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 该以什么为导向? 国家基金委倡导"三个特色转变"能否提振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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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研究
该以什么为导向？
作者| 金振奎
为啥要科研？用啥标准评价？这两个问题看上去很简单，却事关科研导向问题，事关国家科技成败。很多人认为，科研应以探索自然界奥秘为目的，不管是否对国家有用；对科技成果评价时，注重论文等形式上的东西。
笔者认为，这种导向是错误的，正在把我国的科研引向歧途，诱导科研大军追逐无用的东西（论文等），用无用的东西评价，导致大量无用研究，造成人力和财力巨大浪费。“发表了世界级论文，做出了世界级学问，却解决不了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科研应以对国家“有用”为目的，是否有用应是衡量科技成果价值的唯一标准，不是论文、奖，更不是课题的级别。
1. 科研为啥要强调有用？
科研可分3类：（1）以对国家直接或间接有用为目的的研究；（2）以探索自然界奥秘为目的、但能派生出有用东西的研究；（3）纯粹为了满足好奇心或兴趣、而看不出有任何用的研究。
很多人认为，科学研究不能太功利，看似无用的研究，将来可能会产生出有用的东西，尤其是基础性研究，因此上述三类研究应同等对待，都应大力支持。
但笔者认为，科研就要着眼于对国家有用，就像军队各种训练就要着眼于打仗一样。“有用”应是科学研究的首要目标，科学研究要紧紧围绕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开展。对于基础性研究，应鼓励优先进行有潜在应用前景的研究；看不到任何应用前景的研究，可以先放一放，因为并非无事可做了，基础性研究也需分轻重缓急。其实无论哪一派，都承认科研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有用。既然都是为了最终有用，从一开始就瞄准“有用”的研究，远比“或许有用”的研究更易获得有用成果。
因此，不同类型的科研要区别对待，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科研必须“精确制导”，创新也要优先进行有用的创新，这是因为科研资金是有限的，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而且每一笔经费都是血汗钱，不能用来“研究着玩”。否则，不仅浪费资金，更是浪费人才，须知，国家培养一名科学家是付出了巨大成本的。
因此，对第一类和第二类研究，要大力倡导。至于第三类研究，则不应鼓励，因为其取得有用成果的可能性像瞎猫碰到死耗子一样低。例如，全世界对恐龙灭绝的研究几十年了，但迄今没有定论：有的说是天体撞击引起；有的说是超级火山爆发导致；有的说是恐龙饭量太大、数量太多，没有那么多食物，是饿死的；有的说恐龙排出的粪便太多，分解后释放出大量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而饿死，等等。这类研究对国家有什么用呢？当然，为了不扼杀其可能派生出有用东西的可能性，可以少量资助。
2. 科研该用啥标准评价？
评价标准决定导向。现在流行的标准主要是论文、专利、奖和课题类别等。这些标准也成为职称晋升、高校排名的重要指标。因此，科研人员都对这些指标趋之若鹜。殊不知，这些标准正在误导科研，贻害无穷。
（1）根据论文评价的弊端
现在评职称、对科研成果的评价都要看论文。奖也往往是根据论文评出来的。因此论文成了各类评价体系的基石。
其实论文这个指标不怎么靠谱。论文是怎样发表的呢？是由2-3个审稿人评审出来的。很多审稿人学术水平一般，国外很多审稿人甚至是研究生。很多不怎么公正，往往根据是否引用他的文章作为判断标准，引用了，不行也行；未引用，行也不行。能否被录用，常常取决于是否正好中了审稿人的口味，因此文章被低级别刊物拒稿，却被高级别刊物录用是常事。此外，还有大量人情关系论文、代笔论文、买卖论文、作假论文等等，近几年国际刊物曝光的大量作假论文，就是例证。
绝大部分论文价值不高。2012年钟南山院士在“院士高峰论坛”上指出，世界著名刊物上刊登的论文中80%的无用。2013年，特斯拉CEO马斯克说，“大多数学术论文毫无价值”。我认为：“有用的，都保密，发表的，多无用”。
据统计数据，我国在国际期刊（不含国内）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已经连续9年排世界第2位，可我国的核心科学技术水平仍落后美英德法日俄意荷兰瑞典挪威加澳等等。其实西方科研经费的大头分布在私有公司里，开展的都是有用的研究，取得的成果都保密。可供凭兴趣研究、能发表论文的研究经费仅占很小一部分，但给我们造成的假象却是国外的研究都以发表论文为目标，于是我们见样学样，鼓励科研人员发表论文，评价科研成果看论文的级别和数量，使论文成了科研大军追逐的目标，大量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发表论文。我们被战略忽悠了！因为论文大多是无用的东西，我们进行了太多无用的研究。所以，我们花费了天文数字的科研经费，发表了海量论文，却没有取得多少重大成果；我们的论文数排世界第2，但科技水平却在10名开外，核心技术（如芯片、飞机发动机制造等）仍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我们国家经济总量虽然是世界第2，但那是“勤劳致富”，还不是“科技致富”。
