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数字货币对主权货币及宏观金融的影响 2020年10月IMF《跨境支付的数字货币：宏观金融的影响》报告解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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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数字货币对主权货币及宏观金融的影响

2020年10月IMF《跨境支付的数字货币：宏观金融的影响》报告解读（三）

1.  前言

本文是这系列文章的第三篇，第一篇文章介绍了IMF报告里的四个场景[1]，第二篇文章分析了这些场景[2]。本篇文章则针对报告中的第四个场景及引起的宏观金融后果展开讨论，并研究数字货币对主权货币政策的影响，下一篇文章将详细讨论外币（数字货币）取代当地货币的现象。

新型数字经济与传统数字经济不同，更与传统经济不同。人们为了在这些问题上达到认同，经历了螺旋认知的过程。互联网刚出现在大众视野的时候，许多互联网经济模型不断出现。当时很多经济学者在媒体上发表批评言论，认为违反了经济学基本原理，反对声音持续了长达10年之久。特别是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大跌，大量互联网公司失去了99%的市值，此时，许多经济学者都声称这验证了之前的观点是正确的--基于互联网的新型数字经济是不可靠的。显然，数字经济的确改变了世界，其中的起伏属于经济发展中的正常波动。传统数字经济的代表谷歌也是在2004年才上市的；而另外一个代表亚马逊不但回到2000年原来的高点，还在高点上翻了许多倍。这表示即使在发展过程中有极大的震荡，数字经济大势是挡不住的，而数字经济理论也被接受。

新型数字经济继承了传统数字经济，但是其中还增加了数字货币的因素[12]。新型数字经济包含“货币+商业”的模型，而传统数字经济只有“商业”模型。Libra白皮书的出现使新型数字经济登上了世界的舞台，赞扬与争议纷至沓来，直到现在也是讨论与关注的焦点：

1)        2019年6月Libra发布白皮书，引起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认为Libra将面临很大的监管困难。2020年4月Libra 2.0白皮书出现后，做了许多退让，被批评是退步，由于之后代码很久没有出新想法和设计，更加肯定了一些人看法，批评之声甚嚣尘上。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2019年11月后，美国已经将Libra看作是一种新型货币战争的工具，对其进行立法和部署。

2)        在2020年10月15号，美国将人工智能、大数据、芯片以及区块链20种技术为国家关键科技[3]。鼓励本国开发，但是禁止输出给美国的竞争对手。

3)        脸书的Libra最近少有新的代码出现，多是更新以前的错误。现在新技术细节已经看不到了，只展示技术结果，可能是脸书故意不再开放代码，并非安静的撤退。

Libra 仍然在不断前进，结算速度已能实现每秒8万次，功能和性能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4]，预示未来新型的货币格局加速来临。IMF在其报告的第30点以“空前”（unprecedented）来形容这场景在以往历史中是前所未有之变局。美国从2019年11月开启的新型货币战争是空前的，以前没有类似体量的货币战争。科技飞速进步，同时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筑起了国家间科技交流的壁垒，金融和科技的互动发展将推动新型货币战争格局，对世界金融产生巨大影响。

2019年11月，许多的学者已经想到了许多货币战争的场景，但是在2020年10月IMF的这份报告里面所叙述的场景更为复杂，新型货币战争一触即发。

本文将主要介绍货币政策传导方面的影响，其他的影响将在后文中讨论。本文第2和5节是我们的观点，第3和第4节是IMF的观点，但是第4节里面也有一些我们的观点。本文提出“数字货币平台集团”以及“数字货币平台是护城河”两个新概念。

02

 新型数字经济下的数字货币博弈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认为传统意义的金融科技并未改变金融，只是根据金融流程的模型开发软硬件。2019年在Libra白皮书（6月）和英国央行行长的演讲（8月）后改变了这一认知，一个基于区块链的新型金融体系出现。哈佛大学认为科技改变金融。数字经济也变成了传统经济学，阿里、百度、京东、腾讯等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发展，充分运用了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区块链技术的出现，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推进新型数字经济以数字货币、数字资产为代表，改变货币发行和流通、金融交易流程和信任制度，从根本上革新了金融系统的结构。

