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重写中国文学史

一、

中国文学史这样的书，起于清末。

因废科举、立学堂，改从西式教育，需要一批适应新式课堂讲授的教材，故出现了各色文学史，后来再分化出各时段、各文类的文学史，以迄于今。

最早的一本，或云为黄人于一九○四年在东吴大学讲课时所编，或云为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时所制。此后一百年间，教书的人又不断编这样的讲义，以致同类之书越来越多。二○○四年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合办的「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国际研讨会」，统计说大陆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已多达一六○○部，台湾香港的还未计入，可见其盛。据说每年还有十几部正在编写梓行中，伐木造纸，殆已毁了数十座森林云。

然而一两千部书到底质量如何？与会诸公异口同声曰：「佳作寥寥！」看来成果是不太令人满意的。

当然，我相信没有谁真正读过这几千部书。如此品评，不免一篙子打翻了一条船。那里面，披沙捡金，必然也会有值得赞许之作。不过，依我有限的阅读印象来看，这样的评语，竟似亦颇中肯，果然是佳作寥寥呀！

中国文学史的作者，都是硕学之士，文采可观者亦复不鲜，可为什么就写不好呢？

本来教科书就难写：嚼饭喂人，既已淡乎寡味；粗陈梗概，遂愈觉水清而无鱼。且安章宅篇，务求份量匀齐、面面俱到，更不能见个人心得，尤其无以见性情。故历来佳作，很少是由教科书来的。

何况，“中国文学史”这门课的设置目的，其实兼有古典文学选读或概论的性质。学员都是对文学史上诸事件与作品十分陌生的青年，因而要有一门课来大略介绍作家及文学现象，并以此为线索去稍微浏览各体文学作品。所谓「史」，不过是为了这样的目标而搭的一个框架，史法史例史体当然也就谈不上了。

而一边介绍作家生平，穿插轶事，一边赏析作品，一边讲述历史发展之规律，上起课来，花团锦簇，固然颇能受学生之欢迎，或可引领他们入文学的园圃。但写成著作就显得头绪棼如、东拉西扯。学生由入门以后，再回视此敲门砖，亦会觉得它浅陋可哂，不再具有继续深入钻研的价值。

在此情况下，作者若欲借文学而明史观，以具体文学事例去诠说那客观历史社会之发展规律，结果往往更糟。

因文学史毕竟不是社会史或政治史，社会发展规律未必等于文学规律。文人又常熟于文事，未必兼擅史学，不足以讨论史观之然否。削足适履，勉为其难，终究是比附造作，无当于理的。

所以我写《中国文学史》时就不依课堂讲义方式写。而是写一本独立的文学之史，说明文学这门艺术在历史上如何出现、如何完善、如何发展，其内部形成了哪些典范，又都存在哪些问题与争论，包括历代人的文学史观念和谱系如何建构等等。

文学的观念史、创作史、批评史，兼摄于其中。不依序介绍这个作家那个作家之生平及八卦，如录鬼簿；也不抄撮这篇佳作那篇佳作，如马二先生湖上选文。因此从性质上说，我的书与历来之中国文学史著作逈然不同。

性质与结构既然不同，对于文学史事之理解、作者作品之掌握，当然也就都会有所差异。在这方面，我夹叙夹议，对于现今通行的文学史论述，颇有弹正。虽然如此夹叙夹议会令文体不省净、眉目不清饬，但考虑到著述仍有应匡谬正俗，或为读者打开一点思考空间的功能，就也顾不得了。

我主要批评弹正的是什么呢？

二、

晚清以来文学史写作不佳的原因，除了它隶属于现代教育体制中做为课程教科书的问题以外，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个「现代教育体制」中的教材与课程本身也有其变迁。晚清，跟五四以后不同；五四至四○年代，跟一九四九年以后又不相同。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文学史之写作，不但小说、戏曲、俗文学大举纳入，甚且还要强调文学出于民间。

相较于以前，整个文学史论述更要显示它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学。认为我们对文学可以获得确定的、本质性的整体掌握；而文学整体的动向，则是单向度、决定论式的进化历程。

如何进化呢？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动、新生与腐朽等一连串的二元对立等级观念即构作了历史的进化。例如魏晋的自觉，革新了汉儒的腐朽；明七子的复古又被公安派独抒性灵所改革那样，革命者代表了启蒙的价值：理性、自觉、浪漫、个我主体等等。

于是一部中国文学史的论述，就变成了对新时代国民意识教育之一环。

可是这时的现代民族国家文学建构还未完备，更进一步国家文学化，是一九四九以后大陆的表现。文学史本身所具有的多向度解释空间渐遭压挤，正面典型愈遭歌颂，反面人物、作品、流派、活动愈遭贬抑。国家新权力之建立与维护、政治领域之实际斗争、国家意识形态之争论，无不反映在文学史写作或对文学史的解释上。《水浒》《红楼》的争论，李白杜甫谁才站在人民这一边、韩愈柳宗元谁是儒家谁是法家的辩难，均属此类。以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来看，第一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启蒙型的产物，后来两次改写就显示了国家文学建构的过程。

正因为如此，故中国文学史须要不断改写，是无庸置疑的。可惜近三四十年来，新的中国文学史着虽出版不少，但均只是局部、枝节之变动或添补，对它做为民族国家文学之性质缺乏反省，不知新时代之文学史论述是应该全面扬弃此一框架的。

由这个角度说，现在的中国文学史，其实又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为基本上仍是胡适、刘大杰那一套。重开天宇者，渺焉无人。

