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锦丽希望降低美国家庭支出，被污要学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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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美国副总统、202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发布了她的经济政策议程，旨在降低美国家庭的支出。根据贺锦丽的竞选团队发布的信息，这些政策将是贺锦丽执政100天之内寻求实现的目标。这是贺锦丽接替拜登以来首次提出具体的经济政策建议，其主要目标是建立强大的中产阶级。
那么，为什么贺锦丽团队要聚焦中产阶级？美国的中产阶级现状是怎样的？她的新政策能帮助这个阶层吗？为何刚一发布，就被人称是要学委内瑞拉，搞价格管制呢?
逐步萎缩的中产阶级
美国的中产阶级历来被视为国家的支柱和经济引擎。然而，盖洛普(Gallup)和皮尤(Pew)两大社会调查研究机构的最新报告显示，在过去几十年间，美国中产阶级的占比持续下降。
下图是盖洛普的调查结果，该机构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显示，54%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其中39%的人说自己是“中产阶级”，15%的人说自己是“中上阶级”。另有31%的人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12%的人认为自己是“下层阶级”。只有2%的美国成年人认为自己属于“上层阶级”。
对比20年前的调查，自认为是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的占比在下降。从2002年到2006年，平均有61%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一比例下降到56%，此后，这一数字平均为53%。与此同时，认为自己是工薪阶层或下层阶级的美国成年人的综合比例，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平均37%上升到衰退后的45%。
盖洛普的报告更倾向于个人对其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定，而皮尤研究中心今年5月发布的另一份研究报告，则通过客观的数据分析，以家庭的收入情况为标准，展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最新状况。
皮尤中心在这份报告中，将“中等收入”美国人定义为那些生活在年收入为全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三分之二到两倍的家庭中的人，家庭年收入基本在6.1万至18.7万之间。
根据该报告，2023年，美国属于中产阶级的人口占比为51%，而52年前的1971年，该比例为61%，中产阶级占比萎缩了10%。同期，低收入群体扩大了3%，高收入人群则扩大了8%。
通过家庭收入变化的维度能明显看到，2022年各收入阶层家庭的收入都比五十年前高得多，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中产阶级。
对比1970年，在2022年，高收入家庭收入从14.4万美元增长到25.7万美元，增幅达78%。中产家庭的收入则从6.6万元增长到10.6万元，增幅为60%。低收入的家庭从2.2万元增长到3.5万元，增幅仅为55%。
皮尤中心报告的第三组数据是不同阶层家庭收入在美国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该组数据显示，自1970年以来，中产阶级家庭在其中的占比每十年几乎都在下降。
1970年时，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占美国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是62%，与在美国人口中的占比相似。然而， 到了2022年，该比例下降到43%。与此同时，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占比从29%猛增至48%。
从这两家机构对中产阶级的社会调查与研究报告中，我们能得出至少两个结论：
无论是从人们的自我认知的角度，还是实际收入的角度，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不断萎缩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高收入阶层的不断扩大和收入占比的不断增加，体现了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状。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汗牛充栋，难以在一篇文章中给出答案。之前我们的《里根：谋杀美国中产阶级的人》探讨过这一现象，至少在里根担任总统的时期，他对工会的削弱以及对最富有人群的大规模减税，扭转了美国中产阶级持续增长的趋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转阅读。
简而言之，造成美国中产阶级持续萎缩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总结为生活成本的增长速度长期高于收入增长的速度，让中产和工薪家庭不得不将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维持生计，而非投资或消费。相对的，对于更富裕的阶层，可以用更多的资本金进行投资，其财富增长的速度也就更快。
克林顿政府的前货币审计长尤金·路德维格(Eugene Ludwig)成立的路德维格共享经济繁荣研究所(Ludwig Institute for Shared Economic Prosperity)在2020年推出了一个更能反映中产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价格指数True Living Cost (TLC)。
该指数剔除了传统CPI统计中的一些中产和低收入家庭无力消费的高价奢侈消费品，更聚焦于日常生活的必要开销，比如住房、交通、食物、医疗、儿童照护等。根据该研究所的统计，2000年以来，TLC指数的增幅是CPI的1.4倍。
下图为TLC住房指数与CPI住房指数对比，从中可见2000年至2020年，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开支增长了150%，而CIP指数中的住房开支仅上涨不足60%。
同样，如果用TLC数据来修正工资增长的幅度可以看到，相比2000年，2019年劳动者的收入还下降了4%。而如果用CPI指数来修正工资增长，能看到的是工资收入增长了6%。
根据该研究所的测算，一个抚养孩子的单亲家长，在2000年，可用不到3.1万美元覆盖全年的生活开支，而到了2020年，当这名家长的年收入基于平均工资涨幅，涨到了4.7万美元时，要覆盖全年的基本开支，还需要借债6005美元。