关于新型数字经济与传统数字经济的不同，一些理论新近提出，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需要新型数字经济的知识和实践，还需要对区块链、计算机系统与通讯系统有基本的认知。原本认为科技只是将现有流程自动化，而随着技术应用的不断发展，现在认为科技已经改变了金融业务的流程。《智能合约：重构社会契约》书中[8]指出，将现有的金融流程在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系统上自动化不是最好的方式，由于需要重新定义金融流程和开发基础设施，改变还可能非常大。同时指出这是DeFi系统会一直出问题的原因，因为DeFi主要是自动化现有金融市场流程。

图1：原来是金融主导系统，现在系统也影响金融

IMF的报告中充满了博弈论的观点，主要是关于数字货币的博弈，即CBDC和法币的博弈、GSC和法币的博弈。但是IMF这份报告还有尚未涉及的一些重要领域：

●         地下经济：IMF没有讨论地下经济，这是哈佛大学Rogoff 教授重视的问题。由于地下经济是合规经济的1/5，规模不可忽视。地下经济是为规避政府监管而存在的经济活动，Rogoff 教授提出政府主要通过让地下经济合法交税来间接管理地下经济。

●         数字货币和数字货币平台的区分：IMF这份报告保留了数字货币与平台绑定的传统思想，一直聚焦于CBDC和GSC。但这一思路已于2020年4月时被打破。Libra宣布币链分离，弃币保链，即一个平台可以处理多个币，若一个国家如果选择在该国发展CBDC，脸书就放弃Libra币在该国的流通，协助该国发展自己的CBDC，但使用Libra的链平台，清楚的表示Libra是以平台而不是数字货币为竞技场。从这个角度看，IMF这份报告的讨论有所局限，只关注数字货币，没有考虑到平台的重要性。货币战争需要包含数字货币竞争和平台竞争。例如如果几个国家的数字货币都采取同一平台，他们之间还是有博弈的关系，但是这里的博弈关系和不同平台的数字货币博弈不一样。Libra 2.0争取的是数字货币平台的建立，而不是在争这平台上建立运行的数字货币。

●         平台的优势：IMF报告也没有重视比目鱼模型，以至于分析的时候有一些盲点。这点哈佛大学的Rogoff教授也重视，这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平台理论的一个基础：平台方有优势。

●         集团作战：IMF提出集团作战，并且提出国家阵营（country bloc），即多个国家联盟，在新型货币战争上形成同盟。在今年5月我们在解读Libra 2.0的时就已经做这样的分析 [5,6]。5个月后，IMF报告也以同样方式来分析。普林斯顿大学“数字货币区”的基本思路就是以后数字货币必定将世界分为几个大板块，每个板块有不同的数字货币，这和我们在2018年提出的区块链集团、帝国、联合国概念类似[12，13]。

下面是我们提出概念：

1)       区块链集团：几个科技单位（例如公司）合作的联盟， 使用同样的区块链协议和平台；

2)       区块链帝国或阵营：一个帝国里有自己流通的统一数字货币，和统一区块链平台和协议。包括：CBDC帝国，GSC帝国，平台帝国（Libra的发展趋势，以平台称雄，掌握平台和相关协议）。竞争也将包括：CBDC的竞争、GSC的竞争、平台的竞争。

3)       区块链联合国：分为区块链主导国和一些其他国家。阵营里有领导国和附庸国。领导国决定使用的协议和平台，附庸国使用这些平台和数字货币，会有比目鱼模型的缺陷，阵营之间还可能进一步存在数字货币和平台的竞争。

由于币和平台分离，集团和帝国也分“数字货币帝国”或是 “平台帝国”，币帝国就是在这集团集团同样数字货币，而平台帝国是集团使用同一平台。由于币运行在平台，一个国家在一个数字货币集团也是使用同一平台。例如欧盟中的国家多半使用欧元，但也有欧盟国家不使用欧元。表示欧盟集团这平台，比欧元集团还要大。即使没有使用同一货币，欧盟国家享有许多福利，例如欧盟的国民可以到其他欧盟国家合法工作。而数字货币平台集团也提供类似好处，虽然两个联盟国家使用不同数字货币，由于都运行在同一平台，他们之间货币交互可以非常高速。

