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让人们连接，但也加剧了美国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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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美国华人杂谈》与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联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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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川普出人意料地赢了总统大选。人们普遍认为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为他助了一臂之力，成了他造谣、传谣的好媒介。当然，其他国家利用脸书传播对川普有利的不实信息也有作用。随便搜一搜就会发现很多社交媒体影响2016年总统选举的信息和故事（如下图截屏所示）。
现在的美国社会越来越分裂已经是一个共识了。没有达成共识的是为什么会这么分裂？民主国家出现一些分歧是正常的。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极端两极分化，尤其是在右翼政治领域，其后果有可能破坏民主本身。这些后果包括对事实的蔑视、立法失灵、民主规范遭到侵蚀，以及最糟糕的情况下，现实世界发生暴力。公民开始将彼此视为敌人而不只是存在意见分歧，就像2021年1月6日川普支持者袭击美国国会大厦时的情况一样。
早在脸书、推特和YouTube出现几十年前，美国的两极分化就开始加剧。其他因素——包括政党成员的重新调整、超党派广播和有线电视网的兴起，以及川普总统任期内种族仇恨的加剧——也加剧了这一问题。有一点不容否定：这些年越来越发达的社交媒体对分裂有推波助澜之效。
自社交媒体和伴随而生的各种自媒体崛起之后，美国民众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主流媒体，选择完全从社交媒体或自媒体获得信息。社交媒体的传播技术与传统广播有很大不同。有线新闻传播是单向的，而社交媒体传播提供了一种双向的模式，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地制作和分享内容，并立即传达给全球观众。这使得个人更难在网上遇到准确可靠的信息。这就意味着，社交媒体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话语权，并用真假难辨的信息影响受众。
话语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否则言论自由也不会受到宪法保护。但是，如果社交媒体对话语权的控制没有一套公平、公正的操守规范，那么，话语权就可能成为危害社会，危害民主的工具。事实上，这也正是在美国发生的事情。
网络算法是脸书负面作用的罪魁祸首
2016年大选前就有人因川普将社交媒体作为造谣、传谣的工具忽悠选民向脸书和推特抗议，希望他们对谣言、谎言有所作为。但是，川普极具号召力，为这些平台带来了大量客户，自然也带来了极大利润。所以，脸书和推特等平台都在国会听证会上拒绝承担做“警察”的责任和义务。
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只是提供一个客户自由交换信息的平台，公司无法对平台上的信息负责。又因为平台本身不发表也不参与信息控制，所以，不应该被视为媒体，不应该担当媒体所负有的责任。
但是，根据前脸书产品经理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2021年10月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作证所揭露的内幕，脸书的网络算法才是脸书负面作用的罪魁祸首。豪根介绍说，算法奖励参与。换句话说，当一篇帖子收到评论、“赞”和其他互动时，它就会被更广泛地传播，并在内容流中，比单纯以发布时间等客观因素作为推送的标准展示的帖子占据更显眼的位置。她说，这种基于参与度的模式有助于耸人听闻的内容，比如以愤怒、仇恨或错误信息为特征的帖子，能传播得很远。
今年1月哈佛大学陈德熙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领导的一项新研究显示，以儿童为目标在2022年为社交媒体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广告收入。
豪根还披露，在2020年大选期间，迫于外界压力，脸书在推送信息的算法上做了一些改动。虽然没有选择内部数据分析显示可能产生最佳效果的措施，但至少是做了一点努力，也的确有一定的效果。然而，选举结束后，脸书就放弃了那些可以限制错误信息传播的手段，回到原来的状态。豪根特别指出一件事：1月6日暴乱后，脸书马上又把那些措施放回去了。这就说明脸书非常明白，那些措施对限制错误信息是有效的。但是，脸书首先选择谋求利润最大化，哪怕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
同时，脸书对外却装出一脸无辜状，丝毫不承认平台在谣言传播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
今天的X比曾经的推特更糟
