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钟扬教授: 创造丰富的土壤，长成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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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目：

创造丰富的土壤，

长成参天大树--追忆钟扬教授

钟扬教授在西藏考察赴阿里途中

钟扬教授和红树林

钟扬教授在试种红树

复旦大学江湾校区，视野开朗。广阔的草坪上，黑色的大鸟、灰白的鸽子拍打着翅膀自由回旋，合欢花盛开，池塘里的荷叶半绿半黄。这空寂校园里的清丽美景，不禁让人想起一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

今年9月25日，钟扬在去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为民族地区干部讲课的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年仅53岁。这位在熟人眼中“务实却不拘泥，认真却不古板，想着远方却从脚下开始，以绚丽多姿的人生实现了他的诺言，即使画笔也难以绘出他多彩的性格和丰富的人生”的学者兼实干家，30余年从教，16年援藏，10年引种红树，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在他从城市到乡村的演讲中和具有文学色彩的笔触下，枯燥的科学知识变得生动有趣，艰辛的科学探索历程变得浪漫而充满激情，最终，听众、读者心中如春风拂过，埋下科学的种子。

一个永远充满活力的人

钟扬仿佛是一个永远充满活力不需要休息的人。就在9月24日深夜12点，身兼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他还通过手机和同事联系，约定9月26日给支部上党课，讲讲如何学习黄大年教授的先进事迹。复旦生科院办公楼的门禁是专门装了给钟扬一个人用的，这真不是搞什么特权，而是因为除了他，没有人经常要比门卫师傅睡觉时间还要晚地离开，这样做可以避免打扰门卫。

在西藏采样，团队凌晨一点半睡觉，清晨四点半，学生已经隔着木板听到他在隔壁敲打键盘的声音。他的闹钟凌晨3点响，别人以为他是曾经闹了提醒自己起床坐早班飞机，一问才知道他是用来提醒自己睡觉。别人痛风连站都站不了，钟扬痛风，翘着腿依然登飞机、上高原。

在当前的科研体制下，钟扬不计功利地做了许多无法量化的工作。他被公认为聪明人，但大家又觉得说他“聪明”其实是不准确的，他更是“睿智”，而且他还勤奋。他在53岁的生命里做了很多人几辈子都做不到的事。很多人记得他的温暖、乐观、豁达、帮助，记得他对自己人生观的改变。

虽然钟扬身兼数职，圈子里却流传“有困难就找钟老师”。上海自然博物馆图文项目负责人之一鲍其泂正是怀着试一试的希望找到了钟扬。原本想着他实在太忙，如果能利用他在圈内的人脉帮忙牵线或引荐，就很感激了。没想到，他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要求高但回报少、时间紧却周期长的“烫手山芋”。

上海自然博物馆图文文稿的内容涵盖了天文、地质、生物、人文等学科，文字要求兼顾准确性、前沿性和可读性，可以想见其创作过程之漫长和不易。通常，工作人员一天时间只能讨论十几块图文内容，而整个自然博物馆有将近500个知识图文版块。

鲍其泂回忆：“即便很忙，钟老师依然和我们坐在一起字斟句酌地讨论每一段内容，我们也很不客气地把最难的部分都留给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每次听说钟老师从西藏回上海了，我们都会立刻去预约商讨的时间，他也总是爽快地答应，哪怕只有半天时间，也会赶过来和我们一起讨论。”

不仅在图文工作上，对于自博馆的标本，钟杨同样贡献良多。比如，为上海自博馆提供了极不易得的青藏高原温泉蛇标本。温泉蛇分布局限、生境独特、种群和个体数量较少，仅见于西藏，标本非常罕见。自然博物馆负责两栖爬行类动物的工作人员征集了数年，寻遍了全国的大学、科研院所、标本公司而不可得，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钟扬与西藏大学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得知他每年都要在西藏采集很长时间的标本之后，就将温泉蛇的征集寄希望于他。钟扬当时也只说去碰碰运气。可是在2011年圣诞节前夕，钟扬将温泉蛇采集到了！为了安全保存、顺利运送温泉蛇，他特意发邮件询问博物馆对温泉蛇标本制作的要求，了解动物标本在运输过程中的保存方法。2012年4月，历经艰辛征集到的温泉蛇终于运抵上海。当时接手两栖爬行类动物征集任务的刘漫萍回忆说：“后来通过钟老师，我们又成功地征集了8个高山蛙标本。这些标本的获得，为青藏高原的形成和隆起学说提供了展示的标本物证。”

