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进化论像红旗一样令公牛发狂
英国是乡村文化，贵族都住坞堡庄园，平民和打工仔才住城市。现在尚且如此，何况十九世纪？
达尔文当然也因此成长于乡间。祖父和父亲虽都是名医，但达尔文就跟八旗子弟喜欢遛鸟养蛐蛐一样，自小就爱玩土、抓虫子，做了不少甲壳虫标本。
父亲看他游手好闲，只好送他到剑桥大学学神学，将来当个牧师，也可免家族蒙羞。跟现在国内高官富豪硬塞不成材的子女去国际名校一样。
达尔文哪待得住？他迳自搭上海军勘探船远洋游耍去也。
海上五年，继续发挥其玩泥土玩虫子的爱好，记了一堆笔记：后人称为《贝格尔号航行期内的动物志》《贝格尔号航行期内的地质学》《船底的甲壳动物》等“著作”。
因为在船上也养动植物，所以还写了《家养动物和培育植物的变异》，并发现动植物会有改变生活状态以适应环境的情况。⏤⏤后来竟变成了众所周知的进化论。
所以这是一则所有家长都该铭记的励志故事。小孩子不需要你教育、安排出路。他若有兴趣玩泥巴、抓蚯蚓，随他去玩吧，将来说不定会成为达尔文，震惊世界。
不过，震惊世界又怎么样？他最后还是去伦敦南部肯特郡当村（Downe）买了个农场，七八公顷地，种花种草种树、养牛养马，然后继续抓蚯蚓。1881年还发表关于蚯蚓的著作，次年就死了。
Downe至今仍是小村子，全是庄园农场，公路都挤得像羊肠，商业嘛，大约只有一间达尔文酒吧。但常看得到达尔文的头像，以示招徕。长得跟英国J.R.R.托尔金史诗奇幻小说《指环王》电影版里的大巫师甘道夫（Gandalf）可真像。
一、进化论的进化史
达尔文确实就是大巫师。恩格斯曾说他的进化论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是的！而且自然科学理论还能延伸到社会领域，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转化定律都做不到。
但大巫师也是进化来的。
他本来只是玩泥巴、玩动植物（可以美化曰研究地质和动植物），写了《人类和动物情感的表达》、发现植物有向光性，并观察了蚯蚓等等。所谓进化，原只是说动植物有不断演化出更适应环境的本事罢了。
你若有点常识，就该知道：说“有些”动植物确实有不断演化出更适应环境的本事，只是说个“现象”。而这又不是全部的现象，有些动植物就没有或不须随环境而演化。例如许多动植物有向光性，可是畏光、避光、尽往阴暗处生长与生活的动植物不也多得很吗？环境变来变去，动植物有随之演化的，可是蟑螂五百万年来就没怎么变，水母、鲨鱼、蕨类、银杏也亿万年没太大演化可说。
把一部份现象说成通例、原则，是小巫演化为大巫的第一步。
本来只是介绍一点自己观察动植物的心得，后来却出现一位A.R.华莱士。华莱士拉上达尔文，在伦敦林奈学会上将这个心得概括为“物种起源是由于自然选择”。
于是，动植物有些会演化以适应环境，就变成了都会、必须、通则。当时称为达尔文-华莱士学说。
然后继续演化。
那时达尔文有位朋友，也就是认为鸟类是从恐龙演化而来的斯宾塞，刚好提出过一个最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讲法。于是从《物种起源》第五版开始，达尔文又在华莱士建议下采用“最适者生存”作为“自然选择”的同义词。
术语合并以后，学说也合流了⏤⏤继续演化⏤⏤达尔文万万没有想到，斯宾塞立刻借着这一表述，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生物学推拓到社会学领域，把他自己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后世，达尔文的讲法只在自然科学中讲讲，其他造成社会大变动的，都不是达尔文，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是黄河夺了济水，以致现在济南市只见黄河不见济水。
演化至此，已经引发轩然大波了。
因为“演化”只是静态的描述，可是放到欧洲人惯有的线性时间观上，那根线，就会变成棍子。演化也立刻被理解为进步，愈来愈好、愈来愈能适者生存、愈来愈进步。
斯宾塞其实就是这么主张的，所以演化论变成了进化论，对社会起了指导意义，指挥大军向前进。
可是，等一等，这是不是又忘了一个常识？是有许多人会为了求生，改变自己。但改变成小人、成禽兽、往下走的恐怕占了绝大多数，而这就叫做进化？物竞天择，丛林拼杀般地竞争下来，强欺弱、众暴寡、大吃小成了常态，也叫进化。
