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该醒了! Nature学术神话被揭穿了: 勾结SCI操纵影响因子鬼把戏, 再与高科大牌合谋炒作新闻舆论, 玩弄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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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Nature》从科普期刊到学术神话

江晓原 穆蕴秋

英国Nature杂志（《自然》）创刊于1869年，已近一个半世纪，一直是周刊。这家杂志久历江湖，精于算计，常立潮头，如今不但享有“国际顶级科学期刊”的神圣光环，而且实现了既有极高学术声誉又能开心挣大钱的“双效益”，已臻全世界期刊都梦寐以求的“神刊”境界。

一、Nature杂志的创刊宗旨

19世纪英国有著的科学团体“Ｘ俱乐部（X Club）”，由赫胥黎（T. H. Huxley）等九人组成，除哲学家斯宾塞（H. Spencer）外，其余八人都是英国皇家学会成员。他们模仿美国科普杂志《美国科学人》（Scientific American，创刊于1845年，至今犹在），创办了Nature杂志。那时美国人还常被欧洲上流社会人士视为没文化的暴发户，但是对这份美国人办的通俗科普杂志，X俱乐部的英国大人先生们倒是虚心模仿。

Nature杂志的发刊辞是赫胥黎写的——他直接搬用了歌德的诗篇Nature，并表示对于“旨在呈现人们对大自然各种表象的理解过程，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科学过程”的这本Nature杂志而言，再没有比这首诗更合适的前言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Nature杂志上刊登的办刊宗旨，先引了华兹华斯（Wardsworth）的诗句“思想常新者，以自然为其可靠之依据”，然后叙述其宗旨云：

首先，将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的重大成果呈现给公众，并促使科学理念在教育和日常生活重得到更为普遍的认可。其次，帮助科学家自己，为他们提供自然科学各个分支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所有进展的最新信息，为他们探讨不时出现的各种科学问题提供交流平台。为实现这一双重目标，本刊将尽可能严格地遵循下列计划：本刊将刊载一些公众普遍感兴趣的论文，内容包括：

　　 一、由科学界杰出人士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将涉及与实际事物、公共健康以及物质文明相关的自然知识的各个领域，以及科学进展及其教育与教化功能等方面。

　　 二、对公众普遍关注的科学发现所作的详尽叙述……

 对于自身的科普性质，Nature杂志从不讳言，“Nature从一开始就打算既面向一线科学家，又面向普通大众。这个宗旨一直遵循至今。”杂志现任主编坎贝尔（Sir P. Campbell）坦言：“在Nature初创的前几十年里，它更像是一份‘科学新闻’，在报道新颖研究和学术会议的同时，也报道了至少同样多的杂谈、传闻和奇闻轶事。”　让人稍感奇怪的是，《Nature的宗旨》（Nature’s Aims）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现在Nature杂志的创刊号（1869年11月4日）上，而是出现在第2期上，为何会如此，连坎贝尔也表示无法解释，这或许从一个侧面突显了这份杂志历史的悠久。

此外，笔者近年的系列研究表明，Nature杂志从创刊之初就和科幻结下不解之缘，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它刊登了大量与科幻有关的文本，包括科幻小说、科幻影评、科幻书评等等，甚至荣膺了欧洲的“最佳科幻出版物奖”。这一特色，也是与Nature杂志的办刊宗旨完全一致的。

但是Nature杂志秉持至今的办刊宗旨，却长期被它的崇拜者视而不见或讳莫如深，因为这样的办刊宗旨看起来和“国际顶级科学期刊”的身份格格不入。

二、早期Nature杂志文章举例

如果我们想领略一下早期的Nature杂志是何光景，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来看看它创刊号上的文章。在总共30页的创刊号上，最“正经”的文章有两篇：

第一篇是《论冬季开花型植物的受精作用》（On the Fertilisation of Winter-Flowering Plants）——这也是Nature杂志上有史以来的第一篇“研究论文”。作者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冬季很少有昆虫飞行，那些冬季开花的植物如何完成受精呢？他报告说，根据他在1868～1869年间冬天的观察，认为这些植物是“自花受精”的。