我们以前分析Libra的时候曾提出[5,6]，集团或是阵营货币战争不是单个国家单打独斗，集团作战和单打独斗表现方式大不相同。IMF报告中提出一个观点，即使加入某个阵营，参与国也会因为不同经济现况，会经历不同步的选择和痛苦。欧元就发生过类似现象，不同国家使用同样货币，但是目前所面临的经济现况各不相同，参与国对货币政策持有不同意见。几年前欧猪（PIGS，即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4国英文的简写）现象中，欧盟各国有强烈分歧的意见，破产国要求富国补助，但富国不愿意无限制补贴，形成对欧元价位的不同观点。如果没有欧元，这些破产国可以借助本国法币汇率来调整国内经济（传统货币战争的做法），但是现在不行，因为使用同样货币，其他国可能不愿意。可以预见，加入CBDC或是GSC的阵营也会经历同样的过程，而且由于数字货币流通速度快，问题可能比传统货币区更加严重。

03
全球使用多种GSC和CBDC及宏观金融后果

当几个主流的CBDC和GSC之间相互竞争时，由于一些CBDC和GSC在国际上用于国内和国际交易，可能形成CBDC “货币集团”或是“货币阵营”，各国为了国际清结算的便利性而选择一个共同的CBDC。稳定币的使用不取决于地理边界，而是取决于使用它的电子商务和社交平台。GSC则可能形成“数字货币区”，如果将这种数字货币区域定义为一个网络，则在该网络中，使用特定数字货币进行支付和交易，该支付工具只能在参与者之间使用，拥有独立帐户单位，与现有的官方货币不同。这种情况是中央银行和大型技术公司在数字货币竞争中战略反应的结果。其中，主要储备货币中央银行发行CBDC，全球主导的大型科技公司发行GSC，其他中央银行和大型科技公司也可推出自己的CBDC和/或GSC。不同网络的互操作性可以促进这种多极性，通过互操作性，特定技术或系统的用户与使用其他技术或系统的用户轻松交互，大大降低了交换成本，先发优势和已建立的主导标准的持久性可能不再那么强大。基于这种思路，CBDC和GSC的兴起可能会加速向储备货币多极化过渡。

在IMF的四个场景中，跨境使用CBDC和GSC可能通过哪些机制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金融稳定、资本流动以及国际储备的需求和供应？国家当局可以考虑在增效节支与风险之间做出哪些潜在的政策反应？而且，在货币政策有效性受损的情况下，其他政策需要如何调整，以使各国能够应对冲击?

下表罗列了IMF提出的四种场景可能导致的金融后果。

	场景1	场景2	场景3	场景4
货币政策传导	在汇款方面采用CBDC或GSC可能不会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重大影响，除非它促进了货币取代。	如果国家广泛使用外币或GSC，该币抵御冲击的能力将取决于其商业周期是否与货币发行方的周期同步	除了与货币联盟中的货币政策的实施相关的挑战外，全球采用GSC将使各国受制于私人公司的货币立场。	全球采用多极化的货币政策影响取决于多极化是以国家货币集团还是每个国家内部的货币竞争为特征。
金融稳定	在跨境支付中采用CBDC或GSC的场景可能会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产生较小的影响。	更大的货币取代可能会增加资金和偿付能力风险方面的额外压力，使用外国CBDC或GSC可能会导致更高的运行风险。	在全球采用单个GSC的情况下，国内财务状况将受到全球因素的更多影响。	在全球采用多极化的情况下，辖区内的货币竞争可能会使当地金融状况更加动荡。
资金流动	使用CBDC和GSC的汇款场景可能不会显著影响资本流动。	使用更多货币取代的场景可能会影响资本流动的波动性	在全球范围内采用GSC的场景可能会导致国际资本市场更加一体化，还可能会在短期内导致更不稳定的财务状况。	具有多极化的全球采用场景可以为国际风险共享创造更多机会。
国际储备	由于贸易和金融交易的记帐单位不会改变，采用CBDC或GSC进行汇款对储备的影响有限	CBDC或GSC引发的货币取代将导致中央银行出于预防目的而增加外汇储备。	具有独立帐户单位的GSC的广泛采用可能会暴露其私人发行方的利润动机与全球货币和金融稳定之间的内在矛盾。	随着一些CBDC和GSC被广泛采用和竞争，储备资产可能变得更加多样化。

04
CBDC和GSC对货币政策传导的重大影响

货币取代现象加速出现：CBDC和GSC会加速货币取代的流程。货币取代减少了货币当局对国内流动性的控制，因为货币取代限制了当局直接影响的部分。数字货币形式可能会加剧货币取代，同时可以促进围绕大型技术组织的经济活动和贸易联系，并有助于重塑商业周期同步化的模式，这可能会降低货币政策应对冲击的能力[1]。

