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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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转载自：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20卷第2期2016年4月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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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然处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创新发展位列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在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熊彼特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思想的基础上赋予了创新更加深刻、丰富的实践内涵：创新发展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价值创新，是社会价值的全面创新；创新发展不限于科学技术的创新，是多种机制的集成创新；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是创新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核心点。
中国是世界超级人口大国，总人口规模超过10亿人的只有两个国家，即中国和印度；又是世界超级经济大国，在世界上GDP总量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只有三个，即欧盟、美国和中国①，这些重要的国情特征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特点。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中国正进入从高增速向中高增速变化、从供需两侧矛盾向结构优化转变、从要素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只有坚持创新发展，才能为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提供新思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引领经济新常态，实现我国经济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转变。
从经济发展的外部特征来看，开放与竞争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大潮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以创新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成为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主导力量，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推出新的国家创新战略，寻找科技创新的突破口，率先布局、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先机。只有坚持创新发展，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中国才能在这次科技创新的竞技场中迎头赶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实现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迈进。
由此可见，把创新发展作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核心与关键，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最新体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新内涵，还是党中央对治国理政的最佳实践总结，是党中央执政兴国思路的拓展和升华，这将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各领域、各环节的改革和发展产生重大深远影响，引发广泛深刻变革。创新发展对于夺取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
创新发展的思想来源
创新发展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熊彼特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思想的基础上赋予了创新更加深刻、丰富的内容。
第一，创新发展根植于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哲学思想，流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从动态的角度强调了创新的必要性和持续性，提醒人们必须时刻保持革新的姿态，方能适应并推动社会的进步；北宋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更是从反面阐说了持续创新的重要性，“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
中华文明中的创新理念、人文精神，不仅体现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这样的名言之上，更体现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些早已化为寻常谚语的民智之中。这种无比深厚的文化底蕴，既能助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鉴往知来、攻坚克难，更能为我们在为政用权中增添信念的支柱，想问题、办事情更有底气、更有信心。
第二，创新发展来自于对西方传统创新理论的借鉴和超越。这一理论以熊彼特的思想为代表。按照他的观点，创新是革命性变化，同时意味着对原有产品、原有技术、原有生产方式的“毁灭”。熊彼特认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这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灵魂”。经济发展，就是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的引导下，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实现这种“新组合”的过程。
熊彼特将“创新”具体分为五类：(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因此，他把创新看作是一个经济体发展的内生动力，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于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1]。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发展就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中创新活动的内生性，这使得整个宏观经济理论重焕生机，也为政府的宏观调控开辟了新的天地。
第三，创新发展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石[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是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人类实践要自觉认识和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自然发展规律，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创新发展的核心理念正是在这个理论基点上逐步建立完善起来的。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3]。对于怎样发展科学力量、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爬行主义，开创性地提出实现科技跨越式发展的思想。他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4]。这一创新发展观念，为集中全国科技力量、利用后发优势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实现重大科技工程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更是不断提出创新发展的新理念、新观点。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5]，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6]；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7]；胡锦涛同志提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8]；习近平同志提出“创新驱动发展”[9]，上述创新发展思想的演变与延续，正是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丰富与发展，是党中央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党中央在指导改革实践中规律性的总结，是党中央适应新形势、认识新问题，提炼和总结中国发展观的重要理论成果。