通过以上数据能很明显看到，中产阶级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就是生活成本增长过快。那么，贺锦丽提出的经济政策能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吗？
贺锦丽政策议程：降低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
贺锦丽与沃尔兹提出的政策建议非常直接，就是降低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具体包括为中产阶级减税，降低食品杂货成本、打击该领域的哄抬物价，降低拥有和租赁房屋的成本，继续降低处方药成本，并减轻数百万美国人的医疗债务。其主要政策目标整理如下：
共筑美国梦：降低租房和购房成本
呼吁新建 300 万套住房，以在未来四年内结束住房供应短缺的局面。
为建造“起步之家”提供税收激励：为修建“首次购买住房”的开发商减税。
扩大对建造可负担租赁住房企业的现有税收激励。
建立一项新的联邦基金，旨在推动创新型住房建设。
减少繁文缛节和不必要的官僚主义。
通过打击企业和大房东，为辛勤工作的美国人降低房租。
阻止华尔街投资者大量购买和加价出售房屋。
阻止“租金设定数据公司”操纵价格，将租金价格大幅提升。
为首次购房者提供2.5万美元首付支持。
降低处方药费用，减轻医疗债务
胰岛素费用上限设为35美元，每个人的处方药自付费用上限为2000美元。
加快医疗保险处方药谈判的速度。
从打击阻碍竞争的制药公司和压榨小药店利润的医药中间商入手，增加医疗保健行业的竞争并要求透明。
贺锦丽副总统和沃尔兹州长还将与各州合作，为数百万美国人免除医疗债务。
降低食品杂货的价格
推动联邦首次禁止哄抬食品和杂货物价。
制定明确的道路规则，明确规定大公司不能不公平地利用消费者在食品和日用品上牟取暴利。
为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各州总检察长争取新的调查权，并对违反规定的公司实施严格的新处罚。
为中产阶级减税：每名儿童最高可获6000美元税收抵免
为有孩子的中产阶级家庭减税，提供中产阶级和困难家庭每个子女高达3600美元的税收抵免。
为有新生儿的家庭提供6000美元的新儿童税收抵免。
为一线工人减税。
帮助美国人在平价医疗法案市场上买得起医疗保险。
以上即为目前贺锦丽竞选团队对外发布的就任总统后首个100天的政策议程，旨在通过降低住房、医疗、食品杂货等生活必备成本，提升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
政策细节尚未出台，谣言却已先飞起来
贺锦丽的竞选团队目前只对外发布了这一组经济政策的概述，并未提供详细的实施细则，主流媒体和专业机构尚未发布对其政策效果的专业评估。
目前，仅有联邦预算委员会就该政策对联邦债务的影响发布了一份简短的评估报告，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计算，如果贺锦丽的这一组经济政策能够落地，将在未来10年对联邦财政增加1.7万亿美元的债务。
此外，贺锦丽团队还对外披露，为了降低债务规模，计划把企业税从现在的21%提升到28%。联邦预算委员会认为，这一举措将在未来10年减少债务1万亿美元，可以减缓美国政府债务迅速增长的势头。
由于目前缺少关于这些政策建议的更细节的信息，很难简单评价好与坏。也许在目前这个阶段部分政策建议还只是停留在初级阶段。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副会长本·哈里斯(Ben Harris)曾为拜登总统的2020年竞选活动协调经济政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竞选活动通常是关于伟大的理念和宏伟的愿景，而不是立法的琐碎细节，贺锦丽成为候选人只有几周时间，因此她可能会以自己的核心政策价值观为主导，然后在她的顾问看到公众反响并咨询专家之后再填补细节，这也是公平的。”
不过，贺锦丽关于计划出台食品杂货哄抬物价禁令的政策，已经引来了不少媒体的批评。《大西洋月刊》撰文表示，这一政策从经济层面上有些愚蠢，因为政府的价格干预有可能破坏市场经济的自然定价机制。不过，这一提议在在政治层面上却很聪明，迎合了公众的想法。根据此前中左翼研究机构Blueprint的调查，超过81%的受访者认为应该起诉哄抬物价的公司。
与严肃媒体不同，来自川普团队及其支持者们则直接把该政策建议与价格控制联系起来。据《国会山报》报道，川普竞选顾问布莱恩·休斯(Brian Hughes)在接受采访时，直接把贺锦丽针对食品杂货行业哄抬物价的相关政策，等同于委内瑞拉或古巴式的价格控制。
这一叙事也迅速被华人川粉吸收，开始照猫画虎地放大这一说法，在中文社区中制造信息混乱。
贺锦丽团队提出禁止食品杂货行业的价格欺诈是有现实依据的。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今年3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大型食品零售商的利润处于20年来最高的水平。与此相对应的，美国几大主要食品零售商的股票价格一直在上涨，处于历史高位区间。Kroger集团(QFC、Fred Meyer等超市的母公司)和沃尔玛的股价都比疫情前翻了一倍以上，这说明他们的盈利能力确实更强了。
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这份报告并未明确零售商利润上涨的具体原因，但提出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和调查。
众所周知，通货膨胀有着复杂的原因，既与货币和财政政策有关，也和全球经济活动联系密切。在疫情和通胀的背景下，食品零售企业的哄抬物价、缩小商品尺寸确实存在出于贪婪的目的，借机涨价的可能也确实存在。
因此，贺锦丽团队提出了这一政策建议，旨在对食品杂货行业进行充分调查，并制定相关政策，防止大型企业哄抬物价，进而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从迎合民众政策期待的角度，有其合理性。
因为缺乏相关的政策细则，现在还无从对哄抬物价行为的界定，也暂时无法评估其政策效果。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从现有的信息并不能直接得出，贺锦丽要搞价格管制，要学古巴或委内瑞拉这样的结论。
批评民主党的政策是搞社会主义，是要学古巴、委内瑞拉等计划经济国家是右翼的一贯套路。这种说法从90年代开始就已经出现，30多年过去了，民主党人做了20年总统，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依然强大，经济活力依然强劲，切莫被这些莫须有的偷梁换柱迷惑了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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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tc.gov/news-events/news/press-releases/2024/03/ftc-releases-report-grocery-supply-chain-disruptions
https://www.nytimes.com/2024/08/21/business/economy/harris-price-gouging-ban-grocerie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