无奈世界上不乏秀才遇到兵的事，没人跟你讲道理，一阵冲杀，原有的社会随即乱了。
首当其冲的是基督教会，被这一棍子打得头晕眼花，“啥，世界不是上帝创的、人是猴子进化来的？”上帝、亚当、伊甸园？？？？
欧洲社会亦因此幡然一变。本来就已经工业化、世俗化、政教分离化、资本主义化，得此加持，愈发摆脱羁勒了。
不只在欧洲如此，它还跃马奔腾，大军东指亚洲。令亚洲也随之“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进化论的变装秀
1874年李鸿章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上说过了这句话之后，严复译《天演论》。
1897年即在天津《国闻汇编》横空出世，把这根造成大变局的利器展示给国人看。
《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立刻激起了国人自强进步的热浪，影响之大，难描难述。
梁启超时期，以此观念要求大家做“新民”；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以此要求大家接受新文化；接着，左翼思潮要求大家接受马克斯，成为进步的知识分子。进步的知识分子，遂成为荣耀的标签、特定的术语，贴在许多人头上。凡不进步、不学进化了的西方、甘于保守落后、不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都被打倒了。
我当然熟知这一段波澜壮阔的现代史或进步史，直到有一天台湾中央大学康来新教授建议我把《天演论》原文再重新读一遍。⏤⏤这才爽然若失，原来历史在这里开了个玩笑。
原来大巫有了新的变异，出现超级进化。
严复翻译的，不是达尔文，也不是斯宾塞，而是赫胥黎，所以书名叫做《赫胥黎天演论》。
赫胥黎没写过这本书，他也不赞成天演论，或只部分赞成。
他是斯宾塞的朋友，但反对斯宾塞，认为他曲解了达尔文，故写《进化论与伦理学》批驳他。强调人与动物不同、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不同、人类生存竞争与生物生存斗争不同、生存斗争与伦理原则矛盾。
谁知道，留学英国的严复，竟把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拿来改译成《赫胥黎天演论》。不但只译了原书谈进化论的部分，根本不谈其伦理学。又在注释中大量加入了赫胥黎所反对的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演化规律硬是照搬到人类社会。
如此这般，在达尔文的遗嘱上大肆涂鸦，画上写意山水。盗憎主人，竟至螃蟹夺了螺蚌壳，而百余年来国人皆受其误导，是不是让人啼笑皆非？
当时严复既信从斯宾塞之说，即译述斯宾塞学说著作可也，何必弄此狡狯？
若要解释，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或许可以提供线索。《孔子改制考》始撰于1892年，1898年正式刊行；《天演论》是1897年刊出。两者写作时间重叠，虽可怀疑严复是受了康有为的启发，却还未必有足够的证据。但《孔子改制考》的思路其实上承于1891年已经刊行的《新学伪经考》。《伪经考》出版后，1894年即遭清政府禁毁，是当时很轰动的名作，严复必曾读过，因而悟出这种托古改制（也可称为寄居蟹式）的写作方法，亦未可知。
三、进化论的变相
另外，斯宾塞本身的学说也颇复杂，严复若直译其书，可能读者就要落其窠臼。反不如借赫胥黎为批驳斯宾塞而做的归纳来说进化论，更能提纲契领，达成革命式的宣传效果。
严复也许就是这么想的。毕竟，脑子发热了才会结婚。要鼓舞热情，就不能把道理讲得太清楚，群众若想明白了，便都逃命去了，谁还抛头颅洒热血？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是个人主义的，也是科学主义的。所以他《综合哲学》的第一部《第一原理》，即指出科学可以取代中世纪“神学大全”。而科学中，足以作为宇宙第一原理的，就是牛顿讲的“力”。
这种绝对的“力”是一切现象的终极原因，是最高的实在；人只能感觉到这种绝对的“力”的符号，它本身是什么，却不可知。一切事物在力的恒久性规律（the law of persistence of force）作用下，都不可能保持其自身的同质（homogeneous），因为力对事物某一部分的影响必然不同于其他部分。故任何继续作用于同质事物的力都必将引发其不断的变化。这就是理解整个宇宙和物种演化的线索。