二
创新发展的内涵和要求
就中国的改革实践而言，我们将创新界定为“创造新的社会价值的（各类）活动”。这有三个要点：一是能够创造新的价值，而不是已有的价值；二是所创造的价值主要是社会价值，具有正外部性；三是与创新有关的各种活动，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本身，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创新资金的融资和投入、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技术创新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技术创新的示范应用和推广等活动。
西方的创新概念主要以熊彼特思想为代表，强调经济价值的实现，忽视了社会整体价值的创造；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忽略了体制机制的功能；强调企业家的作用，忽视了人民大众的贡献；突出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没有考虑到国家的规划引领作用。党中央提出的创新发展，恰恰在这几点上赋予了创新更加深刻、丰富的内涵，中国的创新因而将大大超越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创新活动。
其一，创新发展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创新，是社会价值的全面创新。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所谓“创新”就是建立起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新的生产“组合”实现新的经济价值的过程。而创新发展中，凡是能创造新增社会价值的活动，都应当成为社会创新的一部分。这就包括企业家创造经济价值，科学家创造科学价值，工程师创造技术价值，教师创造人力资本价值，环保组织创造生态价值，还包括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等所创造的长存历史的思想、文化、艺术价值，更包括政治家创造的政治价值。
更重要的是，创新发展一旦作为国家的驱动力和核心战略，它所带来的就不仅是物质生产力，还能直接转化为科技生产力、文化生产力、教育生产力、知识生产力、生态生产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发展的范围，由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和经济学范畴中的创新，就扩展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在内的全面创新，贯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其二，创新发展不限于科学技术的创新，是多种创新机制的集成。
中国的创新发展是从一个极低的历史起点，通过自主创新的“科技追赶”之路，综合发挥各种机制实现集成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创新规律，就是作为一个现代化后进国，虽然与先进国家存在巨大的科技差距，但它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和规模优势,可以通过几种而不是一种创新机制的发挥，大大缩短对科技先进国的追赶时间。
这包括：引进科技机制（T1），科技再创新机制（包括引进创新、模仿创新、集成创新）（T2）和自主科技创新机制（T3）。另外，中国这样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优势，即巨国市场创新（T4）及世界市场创新（T5）机制①。这种综合而非单一创新机制的发挥，成为中国实现“技术追赶”“信息追赶”“知识追赶”“经济追赶”的主要途径。
其三，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是创新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核心点。
从出发点上说，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人民的创新，它不同于专家学者、科学家、工程师等少数人的创新，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创新、全民创新。在创新发展的理念下，每个创新者不仅是创新活动的主体，还是创新活动、创新理念的受益者、传播者和分享者。亿万个创新者、创业者每时每刻、每日每月的微创新，必将汇聚成思想、知识、技术的不断集聚，引爆社会创新指数级地增长，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创新。
从落脚点上说，创新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激发人民的活力，这是中国加速实现创新引领、创新驱动的重要条件。同时，自上而下的国家创新、制度创新更好地保护了创新、激励了创新。例如，中国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走过了美国专利制度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更是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专利申请国和授予国，从而大大缩短了对科技发达国家的追赶时间②。
从核心点上讲，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创新发展的归宿是全体人民的发展，是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势，对十几亿人民进行持续的人力资本投资，创造人的发展机会、提高人的发展能力。
总体来说，推动创新发展，就是要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这就需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经济创新规律和制度创新规律。
遵循科技创新规律，要从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更多地向协同创新转变①。这是由未来国内经济一体化，区域（指东亚和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以及第四次全球化潮流（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服务业便利化）决定的。中国是第一次全球化（1870 年到1914年）的受害者，第二次全球化（1950年到1990年）的边缘者、落后者，从1990年第三次全球化起不断追赶，现在已经在第四次全球化浪潮中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只有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协同创新，才能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才能与世界竞争、与世界发展、最终引领世界。
从经济创新规律来看，三十多年来，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从1978年的第十位、2000年的第六位一路急升到2012 年的第二位，中国经济已经由量（规模）变发展到质（阶段）变发展，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随之变化，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这反映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即经济创新的阶段理论。
从世界经济史来看，一个经济体大致有两种增长方式[10]：一是追赶型创新，是指推动增长的科技主要来自外部，与技术领先国相比，这类国家技术落后，它的增长目的在于追赶；二是内生型创新，是指技术创新源于内部运作，是科技引领式的增长。前一种模式增长较快，而后一种模式相对较慢。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都必然要经历从赶超型创新向内生型创新的转变，只有成功实现创新转型的国家，才能长期保持世界经济的引领地位。时至今日，我们经过了六十多年的追赶发展战略，必须有意识、有目的地向内生型创新转变，才能实现引领型发展。
从制度创新规律来看，历史唯物主义表明，一个国家能否崛起最终还是取决于制度创新的力度。四百余年的近现代历史中②，真正对世界发展产生显著影响的大国屈指可数，而这些大国的沉浮无一不反映了制度创新的发展规律。
这些国家无一不曾是“科技创新大国”“制度创新大国”，其社会制度都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具有历史的先进性：殖民主义高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又超过殖民主义。但随着日益僵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自身无法解决的大危机、大萧条就必然造成整个社会的大破坏、大衰退，过去不到20年间爆发的两次亚洲、国际金融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有时代的先进性，不仅在于它充分吸收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成果，更在于它是中国改革实践中自我探索、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道路创新。
三
