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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你遍读了《四库全书》,我们才算志同道合

龚鹏程 龚鹏程大学堂 2019-06-12




       

做中国学问的人,这几百年来,第一参考用书,恐怕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这书既是《四库》中各本书提要之总会,刊本与书前提要当然是一致的,世人也一直以为如此,从来没人怀疑过。


没人怀疑过,也由于书多藏在皇宫,极少有人看过。


我曾以无上机缘,在台湾读过文渊阁四库,又在杭州读过文澜阁。北上承德避暑山庄,欲读文津阁,却发现亭台楼阁都在,而书早已搬到了北京。遂又回北京,设法读了它。继而往沈阳,访文遡阁四库,竟也书去楼空,徒留怅惘。后来才知书在兰州,乃又跑去看了。


都看了,才发现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四库全书》一套抄成几份,虽分藏各处,可毕竟是同一套书呀,谁知道却是各本差异颇多呢?二是《四库》所收的书,都做了提要。后来更把每本书前的提要汇总起来,编成了我前面说过的《四库总目提要》。可是我拿来跟阁本一对,才晓得原来也有许多不同。


这都是从前人没注意到的。只有一九二O年,陈垣先生因为想要景刊《四库》,查验文津阁本,才发现阁本提要和通行本《总目提要》并不一致。于是和阚泽、陶湘、尹炎武等人共同清校,并倡议影印阁书提要,以与《总目提要》雁行,俾便学者考异。


可惜此一呼吁并未获得重视,阁本提要与《总目》之异,学界迄乏研究。直到一九八九年,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第十二章第三节〈四库全书总目与阁书提要的比较〉才扩大比较了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与《总目》的差别。


据黄氏说,她比较过近百种提要,发现阁本提要与《总目》之不同,大略有下列几种情况:一、润饰文字;二、画一体例;三、增删内容;四、全篇改写。因此她认为阁书提要还不很成熟,是属于定稿过程中的一种状况。


但黄氏具体谈的不过十例左右,不足以反映全部情形。而且阁本提要与《总目》之优劣是非也并不能如此简单概括。


举几个例子:《字鉴》,《总目》说作者「其始末则无考也」,文津本却说:「盖以弟子员着籍者也」。


《汉隶字源》,《总目》只说:「宋楼机撰」,文津本就详细得多:「机字彦发,嘉兴人,乾道二年进士。宁宗朝累官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权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进参知政事,提举洞霄宫。事迹详《宋史》本传」。这些都比《总目》详细且有用。


又如《埤雅》。《总目》在介绍作者陆佃时,只说他「历转至左丞」,文津阁本就说得具体:「历官至尚书左丞」。《总目》云佃曾于神宗时召对,文津阁本也记得较明白,是陆佃「预修《说文》,进书召对」。而陆佃的学术,《总目》以其书多引王安石《字说》,判断他「学问渊源,则实出安石」。文津本不然,只说他「学问未尝异于安石」。陆佃学术与安石不异,是现象的描述;若说其渊源出于安石,就推测得远了,仅有解释字义之法与安石相似,并不足以支持这样的推论,须有其他的证据。故两相比较,文津阁本均较优长。


当然这也不是说文津阁本就较好,而是说《总目》与阁本之不同,正堪比较,未可抹煞。其差异便是它的价值所在。黄爱平先生说它只代表《总目》在定稿过程中的一种状况,其实未必。


例如《总目》在卷首凡例中特别说明了宋贾昌朝《群经音辨》,原隶经部小学类二的字书之属,后总纂官们再加审核,认为此书汇集群经音义「丝牵绳贯,同异灿然」,应该属于训诂类。所以才改隶小学类一,放在「《匡缪正俗》之前,《埤雅》之后」。可是文津阁本次序不同,是在《匡谬正俗》之前。让我们知道当时对于这本书该放在什么位置,是有斟酌的。


过去学者对这些不同,不甚留心。或是因闻见不广,未知陈黄诸先生之提示;或由于四库阁本深闭固藏,不易得窥,更休说要持相比勘了。


我因机缘凑巧,各阁本均曾寓目,又发起重印文津阁本的工作,故于文津本与《总目》之异同,花了点小工夫对勘了一下,才发现他们的差异确实极多。     

    