这篇文章占据了第11～13页的篇幅，附图5幅。全文没有任何文献注释及表格。作者贝内特（A. W. Bennett）也不是植物学家，而是“伦敦的一位出版商”。用今天的标准来看，Nature杂志上的这第一篇“研究论文”，只能算一个“民科”写的科普文章，描述了自己对几种植物的观察而已，因为这篇文章根本不具备今天学术文本的形式要件——前人研究综述、文献、注释、表格、摘要等等。

再看第二篇：《近期的日全食》（The Recent Total Eclipse of the Sun）。这篇文章占据了第14～15页，有光谱照片和日食照片各一张，也没有任何文献、注释、摘要及图表，当然也不具备学术文本的形式要件。让我们先来欣赏一开头那段：

如果说我们的美国兄弟因为担心会从边缘掉到海里（就像他们中的某些人说的那样）而不愿意造访我们这座小岛，那么那些对天文学有强烈兴趣的人可能就完全不愿意来了，因为在我们不列颠岛这样的的小地方基本上就看不到日食。

我们今天的学术文本，几乎肯定不会不允许在本应该是“前人研究综述”或“问题的提出”的位置上闲扯这样的废话。

这篇文章的作者可不是“民科”——Nature杂志首任主编洛克耶（N. Lockyer）亲自撰文。洛克耶是欧洲天文学界的知名人物，他的主要成就是通过分析太阳光谱推断出一种新元素“氦”的存在。他在Nature杂志主编岗位上工作了50年，直至去世。

不过大煞风景的是，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在欧洲享有天文学声誉的主编大人，在这篇文章中却提出了一个具有双重错误的结论——洛克耶认为日冕不是太阳自身的一部分，而是地球大气或月球大气引起的现象。现在我们当然知道，日冕就是太阳自身的一部分，而月球上根本就没有大气。

三、Nature杂志的常规经营之道

在创办初期，Nature杂志致力于传播科学的最新进展，宗旨是“将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的重大成果呈现给公众”，完全是是科普性质的。刚开始时Nature杂志未必挣钱，但他们定下了这样一个方针：把Nature杂志办成时尚的、拥有广大读者的、享有学术声誉的、同时又能够有丰厚商业利润的杂志。

在促销方面，Nature杂志长期不遗余力，有多种手段，

比如：给科学家寄赠杂志。20世纪90年代Nature杂志大举拓展中国市场，笔者当时只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的副研究员，也曾获赠杂志。

追踪国际学术会议，并在会上免费发放杂志。国内杂志偶尔也有这样做的。

在一部分杂志中夹送读者调查卡、“读者服务卡”（其实就是优惠卡）之类。

经常强调和宣传自己杂志如何优秀，如何高端，常提到的“亮点”有：

Nature杂志有许多大牌作者、曾发表过许多重要论文。

确实，Nature杂志的声望总是与它发表过的那些科学史上的重要论文联系在一起：

中子的发现（1932年），

核裂变（1939年），

DNA双螺旋结构（1959年），

板块构造理论（1966年），

脉冲星的发现（1968年），

南极上空臭氧空洞（1985年），

多利羊的克隆（1997年）等等。

杂志的编辑团队极其优秀。这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事实。

杂志的作者和读者的国际化程度很高，杂志读者中80%以上都拥有博士学位——很难想象这样的数据是如何获得的。

四、Nature杂志上的广告

Nature杂志还有一点与国内的学术期刊大不相同——它是有广告的。但它在页码编排上比较规范：广告不计页码，因此后期进入数据库或在官方网站上公布过刊PDF时，都只有正式文章。

不过麦克米伦集团（Macmillan，Nature杂志的出版商）前任大中华区总裁曾向笔者透露，Nature杂志也是有软文的，比如介绍某些科研团组、项目或实验室的文章，也是收费的。　但这些软文有正常页码。

