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学术腐败和学术量化、学术商品化、教育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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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学术腐败和学术量化、学术商品化、教育产业化》
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2017年12月7日发布
《学术腐败和学术量化、学术商品化、教育产业化》一文2006年4月24日首发于学术交流网。文章提到：
“就整体而言，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学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这种腐败突出表现在已经由个案腐败现象发展到相互勾结的腐败共同体试图抵制反腐活动；发展到在关冠冕堂皇的发展学术需要“科学量化”口号下推行学术商品化；发展到在所谓发展加快教育需要教育产业化口号下的推行教育商品化。
在这种情况下，学术腐败和学术量化、学术商品化已经在事实相互联系，学术和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商品，而优势利益集团成了学术和教育的新宠和既得利益相关者。这种腐败不能不和制度的缺损和弊端有关，为此解决学术腐败问题仅仅立足于个案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同时从源头上刹住腐败风。
学术管理和学术机制的建立，应尊重学术自身的运行规律，促进学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但是在现行自上而下推行的 “一刀切 ”数字量化管理模式下，只管数量不顾质量、见物不见人的异化现象越来越多，从而严重有悖于学术的健康发展。
现行一系列所谓健全的“一刀切”学术机制绝大部分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大学自上而下推行的，具有明显的有利于官方行政管理的机制，因而称之为学术行政化、官僚化，并不为过。
在这个“一刀切” 的网络化管理网中，高校真像有的教授所说成了养鸡场，大学教师则成了数字化管理下的打工仔。高校的人际关系、学术管理部门和学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异化为数字游戏的关系，而数字的背后则是一连串的名与利、权与钱的较量。
这种较量在各种名目繁多的评估活动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现出来，而我们的教育和学术主管部门对此几乎是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如果我们细心地观察，在当前学术界和教育界名目繁多相互影响的机制中，学术批评、学术纠错、政策听证、扶植弱势、学术监督的机制却很不完善，有的根本没有，有的则有名无实，成了制度化的形式主义和制度化的官僚主义。
有的则违背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裁判员、运动员一身二任，为监守自盗创造机会。表面上各项规定的出台，有公示，实际上只不过是走走过场，处于弱势群体的广大基层教师没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甚至连听证权、公开批评的话语权等民主自由权利都得不到充分保障。
目前数字化规定和机制，大多数是向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既得权势集团和利益集团倾斜的，普通教师等弱势群体已经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从而出现强势更强、弱势更弱的畸形状况，也助长了高校和学术界的不协调、不和谐。这种现象的恶性发展势必导致学术和教育腐败的蔓延。”
在深化学术领域的改革之际，重申上述观点是必要的。学术领域改革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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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腐败和学术量化、学术商品化、教育产业化精选
已有 3111 次阅读 2007-4-9 15:37 |个人分类:学术问题评论(07-11)|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学术腐败和学术量化、学术商品化、教育产业化
黄安年文 2007年4月9日
(按:《学术腐败和学术量化、学术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学术交流网学术问题研究栏目2006年4月24日首发。)
在新旧世纪和制度变革交替之际，我国的学术和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同时又存在着学术弊端滋生、教育问题突显的严重问题，学术和教育事业面临如何健康发展的有利机遇和严峻挑战，少数维护学术共同体尊严的学者起来揭露学术和教育领域的腐败现象，那时好心人认为是言过其实，维护既得利益的相关者直言根本不存在学术腐败，最多只是学术浮躁而已，媒体则对此讳莫如深，稍有披露就被勒令“切莫炒作”淡而化之。
记得三年前的全国“两会”期间，笔者著文《谨防学术“官僚化”倾向》，列举这一倾向在十个方面的表现：
学术机构的管理衙门化；
职称评定、项目立项、评奖活动中的“赛跑”现象；
学术评价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政府官员兼任学术项目主持人日益增多；
政府官员兼任院校长的现象有增无减；
学术刊物主编官员化倾向突出；
职称评定、奖金、住房等待遇向行政官员倾斜的力度加大；
“腐败文凭”中的权钱学交易；
学界新闻传媒活动突显政府行政官员；
一些学术团体官方色彩明显。
文章谈到：“学术界不正之风和‘学术腐败’已成蔓延之势，它不仅妨碍了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腐蚀学人和学界的肌体。现在是到了大声疾呼，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标本兼治，刹住歪风，还学界一片净土的时候了。” （以《学术官僚化与官学一体化——值得注意的十种倾向》为题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2003年3月号上）。
