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大气粗却无言面对: 诺奖一流学术原创是怎样炼成的? 但绝不是砸钱项目计划的产物, 多砸几万亿也不出原创顶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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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啥难获诺奖？

作者| 蒲亨建

这跟中国足球难冲进世界杯是一个道理。可以这样预测：中国足球哪一天冲进了世界杯，并进入复赛，那么中国人获诺奖就有希望了。所以，能不能获诺奖，要先看中国足球有没有戏再说。

中国人的诺奖梦跟中国人的世界杯梦是双胞胎，清楚了老大便搞懂了老二。

为啥这样说呢？

大家知道，诺奖是顶尖儿成果。啥叫顶尖儿？顶尖儿不是空中楼阁，下面必须要有座子支撑。中国足球没有良好的座子，那个尖儿就没法形成。甭管你花多少钱请多高级的外国教练，仍然没戏。

中国人拿不了诺奖，也是座子出了问题。

这个座子是啥？就是中国的基础教育。

 中国的基础教育在干啥？在教人背书，教人操作技术。所以中国精明人多，也有一些聪明人，但缺乏有智慧的人。这就是我的梯级排列中的最高级人才十分匮乏。这个阶梯是：脑残、愚笨、平庸、精明、聪明、智慧。但中国精英层次绝大多数止步于小聪明、投机取巧，缺乏大智慧与耐力。

中国人"做题"没问题，可以拿世界第一，但几乎没有一个会“出题”的人。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批判思维、创新思维、尤其举一甚或举万世之一的大智慧之独特悟性思维——始终上不去。缺少了悟性原创思维，诺奖就免谈——不管你搞多少花样人才计划、多少巨大科学项目计划、多少双一流给世人看。

中国足球可以在中场后场杀声震天，可就是很难推进到前场。就算豌豆屁眼儿遇了圆，球莫名其妙滚到了门前，脑壳也会发怵，没了底气，白搭。这不仅仅是临门一脚功夫太差的技术问题。

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园林式教育(或圈养家畜性质的范式教育)。啥意思呢？就是修修剪剪，搞成了盆栽，出息大点儿的，搞成了苏州园林。九转回肠，雅致得很，可就是缺乏野性，缺乏冲劲儿，缺乏生命张力。培养出来一大批会说别人的话，没自己的话的人。要他们有点儿原创思想，很难。

如果有人出了个高主意，叫中国人来证明是没问题的——因为中国不乏陈景润。但没有出高主意的人，这是个最大的短板。

美国人出高主意很厉害，出到了霍金的高度，不过那小子太狂，出得没了边儿，也没戏。但他能出到没边儿的程度，大概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儿启示吧？

揠苗助长

此外，因为中国人深刻领悟笨鸟先飞与笨驴先跑的道理，其本质是揠苗助长。那么，这种规则下出现的问题——就是会做题应试之学习好的学生——貌似聪明的小孩子——但未必是真的聪明，而是源于努力和奋斗。你看现在的中国小孩多能学啊，努力奋斗的现象就掩盖了这个人智商高低的本质。这叫后天因素掩盖先天本质，那么就很难挑选出那些先天或智慧本底高的好苗子。

而诺贝奖作为科学界的高级奖项，对人的要求是既要努力、更重要的是智商高级，而中国冒尖的这些人是努力有余而智商不足，所以很难获奖。

而欧美的小孩是不允许学这学那的，并不进行揠苗助长，而是顺其自然，真正发现小孩子在哪方面有特长和爱好，并加以引导，那么这类人搞科研往往后劲十足。

总之，搞科研是一辈子的事，笨鸟先飞也就领先到初中高中，大学以后的后半生就被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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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创新是怎样炼成的？

但一流学术成果不是项目计划的产物

作者| 许纪霖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直面当前中国学术界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等问题，大力倡导“优化科研管理环境，落实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优化宏观政策环境，减少对科研创新和学术活动的直接干预”、“优化学术民主环境，营造浓厚学术氛围”等任务要求。联想当前国内学界之各种乱象，是时候真正思考 “如何建构一个良好有序的学术圈”这个问题了。本文原刊于《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原名《建立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行规”》。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大学发生了跨越式发展，学术研究也获得了来自国家前所未有的资金投入和资源配置。在大规模投入的情况下，虽然学术研究在数量产出上获得大丰收，但为什么公认的、有分量的一流成果却与投入严重不成比例？为什么中国的学术至今无法站在世界的前沿？