然后他又在《社会静力学》中提出了普遍的进化框架，说社会进化是不断个性化（individuation）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即支持并促进了个人主义和社会进步。
此外，他又从生物学说：动物有机体和人类社会都有调节、维持和循环分配三个系统。在动物中是中枢神经、营养、静脉动脉，在社会中是政府、工业和道路、电报、商业等手段。社会成员也分三类：一是从事生产职能的工人和农民，二是从事“分配与循环”职能的商人、企业家和银行家，三是从事“调节”职能的政府管理人员、官吏。他们在社会有机体中互相合作。
但动物和社会之有机体并不相同：前者，只有一个整体意识，各器官是为着整体服务的；后者不然，每人都具有意识，社会是为了其成员的利益而存在的，而不是其成员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存在。
这很接近我国传统讲的“国者人之积”，社会是人的组合，用以保护人的。国须爱人，否则“民散矣，国将不国”；不能反过来要求人爱国。
斯宾塞也由此讲个人自由和限制王权。认为军事社会是专制主义的，在《人对国家》一书中说过去自由主义的功能在于限制王权。未来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功能应当限制议会的权力。
斯宾塞这样的主张，在近代中国曾获得阐发吗？没有，因为严复本身就不是科学主义者（喜谈灵学），译注中关于进化论跟科学的关系着墨也不多，所以读《天演论》的人并没在物理学生物学各方面有什么进展。个人自由方面嘛，严复介绍进化论之目的，或在社会上产生的效果，亦与斯宾塞相反，乃是爱国主义式的：国人再不努力，就要亡国灭种了。
何况，任何学说和理论，一旦流行，必然日益通俗化、庸俗化。犹如原子弹出现后，“原子时代”之说甚嚣尘上，但结果中国虽也造了些原子弹，更多的却是原子笔、原子袜。
天演、进化、适者生存、进步、不能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等语，后来也变成空气，吸进每个人的肺里。每个人都成为胀满进步意识的兢争机器，执行着动物原则，忘了赫胥黎“人不是动物”的提醒，也根本不知道斯宾塞亦区分了人与动物社会的差异，并主张人的社会发展不靠竞争而靠合作。
四、进步福音大气泡
这也许不能怪严复，他有他的存在情境和时代需要。在那个时代，不只中国，全世界都弥漫着进步这种空气。
可是你晓得的，人高兴就喜气洋洋，怒了就生气，气到肚子成个气球，几乎要炸了。故气不在外而在内，主要由心情带生。不像庸俗马克思主义人士那样没常识，一看到气就说是唯物的。
外气不是没有，人本来就活在大气中。但外面的空气大抵亘古相似，人所享用者亦大抵相同。内气则否，性气人人不同，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学养所得，更是千差万别，或有浩然之气、或处大事辄有静气、或一身痞气。至于时代风气，更是人自己造的，时时不同。
近代西方，理性主义进步观，就是人自己心气日高而鼓胀出来的大气泡。由培根《新工具》、笛卡尔《方法论》开其端，经霍布斯、洛克、法国启蒙学派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发扬光大。帕森斯、罗斯托等人的现代化理论，也都是这种进步观下的产物。故气势浩大，徒子徒孙无数，不断吹泡泡。
然而，就像恩格斯说的：“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
这些弥漫于世界的进步福音，包括恩格斯自己所推动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都是依附在自然科学和工业进步形势上的气泡。
由于相信科学和工业已取得旷古未有的进步，且将不断进步，故认为自己的理论也是进步的，印证或推动了社会和人类意识的进步。反之，这些理论又不断强化了科学进步的社会心理，大家越来越相信：科学确实越来越进步了。