想想吧，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间，科研人员数量少、资金极其贫乏，却取得了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迄今仍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核心支柱。唯一获科学诺贝尔奖的成就也是在这个时期获得的。虽然缺人、缺钱，但有技术，并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可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科研队伍庞大，科研经费惊人，又取得了多少真正令外国人敬畏的科技成就呢？有人，有钱，却少技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时候重视成果的价值，不看重论文；而现在正相反，所以结果截然不同。
俄罗斯是一个重视实用、不玩花架子的国家，在世界论文排行榜上可能都见不到名字，因为他们不看重论文，不跟风，但在数学、物理、化学、航空、航天等领域水平却是世界一流，尤其航空、航天方面与美国不相上下，出了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例如俄罗斯数学家格里戈里·佩雷尔曼，论文从来不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按我们的职称评价标准，他连副教授都评不上），只是在网站上发布了几篇，连菲尔兹奖（相当于数学诺贝尔奖）都拒领，可是这些都没有妨碍他成为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像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名校争相聘请，都被婉拒。有人统计过，莫斯科大学在1950-1990年这40年里，在CNS（cell, nature, 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共21篇，却出了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3位菲尔兹奖获得者，而我国的顶尖大学，3年发表的CNS论文就可以超过这个数，可我们的顶尖大学出了多少令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呢？
其实论文是否好，应看其提出的方法、理论等是否被实践证实，能否为国家产生直接的、间接的或潜在的效益，而不应过于注重刊物类型、级别和影响因子。
专利是否有价值，要看是否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产品。很多专利，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评职称、评奖，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我国的专利转化率低就是这个原因。奖多是根据论文和专利评出来的，因此也不怎么靠谱。
（2）根据课题级别评价的弊端
根据谁给钱，科研被分成了三六九等，研究也被套上了行政级别。首先，将课题分成纵向和横向，其中纵向又分为国家级、省部级、自然科学基金等。高校和教师以追求纵向课题、高级别课题为荣，至于这些课题最终是否取得了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却不关注。这种评价方法显然不科学，因为争取到课题和把课题做好是两回事。很多课题的立项书写得好，获得了资助，但最终研究成果却与初衷相去甚远。因此，不应该根据课题的“出身”进行评价，不应搞科研歧视，而应比较成果的实用价值。不管国家级猫、省部级猫还是横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3）“有用”才是评价科研的唯一标准
某校石油工程学院一老师，发明了油管防砂技术，开办了工厂，产品卖到世界多地，但他在石工院却评不上教授，因为没有高级别论文。可他为国家作出的贡献，远大于很多教授，他的成果为国家解决了一个难题，价值远高于多篇无用的“高级别”论文。
10多年前，四川某研究团队完成了C公司纵向攻关课题，研究成果还获得了大奖。但后来S公司一老总带人跑野外时，在他们画出的深水海槽中发现了浅水环境才有的鲕粒滩，于是认为其成果有误，就重新开始研究，最终发现了普光大气田，令C公司肠子悔青。这说明，评价科研的标准不是奖，不是论文，更不是课题级别，只有解决了实际问题、得到了广泛推广应用才是硬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总之，正确的科研导向应是：“科研要以对国家有用为目的，以是否有用为评价标准”。俄罗斯化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莫斯科大学教授谢苗诺夫就要求他的学生和其他青年科技工作者，“要努力解决国家和民族最急需最紧迫的问题，要使科学成果迅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
或许有人说没有论文、奖等定量数据，不好评价。这是错误的。难道专家们不识货？不会比较贡献大小？只会数论文篇数？只能依赖编辑部和审稿专家？其实关于科研成果评价，可以分三个档次：第一类是得到应用并取得了显著效益的，第二类是有科学价值和潜在应用价值，但尚未应用验证的，第三类是有论文支撑、或许有用的。在职称晋升和各种评比中，第一类优先，第二类次之，没有第一、第二类的情况下，靠论文和专家评选。应只允许第一和第二类成果有评奖资格。以此来鼓励优先做有用研究。
如果一切科研成果和人才的评价不是比论文、奖等虚华的东西，而是比成果的真正实用价值、应用效果和实际贡献，有用成果就会多起来，我国科研就走上正路了。
（金振奎，2017.9.26）
《2》
科学网友评论
科研究竟该以什么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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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论文数排世界第2，但科技水平却在10名开外? 请教：30年前，中国科技水平是多少名开外？ 我们国家经济总量虽然是世界第2，但那是“勤劳致富”，还不是“科技致富”。 |