三、

现在，如果我们要新立一个框架，做法又应当是什么呢？

很简单，首先须确定文学史不是音乐史、表演艺术史、思想史、社会史等等，而是说明文字书写品如何美化成了艺术、成了文学文本。然后看历代的人如何看待文学这件事、如何让文学更符合他们心目中对文学美的要求。再则解释文学与其他艺术分合互动的关系，以见古今之变。

这才是文学本性的研究，也才是文学之史。不像过去的文学史，老是要用文学材料来宣传社会发展史、意识斗争史、音乐戏剧说唱表演史、民族进化史等等，对文学的观念与问题又都讲不清楚。

        读者久已习见了学府及坊肆各种通行的文学史着，乍看我这样说，恐怕会因不习惯而生疑情，故我对此还得要略做些说明：

现在的文学史书，基本上是历代名家名篇介绍，此乃应教学之需而设，本非史体；早期的文学史，如刘师培《中古文学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也都不甄录作品。更早，如《史记》论作家，虽曾抄录不少代表作，但《史通》已批评其不妥。所以这部分应该略去。

这样做，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文学的主角，其实并不如一般人所以为的，是作家和作品，而是观念。每个时代的文学观不同，故其所谓之文学即不同，其所认定之作家、作品，乃至大作家、好作品也不一样。

某些文字书写品，在这个时代根本没人把它当成是文学，到了另一个时代却可能截然不同。例如六朝有「文笔之辨」，就是为了区分什么是文学。而当时不视为文学者，到唐宋却成了文学的主要内容。小说，古常视为史书之一类，后来才把它看成是文学。骈文，在六朝时是文学，唐宋以后作家作品也仍然很多，但受古文史观影响的论者却恍如未见，完全不会去谈它。八股制义，当时同样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可是五四运动以后谁把它们视为文学、写入文学史书呢？凡此等等，均可见写文学史若要通古今之变，首先就得究明这个文学观的变化，说明不同时代人对什么是文学、文学性为何、审美标准何在、谁才是大作家、什么才算是好作品等，都有些什么不同的见解。

作家与作品是第二序的。它出现于文学观之下，亦由文学观所塑造。

因此，我们不要天真地以为作家与作品都是现成在那儿的客观存在着的。例如屈原杜甫的作品集，是汉宋人编成的；其生平，是汉宋人描述出来的。换言之，是汉宋人的诠释，才形成了文学史上这样的屈原杜甫及其作品。

文学史上的人、事、物与原先那个人、事、物并不相等，不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事、同一个物。就像《左传》《孟子》《庄子》虽皆为先秦古籍，但其文学史生命绝不起于先秦。它什么时候变成为文学文本，文学史就该什么时候才开始介绍它。因为，原先不是文学的东西忽然成了文学文本，本身正是一桩文学事件。

四、

文学史的开端，始自汉代，也是这个道理。在此之前，诗乃是「歌永言」的，文字杂在歌与言之间，亦即音乐与辞令之间。汉代才独立为文字书写品，再独立为文学文本。文与乐分，亦与言分。

分了以后，渐渐又有合的趋向，例如唐代燕乐歌曲既盛，所填之词便有合乐之要求。可是合而又分，终究词同于诗，后世论词之所谓声腔，实皆文字格律而已。

文学史必须说明这类文字艺术与其他艺术分合互动的关系。但在词还是曲辞的时候，文学史却并不需对它太多着墨，那，应放在音乐史里去谈。

语言艺术、表演艺术，情况相同。说成相、说参请、说诨经、说一枝花话、弹词、戏弄、合生、银字儿、唱赚、演剧，都须变成了文学文本、出现了文学事件，才能成为文学史叙述的对象，否则都该纳入语言艺术史表演艺术史中去处理。

这是做减法。时代由汉代讲起、对象专注于文字艺术，谈这门艺术如何兴起、如何精进、如何变迁，又由哪些人哪些事促成了它的变化。

在谈最后这一部分时，当然会涉及文人团体、社会条件、文化因素，但书非社会史，亦非文化史，所述仅及于文学观念文学现象而止，要谈的只是文学本身的发展。而且只说大势，并不处理个别人与事等小细节。

这个文学本身的发展大势，自有其内在结构。

线索之一，是文学艺术的技艺之巧，精益求精，确是不断进步着。但雕饰太甚，物极则反，文胜之后往往代之以朴；若质朴太过，自然又趋于文，故文质代变，便是另一可注意之线索。

再则就是上文所说，原先非文学的其他艺术，逐渐变成为文学，文学与乐、舞、戏、语、书、画诸艺术的分合关系，亦甚值得关注。

此外，「文」有广狭数义，既指文字，又指文采，也指文化。历史上，有些时候谈文学时重在文字（如严羽形容他同时代人「以文字为诗」那样），有时重在文采，有时又强调文学应具文化义，以达到「人文化成」的作用。这种文义广狭间的动态关系，无疑也是该注意的线索。

再者，文士是由“士”分化出来的，它与经术士、德行士、政事士之间，也有分合互动关系，直接关连着各朝代不同的文学观念与创作表现，亦不可不知。

以上这些线索，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它们具体地表现在我每一章节的叙次中。每一篇也都不是孤立的，前后有呼应或「别裁」「互着」之关系，例如说李商隐那一章，只讲他与当时假拟代言戏谑风气的关系，是因其体杂于齐梁、缛染于西昆、又得法于杜甫等等皆见于其他章节之故，敬祈留意。

        当然，文学史的写法千变万化，我独行一路，岂能尽得其妙？又岂能禁止别人从别的路向来寻幽访胜？如此写来，也不过是新尝试之一端而已，抛砖引玉，拥篲前驱，呼吁大家再来“重写文学史”罢了。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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