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学术自由和摇摇欲坠的象牙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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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针对加沙战争的抗议活动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爆发，激发了全美其他大学以及加拿大和欧洲多校的示威活动。
自哈马斯10月7日袭击以色列以来，亲巴勒斯坦和亲以色列的抗议活动已成为大学校园的一大特色。而在此过程中，大学校长的职位成了烫手山芋。去年12月，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在国会就校园反犹主义发表了证词，并产生巨大争议，三位校长之后都丢了工作。
最近引起广泛关注和质疑的则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米努切·沙菲克(Nemat Shafik)。4月17日她在国会作证，表示重点是“打击反犹主义，而不是保护言论自由”，承诺将解雇几位涉嫌发表反犹言论而正在调查的教授，尽管这些调查尚未有结论。沙菲克的表态得到了国会保守派议员的表扬，也遭到了全国各地大学教职员工的谴责。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全国主席艾琳·穆尔维(Irene Mulvey)表示，沙菲克“把学术自由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员工都扔到了汽车下面”。
在沙菲克去国会的同一天，学生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主草坪上搭起帐篷，以示对加沙的声援。然后，沙菲克叫来警察逮捕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并对所有参与学生做停课处分。
这一有争议的决定不仅让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感到不安，也引发了旁观者的愤怒和其他大学学生的陆续参与。
许多评论人士指出，政客们对大学抗议的反应体现了他们几十年来对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压制。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穆尔维对Vox新闻说，“我认为，现在发生的事情是控制校园内发生的事情的议程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关于以色列的历史和政策。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一场更大的运动的一部分，即反 DEI （多元平等包容）运动、反 CRT （批判性种族理论）运动，该运动旨在审查或控制大学课堂上可以学到什么，以及校园里可以教授什么。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危险，这场更广泛的运动，我认为它会真正损害高等教育及其在民主中应发挥的作用，那就是制衡政治。”
大学校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都始于哥伦比亚大学，4月17日，学生们在草坪上搭起了50多顶帐篷声援加沙。但帐篷只撑了一天半，沙菲克就介入了。“目前的营地违反了所有的新政策，严重扰乱了校园生活，并为我们的许多学生创造了一个骚扰和恐吓的环境，”她在4月18日给哥伦比亚大学社区的一封信中写道。
此后不久，警察赶到，以非法侵入的罪名逮捕了学生，并带走了100多名抗议者，把他们的手绑起来。一些学生还被停课，并被赶出学生宿舍。目前该校春季学期已经结束。
其他大学校园里的亲巴勒斯坦学生团体也举行了类似的抗议活动。至少47名学生在耶鲁大学扎营几天后被捕，超过150名学生在纽约大学被捕。德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指示警方前往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校园，在那里他们逮捕了34人，其中包括一名记者。波士顿警方逮捕了108名参加由爱默生学院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的人。
抗议活动的特点使其更加复杂
到目前为止，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的学生抗议活动都是非暴力的。纽约警察局的代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犹太节日逾越节开始之前，没有任何关于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受到身体伤害的报道，也没有任何针对与大学社区有关的个人或团体的可信威胁。
然而，4月下旬，一段视频浮出水面，视频中似乎是戴着口罩的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大门外对犹太学生大喊：“10月7日将是你们的每一天。”目前尚不清楚那些大喊大叫的人是否与该大学有关。
接着，哥伦比亚大学种族隔离剥离联盟(CUAD)的学生希马尼·詹姆斯(Khymani James)的一段视频曝光，他在视频中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配活下去”，事后他表示这是1月份在Instagram上的一段直播视频。“我一时冲动说错了话，为此我道歉。”
视频流传之后，乔·拜登总统发表了一份声明：“这种公然的反犹主义应该受到谴责，也是危险的——在大学校园或我们国家的任何地方都绝对没有容身之地。”
其他人则告诫不要用一个激进分子的话来定义一个大得多的群体。
黑人教会政治行动委员会(Black Church PAC)的创始人之一迈克尔·麦克布莱德牧师(Rev. Michael McBride)一直在敦促加沙停火，他说詹姆斯的言论并不代表反战运动。
在加州伯克利领导一所教堂的麦克布莱德牧师对《纽约时报》说，“去任何一个抗议活动，你都能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只要你去寻找，你就能找到它。”
面对广泛的反犹太主义指控，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并不孤单。耶鲁、俄亥俄州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其他大学的学生都因参与声援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而被指是反犹太主义。