| 基础以科学问题为导向, 应用已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 |
| 科研的应用、有用性由市场、企业评价，科研的基础工作由国际学术界评价：政府除了尊重和保护基础性研究和教学人员的学术或思想自由，又提供与其市场水平相当的工资，其他的基本上就不用管了。 |
《3》
究竟什么是基础研究？
作者|文克玲
国家统计局每年都要发表一个“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报告末尾总有一个附注：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dpcgb/qgkjjftrtjgb/201511/t20151123_1279545.html
1. 主要指标解释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指统计年度内全社会实际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支出。包括实际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人员劳务费、原材料费、固定资产购建费、管理费及其他费用支出。
基础研究：指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运动规律，获得新发展、新学说）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
应用研究：指为了确定基础研究成果可能的用途，或是为达到预定的目标探索应采取的新方法（原理性）或新途径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应用研究主要针对某一特定的目的或目标。
试验发展：指利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际经验所获得的现有知识，为产生新的产品、材料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以及对已产生和建立的上述各项作实质性的改进而进行的系统性工作。
2 评论
既然“基础研究......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要求任何一个具体的基础研究项目的成果在30年，50年内一定要对人类生活有实在的好处，都是不合理的。对基础研究项目要计算什么投入产出比更是荒谬。
基础研究的成果：就是“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SCI论文就是这些新知识的载体。
应用研究是：在基础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试验发展又是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际经验所获得的现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的。进行R&D的这三个组成部分的人，要互相合作和支持，不能互相轻视，指责，拆台。
《4》
准确研判，科学筹划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应提振基础研究
作者|杨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
来源：人民日报 2016年09月25日08:25
科技是国之利器。习近平同志对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强调要“夯实科技基础，在重要科技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离不开基础研究的源头供给。准确研判和科学筹划基础研究发展，对于打造科技核心竞争力、构筑先发优势、蓄积长远发展原动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三个同步”：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研究稳步发展，研究产出持续增长、学科演进态势良好、重大原创突破如“星星之火”正在蓄积“燎原之势”。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总体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阶段。
基础研究学术产出的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同步。
国际科技论文是基础研究的重要产出指标。从数量上看，我国科学家发表的国际科技论文数量不断增长，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位。“十一五”期间我国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突破了全球总数的10%，“十二五”期间达到全球总数的18.43%，这一加速增长趋势还在继续。虽然我国科技论文的篇均被引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学术影响力上升速度超过其他国家，领域加权影响指数（FWCI）从1997年的0.37上升到2015年的0.86。我国基础研究在铁基超导、量子信息、拓扑绝缘体和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研究、超级计算等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
研究型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同步发展。
