终止了。政治经济学家雷蒙·莫利（Raymond Moley）著名地宣称“资本主义在8天内获得了拯救”。
以类似的速度和效率，承载着同样的信任，FDR在上任100天内共签署了15个法案，是所有白宫政府中效率最高的一个。这100天的成就包括废除“禁酒令”，一项全面的农业法案，创建了联邦紧急救援机构，通过国会制定了新的监管华尔街的立法，获得了创建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授权，为美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建造水坝并发电。随后，罗斯福说服国会迅速成立了房主贷款公司，以阻止美国房屋被取消赎回权。在100天的最后阶段，FDR再次加强了对华尔街的管理，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开，并创建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事项。另外，还推出了《住房法》（Housing Act），《铁路重组法》（Railroad Reorganization Act）和《国家工业复兴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FDR政策的特点：关心民生，缩小贫富差距
FDR无论是做纽约州长还是美国总统，他的目光始终聚焦于社会的底层。他秉持的原则是，所有人都有权利和资格分享经济成果。他强调公平分配，反对富人的巧取豪夺。而这些都是靠向蓝领阶层倾斜的政策来实现的。
比如，作为罗斯福新政的一部分，1934年的“国家住房法”（National Housing Act of 1934）等一系列法案使普通老百姓通过享受政府担保的低息低首付贷款，也有了买房的可能。1930年，只有30%的美国人拥有房产。而到1960年，自己有房子的超过60%。买房成了美国梦的标志。
二战还没结束，FDR就开始考虑如何给予参与二战的军人一些优惠政策，让他们能够在经济上往上走一个台阶。后来政府出台的《军人1944年的重新调整法案》（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简称G.I.法案），让服过役的军人可以享受政府资助的免费大学教育、工作技能训练和低息购房贷款等福利。可以说，G.I.法案普及了大学教育，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FDR的新政追求的都是治标也治本，这也是为什么新政之后美国经历了其历史上最好的一段时期，包括电脑业的兴起也是在里根之前。但是1980年里根上任后通过大幅改变税收政策，打破了贫富之间一个比较合理的平衡。虽然造成新的巨大的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是里根，但左翼政党面对经济上日益加深的不平等和政治中日益增长的金钱力量方面几乎没有作为，甚至有时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根据哈佛著名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在其《功绩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一书中的分析，共和党的理念本来就是最大范围、最大程度地追逐资本。而适当约束资本主义，为民主负责，为不那么健康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权力集中和不平等提供一种平衡，并寻求更公正的社会，一直是左翼党派的历史使命。所以左翼政党在约束市场经济方面的缺席才是最具后果的。正因为民主党的失误，才造成绝望的选民病急乱投医，把票投给了仅仅是口头忽悠，其实只会为富人谋利益的川普。
但是，民主党只要真正接受教训，痛改前非，还是能够得到选民原谅的。根据新闻网站THE LEVER的分析，2022年选举民主党能够在铁锈带表现不错，就是因为拜登政府支持工人阶层的一些具体政策，得到了选民认可。当政府为人们做了哪怕是最基本的事情，他们也会投票给你。其实，这走的就是FDR新政的路。
拜登在2020年竞选时就说，美国该再来一次新政了。既然这条路已经开始实现蓝领选民对民主党的回归，那么拜登只要继续下去，民主党就可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当然也就可以更容易地推动又一次新政。这样的良性循环就可能使美国再次重现FDR新政后的辉煌，并再次回归融合的局面。也许民主党需要这样的新口号：Make the Working Class Middle Class Again!（让工人阶级再次成为中产阶级！）
在二战眼看就要结束，人们开始渴望长久和平的1944年1月，FDR在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美国需要“第二次权利法案”，提出了基本生活在经济上得到保证也是基本人权这样的概念。FDR同时也警告，缺乏这样的保障会致使美国倒退到贫富差距巨大的1920年代。
在近80年过去了的今天，美国离FDR在1944年提出的目标还差很远，而且同样面临FDR曾经警告的危险。至少目前美国的贫富差距已经与1929年相当了。希望拜登治下的民主党能够担当起这个责任，带领美国走向这样的目标。FDR对民主的深刻理解几乎无人能比，而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实践更是前无古人。但是，不应该后无来者。