       文津阁本与《总目》的差异,有不少是意义差别不大的字句,如郑樵《尔雅注》,《总目》批评他坚持《尔雅》是江南人作,不免「偏僻之过」,文津本作「偏执之过」。《方言》多讹脱,四库馆臣整理之余,又「具列案语」以疏通证明;文津本作「具列案语如左」。这一类差别很多,但无关宏旨,大部份可以不出校记。

    

   另一种不必一一说明者,为体例。《总旨》的写法,是先写书名,次记卷数,再记采用底本,然后才作提要说明。说明时先叙作者名字爵里。若作者另有著作已收录于《四库》,则言明已著录,以供互见。如「古音丛目五卷,古音猎要五卷,古音余五卷,古音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杨慎传。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文津本体例不同,书题只作「古音丛目」,提要则以「臣等谨案」开头,接着由「古音丛目五卷,古音猎要五卷,古音余五卷,古音附录一卷」讲起。

    

      结尾则记载校写时间,如这一本就是:「乾隆四十九年三月恭校上」。文津阁本大多均是在本年校写,但也有少数在其他年份,例如宋邵伯温《易学辨惑》写于四十五年,郑则中《周易窥余》、都絜《易变体义》、赵善鉴《易说》写于四十六年之类。经部小学类中,除《尔雅翼》校写于四十八年,《切韵指掌图》校写于四十六年外,均是四十九年校上的,因此也不必一一介绍。

    

     从价值上说,文津阁本不说明所采用的底本,是个缺陷,误字显然也较多。如《群经音辨》,提要谈到扬雄《方言》,文津本误作方能。《续方言》提要里说「楚人名薐曰芰」,文津本也把楚人误写为楚国。又《说文解字》说到吕忱《字林》:「忱书并不同于古籀」,文津本漏了一个书字。《五音集韵》提要谓作者韩道昭等韵之学,亦「深究要眇」,文津本作渺,都是抄错的例子。

    

      四库全书内廷四阁复校,是乾隆五十七年结束的。结束后,纪昀等人又对《总目》重新核校修改了一遍,乾隆六十年才校勘完竣。因此文字上的疏漏讹误比阁本提要少是必然的。幸而文津本这类误字,也极少严重到会影响文义的地步,因此也可说是无关宏旨。


      较关宏旨者,是《总目》之案语,文津本多无之。


      案语本来就是考辨用的,一种是在提要末尾特出案语,一是在文中作考辨。如《说文解字》结尾附案语一大段,文津本无。《广雅》最后则把案语直接写在文末,说:「考唐元度〈九经字样序〉称:『音字改反为切,实始于唐开成间。宪虽自隋入唐,至贞观时尚在,然远在开成以前,今本仍往往云某字某切,颇为疑窦』。殆传刻臆改,又非宪本之旧欤?」这段,文津本亦无。这类例子很多,大大增加了《总目》的价值。

    

      但情况也不可一概而论。即以前举《说文解字》来说,《总目》的案语长达一千多字,应该是极有价值的,可是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却认为:「《总目》此语迂回不得其旨,段玉裁注极晓畅,孟《易》非壁中,尤足以破《总目》之惑」,似乎并不领情。然则文津本无此案语,似乎也算不上是缺点。

    

   同理,《总目》定稿刊行在文津文渊各阁本之后,因而我们相信它增删一定较好,校对也较精。大体言之,固然是如此,但相反之例却也不罕见。

    

      先说文字。

    

    《释名》解释兵器说:「刀室曰削、室口之饰曰琫,下末之饰曰琕」,文津本下字作室,就比较好。

    

    《急就章》,《总目》提到冯氏校本,文津本明言为冯舒,亦较好。

    

    《说文系传》,《总目》说徐锴「直录其兄铉所校之本,而去其所附之字」,文津本作「新附之字」,也是比较妥的。

    

    《说文系传考异》,《总目》说:「因参以今本《说文》,旁参所引诸书」,下面一个参字明显是涉上一参字而误,文津本作「旁证」就对了。

    

   同样的情况,是《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总目》的「嘉定中嘉定府教授」,下一定字亦涉上而误,应依文津本作嘉兴府。

    

  这是文津本与《总目》文字不同而文津本较胜的例子。另一种是句段不同,但是可相参稽。

    