假如数字货币只有少数人使用，这些都不是问题：如果CBDC或是GSC只是到第一个场景，世界还是和前一样。因为数字货币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或交易管制障碍促进汇款率增长，如此数字货币可能影响使用该货币阵营内相关政策的效力。因为在一个阵营中货币的供应和对该货币的取代之间有密切的联系[2]。我们认为这场景不太可能发生。

经济实力决定：当一个国家使用别国的CBDC或是GSC的时候，这国的抵抗能力取决于这国的当时经济实力[3]。

不能相信私人公司：如果GSC出现，许多国家会受限于一个私人公司，例如脸书。一个阵营发行CBDC/GSC，各个使用的阵营的统一货币政策可能无法 

与彼此间的商业周期充分一致，且若是采取了该GSC作为法定货币则自己的货币政策将暴露在GSC的发行阵营下[1]。

历史性大革命：如果GSC发行方可以调整利率或费用水平，GSC的影响会是历史性，因为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影响的货币。几个阵营发行GSC将产生巨大的全球性影响，他们的目的是使自身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以在使用GSC的国家实现价格和产出的稳定为目标。这里IMF提到的GSC政策和我们2019年的分析一致。[2]

今年欧洲央行表示，认为批发CBDC只照顾到商家，而没有顾及老百姓，作为央行他们不愿意采取这做法，央行必须以零售CBDC为主要目的。

数字货币生态是终结竞争要素：GSC出现会对参与国的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且目前看来其影响会比2019年IMF《数字货币兴起》中的预测更加严重，当时IMF认为商业银行可能会有巨大的变化。但是那份报告还局限于支付、贷款、和金融服务上，而数字货币生态已延伸到数字保险、数字股票、数字期货、数字债券、数字房地产、数字托管等各领域的业务，属于泛金融范畴；还可以扩展到物流、食品、医疗等包容万象的全球性服务。德国银行协会在2019年认为这才是脸书Libra最重要的布局，在2020年5月由德国经济学家再度肯定这观点，这些都在[5，6]讨论过。

而这生态就是以智能合约来完成[3]。

新型货币取代现象不同于传统货币取代：在第4个场景，数字货币阵营内参与国会有不同的经济现况和布局，虽然都在一个阵营中。由于参与国多，联盟的领导国家很难经过调配CBDC或是GSC的政策来扶持所有参与国。所以货币取代现象将不同于传统货币取代，以“货币联盟”的形式出现[4]。

复杂数字经济体系出现：在第4个场景，在同一数字货币阵营会出现多种货币，形成一个复杂的货币生态系统。多种货币取代对国内货币的影响与单一货币取代对国内货币的影响相似。但是当一个集团使用了多种数字货币时，不同的数字货币对其的影响也难以平衡。当一种GSC使用逐渐广泛并形成了数字货币联盟，一个集团隶属于不同的数字货币联盟，不仅仅只有本国货币，还有另外的联盟币，该集团市场内流通的多种货币将更加难以管控。

货币战争将更加复杂，因为一个集团可能同时属于多个联盟，该集团在战争中将不单单只站一方，重叠的数字货币联盟将出现[5]。

图2：一个国家可能同时间参与多个集团，包括货币或是平台集团

上图表示有国家参与一个数字货币集团，或是一个数字货币平台集团，但是也有参与两个数字货币集团，或是两个数字货币平台集团。特别是在一些中立国家，他们不愿意绑定在一个集团。这类似现象以前就发生过，当本国货币不管用的时候，多个国外货币会出现，连比特币都有可能取代当地法币。

一个数字货币帝国内的集团将同属同一条链，通过LSO模型[7]（一种用于构建区块链系统（BC）的动态且可扩展的区块链系统框架，通过运行协作协作层（CL）的集合来实现账本系统、智能合约系统和预言机系统的信息交互）实现货币流通和交易。由此可见，数字货币帝国也非攻击型和侵略型的，可能由于其内部集团复杂，是受害型，在货币战争中无法占据相应的优势。[8,9]

双向影响：以前一直认为数字货币发行国有非常大的优势，特别是Libra白皮书后，许多国家都表示要发展CBDC来对抗。但如果一个国家发行CBDC，交易比传统货币更加方便，可以随时卖空，这样发行国可能会有巨大的损失。但是由于流通性出现，参与国可能可以有反击的力量。例如几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国际大鳄卖空一些亚洲法币，使他们的汇率大幅下降，引发这些国家经济危机。所以数字货币发行国，可能会遇到国际大鳄的攻击，如果发行国经济不强，反而自己的数字货币成为攻击对象，而由于自己的数字货币和法币挂钩，等于国家受到金融攻击。