许多著名杂志有公开的广告价格，但Nature杂志与它们不同，它的广告和软文价格都不公开，而是面议。近年，Nature杂志上有很多中国学校的中文广告，其实这些学校主要面向国内招生，登这样的广告明显是在利用Nature杂志的权威性为自己背书。

事实上，Nature杂志从来就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科学”，它一直在刊登许多并不那么“学术”的东西。只是在科学主义的传统科学评价体系中，这些 “常常异想天开，有时荒唐无稽，总是令人吃惊” 的内容，都会被人为过滤掉——Nature杂志在国内学界所呈现的神话般的幻象，也是由这种过滤帮助形成的。在这种过滤之后，广告就根本不会被国内的崇拜者注意到了。

五、Nature杂志上学术文本数量之变迁

Nature杂志从1869年创刊至今，它刊登的学术文本和大众文本的数量比例，经历过明显的演变：

第一阶段，创刊至1930年代，它只发表极少数量的“论文”。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它确实是一份忠实履行其创刊宗旨的大众科学期刊：将科学成果和科学的重要发现以通俗形式呈现给公众；促使公众在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对科学达到更普遍的了解；也为科学人士提供一个定期相互了解、交流各自工作成果的平台。

第二阶段，1940年代起，Nature杂志开始增加学术文本的数量，1960年代是它发表学术文章数量最多的阶段，每期上“论文”和“通信”多达60篇以上——当然很多是篇幅短小的，但也总有几篇长文。这一阶段Nature杂志如此加强“学术建设”，很可能是为了获得学界对其“学术期刊”的身份认同。因为当时它在英国学界眼中还只是一份普通的大众科学读物。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Nature杂志的“学术建设”进程很快戛然而止——因为另一个蛊惑人心轰动江湖的游戏开始了，导致国际期刊江湖风云突变。Nature杂志念念不忘与时俱进，而且还要引领风潮，它敏锐地觉察到，如果将这个游戏玩好了，那效果简直就可以让自己脱胎换骨！

六、“影响因子”游戏助Nature杂志登上神坛

“影响因子之父”加菲尔德（E. Garfield）是影响因子游戏的发起和鼓吹者，他的私人商业公司“科学情报研究”（ISI）1964年首次出版SCI报告，1975年开始逐年出版“期刊引证报告”（JCR报告），这是对SCI（后来包括SSCI和A&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的衍生产品，SCI期刊影响因子排名即在此报告中。

加菲尔德的SCI作为影响因子报告的数据基础，收录期刊逐年增加，到2017年已达8856种——当然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但最根本的一点是，SCI和影响因子从一出生就是商业产品，赚钱是它们与生俱来的使命，也是加菲尔德不遗余力推行影响因子游戏的真正动力。为此他从1955年起在Nature、Science（《科学》）上先后发表数十篇鼓吹SCI和影响因子的文章，甚至造出如今早已破产的“SCI可以预测诺贝尔奖”的学术神话。

影响因子游戏从技术上看确实大有名利双收的潜质，Nature杂志“慧眼识珠”，立刻与加菲尔德展开了一段迄今尚未被人关注的合作。这段合作心照不宣，配合默契。

加利菲尔德与Nature、Science两家期刊心照不宣的共谋合作，最明显的莫过于他多次修改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

1955年，加菲尔德最初将影响因子定义为“一篇文章的被引用次数”。　　 

1963年，加菲尔德将影响因子定义修改为“期刊文章的平均被引用次数”。

1972年，加菲尔德将某年度的影响因子定义再次修改为“期刊前两年所有文章的所有引用除以期刊前两年发表的所有文章篇数”，但是这样的定义对于Nature、Science、《柳叶刀》（Lancet）、《美国医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等刊物都非常不利，它们的影响因子排名全都落在40名之后。

1975年，在首次发布的JCR报告中，加菲尔德再次修改影响因子定义，形成了现今仍在使用的计算公式：

分子中的“源刊文本”指期刊发表的所有文章，而分母中的“引用项”只对应三类学术文本。这次的定义修改使得Nature、Science、《柳叶刀》和《美国医学会杂志》等杂志的影响因子排名全部大幅上升，其中《美国医学会杂志》惊人地提升了100位。