学术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学术评价体制，如果评价体制发生了问题，就会诱导研究人员向扭曲的方向发展。在大学学术研究之中，理科、工科、医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有各自的学科内在逻辑，不宜一刀切地实行同一种学术评价体制。本文仅就我个人比较熟悉的人文学科评价体制改革谈谈我的看法。

（1）量化的、外在的、行政主导型评价体制

对于绝大部分中国高校来说，今日的人文学科实行的是一种量化的、外在的、行政主导型的学术评价体制。

先说量化的。
科学研究在今日之中国高校，被抬高到空前的、过度重要的位置。不说研究型大学，即便是教学型乃至职业型学校，学校是否优秀，教师是否能够升等、研究生是否可以毕业，科研的成绩单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指标，甚至没有之一。老师的教学可以马虎、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勉强通过，但只要有相当量的论文发表，便一俊遮百丑。

多数高校对教师的年度考核和升等要求，都有严格的论文发表量规定，而一个大学每年的论文发表篇数，都影响到从官方和民间的各种大学排行耪的位置，是大学领导政绩工程的核心部分。于是千军万马写论文、拼数量，就像大跃进时期的全民大炼钢铁，产量是最重要的，而质量如何，倒是其次的。

再说外在的。
鉴于大量论文粗制滥造，这几年各大学开始重视论文的发表质量，以教育部认定的CSSCI或核心期刊的发表论文为统计对象， 而研究型大学为了早日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又将国际学术界为了引证统计需要所设定的SSCI和AHCI论文系列，作为进入国际学术前沿的标志，给予特别的奖励。

这几年又出现了所谓的影响因子评价指标，一篇论文的好坏，还要看其在其他刊物上的引证率或转载率。于是，所谓的好论文，只是看其在什么刊物发表，有多少影响因子，只要是发表在国内权威刊物或国外引证期刊的，就能得到国家、省部级和学校的奖励，至于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评价如何，则可以忽略不计。

量化的、外在的学术评价体制，其实质乃是以行政为主导。关于大学的“去行政化”，这几年谈了很多，争议也很大，然而，所谓的“去行政化”，核心问题不在于大学是否要有行政级别，而是不再以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大学的教学与研究事务，而能按照学术自身的逻辑，通过大学教师的学术共同体实现“教授治学”。

如今国家与大学的行政管理部门，控制了学术研究的绝大部分资源，各级行政管理人员，不仅垄断了学术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而且也控制了学术成果的生产与再生产。

上述量化、外在化评价系统，则是一种最简化、实用的官僚管理制度，表面上看起来客观、中立、科学，甚至去价值化，然而，人文学科的评价系统，是充满学术价值性的，只能在一个竞争性的学术公共空间之中获得其内在尺度，而无法用一种外在的、一刀切式的量化管理指标来评估和衡量学术成果的好坏。

（2）一流的学术成果不是项目而是闲暇的产物

以量化考核为中心的行政化评价体制，因为受到工科思维的影响，特别重视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的获得，一个学者的学术能力强不强，能不能晋升职称，拿项目成为比研 35 42965 35 15287 0 0 4468 0 0:00:09 0:00:03 0:00:06 4468成果更显赫的衡量指标。

以项目为核心的评价体制，或许比较适合工科、理科和医科，也部分适合某些社会科学，却不一定适合人文学科。因为古老的、传统的文史哲学科，其最需要的是闲暇和自由，却不一定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

历史上古今中外人文学的经典研究，基本上都是个人按照自己的学术偏好、长期思考和研究而获得，几乎没有一个是大规模资金投入的产物，更非团队攻关、合作研究的集体智慧结晶。前几年教育部有关部门的统计也发现，在省部级奖项之中，大部分都不是项目成果，而是个人自由研究的结晶。