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徐蕾回忆第一次听钟扬讲课的场景时说，那么复杂的生物信息学内容，被他举重若轻地在谈笑间就解释清楚了，他就是那样浑身洋溢着满满的才华和智慧，语言表达能力一流，任何事情或话题都能信手拈来，不仅言之有物，还风趣幽默之至。“后来我的同事们不管来自哪个部门、哪个岗位，也一次次证实了这一点，只要听过一场钟老师讲座的同事，都会立刻对他‘路转粉’，他的个人魅力、语言魅力、思想眼界是那么独树一帜，在人群中立刻就能高高地凸显出来，让你想忘记都难。”徐蕾觉得：“钟老师身上有那么多优点，也许是天生禀赋使然，外人也难以模仿学习，但有一些方面，是值得我们铭记并认真学习的，那就是他自由、开放的思想和与人交往中的那种随和与平易近人，还有他特别善于与人合作，包括各种跨界合作。他就是这样一个亦师亦友、温暖可靠的师长，与他在一起，总能吸收满满的正能量，获取无尽的营养，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经历丰富、从不埋怨环境、无惧困难、不去等待上天的安排，而是自己创造丰富的土壤、把自己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庇护着周围的一切。”

在很多学生和同事眼中，钟扬是被科研工作耽误的段子手，擅长诗歌、散文、戏剧各种文体，语言幽默干练，非常善于把一件事以通俗的方式向大家讲述。工作中碰到的各种困难到了他那里都变成了妙趣横生的段子，连折磨他许久的痛风和高反也成了佐饭的调料。他人又特别豁达乐观，说起自己有一次煤气中毒被人拖出房抢救，都是乐呵呵的。他是个美食家，但要点不在吃美食，他的办公室里是成箱的方便面，他知道怎么做美食，还曾经想做一个关于地区生物多样性与食物之间关系的研究。后来他把这些也编成了段子。

一位非常有眼界的科学家

对于钟扬的跨界和对年轻一代的扶助，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助理赵斌也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钟扬本科是无线电专业毕业的，后来去学植物学，起初别人认为他不是科班出生，有的人不是特别瞧得起他，但他看问题总是能从外面与其他事情结合起来看。他后来能做许多事也与这有关。钟扬后来任中国植物学会系统与进化植物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其实早在1989年的时候，陈家宽等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在香山组织召开了中国植物学会系统与进化植物学会议，钟扬后来已经是那个会议的领军人物。他在武汉也举办了一次又一次的青年研讨会，这个会议至今仍在继续，中国植物学界现在比较有名的学者，不少是从这个平台走向中国、走向世界的。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曹则贤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进到钟扬的实验室时，看到桌子上堆满了各种书，书架上有一本特别显眼的书，是关于海洋生物学的，讲到各种贝壳和鱼。曹则贤经过的时候拿起那本书，眼前一亮，突然想到：水、流体是非常难研究的，研究流体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方程叫“纳维－斯托克斯方程”。他看那些鱼的形状时，突然觉得不应该把眼光落在鱼身上，而要落到水身上。鱼在水里生活，它的形状实际上相当于把水排开的那部分形状，即所排开的水的形状塑造了鱼的形状，或说鱼的形状恰恰反映了水流动时会出现的那种形态。“我觉得好像这些鱼的形状就是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某些解的形式。然后我就非常高兴地和钟教授交流。他眼前一亮，说，我们要多交流，我们一定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后来我们之间之所以交流得多了一些，也是因为我多少做了一些这样的工作，我对植物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从非生物学的角度以及从数学的角度做了一些研究。”说起这些的时候，曹则贤的眼睛里依然闪亮着激动的光芒。