研究型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是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执行主体。目前，我国C9（九校联盟）高校与中国科学院在研究队伍体量、科技论文产出数量、高被引论文数量等方面基本相当。换言之，我国高水平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的学术能力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国内发展与国际融合同步。
近年来，我国在国际科学交流与合作方面呈现与国内科学事业发展同步的特征。通过国际科技论文合作情况的网络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在2009年国际科学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度为0.588，与加拿大、日本、荷兰并列世界第七位；而2014年我国的中心度提升至0.658，位居世界第七位，已超过了上述3国。同时，我国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处于网络核心的国家有着实质性合作，尤其是与美国合作密切。中国科学正在从被动向主动、从参与向主导、从输入向输出转变，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三个并行”：夯实创新驱动发展的科学基础
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体系布局调整是推进我国科技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五大计划”之一，承担着支持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培养人才和团队、推动学科交叉等重要职责。作为培育源头创新的重要战略支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将在统筹支持基础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
立足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新起点，我们提出“三个并行”的发展目标：
2020年达到总量并行，即学术产出和资源投入的总体量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学科体系更加健全，奠定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科学基础；
2030年达到贡献并行，即力争中国科学家为世界科学发展做出可与其他科技强国相媲美的众多里程碑式贡献，形成若干引领全球学术发展的中国学派，助推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2050年达到源头并行，即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有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源头创新工作，为我国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源头支撑。
围绕“三个并行”这一目标，我们要聚力前瞻部署、聚力科学突破、聚力精准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按照上述“三个聚力”的思路，着力瞄准基础前沿，支持探索研究；着力强化智力支撑，培育科学英才；着力创新仪器研制，强化条件支撑；着力促进交叉融合，孕育重点突破；着力深化开放合作，推进国际化发展。
“三个转变”：提振我国基础研究
当前，基础研究的转型升级时不我待。我国基础研究应尽快完成以下三方面的转变，加快实现我国科技创新从跟踪模仿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跃升。
从满足于增量型研究向追求重要科学突破转变。
绝大多数科学知识是增量累进向前发展，较少见但令人耳目一新的则是通过全新研究方法或理论解释的应用催生新范式、新领域，实现科学知识的突飞猛进。当前，激励原创突破已成为各国科学界的广泛共识和行动。目前，我国激励科学家潜心钻研科学难题的氛围还不够浓厚，对需要长期努力才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系统性工作耐心不足、支持机制有待完善。应通过深入的战略研究审视科学前沿，选准战略方向，长期稳定支持若干系统性工作，在蓄势已久的重要基础和前沿领域催生更多的原创突破。
从单一评价体系向主客观评价兼具的复合评价体系转变。
以往的科研评价体系主要依据比较单一的数量指标，当一套数量指标落伍后则代之以另一套数量指标。这一评价体系广受诟病，但目前尚无新的可替代的评价体系。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完善评价体系，评价维度应避免单一、短期，探索建立主客观相结合、在充分的基本科学数据支持下的同行专家评议体系。依靠客观的科学数据测度和主观的同行评议意见，形成质量、贡献、绩效等有机结合的复合评价体系。
从被动式科研诚信监管向主动式学术伦理体系建设转变。
科研诚信和学术伦理建设是营造良好学术生态的重要方面。应注重从被动式接受投诉举报转向主动式体系设计与实践。主动出击的诚信监管不仅力度更大，也更具震慑效应。要建立主动搜寻的科研诚信监审系统，进一步开展嵌入伦理通则与伦理示范的探索。建立科研诚信举报网站和数据分析系统，积累结构化案例库，为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和警示教育提供参照。
（作者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
《 人民日报 》（ 2016年09月25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