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元购”，什么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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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阅读中文社交媒体习惯的读者来说，过去几年里一定频繁看到了“零元购”这个词，而且常常是在各类和盗窃犯罪相关的文章标题中。
上图是在微信上搜索“零元购”和“美国”这两个关键词后显示的结果，其中不少带有“零元购”的文章阅读都是10万+。
如果点进去看，很多文章直接写着“黑人零元购”，比如下图就来自一篇微信文章：
在当下简中的环境里，“零元购”这个词可以说是被“玩坏了”，很多人用它来调侃非裔，尤其是贫困的非裔，不过现实可能和这些说法并不一样。美国目前的商店盗窃到底是什么情况？
“零元购”这个说法从哪里来？
“零元购”这个词在2020年夏天开始频繁出现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当时，乔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被明尼阿波利斯的警察残忍跪杀后震惊全美，许多人走上街头抗议警察的暴力行为。
根据统计，在全美相关的逾7750次“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游行中，超过93%的相关游行活动都是和平示威，有超过2400个地点报告了和平抗议，而只有不到220个地点报告了“暴力示威”（暴乱团体或武装分子针对其他个人、财产、企业、其他的破坏行为）。
但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大部分人都至少看过一两个营业场所在这些抗议运动中被破坏的视频。
报告说，在这部分抗议活动演变为暴力事件的城市里，这些示威活动“主要局限于特定街区”。但在这些大规模的暴乱中，抗议者冲进了商店，有些人是为了发泄怒火，而也有人趁火打劫拿走了商品，因此被中文网友戏称为“零元购”。
如果说将“BLM”译成“黑命贵”属于简中媒体有意无意的错译，那么将“looting”（哄抢）译成“零元购”则属于无中生有，这其中既有对美国治安和犯罪率的嘲讽，也包含着对非裔的歧视，进一步塑造了对特定群体的刻板印象。和英文环境不同，这种歧视在中文环境里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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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在这段时间里，很多人也发出了质问：为什么每次类似的事件发生，都有哄抢(Looting)发生？
这背后的情绪很复杂，比如贫穷、愤怒和感到无助。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政治暴力；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破坏性的机会主义。路透社在2020年6月发布的文章中说，推动抗议事件中暴力行为的是机会主义者，而不是极端主义者，并发现在这期间发生的哄抢很多都是有组织的。
回到社会问题，对于一些抗议者来说，哄抢是一种重新夺回权利的方式，是一种在警察和当局几十年的虐待之后重新获得尊严的方式。尤其是在多年的和平抗议没有产生任何有效结果的情况下，抗议者可能觉得破坏是让人们听到他们发声的唯一途径。
早在1968年的研究就发现，抗议期间的破坏行为主要集中在“象征其他价值”的物品和建筑上。例如，抗议者更可能攻击权威的象征，比如警车，而不是有更高金钱价值的公寓楼。
这样一来，一些在抗议活动中发生的哄抢是对资本主义、警察和结构性种族主义的抨击。社会学家安德里亚·博伊尔斯(Andrea S. Boyles)在《你无法阻止革命》(Can’t Stop the Revolution)一书中采访到一个化名为“泰德”的人说，自己并不关心从商店抢了什么。他说，自己曾在当地社区的商店里购物，但当他自己的钱不够时却没有人可以求助。对他来说，抢劫只给店主带来了轻微的痛苦，而店主对减轻社区的痛苦却从没做出任何贡献。所以应该被惩罚。
不难看出，事件中的愤怒情绪来源于美国社会长期的种族歧视问题，对非裔和其他有色人种的剥削使他们更难以摆脱贫困。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历史学教授罗宾·凯利(Robin D. G. Kelley)在2020年6月撰写的《纽约时报》文章就说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非裔）的身体是战利品。强制榨取我们的劳动力就是抢劫。压制我们的工资，剥夺我们的财产，把非裔排除在平等的学校和公共场所之外的治理体系就是一种掠夺。
老生常谈的‘为什么抢劫？’ ，掩盖了非裔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问的关键问题：什么样的社会把财产看得比人命还重要？当非裔在我们眼前被杀害时，当警察在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疫情期间攻击抗议者并向人们发射催泪弹时，运动鞋和电脑的失窃，被打碎的橱窗、涂鸦或被撬开的锁是否应该成为我们的困扰？”
在抗议结束后，有组织的零售盗窃