1995年，影响因子定义再次微调，分母中的“引用项”进一步缩小，只包括“原创研究论文”和“综述评论”两类。这个定义沿用至今。然而，国内的许多相关人士，甚至包括专业人士，却普遍从1975年起就没有正确理解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

Nature、Science当然也“投桃报李”，它们提供版面作为发布平台，积极为影响因子游戏造势：1955年Science上首次出现专门术语“影响因子”；1972年Science刊登了最初的年度期刊影响因子报告；1976年Nature刊登了JCR报告的缩减版——考虑到JCR报告1975年才首次出版，这实际上是在帮它进行市场预热和产品推广。与此同时，尽管学术界对SCI和影响因子的质疑始终不断，但当时在Nature和Science上却没有出现任何对影响因子质疑或商榷的文章。

因为Nature杂志一直是“两栖”刊物——它既发表学术文本，又发表大量的大众阅读文本，所以在加菲尔德定型的影响因子计算公式中，只要减少学术文本的篇数，就可以有效增大影响因子的数值。本来Nature杂志正在大幅增加学术文本，但一看影响因子游戏大有搞头，立刻停止了这个进程，反过来开始有计划地减少学术文本。历年JCR报告的数据清楚表明，Nature杂志此后持续大幅减少学术文本；与此相应，它的影响因子逐年攀升，1974年为2.3，2014年为41.5；对应的影响因子排名，最初仅为第55名，1980年代后期开始跃升，1990年至今一直稳居前10名（最高纪录为1999年的第5名）。

确实，“学术建设”的效果，哪有玩好影响因子游戏的效果立竿见影？Nature杂志逐渐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学术声誉”，有了“国际顶级科学期刊”的光环。随后它在中国获得了超乎想象的崇高地位，以至于出现了“在Nature杂志发了文章，当院士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这样的传言——这个传言如今当然已经失效，因为在Nature上发文章对中国学者来说已经渐渐不稀罕了。

如今，当人们将Nature杂志奉为“世界顶级科学期刊”时，通常举出的唯一理由就是她的高影响因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影响因子游戏，就没有Nature杂志的今天。

然而，尽管Nature杂志多年来在影响因子游戏中大获其利，近两年它却积极加入了批判影响因子的阵营，号召“反抗影响因子暴政”。2017年4月27日，Nature杂志又高调签署了《旧金山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DORA）。该宣言“建议科研资助机构、研究机构等有关各方，在资助、任命和晋升的考量中，停止使用基于期刊的指标，如期刊影响因子，评估要基于研究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发表该研究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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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杂志的评价标准到底是什么？

江晓原 穆蕴秋

 （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22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反抗“影响因子”的时刻来临了吗？》）

如今世人但凡说到《自然》《科学》《柳叶刀》等杂志，必誉之为“国际顶级科学期刊”。理由只有一条——就是它们的“影响因子”高。虽然《自然》杂志多年来在“影响因子”游戏中大获其利，如今却多次刊登文章，号召“反叛影响因子暴政”，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

2017年2月25日，笔者在上海“文汇讲堂”作了题为《我们不能再跪拜影响因子了！》的学术报告，不料次日就传来“影响因子之父”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1925～2017）去世的消息。有朋友戏言老先生是被笔者的文章气死的，这当然是玩笑话，有失恭敬。事实上，随着对有关历史事件及背景的研究逐渐深入，以及近来国际期刊江湖的风云变幻，笔者对加菲尔德的“批判性欣赏”正与日俱增。

影响因子之一统江湖

本来，办学术杂志的目的，是帮助学者之间进行学术交流；办普及杂志的目的，是将科学家研究的新成果以相对通俗的形式介绍给更多读者。这就是办杂志最原初的动机，也可以谓之“初心”吧。至于一本杂志的优劣好坏，当然是看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本身水准高不高，读者口碑好不好，这样的标准，数百年来也已成天经地义。

