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竺松：核心是一种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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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竺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院博士后

“核心”既指领袖个人，同时也是一种体制，即“核心体制”。党要有核心、有自己的领袖，这对中共而言具有制度性的意义。核心体制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是中共“政治规矩”体系的顶层部分。尽管《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其他公开的党内规章从未涉及领袖个人意义上的“核心”问题：既没有任何条文涉及“核心”的选拔、培养、考察及交接班，也没有任何条文对“核心”的职责和权限加以规定。但从党的历史来看，中共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核心领袖又是无时不有；无论是治党、治军还是治国，领导权力运行也须臾不离核心。

▲ 图为 1935年遵义会议会址

总结中共过去九十余年的实践，核心体制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要素：

第一，核心领袖辈出，后继有人，代代不竭。领袖人物的产生，是中共作为列宁主义政党发挥克里斯马权威的必然要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基因的现代表达，同时也是世界大国在国家生命周期上升阶段普遍出现的政治现象。中共在领导斗争和建设实践的不同历史时期，总是能够产生自己的核心领袖，其人选总体上都是杰出的、称职的，能够胜任核心领袖角色，引领全党完成不同阶段的历史使命，受到全党认可和拥戴。这反映出中共核心体制具有内生性。

第二，核心领袖代际平稳交接班。毛泽东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在中共七大后就从未有任何其他领导人或外部因素对其核心地位构成实质性的挑战。毛泽东逝世后，他最后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逐渐退出权力核心层，而他曾十分属意的“少壮派”邓小平成为全党公认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同时还推动建立了影响深远的领导人退休制度。风波平定后，邓小平急流勇退，以直接指定的方式将核心重任交予江泽民。在江泽民作为全党“核心”的身份淡化十四年之后，习近平正式明确为中共新一代核心，也为全党全国所公认，更为全世界所公认。总体来看，对一代中共领导集体而言，其核心领袖一旦明确，能够在相当长时间里保持稳定；核心领袖的代际更替能够在党内集体决策的框架内顺利完成，没有伴随公开的、非制度性的权力冲突。这反映出中共核心体制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的可持续性。

第三，在历史考验中交出理想答卷，是奠定核心领袖党内权威基础的唯一途径。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前的二十余年间所经受的历史考验，是如何带领人民军队获得生存和发展、使党的组织壮大以及如何形成适应中国国情和革命需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数十年间所经受的历史考验，不仅有革命战争时期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党和军队领导人，也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做一个称职的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更有在后毛泽东时代如何对待毛的政治遗产、如何医治“文革”创伤以及向何处寻找中国社会主义的“新路”。江泽民在邓小平逝世前的十余年间所经受的历史考验，不仅有如何成为红色工程师中的政治家、如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波动中很好地治理中国最现代化的工业城市，更有如何进一步设计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尽管三位领袖在其核心地位正式确立前经受历史考验的时间长短有别、具体内容有别，但他们都交出了高分答卷，也由此具备了成为核心领袖所必需的党内威望基础。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前的数年间所经受的历史考验，则是如何打造更强的中共、更强的中国和更强的中国军队，以及如何为中国重回世界之巅开辟新的伟大道路。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同时接棒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后于次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继而以全面从严治党和包括力度空前的国防和军队改革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为两大抓手，率领全党“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在党内军内和人民心目中树立了良好形象、建立了充分权威，使支撑核心地位所必需的党内威望基础不断强化，成为众望所归的核心领袖。这反映出中共核心体制十分鲜明的实事求是的特征。

第四，核心体制对中共政治体制保持稳定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首先，“核心”不完全等同于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职务。相比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等正式职务，“核心”更接近于一种“地位”，它完全取决于公认的政治威望，带有形而上的特点。此外，尽管职务任期制与“核心”发挥作用的方式密切相关，但核心地位又超越于职务任期制，职务任期制无法简单地决定新老核心的交接班。

其次，核心体制发挥“压舱石”作用主要有两种方式：

当核心担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正式职务时，核心体制运行的实际内容基本等同于最高领导人的有效履职。这时，核心领袖在一线掌舵领航、主持大局，带头维护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团结中央领导集体“一班人”，在决策中充分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此外还要做好接班人的选拔培养工作。正是因为习近平的有效履职，“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得以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写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一度被认为极有可能承担更大历史使命的孙政才也受到应有查处。

当核心未担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职务时，核心体制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为中国政治的平稳运行“护航”，集中体现为与正式制度兼容互补。从兼容性来看，邓小平在1989年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辞中央军委主席时提到，自己在1987年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顾委、仅留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这表明：当核心未担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职务时，要发挥好核心体制的“护航”作用，就需要核心严格在正式制度框架下行动，不恋权、不越位。从互补性来看，邓小平也曾明确自己退休后不过问中央的工作是有条件的，即“除非特别大的问题”。什么是特别大的问题？一是根本方向，二是接班人。当正式制度在“特别大的问题”面前出现失能风险时，不担任主要负责人正式职务的“核心”就需要挺身而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核心体制就需要为正式制度“补位”，确保江山留色、社稷无虞。不难设想，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个核心，就难以纠正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出现的方向性错误。

核心体制是中共领导制度设计中十分高明又十分关键之处。核心体制的成熟，是中共在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核心体制本身也在不断发展。核心体制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完善的正式制度体系一道，为中国政治稳定提供了“双保险”：核心体制具有内生性、可持续性和实事求是的特点，并与正式制度兼容互补。从世界范围看，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混合物；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在寻求政治民主的历史进程中，要避免因政治体制的制度化而完全否定非正式制度在政治运行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要看到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种作用，是非人格化的正式制度所无法替代的。

* 本文删节稿首发于2017年10月12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言论版“中国聚焦”栏目，此处推送系本文完整版。浏览早报刊发稿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