一个常规的人文研究，除了必要的资料、数据收集与学术交流经费之外，其实并不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学者所真正需要的，倒是能够让其安身立命、自由做研究的一些基本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物质性的生活条件乃是让其能够不必因稻粱谋而影响研究，能够凭自己的教职收入，使他以及家人可以过虽不富裕、却比较体面的生活。在精神性条件方面，最重要的乃是学术自由，学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或者对学术前沿的判断，自由地选择研究的课题、方向与方式。

今日中国大学的人文研究弊端在于，一般教师的工资收入偏低，维持和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质性条件一部分要靠争取项目获得变通性补贴。于是，课题的设计与选择异化为稻粱谋的工具，学者注重的是投入/产生的效益比，即如何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如何以最捷径的方式完成项目，而个人研究的旨趣、创新、突破倒是退而其次了。

任何学术的创新都是一项有风险的事业，创新越大，风险也就越大。然而，如今的项目评价机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于是按照工具理性的法则，学者们纷纷选择那些四平八稳、包赚不输的平庸选题，人文社科项目包括重大项目出不了精品也就毫不奇怪了。

如今人文学者自由研究的外在精神条件也变得越来越稀缺。过度的升等压力和生存竞争，使得学者们特别是年轻学者忙于应付升等的量化指标，生产达到发表及格线的短平快作品，没有闲暇和耐心细细打磨学术精品。而人文学科的经典通常都是闲暇的产物，是长时段思考和研究的沉淀。

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青年学者进所之后三年之后不准发表文章。老一辈的大家经常告诫年轻人：要做大学问，就要耐得住寂寞，厚积薄发，养成大气。一有心得就发文章，气散能尽，成不了大学问。然而，如今的年轻教师进入大学之后，三年不发文章，连饭碗都成问题。

这套学术评价机制，与奖勤罚懒、优胜劣败的公司化管理共享了同一个对人性理解的逻辑，即人性在本质上是堕落的、趋利避害的，假如没有“一条鞭法”式的奖勤罚懒措施在后面鞭打，教师们必定懒惰成性、疏于研究。的确，如今的中国大学教师队伍良莠不齐，混口饭的大有人在。

然而，这种鞭笞懒汉式的工厂式管理，可以让东坡先生惶惶不可终日，却也让真正有学术兴趣的学者疲于完成量化指标，不再有闲暇从事有价值的学术创造，真可谓“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而一流的学术成果不是由一千个平庸者、而是由八百个学术精英创造的。一个好的学术评价体制，与其让优异者与平庸者在同一条跑道上疲于奔命，不如适度地容忍平庸者，让学术精英有自己的自由创造的空间。

要解决这个难题，关键是打破一刀切的量化，实行可自由选择的双重评估体制，即在一般的量化指标之外，另辟“代表作”评价体系，让那些真正优秀的学者摆脱繁重的量化考核，以自己优秀的代表作参与竞争，证明自己。

要创造一流的学术成果，核心是尊重学术、尊重教师。所谓尊重，不仅是为其提供体面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更要紧的是尊重其学术与人格的尊严。学者的内在人性有复杂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与普通人无异，有趋利避害的惰性，另一方面，由于其从本科到博士长达十多年的专业训练，使得他对学术多少有一点超越功利的内在兴趣。

一个好的学术评价制度，可以帮助学者克服自身的惰性和功利性，将其对学术的内在兴趣激发出来，成为可持续的研究动力。而一个不好的评估体制，要么是干好干坏一个样，纵容懒汉，要么是逼迫人人都成为功利之徒，而失去学术的内在兴趣。学术评价体制改革的核心，不是激发教师追名逐利的外在竞争动力，而是如何保护和发掘他们的内在学术兴趣。是兴趣、而非功利才是创新之母。

（3）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尺度

如何在学术评价体制方面“去行政化”，实现学术评价体制的创新？核心的问题在于按照学科的内在逻辑，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标准。