但是这一切，从1975年开始，逐渐被颠覆了。近十年来，西方科学杂志的江湖更是进入了全新时代，办杂志的“初心”，早已被许多杂志彻底抛弃。

为什么是1975年？因为这一年加菲尔德的私人商业公司“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开始逐年出版“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即JCR报告）。

出版这种报告，是为了发起一项名为“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的游戏。

此前加菲尔德向世人兜售他的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数据已经10年了。SCI收录一定范围的期刊（数量逐年增长，现今已达8856种），通过在期刊论文和论文参考文献之间建立“引用索引”，可检索学者的SCI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在理工领域，对学者学术水平的评判，现今主要取决于这类数据。

1964年，“科学情报研究所”（ISI）首次出版SCI报告，此后逐年出版，延续至今。ISI在1973、1978年相继推出的“社会科学引用索引报告”（SSCI）和“艺术及人文科学引用索引报告”（A&HCI），完全套用了SCI的产品思路和模式。JCR报告则是SCI的衍生产品，它是基于对SCI（后来包括SSCI、A&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每年全球SCI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就在该报告中。这个排名遂成为科学界评判期刊优劣的权威指标。

影响因子游戏，彻底改变了世人对学术杂志的评价标准——现在，一份杂志的优劣，不再取决于它刊登的文章本身的水准，而是取决于它刊登的文章被别人引用的次数。

四十多年影响因子游戏玩下来，许多杂志已经主动或被迫忘记了“初心”——人们不再是为了交流学术或传播知识而办杂志了，现在他们只是为了“影响因子”而办杂志，只是为了每年JCR报告中的那个排名而办杂志了。

四十多年后，影响因子游戏早已风靡全球，加菲尔德本人则在世人的顶礼膜拜和一片赞誉声中，在他的SCI数据和JCR报告以及其他信息产品所带来的惊人财富中，悠然驾鹤西去了。在他身后留下的，却是被影响因子游戏极度恶化了的全球学术生态。

江湖游戏之黑水深潭

笔者近年每谈及影响因子，必称之为“游戏”，这不是故意要对它出语轻薄。要知道，发起任何“排名”游戏，都是极富江湖色彩的行为（旧社会黄色小报发起“花榜”就是典型例证），而影响因子游戏，当时就是一个无名之辈发起的对全球科学期刊的排名游戏，这是何等的视野和气度？当真是“儿抚一世豪杰”！

还在加菲尔德正式发起影响因子游戏的前夜，他的多年老友、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1973年出版的经典论著《科学社会学》中，就犀利而又极富先见之明地表达了对这个已经预热数年的游戏的担忧：

自从科学引证索引（SCI）发明以来,引证研究已获得了如此迅速的发展,以至于有失控的危险。在对其经常的无批判的应用中，人们忽视了许多方法论问题。此外，SCI的存在和日益增加的大量引证分析（甚至用于帮助决定科学家的任命和擢升这类事情），有可能导致……它们作为研究质量的衡量标准将受到损害或完全失去效力。

默顿担忧的情形如今早已全部变成现实，SCI和影响因子已经本末倒置，从辅助评判手段变成了学者极力追求的目标。

至于这个游戏本身在规则方面的一些问题，学界从它发起之初就一直质疑不断。这里我们只需注意两个最主要的操弄影响因子的手法，以见此江湖游戏黑水深潭之一斑即可。这两个手法，笔者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2017年第4期的论文中，分别做了剖析，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第一个手法，是利用影响因子计算公式——这个公式几经修改别有玄机——中所暗藏的方便之门。这个公式的最终形式是：xxx

国内许多人士，甚至包括专业人士，普遍忽略了这个公式中，分子中的“源刊文本”是指期刊上的所有文章，而分母中的“引用项”仅指学术文本。所以只要将期刊“两栖化”，即刊登大量大众文本吸引更多读者，同时大幅减少学术文本，这样影响因子计算公式中的分母就会很小，影响因子值就会很大。

