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学派"恰逢其时! 你听说过"中国学派"吗: 这一全新概念或将唤醒你心中沉睡的理想主义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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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 图/中新
吹响中国学派的总号角
本刊记者/蔡如鹏
本文首发于总第832期《中国新闻周刊》
12月2日，北京的夜晚已是寒气袭人。不过，在清华大学一间教室里却暖意融融，几位学者正围坐在一起，开着读书研讨会。他们中有几位年轻学者，正是时下畅销理论书《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作者。
《大道之行》一书最初出版于2015年2月，时隔两年，至今仍热度不减。到今年6月，已先后印刷了37次，屡次刷新了理论图书的加印纪录。
《大道之行》能够如此畅销，是几位作者之前始料未及的。事实上，这是一本严肃的理论书籍，探讨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这类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书的作者之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鄢一龙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一个功利与物欲的时代，每个人的心里都沉睡着一个理想主义青年。这个理想不仅是个人的理想，更多的是社会的理想。这本书之所以畅销，或许正是书中的理想主义唤醒了大家心里面住的那个青年。
这群75后的年轻学者在唤醒广大读者社会理想的同时，也把一个全新的概念带入了公众的视野：中国学派。
新的学术思潮
一些学者认为，《大道之行》一书最大的特点，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以跨学科的学术视野，聚焦“中国问题”，不仅分析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理的优势，而且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重重危机和挑战。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在评价此书时说，它之所以读起来让人感觉千峰竞秀，新意迭出，是因为该书中许多新的概念是基于中国实践提出来的，超越了西方的话语。
就这一点而言，《大道之行》并不是孤例。目前，中国有一批学者正在摒弃西方主流的理论体系，以中国文化和中国实践的视角，来诠释对世界、对历史、对全球当下重要议题的看法与见解。
比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对中国国情的系列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王绍光关于西方历史中“抽签理论”的著作，以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所进行的历史哲学问题研究等，都被认为是这类研究的代表。同时，他们也被统称为中国学派。
什么是中国学派？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认为，就是受中国特殊性的启发，在社科人文各学科里对已有知识做出具有突破性的贡献，就是中国学派。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外国社会和在外国形成的现有社科人文知识体系，理解中国社会不同于外国社会的特殊性，是创立中国学派的两大必要前提。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与许多人的想象相反，这些被称为中国学派的学者绝大多数都不是本土派，几乎都有在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的经历，而且很多人长期在国外学习、工作。比如胡鞍钢，上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国外。
1991年到1992年，他在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3年，他作为访问学者到莫瑞州立大学访学；1997年到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人员；2000年，到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做短期访问学者；2001年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做访问研究；2003年到法国的一所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
潘维认为，正是这些国外研究和工作经历，拓展了中国学派学者的视野，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们要在国内做中国研究的信心。
而在鄢一龙看来，中国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由以西方理论为中心的知识建构方式，转向以中国实践为中心的知识建构方式。他说：“中国学派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并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事实上，除政治学、经济学这些显学之外，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分支学科，近些年也陆续出现了构建中国学派的声音，比如比较文学、翻译学，甚至是财政学。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曾撰文提出，建立财政学的中国学派。他说，西方的主流财政理论是建立在以市场失灵为起点，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马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理论为基础的一种财政理论，这种财政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把政府置于市场的对立面，把政府财政视为弥补市场缺陷的手段，很难解释和指导中国的财政实践。
“例如在所谓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在当前国家推行的PPP、政府购买服务、政府采购等领域始终无法给出科学的解释和符合我国实际的指导。”李俊生认为，中国亟待研究建立具有科学解释力的，立足中国、服务世界的，中国气派的财政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学派在多个学科的兴起，使它正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鄢一龙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学派的构建不是某一学科流派的建构，而是一场涉及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范式变革，也是一场“大本大源”的思想革命。
最初，中国学派在各个学科的萌芽，大多都出于学者个人的学术自觉。如今，一些机构也开始参与其中，比如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中信基金会）。
中信基金会成立于2014年8月，成立之初就把“发展中国学派”作为其发展的宗旨之一。这些年，中信基金会通过组织研讨会、支持学术研究、出版系列丛书等方式，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学派发生。
中信基金会理事长、原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孔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
在他看来，中国学派应当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求和视野出发。他说：“中国学派并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要进行世界性研究，但是要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宿。”