如今无论是教育管理部门的学科排名，还是民间各种大学或学科排行榜，皆遵循同一个评估标准，即以一系列量化的数据为基础的评分制，而对教师的能力、研究生论文的评审，也是一张分解为各种要素的打分表。这种“数目字崇拜”的评估标准，是否适合理工科不敢妄断，至少是对人文学而言，乃是形式上的科学、实质上的不合理。

因为一篇文章的好坏，一位学者是否优秀，一个学科是否一流，不是各项指标的简单相加，而是对其综合的评价。真正有突破性的论文，可能分项指标不高，但只要有独特的发现，就是值得鼓励和推荐的。一个学者是否优秀，最重要的是“整体观”，就像评价一个女孩是否美丽，你不能将她的五官分别打分后相加。有些美女眼睛、鼻子、嘴巴单独而论并不漂亮，但整合在一起，就有一种和谐的美。外貌尚且无法分项量化，何况学者的综合学术素质？

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一级学科评估，也是以打分为排名基础。然而，这张名单在各学科之中招来众多非议，因为与学界自身的“隐匿排名”差异不小。学术界衡量某大学某学科是否一流，其核心乃是看人，其骨干教授当中有无公认的大家，青年教师当中有无优秀的未来之星。

而教育管理部门的评估之所以失准，乃是其评估体系当中没有“人”，只有数字。即使有“人”，也是以所谓的“千百人”、“长江”、“杰青”这些身份为含权统计分数，这依然是一种外在的行政化评判标准，而非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尺度。

量化的学术评价体制，虽然形式上排除了个别官员的行政意志，但其依然体现了非人格化的整体行政意志。有人担心，假如没有了这套客观的、形式化的学术评估体制，那么究竟由谁说了算？不仅行政管理者有此担忧，许多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更为担心，数据说了算，还算有一个形式上的公平竞争，一旦由人说了算，那么可变的因素变得非常复杂，需要公关的成本越加昂贵。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学术评价体制的变革，不仅要在形式上“去行政化”，而且也要在实质上“去行政化”，将学术评价的价值尺度和评估过程真正交回给学术共同体自身，而不是委托给某个人，无论这个人是行政官员，还是学术大佬。

民国时期的学术评价，学术权威扮演了核心角色。梁启超的一句话，让既无大学文凭、又无学术著作的陈寅恪进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当年的学术大师有崇高的专业与道德权威，他们以一己之学术与道德信誉担保，维护了一个国家的学术秩序。

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失去了学术权威的时代，即使有学术大家，也是有权力而无权威，其学术判断能力和道德信誉未必为公众所信任。权威已逝，秩序何在？唯一的希望是学术共同体本身，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起一套民主的讨论与协商机制，通过竞争性的评审、对学术的专业讨论、多种价值与利益的博弈、协商与投票，逐步建立起学术共同体的内在价值标准和程序性规范。

比较起同质化的外在评估体系，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评价体系按照不同学科的性质特点，可以是多元的，其价值评判尺度也因专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建立这套学术共同体的评估体系，要比一刀切式的外在评估艰难得多，它不可能通过一纸行政命令而获得，不得不经过学术共同体长期的学术互动和不断试错累积性地自然演化形成，然而，其一旦形成便会成为“行规”，成为内化的价值尺度和学术风气。

而中国的大学，如今不缺各种外在的行政法规，独缺学术共同体内在的“行规”，外在的行政法规可以轻易变动，但学术共同体的“行规”一旦确立，就会内化为学术共同体共享的内在价值，演化为难以颠覆的学术传统。

（4）创新是怎样炼成的？

学术评价体制的改革，大学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发表学术论文的专业刊物和出版学术专著的出版社也是同样重要的环节。

先说学术期刊。如今的学术评价体制，将国内的学术刊物分为权威刊物、CSSCI刊物以及其他一般刊物，还有的大学，更分为A、B、C、D四类。而所谓的权威刊物或者A类刊物，基本看主办方的行政级别，《中国社会科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乃是“权威中的权威”，因此各大学非常重视，纷纷设立了天文数字的论文奖励。其次是中国社科院所属各研究所主办的专业刊物。