第二个手法比较简单，就是办综述期刊，或在期刊上尽量多刊登综述文章。因为人们很早就发现，综述（review）文章天然具有高引用优势。

放眼当今全球影响因子游戏的顶级玩家，排名前20的期刊，一半主打第一个手法，著名的《自然》《科学》《柳叶刀》都是如此；另一半则主打第二个手法，例如在2017年6月新鲜出炉的最新一轮影响因子排名中，前20家期刊中就有9家是综述期刊。这两种手法堪称平分秋色。

影响因子的江湖游戏，在白手起家的英雄“帮主”加菲尔德主持下，很快进入有序而稳定的阶段。大家努力争取让自己的杂志进入SCI，争取让自己的影响因子排名往上升，而影响因子的顶级玩家们则长期盘踞在前20名的虎皮交椅上。

全球8856种SCI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当然是金字塔型的，对大批期刊来说，能将影响因子搞到2或3，就要弹冠相庆了；上一轮排名中，有一家中国的英文期刊影响因子达到了14.8，那在国内就牛得不行了。而盘踞在虎皮交椅上的顶级玩家，影响因子值都在30以上，比如最新一轮的排名中，《自然》是40.1、《科学》是37.2、《柳叶刀》是47.8，而那份长踞榜首的“顶级神刊”《临床医师癌症杂志》，这次更创造了影响因子游戏史无前例的新高度——187！

群雄并起之三大叛军

这样一个格局长期稳定，又能“有序竞争”的江湖，本来似乎也还不算太黑暗。帮主加菲尔德则成了“把情报王国建立在脚注上的大富翁”，非但坐享滚滚财源，还有“科学计量学家”的学术名声，以及科学界圈子中人的顶礼膜拜。

然而，近几年江湖上风云突变，竟已隐隐有群雄并起之势，企图挑战影响因子一统江湖的反叛者层出不穷，各方势力已经提出了十来种宣称可以并且应该用以取代影响因子的指标，其中有三路叛军声势尤为浩大。

第一路是Altmetric，

最初是几个网络草莽搞起来的，现在由国际科学出版巨头麦克米伦（Macmillan）资助，数年之间已经迅速坐大，居然连《自然》杂志及其旗下子刊都已“提供自2012年以来的基于论文的指标和Altmetric数据”。他们主张，影响因子只考虑SCI期刊的引用，忽视了文章的“社会影响”，所以Altmetric将统计引用的范围大大扩展，包括了新闻、博客、论坛、推特、谷歌、Facebook，甚至包括新浪微博。

第二路是CiteScore，

这是另一国际科学出版巨头爱思唯尔（Elsevier）推出的明目张胆向影响因子挑战的指标。2017年6月2日正式开始发布“年度期刊引用分数榜”——完全相当于加菲尔德的JCR报告。所不同的是如下几点：一、JCR报告目前只涵盖8856种期刊，而CiteScore涵盖了22618种。二、影响因子计算的引用时间区间是两年，CiteScore改为三年。三、CiteScore将影响因子计算公式中的分母改为期刊所有文章的篇数。

第三点改动影响巨大，在6月2日发布的第一份CiteScore榜中，操弄笔者在本文上一小节中所说第一种手法的顶级玩家纷纷铩羽：《自然》降到了第67名，《科学》降为第54名；爱思唯尔自己旗下的《柳叶刀》是操弄第一种手法的老手，在影响因子排名中常年高踞前五，在这份CiteScore榜中竟然下降为第315名。

然而，虽然现在CiteScore被一些媒体吹嘘成“影响因子的重量级对手”，其实它对计算公式分母所作的改动，根本不是什么创新，而只是加菲尔德四十多年前的唾余——他早期的影响因子计算公式分母就是如此。

第三路是Nature Index（NI），

仿佛富家公子翩然临世，是《自然》自己倾情推介的新指标。NI选定了全球68份权威期刊，统计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在该68份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篇数，一篇文章计为1分，有合作者则人均分享，计入各自所属单位。

《自然》认为该指标简捷易行，客观公正。但明眼人很快会追问：这68份期刊名单是怎么产生的？对不起，《自然》只告诉大家，这是他们从全球2800位科学家的问卷中选出来的，甄选标准则无可奉告，不过这68份期刊中《自然》及其子刊就占了11份。

