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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同志上海往事
多年后，朱同志在上海的吏治故事还在这座城市的官员和百姓中流传。最新的一个来自韩同志的回忆：
这个故事反映了朱同志的吏治风格：严厉、公开、不讲情面、不搞官僚主义。韩同志是在针对《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新书出版的一次市委市政府学习座谈会上讲这个故事的，而多年前朱同志听取工人意见的座谈会，韩同志没有被朱批准参加，“你去了工人就不敢提意见了。”会后，在批评晚班食堂伙食不好并当晚派市委秘书长再次临时抽查之后，青年干部韩同志算是“过关”了。事隔多年韩同志讲完这个故事，对比当下上海干部中“好人主义”盛行的现状，希望自己和在座的各部门机关干部都能够自省和改善。众官员心有戚戚地安静退场。
坐在桌角一侧以老干部身份参会并发言的谢丽娟比会场这些年轻人感触都要深。20多年前，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正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阵痛之中。甲肝大流行、生产资料匮乏、产业转型，一个个都是朱同志回避不了的难题，短短3年多，朱同志带着这座城市负重前行，和他一起走上了一个上升通道，也都有了更大的舞台。
比起和朱同志搭班子做副市长的时候，谢丽娟已经老了，在她的旧式手机上，贴着一张写着手机号的胶纸，除了防止遗忘，也怕口齿不清别人听不清，但当她和《人物》记者谈起朱同志的上海往事时，声音和她要讲述的故事一样，充满神采：
朱市长来上海之前，就有传闻。我倒听说不多，因为这往往在市委那里传得多，在市政府传得不多。我们只是听说，来了一位原来在国家经委、计委很有才干的领导，但是非常严厉的。在他手下工作不少人都会挨批评。总而言之，他做了不少事，得罪了不少人。
第一次交集是他一来就碰上了上海甲肝大暴发。他一次开会之前，几个人碰到，他问我，谢丽娟同志，今天肝炎的病人有多少了。我就说今天是十二万四千几百了。他说我听说不是这个数字。我说我回去再去核查。到了第二天，我想要不要告诉他我核查的结果，我想可能他已经不想问了。他脑子在想别的事情了，我何必再去问他呢？所以我没问，但是他马上问我了：谢丽娟同志你核对过没有。我说我核对过了，是十二万四千多。他不做声了，我想他是非常认真的，他是知道情况，他同时在考察每个人。他等于在考察我这个人糊不糊涂啊。
我对朱市长处理人与事的风格，特深的感受是“严明”两字。朱市长来上海到任后，曾对上海的环境卫生多次提出很不满意，他说：上海与北京、天津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一看脏的样子就头疼，这么脏，士气是振作不起来的。朱市长要求改革市容环境卫生的管理体制，要包干，实行责任制。
我（19）85年进市政府，当时汪道涵同志卸任上海市长了。他就跟我说，上海的卫生情况太差了，你首先要把上海的卫生给抓起来。所以说上海的卫生情况是一直非常差。干部们意识中看重经济效益，对卫生不重视。我们为了让朱市长在了解下面情况的基础上，能够说一些鼓励和动员的话，因此建议朱市长去选择一个环境卫生比较差的区，在这个区政府开一个座谈会，以及现场的视察活动。说得不好听一点的，我们商量的就是要让朱市长发发火。他发一次火的话，影响是很大的。朱市长接受了这个请求，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某个区。当走进一个里弄，那里粪水横流，有一个老太太指着我们这些官员说，你们都是市里来的，你们看看我们的环境糟到这个样子，我们都要用砖头垫起来才能走路，有时候小学生去上课走得不稳，还跌到粪水里面。朱市长马上就说，老太太，我是上海市的市长，我没有把工作做好，让你们受苦了。我对不起你们。我们一定尽早赶快把环境卫生治理好。朱市长的这番讲话，我们真是刻骨铭心，他对市民的态度非常的和蔼，非常的热情。他的严厉是对官员。离开了这个里弄之后，就在外面的马路上，现场，朱市长就说，这个区的领导来了没有？这个区长就马上说，我在我在。这个时候朱市长说，你是怎么搞的，把这个环境搞成这个样子。这次的会议和视察活动，给全市各个区都引起了震动，当时的街道办事处的主任和副主任后来就当了区长或者副区长，或者是市政府更高一级的（职位），他们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时跟着我真是苦。我们那时候怎么查的啊，我们是白天查，晚上查，放假节日也要检查。