最后，请允许我以FDR1944年给国会的国情咨文的部分摘录结束此文。这也是FDR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一年后，为拯救这个国家鞠躬尽瘁的FDR就殉职于总统位置。
小罗斯福总统1944年给国会的国情咨文摘录：
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反人类奴役战争的积极伙伴。
我们与志同道合的人联合起来，以便在一个受到黑帮统治严重威胁的世界保卫自己。
但我认为，我们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生存。我们和我们的盟友所作出的牺牲使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神圣的义务，即确保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在这场战争后获得比仅仅是生存更好的东西。
我们有共同的决心，即在这场战争之后不再有另一场导致新灾难的过渡性战争——我们不再重复鸵鸟式孤立主义的悲惨错误——我们不再重复疯狂的20年代的过度行为，当时这个国家坐上了过山车，本以为是个快乐的旅行，却以悲剧性的崩溃告终。
......
我们现在有责任开始制定计划，确定战略，以赢得持久的和平，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的美国生活标准。如果我们的一些人民——不管是三分之一、五分之一还是十分之一——吃不饱、穿不暖、住不好、没有安全感，那么无论这个总体生活水平有多高，我们都不能满足。
这个共和国是在某些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的保护下开始的，并发展到现在的实力，被保护的东西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由陪审团审判、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这些权利保障我们的生命和自由。
然而，随着我们国家的规模和地位的增长，随着我们工业经济的发展，这些政治权利被证明不足以保证我们在追求幸福方面的平等。
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没有经济上的安全和独立，真正的个人自由就不可能存在。“贫乏的人不是自由的人”。饥饿和没有工作的人是独裁者的材料。People who are hungry and out of a job are the stuff of which dictatorships are made.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经济真理已被接受为不言自明。可以说，我们已经接受了第二次权利法案，根据该法案，可以为所有人建立安全和繁荣的新基础，而不分地位、种族或信仰。
第二次权利法案将包括：
在国家的工业、商店、农场或矿场中获得有用和有报酬的工作的权利；
赚取足够的收入以提供充足的食物、衣服以及娱乐的权利；
每个农民都有权利饲养并以合理价格销售他的产品，其收入能够使他和他的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
每个商人，无论生意大小，都有权在不受国内外不公平竞争和垄断企业支配的氛围中进行交易；
每个家庭都有获得体面住房的权利；
有权获得充足的医疗服务，并有实现和享受良好健康的机会；
有权得到充分的保障，免受年老、疾病、事故和失业带来的经济恐惧；
获得良好教育的权利。
所有这些权利都意味着安全。而在这场战争胜利后，我们必须准备好在落实这些权利的过程中，向人类幸福和福祉的新目标迈进。
美国自己在世界上的合法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权利和类似的权利在我们的公民身上得到了多么充分的实践。因为除非国内有这些安全保障，否则世界上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
我们今天的一位伟大的美国实业家——在这场危机中为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最近强调了这个国家的“右倾反应”的严重危险。所有思维清晰的商人都和他一样担心。事实上，如果这种反应发展起来——如果历史重演，我们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所谓“正常状态”——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我们在国外战场上征服了我们的敌人，我们在国内也会向法西斯主义精神屈服。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ymond_Moley
https://www.historycentral.com/DEP/NewDeal.html
http://www.fdrlibrary.marist.edu/archives/address_text.html
https://www.levernews.com/the-real-reason-for-dems-rust-belt-revival/
https://www.openculture.com/2017/08/f-d-r-proposes-a-second-bill-of-right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