不少大学硬性规定，教师的职称升等，必须有权威刊物的文章。然而，这些权威刊物，与其说拥有学术权威，倒不如拥有学术权力。在一个缺乏学术权威的时代，权力代替了权威，成为了“权威刊物”。

按照外在的形式化评价标准，只要在“权威刊物”发表了论文，必定就是有创新的好文章，各类奖项自然接踵而来，锦上添花。然而学术界的许多例子，恰恰告诉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往往不是在公认的“权威刊物”，而是在学术共同体自办的同人刊物上首先突破的。因为一项真正的学术创新，由于其多少是对已有学术范式的反叛或发展，在一开始往往会引起较大的争议，很难在主流的学术刊物、尤其是权威刊物上得以通过，只能在同人刊物中“试水”。

这些年不少富有创意的好论文，都出自这些以书代刊的优秀同人集刊。每一本同人集刊，背后就是一个有共同学术趣味和研究范式的学术共同体。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相濡以沫，相互呼应，形成了小小的专业学派。随着新的学术范式不断地修正、补充、完善，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为主流学术界所接纳，甚至成为新的潮流。到这个时候，那些主流性的权威刊物才会注意这些真正具有范式突破意义的学术论文。

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创新，从来不是在中心爆发“革命”，都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从边缘走向中心。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最看重的是学术创新和学术突破，绝对不能以所谓的“权威刊物”文章为唯一的衡量尺度，而要本着“英雄不问出身”的平等态度，以学术共同体的内在尺度来检阅学者的每一篇论文是否具有增量的学术价值。

如今的学术评价体制，由于受到理工科的影响，重论文，不重著作。著作方面，只须达标，便算及格。而事实上，人文学科的研究，与自然科学不同，一个优秀的学者，必定有影响的学术专著。

而今天在中国由于尚未建立规范的学术著作出版制度，以至于“只有写不出的书，没有出不了的书”，只要向出版社支付出版补贴，哪怕质量平庸的学术著作，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一流出版社的书目中。学术著作出版缺乏权威性这一状况，至今没有得到教育、出版部门的重视，也使得学术著作无法成为衡量学术评价的重要指标。

要解决这一木桶中的短板，在我看来，乃是与国际接轨，建立严格的学术著作出版和评审制度。具体而言，可以指定若干家在学术著作出版有悠久传统和良好声誉的出版社（特别是大学出版社），由国家给予专项补贴，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而每本学术著作，必须像博士论文那样，经过专家的匿名评审，经过作者的细致修改之后方可面世。

无论是过去的民国学术界，还是今日国外发达国家，都有值得借鉴的学术评价好传统。中国学术评价体制之改革，与其从无到有地创新，不如尊重传统，尊重国际规则，核心是逐步改变以行政为中心的形式化考核，建立以学术共同体为主体的内在价值尺度和评价机制，如此中国学术方能回归其本来的意义，有复兴之希望与可能。

3

拿不到诺奖，

中国依然闷声发大财

作者：黄冬

至少5-10年内，诺贝尔奖对中国意义不大。为什么这么说？

先不考虑文学奖和经济学奖。

诺贝尔奖励的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科学家。难不难？难。每个年代的科学家们，都可能会感觉自己做的工作是在为科学大厦添砖加瓦，而想另起炉灶，需要几代无数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和成果交流。

这些获得诺奖的大牛们，在某一领域有重大突破，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再苦心钻研若干年，取得进展之后，首先会影响世界范围内的这一领域的科学家们，影响他们的科研方向和科研方式，以共同开发这一方向。待这一领域的理论逐渐成熟之后，则考虑其实际应用，技术成熟之后，再逐渐进入我们生活。每一个阶段，无不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中国的科学家是不是在吃干饭？

不是的，他们中有些人参与到新领域的探索之中，一大部分人参与到从理论到实用的研究之中。中国有没有诺奖级的成果？有，比如生理学或医学领域的牛胰岛素和青蒿素等等。但是对中国影响更大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奖。翻一翻每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得主，绝大多数都是促进了自然科学在军事、社会方面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军事或者社会的科技水平。典型的代表有“当代毕升”王选，袁隆平，研究火箭卫星的孙家栋院士，研究雷达的王小谟，研究氢弹的于敏，以及量子通讯潘建伟团队。这些无不是极大提高国防力量或者社会发展力水平的科学家团队。