现在三年过去了，尽管揭露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的队伍不断扩大，教育和学术管理部门限制学术不端措施陆续出台，媒体的披露也有所增多，但是就整体而言，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学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这种腐败突出表现在已经由个案腐败现象发展到相互勾结的腐败共同体试图抵制反腐活动；发展到在关冠冕堂皇的发展学术需要“科学量化”口号下推行学术商品化；发展到在所谓发展加快教育需要教育产业化口号下的推行教育商品化。
在这种情况下，学术腐败和学术量化、学术商品化已经在事实相互联系，学术和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商品，而优势利益集团成了学术和教育的新宠和既得利益相关者。这种腐败不能不和制度的缺损和弊端有关，为此解决学术腐败问题仅仅立足于个案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同时从源头上刹住腐败风。
学术管理和学术机制的建立，应尊重学术自身的运行规律，促进学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但是在现行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刀切”数字量化管理模式下，只管数量不顾质量、见物不见人的异化现象越来越多，从而严重有悖于学术的健康发展。现行一系列所谓健全的“一刀切”学术机制绝大部分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大学自上而下推行的，具有明显的有利于官方行政管理的机制，因而称之为学术行政化、官僚化，并不为过。在这个“一刀切”的网络化管理网中，高校真像有的教授所说成了养鸡场，大学教师则成了数字化管理下的打工仔。高校的人际关系、学术管理部门和学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异化为数字游戏的关系，而数字的背后则是一连串的名与利、权与钱的较量。这种较量在各种名目繁多的评估活动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现出来，而我们的教育和学术主管部门对此几乎是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2002年笔者在《学术评奖中的非学术因素》一文提到了非学术因素的十一种表现：
学术评奖中的政治化因素；
学术评奖中的关系网因素；
学术评奖中的专家所长难以满足评审需求的因素；
学术评奖中的权威等级因素；
学术评奖中的年龄制约因素；
学术评奖中的指标分配因素；
学术评奖中的行政干预因素；
学术评奖中的利益驱动因素；
学术评奖中的裁判员和运动员一身二任；
学术评奖中的公关宣传因素；
学术评奖中的暗箱操作。
在笔者看来，这些非学术因素的恶性膨胀就是学术腐败的典型表现，今天我们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看到的这种现象难道不是历历在目吗？难道不是愈演愈烈吗？笔者在文章中分析学术评奖中的利益驱动因素是谈到：“利益驱动涉及名和利两个方面，如果学术评奖既无名也无利，大概难以成风，更难形成产业。学术评奖名利驱动中的名和利难分难解，是一对孪生兄弟，物质利益驱动和学术评奖中的商品化倾向，使得学术评奖的公正和公平性受到严重干扰。
现在一旦获得某个奖项，拿下某个项目，通过某项工程，少则几千几万，多则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这种对于过怕了‘穷社会主义’、渴望尽快致富的某些人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至于‘名人’、‘名牌’效应的无形资产更将是受用不尽。又由于个人的名和利直接涉及地方和单位的名和利，地方和单位在科教兴国中离不开知名专家、精英人才，而知名专家、精英人才离开了地方和单位的营造和保护，即使有再大的真才实学也难迅速扬名。
如果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形成了相互利用和保护的‘利益集团’，那必有共同的利益驱动在起作用。为什么有些已被新闻媒体充分揭露的假冒伪劣学术作品的炮制者不仅逍遥法外，而且仍然得到个别单位的事实上的保护？”
笔者还认为“学术评奖中的问题，既反映我们的学术评奖运行机制的不完善，又说明某些腐败现象已经逐渐渗透到历来被认为是净土的学术殿堂。而利益驱动，权、钱、名的相互勾结，使这种现象更加难以清除。
学术评奖确实有其积极作用，某些必要的学术评奖活动在有关部门的严格管理下，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和有效的监管机制，仍应有序开展。但是随着学术评奖中非学术因素的侵蚀，学术评奖活动有泛滥之势，其负面影响也日显增大。现在某些有真才实的学者拒绝参评，有些人则千方百计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为获奖而包装。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学术腐败滋长，已经到了冷静反思的时候了。”（《学术权力与民主----“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鹭江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强化对教育和学术事业的量化和评估管理机制，是一柄双刃剑，那些不适当的、过度的量化措施和评估活动，不仅会妨碍学术和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和公平竞争，而且会成为滋长学术和教育腐败新的保护伞。
过度“量化”将使学术和教育变味，而“量化”成果一旦和权、钱、名紧密挂钩，则极易助长不正之风盛行，导致各种学术和教育腐败现象的产生和泛滥，污染学术和教育环境，损害学术道德，影响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黄安年：《评目前学术量化管理体制及其流弊》，《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2004年第1辑）在现行的学术和教育量化和评估机制下，已经还将派生出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和相应的腐败现象，例如追逐人为的“核心期刊现象”加剧学术垃圾的产生和学术腐败的蔓延，学术与新闻出版界受利益驱动更加商品化，从而从双赢导向“双损”