  如《重修广韵》的〈潘耒序〉,文津本作「潘耒《遂初堂集》亦有此书序」,语意较为完整。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总目》只说:「宋毛晃增注」,文津本也说得较详:「宋衢州免解进士毛晃增注」;「居正尝作《六经正误》」底下,文津本接着说:「又尝校正监版九经,盖以经义世其家者」;「是书因《礼部韵略》收字太狭」之下,文津本也接着说:「元佑五年,博士孙谔陈乞添收;绍兴十一年进士黄启宗更为补辑,犹未完备」。《总目》若真是后来删订,就不知它删的道理何在了。


     这样的情形很不少。如《重修广韵》,《总目》只说该书漫引草木虫鱼,「宜为丁度之所讥」,似乎丁度只讥其枝蔓。查文津隔本,才知丁度还讥了它别的事:「丁度讥其一字之左兼载他切,既不该尽,徒酿细文;又姓望之出,广陈名系,既乖字训,复类谱牒,其说当矣」。两相比较,文津本不但较详,且《广韵》既是韵书,本来就会备载山川宫室、草木虫鱼之名。枝蔓虽是缺点,却并非大毛病。一字之左兼录其他反切,以及把文字训诂之书当成谱牒来写,才是大问题。《总目》不究心于此,而只就其枝蔓说,亦不知其删削之故为何。


      又,《广韵》,《总目》的见解是说:「唐志宋志皆载陆法言《广韵》五卷,则法言《切韵》亦兼《广韵》之名」。此说,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三曾驳之曰:「唐志实无此文,《广韵》亦是增广之称,法言不应先有此名」。按理说,俞氏是对的,但四库馆臣的意见,《总目》所反映的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就应看文津本,它说:「而陆德明《庄子释文》亦引《广韵》,则广韵之名实在《广韵》之前」。语意与《总目》是不同的。此即可以参稽也。


     《九经补韵》作者杨伯岩,文津本说他字彦瞻,《总目》说字彦思。《五音集韵》,《总目》说:「世称以等韵颠倒字纽,始于元熊忠《韵会举要》」,文津本作元黄公绍《韵会》,亦是此类。


     可是我认为:《韵会举要》旧本提要,首题黄公绍编辑、熊忠举要,则两者合起来是一本书。《总目》以为不然,力言黄氏《韵会》别为一本,并谓熊氏书字纽遵金韩道昭《五音集韵》之法,部分又从刘渊之例,而以七音、四等、三十六母移易唐宋之字纽,使韵书为之一变者,便是韩氏。既如此,以等韵颠倒字纽,又怎么会始于熊忠呢?《总目》自相矛盾,固不足信;文津本说此法始于黄氏,也一样矛盾,因《总目》已说黄氏《韵会》乃是另一本书了。

    

     句段不同最甚者,当然是通篇改作。这种例子也不少,如《钦定音韵阐微》、《钦定同文韵统》、《钦定叶韵汇辑》、《韵补正》等都是。大体上《总目》加详加密,大胜于文津本。

    

   但文津本也有些好处,《总目》重作之提要不尽能包括。如《钦定叶韵汇辑》,文津本论吴棫、朱子、杨慎、邵长蘅诸家音学的部分,便颇有参考价值。

    

     《总目》在各阁本的基础上增删,大体上又是增多而删少的,因此《总目》的提要常要比文津本字数多得多。这些多出来的文句,自然可让我们明白当年增订的经过,但删的地方也不宜忽略,而且删掉的部分也未见得就无价值。

    

   例如《说文系传考异》,《总目》只说:「徐锴《说文系传》四十卷,岁久散佚」,比对文津本,才知此处删掉了以下这一大段文字:「郑樵《通志》所载已亡三卷,李焘收访,岁久仅得七八,阙卷误字,无所是正,所作〈五音谱序〉,厥后虽有传本,而其中第二十五卷迄不复得,据王应鳞《玉海》,则是宋时已无完帙矣」。这段话,远比一句「岁久散佚」清楚有用,不知何以删去。


又,《干禄字书》,《总目》说它:「非复诡称复古,以奇怪钓名」。查文津本,这里原是:「非复诡称复古,非篆非隶,以奇怪钓名者比。元孙序曰:『自改篆行隶,渐失本真,若总据《说文》,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其言本诸《颜氏家训》,可谓通方之论,非一隅之见矣」。这一段删去,实在也很可惜。


     至于《韵补正》的《总目提要》与文津本完全不同,或许是尽削旧稿,另起炉灶,但文津本看来也并不是因为错误故遭到芟弃,而是换了一个论述的方向与重点。凡此等等,均待学者细参。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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