科学真进步了？哈哈，周穆王时，工匠偃师献一个少年，歌舞绝佳。但因跟王的侍妾眉来眼去，穆王吃了醋，要杀偃师。偃师赶紧肢解少年，证明是个假人，全身“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把这些零件重组，伶人便瞬间复活。穆王又试着拿出它的心脏，则嘴巴无法说话；拿掉肝脏，则眼睛无法观看；拿掉肝脏，则双脚不能走路（见《列子·汤问》）。现在最当红的科技AI做得到？
你当然会说那只是传说或寓言，不能当真。是的，因为如果是真的，进步史观还怎么说？科学要维护的，不是真相，而是人对科学进步的信仰。
只不过，信仰常经不起推敲。偃师木偶你说是假的，好吧，那墨子能做出在天上连飞七天，不用任何燃料的木鸢可是真事吧，现在除了UFO也许能做到，还有什么飞行器能？
传承墨子五行术的道教徒，例如葛洪，用得快不要用的一个药方，现在我们才搞清楚其原理和制法，遂因此得了诺贝尔奖。其他还有多少现在人不知道的东西？
我读书，即曾发现乾隆时期写过《河洛精蕴》的江永(1681—1762)发明过一种千里传声器，跟当时一位道教徒做的很类似。都可装声音，携带到千里之外。一百多年后，1876年美国人格拉汉姆．贝尔才发明电话，1877年爱迪生才发明留声机……
所以，你现在如果还以为科学就是进步的，愈来愈新、愈来愈胜于古，那只好说你土，仍活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
那是个自豪自傲，以致自欺欺人的时代，也是迷信自我进步、科技进步的时代。相信人正在不断进化、科技更是不断创新的，且两者互相证明、互相褒扬。
可是二十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却说明了科学发现的逻辑，不是进步，而可能是范式转移（信仰和说法变了），可能是通过否证（暂时推翻不了），可能是另辟蹊径（已无前景，另谋生路），可能是模糊、测不准（讲不清楚、不明所以）等等。
过去大家老批评人文学科“不科学”，就因为人文学不客观、不讲实证、不明确、不能清楚地说明其进步性，所以大家花了一两百年来发展人文学的科学性，期望它能愈来愈接近科学。孰知人文学愈来愈像科学之际，科学早已愈来愈像人文学，不客观、不讲实证、不明确、不能清楚地说明其进步性。
即使旧的学说已无前景，必须另谋生路，旧说亦非旧鞋，可以一抛了之。例如欧几里得几何，是西方最重要的数学圣经，可是它第五条公设（平行公设）后来证明是错的，因而才发展出非欧氏几何（noneuclidean geometry）。按说它完全建立在五个公设上，公设既误，其说岂不如地基塌陷之大厦，将随之而崩乎？不然！你不还用着吗？即此一例，便可知科学致知活动非“进步”一词所能概括，过去迷信科学进步的人都太天真了。
把科学移用于人文世界，情况更是如此。
从达尔文、斯宾塞以来，都用科学讲人文社会，否则就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但科学既不能说是进步的，人文世界更无进步可言。
例如，若说你的诗必然比李白好，恐怕连你都不敢承认，反而会马上自觉到进步观好像不适用在文学艺术场合。那似乎需要创造性天才，而天才好像跟进步无关，明代人的诗不能说就一定比唐宋人进步。
换言之，在文艺领域，很难坚持进步史观，越古老的东西反而好像越是典范，例如《诗经》《楚辞》《尚书》《史记》，后代没谁超过它。科学方法在文艺领域也不灵光。培根的归纳法、笛卡尔的几何学方法及各种理性演绎法、实验法等，皆是诗人不一定要具备的，有这些也造不出诗来。
这都是明摆着的事。但一谈进步、说科学，人就糊涂了，道理就会被颠倒过来。一说不但文艺，整个人文学都该使用科学方法；二说后必胜前，因为历史是进步的，前人及其所为，皆是落后时代之产物。
听到这些，你将怀疑：“不会吧，疯了，怎么能这样说？”
呃，不，例如胡适就是这么说的。旧文学都是死文学、所以要实验做新诗、要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而也不只是胡适这么说，他也是学来的，启蒙运动以来皆这么说，其说得达尔文斯宾塞马克思而大昌，得严复陈独秀胡适之而大行于中国。
你自己也会不经意地说出“古人的思想都受到他时代的限制”这类话，不自知这便是进步论对你的荼毒。⏤⏤今人天生站在胜利的起跑点上，古人思想都有时代限制，都被抛在后面，不适用于现代。所以现代人总能心安理得地“于无佛处称尊”，说自己比孔子耶稣释迦牟尼都高明。
五、进化论的扩展、分化与衰疲
进化论不只在大观念、意识形态方面影响着这一百多年的人，事实上也规范、引导或限制了许多具体学科的发展。