如果我们细心地观察，在当前学术界和教育界名目繁多相互影响的机制中，学术批评、学术纠错、政策听证、扶植弱势、学术监督的机制却很不完善，有的根本没有，有的则有名无实，成了制度化的形式主义和制度化的官僚主义。有的则违背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裁判员、运动员一身二任，为监守自盗创造机会。表面上各项规定的出台，有公示，实际上只不过是走走过场，处于弱势群体的广大基层教师没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甚至连听证权、公开批评的话语权等民主自由权利都得不到充分保障。目前数字化规定和机制，大多数是向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既得权势集团和利益集团倾斜的，普通教师等弱势群体已经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从而出现强势更强、弱势更弱的畸形状况，也助长了高校和学术界的不协调、不和谐。这种现象的恶性发展势必导致学术和教育腐败的蔓延。
学术商品化不仅受到自下而上倡导的过度“量化”的催化，而且在教育产业化的鼓吹下被合理化、公开化了。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在改革开放和制度转轨前，我国实行的是教育、医疗和住房全民化，这种全民化或一元化、国有化是以全民超低工资待遇为前提的，长期以来被誉为“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是实际上搞的是穷“社会主义”。但是正是这种一元化的制度阻碍了本应多元化的发展，即难以实施部分的多元化或部分产业化。这种多元化往往被扣上了“资本主义化”的大棒。然而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各类市场机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教育、医疗、住房领域实行各种形式的多元化是行之有效的。问题在于我们走的是从一元化到产业化的急剧转化道路，忽略了逐步多元化的途径，这使得那些弱势集团、那些未富先老群体面对既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又没有足够适应产业化需求经济实力的人，蒙受严重的困境。显然在没有健全社会保障的情况下，笼统地提出和推行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的政策是很危险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是一种十分特殊的“产业”，它和作为稳定和发展社会的缓冲器、调节器、安全阀的社会保障机制密切联系。现在的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不加分析地把整个教育、医疗和住房当作纯粹的“产业”来办是弊多利少的，教育全盘产业化等于教育商品化，教育商品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教育成果的人才和学术商品化，在这种情况下，腐败之风也就找到了合理、合法的滋生土壤。
笔者注意到去年底教育部发言人做客新华网说：“‘教育产业化’这个提法从它产生之日起，教育部就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所以反对，是因为教育产业化会毁掉中国的教育。这里面关键的一个字就是‘化’字。”然而有太多的证据显示教育部负责官员不止一次地发表过鼓吹教育产业化的言论，再说口头上反对和事实上反对不是一回事，教育管理部门并没有在事实上采取坚决制止“教育产业化”有增无减的现象。出现全国大面积的教育产业化造成的负面影响，教育部门负有领导和管理责任，我国教育产业化现象并非开始于中小学，为首的是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带头羊作用。我国教育管理中的教育产业化、教育大跃进、教育官僚化的负面影响，已经越来越阻碍着教育健康发展，并且助长了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现象的滋生和发展。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教育和学术管理部门在这个问题往往在做表面文章。人们已经看到医疗、住房、教育“三难”是近些年来有增无减的突出社会问题，已经引起今年全国两会代表严重关切，以至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总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中也成了重要话题，作为腐败现象表现之一的教育乱收费愈演愈烈现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两会结束刚过一个月，我们教育部主管就迫不及待地举行记者招待会为教育乱收费问题定调，说什么“中国基本遏制教育乱收费蔓延势头”（中新网2006年03月21日报道）
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道：“一些长期积累的和深层次的矛盾尚未根本解决，又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新问题。”“看病难、看病贵和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突出，群众反映比较强烈。”在记者招待会上，总理回答“本届内阁任期已经过半，什么事情是令您最痛心的？”问题时说：“我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在这三年的工作中，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问题解决得更好。”如果把教育部的定调和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及总理在记者招待会的讲话相对照，人们的结论也就再清楚不过了。显然当今的问题主要不在如何评估学术和教育腐败现象，而在于我们的学术和教育主管部门如何解决防止学术和教育腐败的制度保障，迄今这样的制度保障有效机制我们尚未看到。
写于2006年4月5日
（本文应广东省政协《同舟共进》杂志约稿而写，杂志发表时题为《学术腐败与学术商品化》，版面上有所调整，文字上有所压缩。）
附图：
1．《同舟共进》杂志2006年第5期封面
2．《同舟共进》杂志2006年第5期目录页
3．《学术腐败与学术商品化》文章头一页
4．《学术腐败与学术商品化》文章后一页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学术问题研究/2005年4月24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