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笔下的大饥荒
人物生平
1916年3月，陈丕显同志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南阳区官连坑（现福建省上杭县南阳镇官余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在少年时期，就受进步思想影响，追求革命真理，于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60余年的革命生涯。
1929年起，陈丕显同志在福建省从事共青团的创建工作，先后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共青团闽赣地区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
1935年初，陈丕显同志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在主力红军出发长征后，他跟随项英、陈毅等同志和中央苏区领导机关一起突出敌人的重重封锁和包围，进入赣粤边游击区。在失去同党中央的联系并被敌人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艰苦卓绝地进行了三年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清剿”，为保存革命力量，坚持南方的游击战作出了贡献。
1949年4月至1952年8月任苏南区党委书记
1949年5月起兼任苏南区党委财政经济委员会书记，曾兼任苏南军区政治委员。
1949年12月至1954年8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
1952年3月至1954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
1954年10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1956年7月至1965年1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1965年11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1952年8月起兼任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书记，
1953年7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
1954年11月至1960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
1958年
11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上海市政协主席，
1959年2月至1962年7月兼任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1961年2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曾兼任上海警备区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
1966年至1975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关押，待分配。
1975年至1977年初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1977年2月至7月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7年7月至1978年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8年1月至8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1978年8月至1982年8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政治委员（1979年1月起），曾兼任湖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78年8月至1980年1月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
1980年1月至1982年7月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1982年9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3年5月至1985年7月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1983年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7年11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1990年4月起任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1995年8月23日在北京逝世。
1960年4月下旬……回到了久别的福建家乡。一路上，我每到一地除了听汇报外都要去参观农民的食堂，到农民家里揭开锅盖看看，看他们吃的什么。邵武、三明、永安的情况还好，尽管三餐的稀饭稀得可以当镜子，稀得“浪打浪”，但毕竟还有饭吃。可是一进入闽西境内，情况就十分不妙。许多人家无隔夜粮，靠野菜充饥，群众叫苦连天。我的心情很是沉重。……
4月30日，我在龙岩地委听取了地委、行署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他们汇报了闽西的大好形势，也说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到有些群众生活有一定困难，但他们又把这归咎于这些农民瞒产私分。从他们闪烁其词、吞吞吐吐的汇报中，我深知他们怕戴上“右倾”帽子，不敢多谈问题。我初来乍到，对情况不是十分了解，所以也不便深问…….
5月2日，我在地区行署代理专员李应槐、上杭县委副书记李升亮等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去南阳。由于从南阳到我家官连坑是乡间小道，不能行车，我到南阳之后便步行回家。当我路经田间时，便主动向正在劳动的群众问候，问他们生产、生活情况。他们异口同声地诉说没饭吃，吃不饱，饿得不能劳动。有人甚至大声地问我：“陈书记，现在是怎么搞的，弄得我们种田人没饭吃？”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在一片哀怨声中，我们一行来到官连坑，住到了我堂兄陈家梅的家里。事后才知道，我的两位兄弟为我回来住在哪里，颇费了一番心思。按理，我应当住在自己兄弟家里，可是我家住房年久失修，且又拥挤，两位兄弟实在挤不出能让我们一行七、八人住的地方。后来还是我的堂兄陈家梅为他们解了这个难题。因为陈家梅前几年盖了新房，较干净、宽敞。