作为社交媒体，推特在社会功能上所占据的位置和起的作用与脸书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马斯克买下推特后，现已改名为X的这个社交平台变得更糟糕了。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马斯克开始经营推特后，很快就把主流媒体视为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他经常劝说他的追随者相信直接在X上发帖的“公民记者”，而不是专业的新闻机构。
邮报去年8月的一份分析报告发现，X正在暗中截流《纽约时报》和脸书等马斯克不喜欢的网站的流量。而且，去年9月开始，X对网站上分享的文章不再显示其标题，马斯克说这一改变是直接由他本人做出的。
马斯克还推出每月8美元的收费账户，而许多新闻机构、记者和自由派公众人物决定不做付费账户，也更加剧了主流媒体在推特上被边缘化。
据一家监测媒体可信度的无党派公司NewsGuard称，这些变化的总体影响是降低了公众查找权威信息的能力。在以色列-加沙战争期间，推特在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如谁炸毁了加沙的一家医院）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NewsGuard发现，在冲突的前几周，X是错误信息的主要传播者，而传播最广的错误信息帖子中的四分之三来自付费账户，其中许多是匿名的。华盛顿大学去年十月的一项研究结果也发现，X已成为一个充斥着错误信息和混乱报道的喧嚣之地。
推特前通信副总裁布兰登·博尔曼(Brandon Borrman)说：“任何每月支付8美元的人，算法现在都会把他们的观点放在新闻提要的顶部，而很多付费的人恰好同意埃隆·马斯克的世界观。”
曾在众议院1月6日暴乱调查委员会作证的前推特高级政策官员阿尼卡·科利尔·纳瓦罗利(Anika Collier Navaroli)说，马斯克在很多方面正把推特带回到“2016年之前”的时代，当时该网站对用户内容的审核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她说：“埃隆·马斯克版的言论自由似乎就是让他和他的朋友们能够发表仇恨言论而不会惹上麻烦。”
其实，这样的结果不应该是意外，因为马斯克上任为CEO后不久就恢复了当初被推特封禁的造谣、传谣账号，包括川普的。别忘了，这些账号被封禁是有原因的。另外，马斯克很快解散了推特的“信任与安全委员会”(Trust and Safety Council)、一个由一群志愿者组成，为公司提供有关网络安全的外部专家建议的团队。康奈尔大学教授塔莱顿·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称这样的团队为“互联网的守护者”。当初封禁川普账号的建议就来自这个委员会。
表面看来，马斯克是要维护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但这只是他的“皇帝新衣”，他真正的目的是给自己和同道人发表仇恨言论而和不受惩罚的“自由”，同时扼杀自己不喜欢的言论。
还记得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根据公开信息追踪马斯克私人飞机行踪的一个推特账号ElonJet被马斯克封禁的事情吗？马斯克的理由是，这威胁到了他和他家人的安全，属于触犯了推特的“诽谤”规则。好吧。但是，马斯克接下来借机把负责报道与他相关新闻的记者的账号也禁了，涉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Mashable、CNN、The Intercept等主流媒体的记者以及多位政治评论员和自由撰稿人，称“他们发布了我的准确实时位置，基本上就是暗杀坐标，（显然）直接违反了推特的服务条款。”
但是，这些记者并没有违反X的服务条款。就像Mashable的马特·宾德(Matt Binder)告诉Rolling Stone的，他的“罪”只是“一直对马斯克持高度批评态度”。
讽刺的是，就在此一个月前，马斯克还在发推特说：“我对言论自由的承诺甚至延伸到不封禁关注我飞机的账号，尽管这会直接威胁到我的人身安全。”（见下图截屏。截屏中推特读者附加的说明是：“这条推文中暗示的账号是elonjet，目前已被封禁。Elonjet曾经使用公开的飞机跟踪数据来跟踪马斯克的私人飞机飞往哪些机场。”）
在此大约半年前，马斯克发推文说：“我希望即使是对我批评最严厉的人也能留在推特上，因为这就是言论自由的意义所在。”（见上图截屏。）这话说得没错，只是现在读来太讽刺。
告诉大家一个最新消息：上周，X通过其主页推广了一条热门新闻，标题为“伊朗用重型导弹袭击特拉维夫”（见上图Mashable报道截屏）。问题是，这则新闻是假的。更糟糕的是，标题和故事是由X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Grok提供的新功能创建的。欢迎来到X的新时代！
TikTok的负面作用也是主要来自平台算法
说到社交媒体的问题，就不可能不提TikTok。其他社交媒体的问题，TikTok都有。但TikTok还有其特别的问题：因为这个平台在青少年中很普遍，还特别容易上瘾，其负面影响就对青少年造成了特别严重的伤害，包括激发自杀行为。
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9月26日至10月23日对美国青少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青少年泡在TikTok上的时间非常可观。下图显示，YouTube和TikTok是年轻人最普遍使用的社交媒体，分别有16%和17%的人说他们几乎一直在这两个平台上。