交往深入以后，曹则贤对钟扬有了更多的认识。有时候曹则贤找他，他说自己不在上海，在西藏。曹则贤认为，作为一个植物学家去西藏是可以理解的，但钟扬所做远不止于此，他是一位非常有眼界的科学家。例如，从钟扬的科普报告中大家可以注意到，简短的几句话中就有很多文化史。关于一个植物的发现，他会讲植物本身的信息，讲植物怎么造成农业进步，以及一个国家（新西兰）是怎么在暗地里把从中国引种或说偷种猕猴桃这件事情从文化上掩饰过去，同时让那样一个东西在整个国际市场上带上浓浓的、自己本国的烙印的……“能够看到这些全面的、不同的因素，其实对人的眼界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说钟教授跟我谈他经常去西藏，我一开始想，他研究植物去西藏这是天经地义的，但其实相当多的时候，他关注的是西藏的教育以及国家的民族政策问题。关于民族问题，其实钟老师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曹则贤不久前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主办的一期科教读书会上告诉听众们。

绽放在高原的藏波罗花

本来就事务繁忙的钟扬，成了援藏干部后在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他的妻子张晓艳当时宽慰自己：等他3年援藏期结束，也就回来了，情况会越来越好的。可是每一期的援藏结束时，钟扬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继续——第一次是要盘点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当地的人才培养起来，第三次是要把学科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高原到平原的不停切换，伴随的是17种高原反应和醉氧，这些都需要极强的意志力来克服。钟扬的心脏跳动已经到了临界值，对身体的伤害很大，家人朋友也一直跟他说，必须要考虑健康问题。他总是说：“我知道，我想让西藏的事业有个可持续的发展，到那时我会考虑留在内地帮助西藏。”

2015年，钟扬有过一次脑溢血。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经过这次大病，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可是后来，他不仅没有放慢，反而加快了。“他说他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他10年，让他把这个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钟扬刚刚到西藏大学的时候，那里连硕士点都没有。今年9月9日，是孩子们15岁生日，因为下午西藏大学的同事过来开会，他给在山东的小毛定了蛋糕，然后中午和大毛一起匆忙过了个生日。他非常高兴地说起，西藏大学生态学科上了‘双一流’，这是个很大荣誉，是西藏的第一个，看得出来他非常自豪。他在西藏开创性的工作，真的像一个襁褓里的婴儿，最后长成了伟岸的男子汉，让他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在张晓艳眼中，在西藏工作16年的钟扬对西藏的爱是深入骨髓的，包括他让小儿子在上海的西藏班读书，学习藏语，也是希望有一天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

“在青藏高原海拔4000—5000米的沙石地，生长着一种喜光、耐寒、耐贫瘠的常见高山植物——藏波罗花。有一首藏族民歌写道：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钟扬的第二位藏族博士生拉琼说：“这是钟老师生前最喜欢的一首藏族诗歌。钟老师曾说过，在环境越恶劣的地方，生命力会越顽强。他就像这生在青藏高原的藏波罗花，深深扎根，顽强绽放。”

在复旦大学纪念钟扬教授的追思堂，笔者看到塔里木大学敬献的花圈，回想起他生前曾经有过的“最好在每一个少数民族培养一名研究生”的愿望，也第一次知道，原来钟扬老师生前还翻译过不少科学文化作品，包括《大流感》《DNA博士：与沃森的坦诚对话》。复旦生命学院门口有一块复旦校友赠送的石碑，笔者觉得描述钟扬老师的离去恰好——“天物芸芸，各复其根。”又或如钟扬教授的好友陈家宽教授所说：“此君本是天上人，闲时人间走一回。”人皆有其归时和归处，一生得天下人如此敬爱，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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