创新发展的主要任务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又是决胜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开局之年，因此，这个五年规划的意义不同以往、非比寻常。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是实现百年民族梦、中国梦的重要铺垫，是为中国发展迈上新台阶奠定新的基础。创新发展就是跨越新台阶、奠定新基础的第一动力，这就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打造创新先发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
“十三五”时期，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就是要加快实现由创新追赶型向创新引领型的转变，在事关国家战略利益和长远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布局2030，抢占2050，掌握国际竞争主导权、国际规则话语权。从经济增长的内核出发，抓住创新发展的关键点、着力点、突破点。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 （一）强化科技创新实力
提高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发挥好基地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文化创新“五位一体”的综合动力。基地创新是进行基础性、引领性、外部性研究的重要平台，要加快在重大创新领域建设一批围绕国家战略、跨学科协作的国家实验室；技术创新要根植于已有产业的基础优势，升级打造为世界级的创新优势；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创新优势，以大国规模效应降低科技创新成本，以成本优势推动市场创新的扩张；品牌创新是检验创新最直接的标准，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离不开一流创新企业的核心技术与自主品牌，这就要鼓励创新企业不断成长，不断追赶、不断超越西方世界级企业，不断打造中国的世界级品牌；文化创新，就是在全社会倡导创新精神、鼓励创新意识、发挥创新效益。
▌ （二）推动企业创新活力
“企业强、国家强”，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离不开创新型企业的不断成长，进而不断追赶、不断超越西方的世界级企业。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的主体。既要“放小”，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又要“做大”，推动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行政性垄断，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
▌ （三）塑造产业创新优势
产业是立国之基、强国之本。产业创新是实现引领型发展的关键。塑造产业新优势，不仅要加快新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应用，更要升级传统优势、构建新体系、拓展新空间，推动产业整体迈向中高端水平。在新领域创新上，要超前布局2050，在空天海洋、信息网络、生命科学、核技术等领域培育战略性产业；要抓紧引领2030，在节能环保、高端装备、新一代互联网等重点方向形成创新突破和应用；在产业升级上，重点围绕两化（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环保节能等领域，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在构建新体系上，落实《中国制造2025》，实现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制造；在拓展新空间上，以“互联网+”、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特高压输电、桥梁工程、水利大坝建设为切入点，推动国内国际互联互通，引领21世纪上半叶世界基础设施现代化，塑造中国创新的重要支点。
▌ （四）发挥市场创新特点
创新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的经济活动，从产生到成长极其脆弱，成功概率极小，特别是实现技术成功、商业成功、市场成功完全是小概率事件。但真正具有价值的创新，一旦其应用范围从一平方公里扩大到几百万平方公里，用户从几百人、几千人增长到十几亿，其前期投入的固定成本平均下来就几乎为零，这就能大大降低科技创新的经济成本、科技应用的交易成本。国内市场的巨大规模将成为创新成长的“第一助推力”，这就需要建立更加统一、便利和自由流通的国内有形与无形基础设施（网络），引导企业更好地利用这一规模优势，将跨国企业无法拥有的市场优势转化成中国企业的创新优势。
▌ （五）完善制度创新机制
制度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是实现其他所有创新活动和过程的前提。推动创新发展离不开制度创新机制的完善，这包括：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互补互助机制，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激励相容机制，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两条腿走路”的互动合作机制，“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开放机制，等等。这还包括，完善中国的经济决策机制，例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度、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制度以及各类专项规划制度；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引导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建立多元化的全社会创新投入机制，健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营造激励创新的国内、国际公平竞争环境，建立有利于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再创新和协同创新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 （六）实施创新人才战略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创新的源泉是人才，重大创新的源泉是顶尖人才。实现创新发展，就必须把发现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放在创新战略的最优先位置，加快实施“四位一体”的人才战略：一是实施教育优先发展的教育战略，实现中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目标；二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使中国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确保实现2020年教育发展战略目标和主要指标①，形成规模巨大各类人才红利；三是大力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全社会人才使用机制，统筹推进各类人才的队伍建设；四是加大引智力度，扩大对外交流。力争到2020年，实现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亿人以上，人才资源总量的比重提高到20%-25%；到2030年，引进和培养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吸引和建设一批领导重大创新活动的国际学术和智库研究中心，充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 （七）创新宏观调控思路
“供需错位”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大障碍，“供给失效”和“需求疲软”是当下经济运行中最大的问题。破解增长困境，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11]。这不仅要激发需求侧的经济拉力，更要重塑供给侧的经济推力。一是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的“五化”同步发展；二是加强需求转型对供给端的引领，主动适应和引导消费结构的升级，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力争在“十三五”时期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三是推动现代服务业大发展，提升服务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四是通过企业并购重组，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集团，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基金项目]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自选课题“国家‘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及2030 年远景展望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 批面上资助（项目号：2015M571000）。
注：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略，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