全球2800位科学家又是怎么来的呢？《自然》告诉大家，是他们发放10万份问卷后收到的2800份有效答卷。从这个数据中笔者读到的是：全球97.2%科学家都没有搭理《自然》企图自立标准的游戏请求，那NI还有多少代表性呢？

顺便说一句，目前这些叛军产品都是免费的，而加菲尔德的SCI和JCR报告可都是要钱的！什么叫“一统江湖”？唯有他能够坐地收钱，这就是一统江湖。

为何现在才群起反叛？

四十多年来，对影响因子一统江湖心怀不满或嫉妒眼红的人久已有之，但除了学术探讨之外，几乎没有人在行动上挑战加菲尔德的事业。为什么直到近来老帮主垂暮之年，才有人跃跃欲试直至揭竿而起？加菲尔德今年2月26日刚刚仙逝，尸骨未寒，爱思唯尔就在6月2日推出“影响因子的重量级对手”CiteScore榜单，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也耐人寻味。

加菲尔德当年白手起家，一生勤奋高产，对他倾力打造的各类商业信息产品，进行学术推广和相关写作不遗余力。从1950年代至2012年，加菲尔德在各类期刊上发表相关文章四百余篇，其中不少发表在《自然》《科学》这类知名高端期刊上。1986年他自己创办《科学家》杂志，至2002年歇笔，他又在该刊共发表评论文章141篇。

更为惊人的是，他自1962年起开始在ISI的出版物上撰写专栏文章。开头几年还是不定期发表，从1969年起每周发表一篇，此后再未间断，一直持续至1993年，总计发表专栏文章1122篇。ISI出版社将加菲尔德的专栏文章结集出版，有皇皇15卷之多，每卷邀请一位学界名人作序，阵容极度豪华，主要由科学家和科学史学者组成，除三位诺奖获得者，还有“避孕药之父”杰拉西（C. Djerassi）这样的科学界重量级人物，以及普赖斯（D. J. de S. Price）、默顿（R. K. Merton）、霍尔顿（G. Holton）等科学史界名流。

这一方面凸显加菲尔德交游广泛，另一方面也通过这种方式给世人一种印象：ISI的信息产品得到了科学界乃至学术界很大程度的认同。事实上，加菲尔德与科学史界的一些知名人物长期过从甚密，名头最大的三位就是普赖斯、默顿和贝尔纳（J. D. Bernal）。加菲尔德还热衷于参加学术研讨会，产生的效果可谓一举两得，既可提升自身学术形象，又能将学术期刊和会议当成ISI产品的推广平台。

想想看，如此“神一样的存在”，是能随便挑战的吗？所以加菲尔德老帮主一统江湖四十余年，非偶然也。但是，他终究也要衰老的。

《自然》与影响因子曾经的蜜月

在这场对影响因子一统江湖的反叛中，有些在影响因子游戏中获利的杂志，出来力挺影响因子，这当然是正常的反应。但《自然》杂志的反应却出人意表。要知道，《自然》杂志从影响因子游戏中得到的恩惠，可不是一星半点！

四十多年前，《自然》杂志“慧眼识珠”，与加菲尔德展开了一段迄今尚未被人关注的合作。这段合作是如此的心照不宣配合默契，不啻一曲流畅动听的四手联弹。

加利菲尔德与《自然》《科学》两家期刊的共谋合作，最明显的莫过于他多次修改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

1955年，加菲尔德最初将影响因子定义为“一篇文章的被引用次数”。

1963年，加菲尔德将影响因子定义修改为“期刊文章的平均被引用次数”。

1972年，加菲尔德将某年度的影响因子定义再次修改为“期刊前两年所有文章的所有引用除以期刊前两年发表的所有文章篇数”——分母恰好就是爱思唯尔刚刚推出的CiteScore所用的定义，但是这样的定义对于《自然》《科学》《柳叶刀》《美国医学会杂志》等刊物都非常不利，它们的影响因子排名全都落在40名之后。