TikTok对于青少年和年轻人来说，一方面有可能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社区和认同感，比如LGBTQ社群或者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患者的社区，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加剧使用者的心理健康问题，造成自残、自杀等倾向，而“打击数字仇恨中心”(Center for Countering Digital Hate)去年1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TikTok的危害最主要是来自其平台的算法。
在该项研究中，当研究人员创建属于虚构的13岁少年的账户时，平台在用户注册几分钟内就向他们推送有害内容，他们很快就会被有关饮食失调、身体形象、自残和自杀的视频淹没，而且每隔39秒就会推荐那些有关身体形象和心理健康的有害视频。
其实，《华尔街日报》2021年的一项调查就揭露了这样的问题。此后，TikTok加强了家长控制，并承诺采用更均衡的算法，但“打击数字仇恨中心”的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应用体验几乎没有改变。
在每月有超过10亿用户使用的平台上管理所有内容的确不容易。但现在社交媒体平台的普遍问题是，他们的算法才是罪魁祸首。美国心理学会首席执行官小阿瑟·埃文斯(Arthur C. Evans Jr.)说：“如果科技公司不能在其平台上杜绝这些内容，就不要创建会将孩子们引向这些信息的算法。”
话语权！话语权！究竟谁做主？
1月6日的国会大厦暴乱之后，一直不肯对川普账号下手的脸书和推特，终于封禁了川普分别有8千多万和3千多万粉的账号。很多被认为起了传播谣言推动暴乱作用的川普支持者的账号也被删。
还记得当时演出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戏吗——那些被封禁的账号纷纷转移到Parler上。没想到，因Parler不肯限制不当言论，谷歌、苹果和亚马逊等几个科技老大利用其技术上的垄断，联手把Parler掐死了。这等于是社交媒体的舆论完全被几个科技巨头控制了。
几个科技大佬终于出手，是因为他们真真切切地看见了，他们的平台已经对民主制度造成极大的威胁，再不作为不行了。但是，事实也告诉我们，把社交媒体的话语权完全交给几个企业来控制，并不靠谱。最好的证明就是，研究结果和专家评论都同意，现在社交媒体的整体环境，并不比1月6日国会暴乱时更健康。
资本的本性就是贪婪。这不是错，更不是罪。贪婪是驱动力，是资本主义的竞争力。但是，让资本来管理话语权就有问题了。话语权事关社会的公平、公正，而企业的利益并不总与社会利益相一致。这一类责任一般只能由政府承担，因为民选政府在有些方面法律上自带被授权功能。
注意，这里不是说政府来控制话语权，而是说适当、合理的管理，就是类似曾经有过的用于管理无线电台言论市场的《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公平原则》（FCC fairness doctrine，简称《公平原则》）。虽然《公平原则》并不完美，但其存在期间，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起了制约作用，保证了媒体组织的报道比较全面、平衡。
《公平原则》的废除被公认为是导致美国政党两极分化程度加剧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现在需要的不仅是对主流媒体恢复《公平原则》这样的东西，还需要根据社交媒体的特性增加新内容。现有的专门针对互联网制定的《通讯规范法案》第230条（Section 230 of 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简称CDA 230）是1996年通过的，那时候脸书和推特连影子都还没有呢，更不要说TikTok了。那时也没有智能手机。
这近30年中，互联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AI更是给政府管理造成了巨大挑战。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与时俱进版本的对社交媒体平台对管理规范，绝对是国会的失职。
鉴于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等平台的负面作用最主要是来自于平台的算法推送，为了美国不继续走在越来越分裂的路上，对社交媒体进行适当的法制管理刻不容缓。
顺便说一句，众议院不久前通过的一个试图禁TikTok的法案有很多不合理之处。这个话题我会专门写，这里只指出一点：禁一个产品易，合法、合理地管理一个产品难。在没有充分和必要理由的情况下禁一个产品，只是体现了政府的无能。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并不是十恶不赦。这些平台和工具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和愉快，也经常成为主流媒体的补充。我们需要做的是，充分利用这些工具，同时尽可能将其不利因素减少到最小。
就看美国国会有没有能力接受这个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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