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裔无家可归者在地铁上被勒死：一场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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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下午2点27分，纽约警局接到报警电话，称在曼哈顿百老汇-拉斐特街地铁站的一列F列车上有人打架。
在这通报警电话被拨打的不久前，乔丹·尼利 (Jordan Neely) 在第二大道登上了北行的列车。胡安·阿尔贝托-巴斯克斯 (Juan Alberto Vazquez) 也在这趟列车上，而他随后用手机记录了一段4分钟的视频，展示了尼利被勒死的整段过程。
视频中，尼利被丹尼尔·彭尼 (Daniel Penny) 用手臂绞住脖子和头部长达数分钟。法医称，尼利是因颈部受压而窒息死亡。
经过了曼哈顿地检的调查和一次大陪审团开会，期间纽约数度爆发抗议活动，直至5月12日，彭尼最终以二级谋杀的罪名被起诉，而这起杀戮引发了一场关于种族主义、如何对待无家可归和私刑主义的辩论。
谁是尼利？谁是彭尼？
尼利是一位30岁的黑人男子，16岁时开始作为舞蹈家和艺术家在时报广场、地铁等场所表演，因模仿迈克尔·杰克逊的舞台而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他常常打扮成迈克尔·杰克逊的样子，在地铁通勤者面前表演“太空步”。
他的朋友说，地铁是他感到快乐和自由的地方，这是他的舞台，自己可以作为一个艺术家进行表演。
在对尼利被杀的抗议活动中，一些示威者对《纽约时报》回忆起曾看到他的表演。一名男子记得在约会时，他的女友曾在广场停下来看尼利跳舞。
“我是一个纽约人——我认识他，还给了他钱。”
另一名地铁表演者约翰·里奇(John Rich) 说，他曾经和尼利一起跳过几次舞。
“他的闪亮的袜子总是和他的手套搭配”，里奇笑着说：“他对他的装备很认真，对跳舞很认真。”
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也在挣扎。他的亲人说，他少年时期遭遇母亲被杀，患上了多种精神疾病。成年后他时常无家可归，纽约市维护着一份最需要帮助和治疗的无家可归者名单，他排在了这份名单的前50名。最近几年，尼利的精神疾病问题似乎变得更加严重，偶尔会出现暴力行为。
与尼利的人生非常不同，24岁的白人男子彭尼在长岛上高中，是学校曲棍球队的一员。高中毕业后彭尼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据他的律师说，他已光荣退伍，现在住在曼哈顿，正在攻读建筑学学士学位。
在采访中，彭尼说事发那天自己离开了学校，并搭乘地铁准备返回曼哈顿去健身，然后本来计划再回到他在东村的家。
但他遇到了尼利。尼利当时在F列车上举止古怪，对其他乘客大喊他又饿又渴，他受够了，不在乎自己是进监狱还死掉，但车上的目击者并不确定他对任何人进行过肢体威胁。之后的某个时刻，彭尼掐住了尼利的脖子。尼利被送往医院，当天被宣告死亡。而彭尼甚至没有被警察拘捕，而是在事后当即被允许离开现场。
如果被指控的二级过失杀人罪成立，彭尼将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在他被捕和被起诉后，右翼媒体和共和党高级政客纷纷站在他一边。基督教筹款网站GiveSendGo上的一个 "法律辩护基金 "迄今已为彭尼筹集了超过270万美元。相比之下，尼利姨妈为尼利设置的GoFundMe迄今筹集了15万美元。
一场私刑
事件发生后，佩尼的律师以自卫作为辩护理由。而彭尼作为一名杀人嫌疑人，获得了右翼潮水般的支持。保守派中出名的政客，包括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 (DeSantis) 不断鼓励着人们向像他捐款，川普和德州州长阿博特 (Abbott) 都对他的行为赞赏有加。
《纽约州刑法》第35条概述了个人在自卫或保护他人时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根据该法令，一个人可以使用他们合理认为必要的武力来保护自己或他人，免受他们合理认为即将非法使用武力或非法使用武力的伤害。