但“零元购”没有随着2020年夏天的抗议结束而消失，反而被越来越广泛地用到了各种嘲笑美国治安差，且有色人种可以“不劳而获”的说法中。
2021年，全国零售联合会(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估计被盗商品给零售商造成的损失为940亿美元，比前一年（2020年）的900亿美元有所增加。然而这一增长并不能直接说明盗窃问题恶化。调查显示从货架上消失的商品数量在2016年至2021年期间其实保持稳定，零售盗窃只占总体损失的一部分。但占损失总数最大的份额（大约三分之二）是由员工盗窃、流程故障和未知来源造成的损失。
不过零售盗窃确实在发生，而困扰零售商的盗窃行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个人的小偷小摸和有组织的零售盗窃。
在CNN的一篇文章里，担任成员包括沃尔玛、塔吉特、家得宝和Gap等零售商的损失预防研究委员会(Loss Prevention Research Council)主任的佛罗里达大学犯罪学家里德·海耶斯(Read Hayes) 说，一些人此前可能从未偷过东西，但因为生活所迫，拿走了食物等必需品。然而，更大的一个部分，是机会犯罪（也就是有组织犯罪）。
有组织的零售犯罪团伙会从一个特定的地方偷走特定物品，或从许多不同的商店盗取同样一件物品，然后转手销赃。这些被偷来的物品可能被放在网上或者小地摊上出售。很多时候，被偷走的物品并不是仅仅因为它有多贵，也有可能因为比较方便销赃而被盗。
第一类零售盗窃中包括了4月在Walgreens因为盗窃不到20美元食物而被保安打死的无家可归者班科·布朗(Banko Brown)，但第二类，也是让零售商们更加感到不堪重负的则是有组织的零售犯罪，它更成规模，会给商铺带来更大的损失，也更有可能配备武器，因此对人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构成更大的威胁。
全国零售联合会2022年的调查显示，有组织的盗窃占了盗窃损失的最大一部分，而接受调查的零售商表示，在这过程中针对员工的暴力事件增加的趋势更为明显。
正因为如此，lululemon才提出要求员工不要与任何偷东西的人互动，因为不知道他们是否会使用武器在店内危及员工和顾客的安全，毕竟“没有任何商品值得员工去冒险”。
虽然这种有组织的盗窃行为并不是才开始出现，超过一半的零售商认为这类有组织犯罪数量上升，还有许多认为有组织的盗窃数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联邦当局现在警告说，这类盗窃已成为对公共安全和公共健康造成了“绝对威胁”，并认为暴力团伙、国际犯罪集团，甚至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可疑团体都在更频繁地参与在全美各地发生的有组织零售犯罪。
不过，也有一些对盗窃的恐慌来自媒体甚至公司自己进行的夸大。Walgreens在2021年10月关闭了旧金山的五家门店，声称是因为“有组织的”入店行窃，在当时引发了许多的讨论，都在说旧金山的犯罪问题多么的严重。但在2023年1月，Walgreens公司首席财务官与投资者举行的收益电话会议上说：“也许我们去年哭得太狠了。”并说公司“可能”在安全措施上花了太多的钱，并且可能错误地描述了在其商店发生的盗窃事件的数量。
打击有组织的零售犯罪需要联邦和州的支持
根据报道，在2005年至2007年期间，零售公司内部就已经出现了出现了第一批专门解决有组织盗窃问题的小组，而随着对有组织盗窃的预防在近年来更为紧迫，越来越多的公司成立了类似的小组。
这些小组通常配备训练有素的调查员，与当地执法部门和检方合作，从而可以对犯罪团伙一网打尽，有效的减少这类有组织犯罪发生的频率。
目前最常见的方式是与安保公司合作雇佣保安，但这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连锁药店Walgreens的首席财务官在2O23年1月份说，在花了“相当多”的钱给安保公司后，对打击偷盗结果是“基本上没有效果”（而且，这类安保的工作也会对员工进行压榨）。
除了零售商本身的努力外，真正有效地解决有组织盗窃也需要更多的资源，尤其是来自联邦和来自各州政府的支持，因为大部分的有组织盗窃是由一组人重复执行的。
纽约市的警方说，2022年纽约市所有入店行窃的案件有近三分之一是由327人犯下的。局长基尚·苏威尔(Keechant Sewell)说，这些人总共被逮捕和重新逮捕了6000多次。一些人从事入店行窃后通过销赃获牟利，而另一些人则是受毒瘾或精神疾病的困扰。
这也证明了如果要改善有组织盗窃问题，就需要执法部门、政客和立法人员从政策上进行改进。虽然目前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就有一项法案建议，希望可以在国土安全部内设立一个打击有组织盗窃的协调中心，结合联邦、州和地方执法部门的力量统一打击犯罪集团，但由于政客们在是否要严打轻罪的问题上分歧不断，包括纽约市市长亚当斯(Eric Adams)在内的很多人提出的建议都“治标不治本”，并且没有办法得到广泛的立法支持，有效的解决方案迟迟无法出台。
许多商家只能靠自己来改善这些问题。通过加强安保，或者将一些易流通和昂贵的商品锁在玻璃柜里，顾客经常需要请店里的工作人员帮忙打开柜子才能拿到一罐奶粉、一袋洗衣粉，甚至一管牙膏。而对于一些小店来说，加强安保的成本过于昂贵，而且仅仅是报告一个小的盗窃案也会十分繁琐。但他们能做的，也只是一次次靠自己的力量来阻止盗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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