一方面，发行CBDC可以增加税收。另一方面，发展CBDC外部需求的波动可能导致资本流动的大幅变动。因此数字货币的影响不只是提供跨境付款的方便性，更是出现了金融生态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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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6.外国CBDC和GSC可以通过增加货币取代和重塑商业周期同步模式来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货币取代通过限制货币当局直接影响的组成部分并降低货币需求的稳定性，从而降低了货币当局对国内流动性的控制（因此，货币政策的传导-政策引起的变化的程度货币工具中的货币（例如，名义货币存量或短期名义利率）会影响宏观经济变量，可能会被削弱，代入CBDCs或GSCs与取代现有法定货币没有什么不同。货币可以通过更容易获得的方式来加强货币取代，此外，它们还可以促进围绕Big Techs组织的经济活动和贸易联系，并帮助重塑商业周期同步的模式，这可能会降低货币政策应对冲击的能力。

[2] 27.采用CBDC或GSC进行汇款（方案1），除非它能促进货币取代，否则可能不会对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它们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或监管壁垒来促进汇款的增长，它们可能会影响受援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这是因为外币的本国可用性与该货币的取代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例如，在柬埔寨向民主过渡期间，由于大量的外国援助提供了充足的美元流动性，美元的使用率在短短几年内迅速上升。最初，美元的使用集中在支付系统上，但后来随着消费者开始节省美元，它逐渐转移到了价值存储区。

[3] 28.如果国家广泛使用外币（包括通过向CBDC授予法定货币身份）或GSC（场景2），该币抵御冲击的能力将取决于其商业周期是否与货币发行方的周期同步。当发生货币取代时，使用国的货币政策效力减弱；但是如果用户和发行方的业务周期一致，则货币发行方的货币政策可以部分使用外币满足该国的需求。如果它们面临类似的冲击或在经济上与货币联盟一样一体化，就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货币取代经常发生在地理上和经济上远离发行国的国家。在这些情况下，货币取代会导致该国使用货币政策吸收冲击的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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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9. 除了与货币联盟中的货币政策的实施相关的挑战外，全球采用GSC（方案3）将使各国受制于私人公司的货币立场。大量国家/地区采用统一的货币政策可能无法充分符合每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周期这一事实，这是在货币区域实施货币政策所面临的众所周知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的不同之处在于，采用GSC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会发现自己处于私人公司的货币立场之下，这可能引发有关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职责委托给私人公司的基本问题。一个以利润为导向的公司。

[5]30. 尽管过去私人发行的货币以各种形式流通，但全球采用的GSC的影响范围将是空前的。因此，任何潜在的滥用支付系统和针对私人目的的货币立场的影响都可能超过以前看到的任何私人货币。如果平台发行方从其他与硬币相关的活动中获利，则可以对硬币进行交叉补贴并提供利率。相反，如果对硬币启用的其他服务的访问需求很高，则发行者可能会收取使用费用。发行方可以调整利率或费用水平，以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在使用GSC的国家中实现价格和产出稳定的目标。如果该公司还是主要的信贷提供者，那么潜在的利益冲突就将特别大，对此的需求可能取决于其自身的货币立场。

[6] 31. 如果GSC对在Big tech平台上销售的一篮子商品制定价格稳定规则，那么基于全国商业周期同步的最优货币区概念可能会受到挑战。基于平台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的其他部分可能会经历不同的趋势。与这些平台密切相关的行业可能会对经济的其他领域造成冲击。此外，如果GSC支付一个可调整的回报率，这个回报率的变化可能与稳定经济的其他部分所要求的不一致。然而，采用平台链接的GSC也可以提供一些好处，超越了对付款便利性和商业周期的考虑，因为他们利用相互互补的活动和数据链接出现在数字网络的生态系统，如基于付款数据量身定制的产品和服务或信贷条款。