对中国学派来说，更大的鼓舞来自于官方的认可和支持。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发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他在讲话中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也一定能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虽然，讲话中没有提中国学派，但我认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是中国学派在官方语言中的另一种表达。”鄢一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两者都强调基于中国实践，形成一套理论体系。”
他相信，在这一过程中，事实将证明中国不但是世界的经济巨人，而且是世界的精神巨人。
与中国崛起相伴
中国学派的兴起，与中国这些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崛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1978年到2016年的38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9.6％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3％提高到14.9％。
很多国内外机构都预测，中国在2025年至2030年之间将迈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发生着巨大的变革。“但对中国当前这样丰富的实践，西方理论体系却没有办法进行解读和诠释。”《大道之行》的作者之一、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何建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的何建宇，在大学期间被西方的社会科学所吸引，从研究生开始转入文科学习。他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读萨缪尔森《经济学》时眼前一亮的感觉，“被他理论的解释力所折服。”
但这份对西方理论的痴迷，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后，何建宇越来越发现那些曾经令他折服的西方主流理论，无法解释身边发生的事情。“我的研究方向是比较政治学，这套理论体系基本上是以欧美国家的历史经验作为模板。”他说，“在解释中国的时候，总是说不通，只能把中国作为一个例外。”
这种困惑同样也出现在《大道之行》其他几位作者的学术生涯中。鄢一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的集体崛起，这种情况出现了逆转，以西方为中心的思想秩序开始受到挑战，“中国学派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出现的。”
事实上，这已不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反思了。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一批被称为“新左派”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尝试着打破西方理论垄断的局面，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当时，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有关“北京共识”的讨论。
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
消息传到国内后，引发了学术界激烈的讨论。但这场讨论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影响范围也仅局限于学术界。
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学者对西方主流理论的反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何建宇看来，与“北京共识”的讨论相比，“中国模式”的讨论更具有全球视野，深入程度也超过了前者。同时，也为中国学派的出现做了准备。
“不论是‘北京共识’还是‘中国模式’，讨论都太过笼统。”鄢一龙认为，要对抗西方中心主义，需要中国学者基于中国实践，在各个学科展开更深入的研究，重构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大道之行》正是这个探索过程中的一个尝试。
在他看来，《大道之行》一个成功之处是在尝试重构话语权上取得了突破。他们在书的结尾处写道，在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大时代，在这个屌丝塑造历史的大时代，让我们重申：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全世界的屌丝互联起来！
“其实，我们想和年轻人说，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很酷的，从治理能力看，它是超前的；而社会主义是很时尚的事业，恰恰是我们身边涌动的时代潮流。”鄢一龙说。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王紹光。图/视觉中国
在争议中前行
尽管中国学派取得了一些成功的尝试，但在学术界它依然是个有争议的名称。比如就有反对者质疑，历史上有美国学派吗？有日本学派吗？有必要单列一个中国学派吗？
事实上，即便是在赞同中国学派的学者中，对如何理解中国学派也存在着差异。至今，对中国学派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定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认为，中国学派是具有中国文化自信，从中华民族及国家立场出发，研究各类社会问题和进行思想探索的学术群体；是秉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以建构中国话语，传递中国声音为已任的学人共同体。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看来，中国学派不应当只限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是因为中国人做的研究就叫做中国学派，这个定义应当更广一些。纳入中国学派的研究要更看重其学术贡献，是否为现有的知识结构做出重要的贡献。”
鄢一龙则认为，中国学派指伴随着中国的复兴，基于中国的实践兴起的一个学术派别。它的本质是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从接轨研究转向自主研究。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要走向成熟并产生伟大成果，都必须树立自主精神，形成自己的特色风格。不过，他同时也强调，建构中国学派的目的不是对抗，而是对话。
在很多学者看来，这种对话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系教授唐世平认为，要构建中国学派，必须达到相当的理论水准，能够与西方理论进行对话。“让西方学者能理解我们的理论，就像我们能理解他们的理论一样。”他说，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准，就不能称之为中国学派。
唐世平这种对中国学派前景并不乐观的看法在学术界不是个案。比如，国务院参事、经济学家夏斌就曾对媒体表示，中国学派未必能形成。事实上，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占主流的仍然是西学，绝大多数学者仍习惯于西方理论思维，对中国学派并不看好，也不理解。这也成为建构中国学派的一大障碍。
“你在大学里研究这些，不会给你的教学和科研有任何的加分。”何建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相反，很可能会被学术界所耻笑。”
事实上，《大道之行》在收获畅销的同时，几位作者也受到了很多质疑。有人认为他们是“御用文字”，在粉饰太平。在这些质疑声中，既有持自由主义思想的，也有来自对立阵营的。一些极左派攻击他们一味取悦读者，不符合经典的马列主义。
比意识形态攻击更让践行中国学派的学者苦恼的是，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与中国学派格格不入。鄢一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这套评价体系强调与西方接轨，更看重形式的规范性，比如要有经典的理论模型、要有量化指标等。但中国学派强调原创，并不依循西方的理论框架，形式上会相对粗糙，所以研究成果很难被接受，获得认同。