当年我上高一时，我们的物理老师阿旺，给我们介绍量子通讯时说，科大研究量子通讯二十多年，其中20年时间用来证明其可行性。我们哄堂大笑。可能20年这个时间不准确，但是这完全可以说明，将某一自然科学的原理或现象转化为实用技术的难度。潘建伟教授为什么没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因为诺贝尔不管你造福了多少人，只对你的理论研究感兴趣。

所以在我看来，对于目前中国来说，提高社会生产力，加大科学技术的应用范围的重要程度和性价比，远高于理论突破。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诺奖近几年内对中国意义不大的原因。

什么是闷声发大财呢？

美国日本欧洲厉害，研究出西红柿炒鸡蛋中，鸡蛋和西红柿的最佳比例，那我们也不闲着，把这盘西红柿炒鸡蛋给做出来，不仅给中国人吃，也卖到国外。这就是潘建伟教授团队做的事，但潘建伟教授不仅是促进了量子通讯在量子物理领域的应用，同时也是早期研究量子物理的学者之一。

或许几年十几年之后，中国有足够的实力支持基础科学的研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应该关注诺贝尔奖的时候。到时候，则应加大顶层设计，掌握最新研究方向，自然能掌握最新核心科技。

等真的到那个时候，两千亿也就是洒洒水了，对撞机随便建了，丘成桐和杨振宁也就懒得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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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么少？

作者：清尘

题主的问题钱学森已经提出过，即“钱学森之问”。中国本土工作为什么三大诺奖只出了一个屠呦呦？诺奖级别的工作也很少，和世界第一的人口数量不相称。中国不缺聪明人，那是什么原因呢？下面只针对自然科学，不针对工程技术，这两者是不同的。下面的批评应视作善意的，“爱之深，责之切”，绝非抹黑。

（1 ）诺奖有个滞后期。

获奖一般要几十年以后，除非是一些特别重大的成就。现在的学科非常庞大，像数理化生下面的分支都有几十个，分支下面还有小的分支，小分支下面还有更小的方向，所以要给一个大的学科一年发一次奖，即使按分支轮流发，也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2） 官本位。

中国官最大，学校里也是官最大。你去看985学校的官网新闻，重点报道的大多是领导活动和校园活动，科研方面的新闻往往不是特别显眼，这就是官本位。相反，MIT的官网首页从来都是一篇科研人物的高光报道（spotlight），某某学生、教授在潜心研究什么东西，这就是学本位。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两国大学的不同。更有趣的是中国还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潘建伟、施一公、田刚等最顶尖的科学家现在都承担了很高的行政职务，像副校长之类。

（3） “金”本位。

如今愿意坐冷板凳、当铺路石的人越来越少，状元们更愿意学经济金融、IT等致富行业。2015年上海高考理科状元许东报考北大数学系是罕见的，希望他能起到示范效应。

（4 ）教材烂。

中国很多学校都愿意自己编个教材给自己学生用，水平高也算了，但大多数水平都比较低，东抄西抄拼凑出来的。国内大部分教材书后都没有索引，技术上已经没有问题，却还是不见改观。宁愿自己编烂教材，也不愿意虚心引进原版高水平教材。

（5） 评价标准有问题。

我们的好学生就是成绩好、听老师话（乖小孩）。可是科研和做题是完全两码事。前者没有标准答案，后者有标准答案。科研更接近艺术，需要发挥想象力，而做题更接近奥林匹克竞技，拼的是效率。我们的学生太听话，太循规蹈矩，缺乏想象力，没有想象力也就做不出原创的成果。我们现在有大量高质量的研究，但真正重大原创的，从0到1的很少。我们的文化不鼓励出格的想法，而这正是科研所需要的。胡适说：大胆假设（idea）+小心求证（technique）。很多科技成果都是爱异想天开又有才华的人做出的，但光异想天开显然是做不出的。