警察介入抗议活动遭到了强烈反对，尤其是来自大学教职员工和活动人士。
维罗妮卡·萨拉马是纽约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律师，也是为这些学生辩护的团队的一员，她告诉Vox，沙菲克报警是她紧急权力的一部分，但这样做违反了学校的政策。
抗议活动的背后是什么？
在许多方面，抗议者的要求被争议所掩盖。
在哥伦比亚大学，抗议者属于哥伦比亚大学种族隔离撤资联盟，该联盟成立于2016年，要求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披露对支持以色列的以色列和美国公司和机构的投资，并撤资或从其投资组合中撤出。
像许多名牌大学一样，哥伦比亚大学有大量的捐赠基金。截至2023年年中，该大学的估值为136亿美元。
学生积极分子在示威期间针对捐赠基金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学生们成功地说服哥伦比亚大学从种族隔离的南非撤资。而在哥大之外，这场运动成功地迫使巴克莱银行、奥运会和国际板球大会等主要全球参与者退出了与南非政府的关系。
最近，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大学已经从化石燃料和私人监狱中撤资。
沙菲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学校不会从以色列公司或那些对加沙的持续占领做出贡献的公司撤资；相反，她提出了一个程序，使哥伦比亚大学的投资对学生更加透明，并承诺支持加沙地区的儿童早期发展和该地区流离失所的学者。
这些要求与其他学院和大学的学生团体的要求相呼应。纽约大学的学生活动人士还要求该校关闭特拉维夫校区，“从所有帮助种族灭绝的公司中撤资”，包括武器公司，并禁止有利于以色列的武器技术研究。
学术自由面临挑战
自从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大学一直在努力平衡保护言论自由和打击反犹太主义的目标。但现在，一些大学和地方当局似乎掉转了方向，转为积极镇压。众多教育者指出，强大的右翼政治机器正在干预美国大学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一项独特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它保护教师和研究人员，同时使整个社会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中受益。这一权利源于大学在美国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教授不为政客工作，不为校董工作，也不为自己工作。他们为公众工作。他们的工作是提供学术成果和教学，以丰富社会知识储备。作为交换，社会允许他们保护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他们的学生）免受外界对其事务的干涉。社会为他们建造了一座象牙塔。
然而，这样的自由经过了几代人的政治斗争，而且不断受到挑战。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学生们组织了一系列反战和民权抗议活动，学生们公开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反对征兵和强制参加后备军官训练队。他们要求民权保护和具有种族代表性的课程。
保守派活动人士对学生抗议者提出了许多熟悉的说法：他们既是被溺爱的精英，又是煽动者和通共人士，他们播下了破坏美国的不和。保守派因此通过要求大学校长和警察采取行动，对校园反战和民权示威者进行反击。右翼律师协调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起诉“优柔寡断、没有勇气”的大学校长和受托人。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干预经常使和平抗议升级为暴力骚乱和整个校园关闭。当时，大学校长通常会屈服于保守派议员和愤怒的纳税人的要求。
这一系列校园抗议导致了保守派对学术自由的怀疑，里根在1966年竞选加州州长时承诺“清理伯克利的混乱”。尼克松总统曾在1968年成功竞选白宫期间严厉谴责校园骚乱，他鼓励大学校长遵守法律，并称赞他们将驱逐学生的做法贯彻到底。
这些想法和怀疑并没有随着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的结束而消失，在21世纪，保守派再次开始对校园言论自由感到不满。新一代的保守派甚至走得更远，他们将大学视为需要对抗的敌人，而不是需要变革的机构。他们认为学术自由是一种无用的障碍。28岁的查理·柯克(Charlie Kirk)是美国发展最快的校园分会组织“转折点美国”(Turning Point USA)的创始人，他在《大学骗局》(the College Scam)一书中主张，保守派应该彻底放弃高等教育，并撤除资金。美国转折点甚至创建了一个激进左派的“教授观察名单”，每个上榜的教授都会面临来自社交媒体和现实生活中的威胁和攻击。
全国各地的共和党议员正在迅速采取行动，按照他们的保守主义愿景重塑高等教育。这其中最主要的策略是教育禁言令——州立法机构禁止教授特定的课程。
据美国笔会统计，自2021年1月以来，美国50个州立法机构中有46个提出了307项教育禁言令法案或政策。其中40项法案已在22个州成为法律。这些禁令中有近40%针对的是高等教育领域。研究麦卡锡时代如何影响高等教育的著名历史学家艾伦·施雷克(Ellen Schrecker)称这些法案“比麦卡锡主义更糟糕”，因为它们试图控制大学教学。
在佛罗里达州和其他地方，州立法机构禁止教授非裔美国人研究、后殖民研究、美国历史以及性别和性行为。以佛罗里达州为例，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接管佛罗里达新学院，法律禁止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这些法律已经签署并生效。
当然，现在的政治局面极度复杂，大学既希望保护合法的抗议，也面临着反对偏见和仇恨言论的压力。有时言论自由与仇恨言论的界限也非常模糊，在公开抗议活动中，这一点尤其突出。但大规模逮捕和平抗议者和审查演讲者的政治观点，从长远来看只会破坏学术自由。
从越南战争到种族隔离的南非，大学一直是公开讨论和反对政府政策、结构性种族主义和社会不公的重要场所。长期以来，它们也一直是抗议场所。如果大学不能成为这种自由的舞台，那么大学内外的民主生活的可能性不仅会变得贫瘠，而且会面临灭绝的威胁。
这是一个高风险的时刻。政客们鄙视学术自由。管理人员也没有为它辩护。但它让我们的大学变得伟大——当它消失时，我们会怀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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