朱市长在有一次处理城市卫生死角的时候，对我带着微笑说，丽娟同志，我听说下面对你的意见很多呢。我听了以后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常，因为我知道，是会有很多意见。朱市长接着说，不过，我对你的工作还是支持的。我真的感到很欣慰，这说明朱市长一方面是严，另一方面他也很明白，他手下的干部是不是在很认真工作的。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要文件传阅吗，一个是文件传阅，另一个是下面情况汇总的报告。文件上面就印着所有市长和副市长的名字。很多人都是圈一圈签一个字。我们那一届的副市长他们是（19）83年进去的，我是（19）85年增补进去的。增补了江市长和我。他们都是我的前辈，都是圈一圈。当然不是每次都这样，我也是圈一圈。那么朱市长来了之后，有次在会上说我看到大家都是在画圈。他说都画圈谁拿主意啊。到底怎么解决问题啊。你的态度到底怎么样啊。都画了圈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啊。每人看了都要把自己的意见写下来。这个提得非常实在啊。以后大家都是把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写上去。
他有什么实在的批示，我去实在地做。所以人家看来朱市长对我没有那么严厉。以至于后来在开市政府工作会议的时候，有人要提一个什么意见，就写一张条子给我，要我来发言。人家看出朱市长对我没有严厉。其实怕还是不怕，就是看你怎样对待这个工作。你如果做工作很认真，不要怕他。
我们上海从（19）90、（19）93、（19）95、（19）96年4次评上十佳卫生城市，真的是朱市长打下的基础。第一个建立制度，第二个是有一个管理的体制，第三个就是他的严格的工作作风。
他走了以后，上海有这么一句话：朱市长一走，干部缓了一口气，市民老百姓叹了一口气。大家非常地惋惜，有一种情绪：他走了，接下去的事情怎么办啊。
我记得后来有一次他回上海视察工作。我们国家的航空飞机老是误点嘛，他有次来上海找航空公司当面谈，来抓飞机的准时问题。当时还是在国务院，还是在副总理的时候。那时候劳安同志（朱夫人）和我在一起，有一个同志讲到那时候具体的一个项目，劳安表示一个什么语气，他就竖着耳朵能听到了，马上大声说，劳安你不要说了好不好，这些事情我再三说过你不要掺和！他再三强调家属不能参政。
退休之后。他到上海来的次数不多的。我去看过他一回，那是有一次他来做一个（身体）检查。一个印象是他的样子比较苍老了，精神比不上以前，我们说的话不多，边上还有不少人，也很难说什么。但是我觉得他的情绪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我们中国问题这么多，这么大，他以前坚决反贪污，现在贪污这么多，因为这些情况让他担忧，我想他情绪不好。但他也不说什么。具体的事情他不会说什么。
他调到中央去之后还非常关注上海。有些人调到中央去并不是因为他的政绩。甚至有些领导到上海来，是中央有这个意图。他形容上海干部有这么几句话：上海的干部素质是高的，但是我跟西部的同志说要做哪些事，讲了第一遍，他还不理解，不清楚，讲了第二遍，他刚刚知道怎么做，讲了第三编他真去做了，上海的干部讲了第一遍，就知道是什么事了，但是他不做，讲了第二遍，他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讲了第三遍，他觉得不好不做了，才会去做。
他有时候也有说错话，批评错，但是他之后心里会清楚。他不会老是记住你有什么不好，有一个建委的副主任，吴祥明，这个人的脾气也是比较倔。有时候在会上会顶朱市长的。那么顶了以后，朱市长的脸面也不是太好看。后来他还是考虑吴祥明的意见是对的。后来吴祥明也是得到提拔的。他并不是以某一件事和他的意见不一致而冷落，该提拔还会提拔，后来吴祥明当了市委的副秘书长。
朱市长也有软弱的一面，我看到他哭过。有一次六一儿童节我陪同朱市长一起看残疾儿童和孤儿一起组织的活动时，他看着看着眼泪都掉出来了。