做出重大成就的顶尖人才、大师除了聪明、勤奋以外，还通常具备理想主义、保有好奇心、敢于挑战难题和权威（勇气）、充分的想象力、不喜欢安定喜欢折腾（进取心）、专注力、良好的交际能力这些特质。不具备这些特质的聪明人往往只能降格为普通人才。大师级的顶尖人才不是学校教出来的，而是熏陶出来的，家庭和社会的“氛围”很重要。培育大师级人才，答好钱学森之问，是个社会系统工程。

（6） 精力虚耗。

我们学生不是想学什么就能学什么，有大量课程是强制他们学的，学生无法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自主设计课程表。他们大量精力浪费在一些不相干的课程上。大学四年只相当于学了三年。一年有好几百万学生，每人浪费一年，总的虚耗就相当惊人了。搞理论的学术黄金期是短的，一般是25岁到45岁，做实验的要长点。也就是说一个理论工作者要浪费5%的精力。

（7） 传媒有问题，娱乐至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电视、报纸、新闻网站首页、头条铺天盖地是娱乐明星、商业大佬、领导干部，各种各样的致富故事和花边新闻，很少有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最近似乎有改观（就我所接触的而言）。CCTV一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啦》有段时间请了一些演艺圈大腕，大概在官媒看来所谓成功的人生就是他们那样子吧，有名有钱有地位。我看过CCTV10《科技之光》引进的德国科普节目，印象深刻，场下坐的都是中年人，讲的是有趣的科技，比较严肃（德国人不苟言笑）。我不相信这样的节目土豪的CCTV会做不出来，还是因为不吸引眼球不想做罢了。 CCTV《加油！向未来》《机智过人》娱乐味很重，令人失望，实际上是披着科学外衣的娱乐节目。传媒的影响力是很大的，特别是对青少年三观正在成形的时期。现在城市里几乎家家有电视、人人有手机，青少年如果从小接触的是政、商、娱的大腕，那他/她怎么可能立志成为科技工作者？

（8） 历史原因

民国战争、1952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消灭了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教育本色与科研精神；1978全国科学大会——短平快之大跃进。

十年文革动乱为中国诺贝尔奖之匮乏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那十年间，中国的精英人群或被批斗或被迫害。尽管屠呦呦获奖，并不能掩盖这一客观事实。

（9） 英语没学好。

英语现在仍然是世界普通话。我们的英语教育是失败的，学了那么长时间，听说读写的水平还是很低，只会做语法词汇题，只会应付考试。我们掌握的是试卷上的英语。

（10） 人穷志短，没有贵族精神。

这句成语很有道理。经济上的现实压力往往让人放弃远大理想。过去在科学上取得成就的人士往往家庭条件都比较好，贫困出身的虽然有，但比较少。像大陆出生或成长的诺贝尔三大科学奖得主中，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高锟、屠呦呦出身都比较好，只有崔琦比较差。这一点，随着国民收入增长，会慢慢改变。

除了第1、8、10条怪不得当代国人，其他几条的确是阻碍我们成为诺奖大国的严峻问题。我有点开始怀疑国人目前是不是适合做顶级的原创科研。

5

作为一名理工"科奴"，

从自然科学角度，来探讨一下这是为什么？

（1）国家对科研的引导方向不在诺奖原创。

诺奖颁发的是对全人类做出贡献的基础研究。而中国科研的大部分资金是工业部门发放的。钱都砸在了如高铁，航天，超算，发动机为代表的工业领域。

就我们学校来说，搞数学，物理等基础理论的实验室穷得叮当响（笔者学校985 211），搞工科的实验室富得流油。当然中科院和清华的基础研究是不缺资金的，然而基础研究不差钱的也就那么几家了。这里说一句题外话，钱多人傻的学官认为“不能拿诺贝尔奖评价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体质，说实话诺奖那些成果对国家有个卵用，但是中国在工业领域的进步是举世瞩目的（当然鸡肋的弱项也还是有）”。