[7] 32.全球采用多极化的货币政策影响（方案4）取决于多极化是以国家货币集团还是每个国家内部的货币竞争为特征。如果多极化是由一个阵营界定的，每个国家都采用一个CBDC或GSC，那么使用国家的货币政策含义与采用单一货币的情况相同。但是，为了吸引更多国家加入各自的集团并获得铸币税，CBDC发行方可能会提供充足的掉期额度或货币政策，使使用国的一些外部性内在化。如果GSC的回报率可调，则竞争力可以促使他们使用代币同样考虑各国的经济周期状况。因此，竞争可能会使每个GSC货币集团更类似于货币联盟，而不是“外币化”的经济体。然而，就像在货币联盟中一样，货币政策只能针对整个集团制定，而对那些经济周期与集团平均成员不同的国家可能没有太大帮助。

[8] 33. 多极化可能意味着每个国家都目睹了多种货币在国内的使用，这也许是因为货币的功能没有捆绑在一起，而货币却是针对不同功能的首选。取代为多种货币对本国货币的影响类似于取代为一种货币的本国货币，但有两个例外。首先，多元化可能带来多元化收益。第二，如果仍然使用本国货币，多种货币可能会使汇率锚定复杂化。许多已经将货币替换为单一外币的国家/地区已经将其货币政策调整为限制双边汇率变动，以稳定暴露于外币的国内资产负债表。但是，在使用多种货币的情况下，外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将使这种稳定努力变得复杂。

[9] 34.跨境使用CBDC可能会影响发行国的货币政策。一方面，发行中央银行可能会增加铸币税收入;另一方面，对CBDC的外部需求的波动可能会导致资本大量流动。与使用CBDC相关的资本流动是否对发行央行构成挑战，取决于该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深度。市场流动性可能会因某些储备货币发行方的全球资本流动而发生显着变化。如果发行方的金融市场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很浅，或者因为其经济规模相对于全球经济而言规模很小，则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如果如果冲销无法阻止资金流动的大幅波动，CBDC发行方可能会经历市场流动性和资产价格的波动，这反映了全球对其货币的需求。

05
总结

本文主要讨论CBDC或是GSC对世界的影响，而注重在国家货币政策的传导。而结果是许多是新型货币战争的描述。事实上，IMF这份报告还有许多内容在描述新型货币战争的场景，以后再讨论。

IMF认为这次货币战争是空前的也是复杂的竞争，不论在国际舞台或是在国内都有竞争场景。传统上，大多学者认为CBDC或是GSC发行方有优势，但是IMF认为如果发行国经济力量不够，反而更容易得到外部攻击。由于数字货币流动快，攻击速度更快。所以预备发行数字货币的国家或是单位，需要预备各式各样的攻击场景和应对的方法。

这里IMF只是提出问题，没有提出解决方案。其实数字货币平台就是一个解决方案。例如英国Fnality[10,11]在2019年提出跨CBDC/GSC高速交易平台，上面包含数字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加拿大币。在这平台上，如果有一个CBDC、GSC或是合成CBDC被攻击，在同一平台上的CBDC或是GSC可以在一秒内来救援。由于采取的是“一币一链一往来账户”的设计，数字货币流动性极强，而数字货币后面的法币预备金是1比1对应，可以迅速建立一个防护围墙，防止国际大鳄攻击事件发生。这表示数字货币平台可以是数字货币集团或是平台集团的护城河，也是新型货币战争的联军“国防部”，同时也意味着加入数字货币平台集团对一些国家来说可能是应对新型货币战争的必然举措。

参考文献：

[4].   Mathieu Baudet, George Danezism, Alberto Sonnino. FastPay: High-Performance Byzantine Fault Tolerant Settlement,2020/11/03

[7].   Wei-Tek Tsai, Weijing Xiang, Rong Wang and Enyan Deng, LSO: A Dynamic and Scalable Blockchain Structuring Framework [C]// BChain 20

[8].   蔡维德.智能合约：重构社会契约[M]. 法律出版社, 2020。

[9].   蔡维德.互链网：未来世界的连接方式[M].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2020。

蔡维德北航数字社会与区块链实验室主任，天德科技首席科学家，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负责人，中国信息界区块链研究院院长，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区块链互联网实验室主任， 天民（青岛）国际沙盒研究院院长， 赛迪（青岛）区块链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区块链产业专业委员会会长，人民创投区块链研究院专家委员会特聘专家，中国区块链生态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山东省互联网金融工程技术研究院中心首席科学家，广电运通区块链首席科学家

王娟

西安交通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系统工程博士后，OECD区块链政策委员会专家

向伟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字社会与区块链实验室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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