除了来自现实的阻力之外，这些学者对中国学派的未来又存在着一些担忧。何建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国学派仅仅停留在讨论层面上，没有一大批脚踏实地、深入的研究成果来支撑，它很可能就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概念，将很快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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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学派恰逢其时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构建中国学派迎来了百年不遇的良机，可谓恰逢其时。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如何加快构建中国学派？本期观察版刊发几位学者的文章，就此话题展开讨论。——编 者 1 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 基于复兴实践构建中国学派（人民观察） 鄢一龙 纵观人类历史，任何学派的兴起与发展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既是对时代问题的思想回应、对时代实践的理论概括，又是推动时代变革的先声。当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而要把握好这一历史性机遇，加快构建中国学派，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 中华文明曾一度陷入空前危机 欧洲文明源自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主要包括英国的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日耳曼的哲学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等。欧洲文明传入美国后，在20世纪形成了不同于欧洲的美国文明。这两种同根同源而发展方向有所不同的文明，被统称为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是地道的西方世界的孩子，但它宣称要为全世界立法。在强大而霸道的西方文明面前，所有非西方文明与它的差异都被视为前现代与现代、外围与中心的差距。这一套知识体系宣称，只有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西方模式，才能获得进入现代世界的门票，才能实现从野蛮到文明、从落后到先进的救赎。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纵横上万里，辉煌灿烂，几经兴衰而终不断裂，几经分合而终不解体。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文明都曾是世界上最领先的文明之一。但是，近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文明的剧烈冲击下，曾一度陷入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面对这一严重危机，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奋勇抗争。在这个过程中，多少主义和主张轮番出场，又先后破灭了；多少道路和方式都探索了，又都碰壁了。打也打不过、比也比不过、说也说不过，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就是对这一空前危机的回应，就是在探求如何救亡图存、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道路引领中华文明走向复兴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不屈不挠伟大斗争，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跌落深渊的命运，找到了摆脱危局、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让中国一步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与西方世界的兴起迥然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无法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中加以解释，必须从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中寻找线索。 中华文明塑造现代中国基本形态。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华文明并未解体或断裂，而是保持了主体性、延续性、包容性，在吸纳西方文明的同时，开拓出新的发展境界。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深深影响了现代中国的道路选择和制度建构。这不但使当代中国的实践必然表现出中国特征、中国形态，而且让当代中国知识体系必然呈现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现代化进程创造世界奇迹。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改革开放之初是第十一位，2005年超过法国居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居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2009年超过日本居第二。2010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被国际社会誉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90美元跃升到2016年的8000多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日益彰显。中国之所以能创造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让各种经济因素相互补充、协同发力，营造了健康有序的竞争和发展环境。我们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既避免了政治纷争，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根本保障。我们把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创新发展模式，实现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新的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肩负着相互交织的重大使命，比如赓续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回应世界潮流，实现现代化梦想；开辟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探索新路。这些重大使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必将改变近代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大分流的基本态势，必将改变西方中心与非西方边缘的世界格局。 构建中国学派迎来历史性机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构建中国学派提供了丰厚的实践土壤，也提供了空前的历史性机遇。现代中国对世界思想学术的贡献与其伟大复兴势头还不相称，这固然有西方话语霸权的原因，但主要在于我们把太多时间花在“西天取经”、为西方思想提供注脚上了。路在脚下，真知蕴藏在实践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推动知识建构范式的革命，必将带来中国学派的诞生。中国学派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并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实现名与实的统一。不能解释实践的理论，不可能有效指导实践。当代中国学术不同程度地存在名实不符、名实分离的问题，其根源是理论滞后于实践、理论脱离了实践。我们需要的不是以名正实，以西方理论来校准中国实践；而是要以实正名，基于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理论，再以中国理论创新成果来指导中国具体实践。为此，应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尤其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以及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和党建等领域形成的思想成果。