首先当然是在生物学领域。这是达尔文的本行，当时进化论造成大冲击的点也在此。世界不是上帝造的，生物皆由演化而来，人则是从猴子来的。这漫画式的概括，撇开宗教面的争论，至少大开三门。
一是时间门。从“西元”的时间框架，一下拉长到亿万年。时空悠邈，出现了“上古”，从宇宙形成、地球出现、物种原始、演化竞争、人类成长、渐渐进化而有文明。
这个视野，过去所无，却忽然瑰丽壮阔呈于眼前。如同半躺着戴上特制目镜看球型银幕，地质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乃至上古史等等都打开了大门，写下无数篇章。希腊以来各种宇宙论、自然哲学，当然也就如已陈之刍狗，只剩哲学史意义，乏人问津了。
但这个视野，其实是向后看的，不断向后，看到太古洪荒。至于未来将如何，则从来没有人向前看。
二是阶段门。阶段论，西方自来盛行，因为直线型时间，切开分段讨论，是极正常的事。但进化论强化了这种论述（那么长的时间，不分段还真不好谈），且赋予“阶进”的意义，可以说明一段一段进化的历程。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地质与生物被分成二十个纪，五个代：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古生代又分五个纪：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中生代分为白垩纪、侏罗纪、三叠纪。新生代分为古近纪、新近纪、第四纪。
人呢？他们分为早期猿人、晚期猿人（如我国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约4-5万年前)。
但这样的人距离我们太远⏤⏤你看出来了吧？进化论扩大了知识人群体的分化，迅速增加了无数新兴领域，也迅速加深了各领域的疏离。研究宇宙的和研究细胞的、研究恐龙的和研究猿人的，各自在其无垠时空中游弋，根本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彼此不在同一时空，无共识，也不能对话。且大部分学术社群都脱离现实社会，漂游在远时、大界、空境，扣寂寞而求音。
但人文社会学科终究还得关心眼前的人。因此我们就有以埃克森“人格发展八阶段”为蓝本的“自我”成长阶段论，谈个人成长的精神进化史；或各种社会群体的进化史。
在达尔文之前，黑格尔已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个“绝对精神”演进和逐渐实现的过程：绝对精神“有世界历史作它的舞台，它的财产和它的实现的场合”，在不同阶段体现为不同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后来马克思继续发展着黑格尔的阶段论，成为著名的史观。但其说在学界其实是少数派，大部分是沿着达尔文来发展。要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进化论才在英美人类学界衰落下去。
特殊论(Particularism)者，例如美国博厄斯(Franz Boas)，反对19世纪的单线进化论，提倡研究单个文化，认为每个文化都是独特的，拥有自己的历史。
英国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拉德克利夫- 布朗(A. R. Radcliffe-Brown)等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者同样不采用进化论通则，只关注单个社会。
怀特(Leslie A.White)则认为特殊论和进化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历史学关心的是单个事件，考虑其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而进化论关心的是事物和事件的类型，不考虑其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萨林斯(Marshall D.Sahlins)和塞维斯(Elman R.Service)也区分了特殊进化(即特定自然和社会环境下的社会发展)和普遍进化(即人类社会共同经历的若干阶段)。
