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江克忠刘生龙：中国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状况趋于恶化

江克忠刘生龙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2024-09-17

【摘要】研究发现：农村家庭贫困发生率在下降，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趋于恶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恶化了贫困状况，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增大。

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家庭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最高，以下依次是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主要集中于高收入组家庭，而家庭经营性收入主要集中于贫困等低收入组家庭。

研究发现：包括自然生态条件等村庄特征变量、家庭人口结构等家庭特征变量、户主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家庭总收入、不同来源收入和收入不平等都存在有差别的影响。

未来扶贫工作的难度增大，在构建公平收入分配体系的同时，要基于精准扶贫的理念，因地制宜、因户因人而异，采取有差别的扶贫措施。

图｜pixabay.com

文丨江克忠刘生龙

江克忠：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经济学院；

刘生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

摘编自丨收入结构、收入不平等与农村家庭贫困，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08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持续的扶贫开发带来了大规模的减贫，但作为发展中国家，当前农村地区还存在规模庞大的贫困人口。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对于如何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给出了精准扶贫的工作思路。在识别贫困家庭的基础上，如何根据贫困家庭的具体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办法，是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

在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家庭收入来源呈现多样化和差别化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 年，农村家庭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43.55%、44.63%、3.15%和8.67%；按照人均纯收入水平五等份分类，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是低收入组家庭的8.16 倍、8.21倍、16.80 倍、4.55 倍①。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2014 年中国基尼系数处于0.47～0.49 之间，已经高于收入不平等的警戒线水平；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处于收入分配底端的贫困人口越来越难以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不断下降（万广华、张茵，2006；陈立中，2009；沈扬扬，2012）。

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为：

在研究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减贫效应的基础上，基于家庭收入结构和微观影响因素分解视角，研究农村家庭收入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微观影响机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首先，基于FGT 指数测算农村家庭贫困状况及其变化，研究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农村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以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减贫弹性及其变化趋势；其次，基于收入结构分解方法研究家庭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不同来源收入在不同收入组家庭的分布、对家庭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等；最后，基于回归及其分解方法研究农村家庭所在村庄特征、家庭特征和户主特征等因素对不同来源收入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文研究可以为中国农村精准扶贫工作提供科学的可操作的政策依据。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2010 年和2014 年的调查数据，以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贫困的衡量指标，以2011 年中国政府公布的2300 元（2010 年不变价）标准作为贫困线，同时，将家庭总收入按照来源划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等五类。

综合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农村家庭贫困发生率呈现下降趋势，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呈现恶化的趋势。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农村贫困家庭比例在下降，但这些贫困家庭人均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收入缺口更大，脱贫难度更高，需要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反贫困政策。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减贫效应，而收入分配恶化了贫困状况；而且，经济增长的减贫弹性下降，而收入分配因素对贫困的影响弹性增大。

未来在进一步发掘经济增长反贫困效应的同时，对收入分配问题更要予以高度的关注和重视，防止收入分配的进一步恶化。

中国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状况趋于恶化。从不同来源收入的不平等状况来看，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状况最严重，以下依次是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从不同来源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来看，工资性收入贡献最高，以下依次是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更多地集中于高收入组家庭，而经营性收入主要集中于贫困等低收入组家庭。

从治理贫困的视角出发，未来要加大对贫困家庭工资性收入增长的支持力度，创造条件促使贫困家庭经营性收入持续增长，同时加大政府对贫困家庭补助补贴的力度。

在自然灾害频发区以及丘陵山区、高山和高原等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地区的农村家庭，其收入显著较低；在有集体企业的村庄，农户家庭收入显著较高。户主正规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健康状况的改善都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可以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住所到县城远的家庭，家庭人均总收入显著下降；而且，家庭人口结构，包括老年人或儿童占家庭人口比重高的家庭，家庭人均总收入显著下降。从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来看，家庭是否有成员外出务工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最大，以下依次是户主正规受教育年限、儿童占家庭人口比重和村庄地貌特征。

参照精准扶贫的工作思路，对自然条件恶劣、偏远地区的贫困家庭，实施生态保护或扶贫搬迁；加大农村地区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改善贫困家庭人力资本状况，为有富余劳动力的贫困家庭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发展特色产业和转移就业，加大对农村家庭老年人和儿童补助补贴的力度。

Income Structure, Income Inequality and Rural Family Poverty

Jiang Kezhong，Liu Shengl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data in 2010 and 2014, and makes a calculation and decomposition of poverty indicator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of rural households has declined, but the depth and intensity of poverty were deteriorating. Unequal income distribution has made poverty more seve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to decompose unequal income structure, the study finds that wage income contributed the most to the inequality, followed by operating income, transfer income and property income. Wage income was mainly oncentrated in the high-income families, while operating income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poverty and other low-income families. Based on the regression and decomposition of income and inequality, the study finds that natural ecological condition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villages, family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other family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al level and health status of family head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household total income, on different sources of income and on income inequality.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a fair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ed during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Meanwhile, the concept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should be put into use, and different measur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hould be taken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personal circumstances.

KeyWords: Income Structure; Inequality;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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