（2） 科研人员的基本工资相当低，以致人穷志短

所以就算有理想想做基础理论的实验室，为了生计，也不得不走上与工业部门合作的道路。我校有个做脑科学的大牛，搞了几年理论实在没钱了和某部门合作开始搞脑机互联，实验室在学校和学院的地位立马提高了一个档次。

（3）说白了就是，国家觉得以诺奖为导向的科研有个卵用。

什么？你想探索宇宙人类的奥秘？呵呵，可以阿，但是钱是不会给你的。来来来，我们来探讨一下相关的工业技术。

（4）教育部对工业部门很不爽，都搞工程，大学排名怎么上去！都给我发论文！

于是这几年各大学校纷纷出台了发论文的指标和福利（毕竟教育部虽然不给你发钱，但是毕竟是上司，面子还是要给的），很明显我朝大学的国际排名这几年蹭蹭上去了。所以说，学校排名这事也是扯淡的，对国家没啥卵用。好看而已。

 6

诺奖的累积效

应让我们中国难上加难: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做好自己的科研

作者| 陈德旺

一年一度的3大诺贝尔科学奖已经尘埃落定，又一次与我们中国科学家“无缘对面不相识”。本文不讨论争议较大的文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学奖，只讨论生理医学、物理学和化学这3个较为客观、争议较少的诺贝尔科学奖。除了2015年，屠呦呦先生一鸣惊人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具有中国国籍的科学家在诺奖舞台上的表现还是凤毛麟角。

就算上所有的华裔科学家，从1957年杨李获得诺贝尔奖以来，60年来中国人获得诺奖3大科学奖项的共有9人，占比约不到2%。以世界20%的人口，获奖比例不到2%，说明在超顶尖级科研上面，近60年来，我们还暂时处于劣势。其实，这也不能怪我们中国人不够聪明，不够勤奋，失去了创新力。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战乱不断和冷战以来的闭关锁国等多种因素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其次，诺奖的名额太少，确实太难拿了。尤其是，长期以来的发达国家获得诺奖的累积效应，导致我们得诺奖要难上加难。

首先，得诺奖的概率实在太低。以诺奖3大奖项中较为偏门的物理学为例，全世界从事物理学研究的博士、教授等研究人员，至少有30万。每年获奖人数不超过3人，比例低于10万分之一。其他2大奖项，获得诺奖的比例更低。所以，不得诺奖很正常，得了诺奖很反常，比彩票中奖更难。虽然，我国科研最近这些年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每年都能取得若干项诺奖级成果，但还是太少。

其次，美国诺奖的累积优势实在太大。为什么美国得诺奖是常态？为什么美国获得诺奖一骑绝尘？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很大的累积优势。目前在美国工作的诺奖获得者有几百人（据说有300人左右，占全世界的70%）：他们最了解学科前沿，他们有最好的设备，他们有最好的学生，他们有最多的资金支持，与他们合作、受他们影响的科学家更多。所以，以他们为核心，每年都形成了无数的诺奖级成果，以数百项为量级，远远大于我国诺奖级成果。

最后，在诺奖评选的各个环节，我们更处于明显的劣势。一般都是诺奖获得者提名诺奖，我们在此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一般都是诺奖获得者评选诺奖，我们还是处于明显劣势。除了美国，英德法日等国的诺奖累积优势也很大，他们每年获得诺奖提名的人数不少，获奖的概率也不低。反观我们，没有人提名，没有人投票，诺奖名额太少，诺奖级成果太少，确实很难中诺奖。

总之，在近期我国科学界最好不要对诺奖再抱有太大希望了，因为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诺奖是一个高端的概率极小的科学游戏，我们不参与已经很久了，我们能参与的人又太少，想要翻身，谈何容易？抚今追昔，痛定思痛，也许，我们的最佳策略是不再过度关注诺奖，不再浪费大量时间对比、分析和思考诺奖。“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要我们扎扎实实搞好研究工作，认真认真培养青年人才，切身取得科研实效，推动科学经济发展，暂时不得诺奖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假以时日，等我们的诺奖级科研成果与日俱增，与现有诺奖大国并驾齐驱之时，就是我国诺奖崛起之日。之后，再加把劲，“弯道超车，获得诺奖”将成为一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