1975年，在首次发布的JCR报告中，加菲尔德再次修改影响因子定义，形成了现今仍在使用的计算公式（见上文）。

这次的定义修改使得《自然》《科学》《柳叶刀》和《美国医学会杂志》等杂志的影响因子排名全部大幅上升，其中《美国医学会杂志》惊人地提升了100位。

1995年，影响因子定义再次微调，分母中的“引用项”进一步缩小，只包括“原创研究论文”和“综述评论”。

《自然》《科学》当然也“投桃报李”，它们提供版面作为发布平台，积极为影响因子游戏造势：1955年，“影响因子”首次作为专门术语出现在《科学》上；1972年，《科学》刊登了最初的年度期刊影响因子报告；1976年，《自然》刊登了JCR报告的缩减版——考虑到JCR报告1975年才首次出版，这几乎等于在帮它进行市场预热和产品推广了。当时这两份期刊上，没有出现任何对影响因子质疑或商榷的文章。

 如今世人但凡说到《自然》《科学》《柳叶刀》等杂志，必顶礼膜拜，誉之为“国际顶级科学期刊”。但理由何在呢？几乎只有一条——就是它们的影响因子高。因为它们多年来一直在影响因子游戏中高踞前20名甚至前10名之内，比如在最新一轮全球8856种SCI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中，《柳叶刀》踞第5，《自然》踞第10。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影响因子游戏，就没有《自然》杂志的今天。

《自然》为何加入反叛阵营？

然而，《自然》杂志尽管多年来在影响因子游戏中大获其利，长期盘踞影响因子排名前10的虎皮交椅，成为世人眼中的“国际顶级科学期刊”，如今却悍然加入反叛影响因子一统江湖的阵营。

在舆论上，它多次刊登文章，号召“反抗影响因子暴政”——回想一下它当年多次刊登加菲尔德提倡影响因子文章的光景，简直恍如隔世！

在行动上，它不仅向别的叛军投怀送抱，在自己杂志上提供文章的Altmetric指标，而且自组叛军直接加入叛乱，乘机推出自己的NI指标。

2017年4月27日，也就是加菲尔德去世后两个月，《自然》杂志签署了《旧金山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DORA）。该宣言“建议科研资助机构、研究机构等有关各方，在资助、任命和晋升的考量中，停止使用基于期刊的指标，如期刊影响因子，评估要基于研究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发表该研究的期刊。”《自然》杂志现任主编坎贝尔称：“我希望我们的行动能给这些管理者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他们有必要改变规则，以更加精细和适当的标准来评估科学家，……在‘高影响力’的期刊发表论文就给奖金的做法应当停止了。”

签署该宣言的还包括《自然》旗下的大批期刊。

《自然》是一家非常奇特的刊物，它一方面是“国际顶级科学期刊”，通常认为只有顶尖人物才可以在上面发文章；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依赖科学界芸芸众生的顶礼膜拜，才能够维持广泛关注和知名度。

而在影响因子的一统江湖中，科学界如何分层？大体上，少数上层人物，发高影响因子刊物很容易；广大中下层芸芸众生，则是“影响因子暴政”的受害者。屁股决定脑袋，那对影响因子的一统江湖，必然是上层安享其利，下层闻乱则喜。

所以《自然》现今的策略属于两头下注，是江湖枭雄常用的策略。它鼓吹叛乱，可以迎合芸芸众生，而只要影响因子还一统江湖，它就依旧高踞神坛；万一叛乱成功，那它即使未能如愿分一杯羹，至少也是叛乱的鼓吹者和参与者，“首义”之功仍不可没。

最后，笔者冷眼旁观，稍可告慰加菲尔德的是：也许反抗“影响因子暴政”的时刻是来临了，但是推翻影响因子的时刻还未来临。更重要的是，如果推翻影响因子之后，只是由三大叛军中某一家取而代之，那只是以暴易暴；如果最终形成几家平分秋色之局，那更是群魔乱舞，都只会使这个江湖更加混乱无序，铜臭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