佩尼符合自卫的标准吗？《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指出，海军陆战队员接受的训练是对敌方战斗人员使用扼制，一旦对手失去意识，就停止使用这种武力。但四分钟视频显示，彭尼在尼利瘫软后50秒还紧紧地钳制着他。
此外，虽然许多保守派将彭尼的行为描绘成了一名保护其他人的英雄，但现场的目击者说，在事件发生时尼利并没有表现出暴力迹象，也没有对任何人构成特别的威胁。但反过来，尼利的死亡证实了边缘化群体如何受到私刑的严重影响，甚至会丧命。
在美国，以私刑和其他暴力恐吓非裔社区拥有着长久的历史，并且与种族主义紧密相关。因为非裔常常被刻板印象塑造为”危险”和“暴力”，由此给予了加害者一个对其施加伤害的不正当的理由。
就像临床心理学家唐纳德·格兰特 (Donald Grant) 在接受NBC采访所说的，这种致命的加害代表了一种白人的私刑主义(white vigilantism) ，而这种私刑主义已经成为美国非裔永远的威胁，在几十年来，许多人因此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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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目睹的是这些不经审判、不经陪审团、不经裁决就实施杀害的人，它重新点燃了非裔社区最深的恐怖。而这种私刑活动确实提醒了美国非裔现在所处的危险环境，”格兰特说。
许多报道和证人都在重复着尼利“反常”的行为，让人不禁联想到自己有时在公共场所中感受到的恐惧，但这些就可以证明私刑的正当性吗？反过来，我们为什么不能思考，当一个人感受着饥饿、疲劳和居无定所的恐慌，如何能更有效地提供帮助，让他和他身边的人免于恐慌？
但是，美国就是一个总将非裔视为“充满威胁”的地方，因此，对非裔实施私刑、警察暴力和监禁，并针对有色人种推进系统性的不公平，仿佛就变得十分合理，甚至值得赞扬了。
当弱者被视为罪犯
这个事件的另一重问题在于人们对于无家可归者的恐惧，以及在乘坐公共交通时所感到的不安。
很多人都认为，纽约市的犯罪问题令人担忧，所以当有人在公共交通上针对一个“看起来精神错乱”的无家可归者使用暴力，没有人要站出来干预，也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2020年发表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无家可归者成为犯罪和暴力受害者的风险比有家可归的人高得多。关于无家可归者“危险”的说法反过来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恐惧”。
公众的偏见可能是一把隐形而又锋利的武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 的一篇博文写到，“人们错误地认为无家可归者是施暴者，而不是受害者，这助长了对无家可归者的定罪和非人化。”
“对无家可归者所犯的罕见暴力事件的夸大关注，导致政策支持将他们的生存行为定为刑事犯罪，比如他们没法睡觉，或甚至坐在一个地方。”有的无家可归者曾在采访中说，有时自己只是疲惫不堪，然后咣的一声坐下，就即刻变成了非法入侵。
这样的定罪转移了资源，加剧了贫困，也增加了监禁。对无家可归者的恐惧，而不是对他们的同情，促成了非人化——认为他们不如人，不值得我们保护、照顾，甚至不值得获得公平的政策。而正是这种非人化，导致了尼利和其他千千万万无家可归者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受到暴力，甚至在冷漠中丧命。
结语
不难想象，尼利和彭尼的身份使许多人看这件事的视角发生了改变——一个是患有精神疾病，在地铁中游荡的非裔无家可归者，另一个是刚放学的白人退伍海军陆战队员。这些印象很难不让大众更倾向于对其中的一方产生同情，但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权力关系带来了什么样的悲剧。
尼利身上发生的悲剧是很多问题的缩影，残忍的种族主义，挥之不去的私刑历史，以及我们在当下对无家可归者一次次妖魔化所捆绑的恐惧。或许我们不应该从政治或左派右派的角度来看，而只是从个人的心里，我们是否应该感到，这一切并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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