有一次刚刚选好副市长，晚上就要确认市长分工的会。我们有一个副市长倪天增没有到，秘书长说了这个副市长有一个外事宴请的会。他知道了。过了一会儿还没来，他就催。他说怎么回事，还没来。秘书长就说再打电话去催，过了会儿，又说怎么还没来，吃了几个菜，吃了那么久，有点发火。后来这个副市长来了，会后有人传给他听，朱市长发火了。朱市长当时还强调，再说一下，以后开会都应该到，不管什么活动，宴请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大家听了以后当然也觉得以前没人对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态度，实际上也等于批评了这个副市长。这个事情就传开了。后来也有其他副市长向泽民同志告状。泽民同志找朱镕基谈话，朱市长说我是担心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我也是听说他原来在计委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后来这个副市长到北京党校学习，学习的时候心脏病突发意外过世，在追悼会上，朱市长对他的夫人说，哎呀，我实在对不起啊，我那时候过严地批评了他。他哭着说的。他非常同情，你先生的工作是非常优秀的，但是这么早就过世了，他对倪天增的妻子非常地同情，对他曾经的严厉表示道歉。这是他的性格、人性柔弱的一面。
在后来的采访中，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又补充了谢丽娟的讲述：
对倪天增批评是过头的。他批评倪天增不是说你迟到不好，就是其他原因你迟到也可以，他是说你选票高了，你骄傲了是吧。
他的性格批评人是怎么痛快怎么来。其实对倪天增的评价很高的。朱市长也是能看到他的才能的。他应该是可以调到中央可以大用的。后来倪天增过世了，他哭得很厉害啊，跟倪天增太太道歉。这是最典型的朱的率真的性格。
朱镕基刚来的时候和新闻界有些冲突。他当时有次讲话，对上海新闻界有的报道都是看不惯的，批评的。恰恰我们新闻界很多人认为他说的不符合事实，讲过头了。他第一次见面会批评了上海一些媒体的报道，引起了我们很多不满，因为他说的有些不符合事实情况。老报人马达，当时是《文汇报》的总编，比较有资历，敢讲，他向朱镕基提出来这样是不公正的不对的。后来我们看到朱镕基他这个性格他是喜欢批评，他的风格就是这样。所以开始大家都觉得他严厉，但是他讲得在理，对干部严，大家还是服气的。有些批评过头的，做得过头的，但这个难免的，一个人的性格嘛。
“我想到什么我就讲什么，我总认为我讲的是对党有利的。”他第一次会议上讲的。越到后来越了解他，大家就普遍感到他这个人呢还是大局为公的，大家都体谅，也都敬佩。你要批评他提出不同意见，他是很生气的。但事后想想还是觉得你讲的还是对的，他还是吸收你的意见。很多领导都做不到。我觉得这就是他很可爱的性格了，就是有疙瘩的话最后都可以化解。你看张维庆，就是（曾经的）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朱镕基曾经给他写信道歉，这就是朱镕基的特点。他可以把你训斥得下不了台，但是他觉得不对还是会和你道歉，他会接受你的意见。
看他新书里的当时在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的几篇讲话，能对自己做这样的自我批评，很坦诚，说自己“依靠组织、依靠群众不够”，“发扬民主不够”，“对下级粗暴，总是不很耐烦”，“自以为是，比较主观，滋长了一些骄傲自满情绪”，身为一把手他敢这样子将自己的缺点说出来，在当时已经很了不得了，今天看来还是很难得。对于自我批评，我认为他讲得很准，没有掩饰，他这个人就是透明的，有些毛病他改不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改不了”。个性使然。所以他的成功得和之前江泽民的包容配合起来，如果第一把手和二把手一样子的话，那两个人就必然碰撞。所以他的成功后面有江泽民的包容。
朱镕基敢作敢为，带出了一支干部队伍，能够实现目标，也能团结老百姓。他走了之后，干部是缓了一口气的，因为继任的两个主要领导，一个吴邦国，一个黄菊，跟大家关系比较熟，那就不可能那么剑拔弩张的。这个大家都松口气。黄菊搞市政建设也蛮成功，也没有必要跟朱镕基一样的很严厉地去推进……其实为政者，他是按照天时地利人和来施政的，不是越严越好，张弛有度。不一定一味严厉，另外的方式也照样可以搞好。所以后来陈云不是题词“雏凤清于老凤声”给吴邦国和黄菊嘛。年轻的比老的还有新的发展，我们的继任者还是有人才的。包括后来徐匡迪也是有大才的，把上海的建设也搞得很好。当然这还要归功于朱镕基已经打开了局面，不需要再用这么铁腕的手段。此一时彼一时。老百姓叹一口气就是朱镕基这样子抓工作，关心老百姓，雷厉风行，对干部盯得这么紧，解气啊，老百姓怕朱镕基走之后掉下来，整个经济啊可能搞不起来。那么当时上海没有朱镕基是搞不下去的。一定要有朱镕基这样的人，3年多时间，时间也不长，他把基础打好，定下了以后，后面的人就不需要像他这样子照样能走出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