他们又使得20世纪60年代进化论复兴了。接着，约翰逊(Allen W. Johnson)和厄尔(Timothy K. Earle)提出“家庭-地方群体- 区域政治体”三阶段论；塞维斯则有“游团-部落-酋邦-国家”四阶段论。⏤⏤目前，这也是我国研究上古史的人最常用的模型。
可是，刚刚已说过，进化论格局下的学术是一界一界的，人类学的阶段论只讲到“国家”出现，国家以后，如何进化？人类学不能跨界来谈，只好看其他学界有何说法。
经济学界基本用美国W.罗斯托1960年提出的《经济成长的阶段》。分为六个阶段：一是农业和手工劳动的传统社会。二是世界市场扩大，推动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过渡。三是突破经济的传统停滞状态，起飞，经济自动持续增长。英国在18世纪最后20年起飞，法国和美国在1860年起飞，德国1850～1875年，日本在19世纪最后25年。四是成熟阶段。工业多样化发展。五是高额群众消费阶段，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六是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还是西方进化的解释？经济起飞的关键，既是西方全球殖民，扩大了世界市场，则后来不願去奴役別人，或已经无地可以殖民的国家，不效法他们去侵略（如日本），就只能等待被宰割了（如中国）。
进化论一推到这里，就讲不下去了，或者只能在后进国家内部吵成打成一团。二十世纪以来，从没有一个传统社会能进化成英美德法日那样的国家，良有以也。
我国从严复到五四运动，以学西方进化为时髦，后来才渐渐尝试脱离。如雷海宗等人抗战时期已在《战国策》半月刊和《大公报》的《战国》副刊上发提出一种“文化形态史观”，认为每个文明都是有机体，自有其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不都有相同的进化阶段，故世界文明是等价的、平行的、多样的。跟人类学中的“特殊论”类似。
进化论另外还开了一扇大门，叫快乐门。
因为它提供的，不只是生物演化的说明，还混合有科技万能论、机械决定论、盲目乐观主义、功利主义等等。看着未来不断进化的光明前景，谁不努力前进？这种乐观的气氛，鼓舞人心，远比什么干枯冰冷的理论强。
当然这也不能說就是盲目乐观。进化论、进步史观出现的时代，本来就弥漫着科技万能论、机械决定论、盲目乐观主义、功利主义。那是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最顾盼自雄的时代，日不落帝国还没人能想到日头终有会落的时候。进化论，更是趁当时自然科学和工业高速发展之势头而兴的。
六、走出达尔文伊甸园
然而，这种学问、观念、意识形态，其实都是不自主、无生机的伪学。借佛教术语说，叫“物无自性，依他起性”。是“因势定理”，替时代唱赞歌、为成功有势者找理由的，跟现今之企管学成功学相似，古所谓“曲学阿世”者也。
他们不会谈失败的企业，只会谈成功者如何成功。却也不会告诉你成功是因投机倒把、官商勾结、巧取豪夺、偷税漏税、亲缘人脉、血汗工厂。若要说，则说这一切都叫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然后教你如何役人御下，如何维持或扩张；不问这样除了实现自己的贪嗔痴之外，有何意义，于世、于人、于道何益。
这样的学问，当然会随着它所依附的时代兴或衰。殖民帝国、工业革命起来，它亦起来；工业社会疲态尽现，它也就日薄西山。二战以后，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与人的危机，络绎纷来，人们再也不能像斯宾塞那样乐观了。
早先，尼采已說過：“一步步颓废下去。这是我给现代‘进步’下的定义”。后来各种非理性思想家更是深刻体验到现代人存在的孤独、厌烦、压抑、恐怖与绝望，感受到世界的荒谬、人生的痛苦、社会的无序与历史的虚无，领悟到人正在逐步丧失其自然家园、人际家园与精神家园，因而驳斥所谓进步不过是“对人类无名痛苦的恶毒讽刺。”
到了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甚至说：“历史的预言是一种江湖骗术。我不相信历史规律，特别不相信进步的规律这类东西。事实上，倒退比进步容易得多。”
进步，让人想像了光明的未来；倒退，事实上却比进步容易得多。终于，走出了达尔文伊甸园的人，看清了脚下，要开始走了。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