落座后，大家诉说了一番悲欢离合之情。之后，我便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看望了一些乡亲。我离别二三十年的家乡至今没有多大变化，眼前仍是一派衰微破败的景象。看到群众吃糠咽菜，有的瘦骨嶙峋、面有菜色，有的叫苦连天，我原先那份重返故乡的兴致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却是痛心和内疚！解放十多年了，没想到农村仍然如此破旧，农民仍然如此贫困！
快到吃晚饭时，我听说公社领导为我准备了一桌酒菜。我一听此情况，气就不打一处来，严肃地批评公社领导：“群众吃糠咽菜，你却叫我吃肉喝酒，我能吃得下去吗？我要他们立即把酒菜撤去，只留米饭和一盘青菜，并重申从明天开始只准吃稀饭和青菜，不准吃干饭，更不准摆酒肉。实际上，这顿晚餐我基本没吃，因为看着家乡父老吃糠咽菜，我哪里还吃得下啊！
我回到家乡的消息不胫而走，众乡亲不约而同地来看我。许多人被县、社警卫的同志劝到了生产队食堂。我得知后就来到食堂看望乡亲。当我们来到生产队食堂时，村里及邻近村子的群众不请自到，一下子聚集了五六百人。我看人来了这么多，乱哄哄的，不好谈话，便请公社副书记陈从忠把原定第二天召开的群众会，提前到当天。这样既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也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陈从忠简单讲了几句之后，我便请大家随便谈了起来。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许多人不客气地问我，知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一位名叫陈从明的中年社员更是激动得爬坐在桌子上，喊着我的乳名大声说道：“春分妹子，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就不晓得该不该讲真话？”
看着这位苦出身的乡亲这么激动，我深知他有许多话要说，便对他说：“你有话尽管讲。”
“我讲了真话，你走后公社会不会把我打成反革命呀？”
我望了望在场的地、县、社领导，说：“你反映真实情况，怎么会成反革命呢？”
接着陈从明便一五一十地诉说起来：去年发大水又下冰雹，粮食减产，可是公社却向上级浮夸说粮食跨《纲要》，并按《纲要》的指标来征购。我们完成征购任务之后，就没有多少粮食了。现在饭吃不饱，靠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射山村已饿死了十多个人。公社领导只顾扛红旗争先进，不顾群众肚皮，不管群众死活。说着又指着我说：“春分，你当那么大的官，究竟知道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呀？我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陈从明一席话，说出了许多群众积郁在胸中多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引起了在场群众的强烈共鸣全场顿时出现一片呼喊声：“陈从明说得对呀！”“陈从明说得好呀！”大家纷纷争相诉说饿肚皮的痛苦。
突然，一位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的老大娘跌跌撞撞地挤到厅堂中央，“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抱住我的腿泣不成声。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赶忙用双手把她扶起来。定眼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位叔婆。我一边扶着她一边说：“三妹婆婆，你不能这样，我担待不起，受不了呀，你有话起来慢慢说。”
老人家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春分，我这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从来都没有饿得这样透（厉害）呀！我一家饿得不行，上山采山苍子树叶磪糠吃，头都被磪打破流血呀！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你要救我们呀！”
老大娘的哭诉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群众，许多群众伤心落泪，会场上出现一片哭泣声。面对此情此境，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辛酸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下面几段，陈丕显同志谈到自己心情的难受，其弟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向他讲述，当地官员知道陈丕显回乡，事先拨了九千斤谷子给南阳公社。此处省略）
……与南阳毗邻的旧县、白砂等公社的一些社员群众，误以为我已到了南阳。许多群众匆匆赶来，挽着乞食的碗筷、竹筒直奔官连坑，见着李应槐专员，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头便跪在他的面前，异口同声地哭着喊着：“陈书记呀，救救我们吧！我们没有饭吃呀！”一位群众当场哭诉说：“我家里人都饿死了，只剩下我孤独一人了，走投无路才出来讨饭吃呀，陈书记你大恩大德救救我们吧！”…….
听了这些情况，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们一行吃过早饭——稀饭配酸菜，就告别乡亲来到南阳公社，参加了公社召开的烈军属代表和基层干部会议。到会的有一百多人，把公社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我刚讲完，军烈属代表刘富玉便抢先发言。他说：“我们公社在‘三面红旗’照耀下，形势一片大好，粮食亩产800斤，跨了《纲要》，群众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她的发言引起许多干部、代表的不满，不少人摇头叹气，有的干脆说：“刘富玉呀，你现在还在为公社吹牛皮，你不觉得脸红吗？”
在众人的指责下，她才不得不结束了背诵式的发言。事后我才得知，原来她是按公社领导的意图抢先带头发言的，以起示范、导向作用，发言的内容也是公社领导事先授意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被大家哄了下来。
接着一位叫黄启智的白发老人发言。他毫无顾忌地说：“有人说我们公社的粮食亩产800斤，除非把田里的泥土挖出来凑数！我们的实际产量不过是二三百斤，公社领导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吹牛皮呢？这是因为干部为了争取先进，可以提拔当官。他们昧着良心汇报，却苦了我们老百姓。现在群众吃不饱，不少人筛糠、摘树叶当饭吃。丕显，我们真不明白，人民政府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种田人连饭都吃不饱呀？”
（下面说到一位公社副书记在党委扩大会议上仍然胡吹亩产跨《纲要》，被陈丕显问得无言以对，面红耳赤。此处省略）
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
于是我便提议把各县县委书记请来，汇总一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