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思想成就，是中国学派的主体内容。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发展中国学派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它可以成为中国学派的有益滋养。 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任何重大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现实问题都蕴含着重大理论问题。普遍性蕴藏在特殊性之中，只要是成功的实践都具有一定普遍意义，都会对其他国家起到一定示范效应。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成功实践，更是如此。中国学派不是中国特殊论，而是以中国实践为本位回应人类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中国答案，为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提供中国方案。构建中国学派更不是搞知识上的闭关锁国，而是要广泛借鉴、积极吸纳国际理论研究成果，合则用、不合则不用，创造既是自主原创又能进行国际对话、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普遍性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 实现研究方法的变革。构建中国学派要有方法论自觉，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从接轨研究转向自主研究。中国近代以后的学术总体上进入到以西方学术为师的学徒状态中，这在特定历史时期有积极的一面。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要走向成熟并产生伟大成果，都必须树立自主精神，形成自己的特色风格。毛泽东同志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事求是、即物穷理，这是中国学派应有的研究方法。还应看到，构建中国学派需要变革学术评价体系。学术评价不是“记工分”。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过于西化，过于强调量化指标，容易引发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导致科研人员重量轻质、重载体轻内容、重应用学科轻基础学科、重短期效应轻长期效益。改革和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扎根中国大地、遵循科研规律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构建中国学派的必要条件。 中国学派的构建不是某一学科流派的建构，而是一场涉及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范式变革，也是一场“大本大源”“动天下之心”“大气量”的思想革命。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以事实证明，中国不但是世界的经济巨人，而且是世界的精神巨人。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2 彰显中国学派的独特精神（大家手笔） 潘 维 随着中华文明的复兴，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都在讨论中国学派诞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究竟能否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一种观点主张一元论，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属于科学，均以发现规律为目的，二者本质上没有区别，所以不可能出现不同国别的科学。另一种观点主张二元论，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人类具有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特殊能力。例如，西方人结婚，新娘穿白色婚纱，中国人则喜欢穿红色礼服，这是因为人们对颜色意义的理解不同，是由各自的文化传统决定的。事实上，哲学社会科学与历史人文精神紧密相连，它以各个地域的不同语言为媒介，与本地流行的价值排序息息相关，而且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所以具有很强的相对性，容易出现众多学派。 中国学派应当包含不同理论流派，需要有思想观点的竞争，既包括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竞争，也包括内部各种学派的竞争。学习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是加快构建中国学派的需要。但我们更要坚定“自信”、破除“他信”，深刻把握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品质，构建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学派，彰显中国学派的独特精神。 比如，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只有从中华文明中汲取丰厚养分，才能茁壮成长。当代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机制配置经济要素的效率高于政府干预。但中国自古就认为，经济是“经世济民”的道理和方法，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都是增进民众福祉的手段。干预还是不干预，关键要看民意。失去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怎么做都会导致灾难。如此看来，排除了社会和政治因素的经济学很难说还属于社会科学，排除了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市场机制也不可能存在。较之资本利益至上的主义，社会利益至上的主义更符合中国民本主义思想传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从2000多年前开始，中国的执政者就尊重市场机制但从不迷信市场机制，为了大众利益而积极调控市场。从“常平仓”到“盐铁官营”，再到土地“公有私用”，都是中华文明经济社会传统的体现。 又如，政治学的中国学派，只有把握中华文明的特点，才能提出自己的观点。中西历史文化大不相同，社会政治制度差异很大。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学者将阶级区分与阶级斗争视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强调关于阶级斗争的制度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一人之治”“多人之治”“众人之治”的区分。而中国人分家时是平分家产，几代之后大地主就消失了。另外，在中国，科举制度给普通民众以上升通道，很难形成稳固的阶级统治。明朝末年，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发现中国政府既非一人之治，也非多人之治，还非众人之治，但又似乎每样都有一些，所以倍感困惑。同样，产生于欧洲的政党，本意是某一部分社会群体的政治代表。但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为全体百姓福祉而努力奋斗的。 再如，法学的中国学派，只有扎根于中国土壤，才能突破桎梏、别开生面。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法理学研究者言必称西方。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法治经验不足、法治理论欠缺的情况下可能难以避免，但在我国法治建设已取得重大进展的今天就很不应该了。“法”这个单词在欧洲有两层意思：一是神的权威，如上帝与摩西的“十诫”之约；二是自然规律，如物理学里面的定律等。因而遵守法律就是服从神圣、服从自然规律，就是道德的。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古代实行礼法合治，主张德主刑辅。法主要是指刑法，所谓“德之所去，刑之所取”。中国的先哲认为，礼和法都是治国所必需的，因为礼是防患于未然的道德引导，让民众在生活中有所遵循；而法是在极少数人突破道德底线后，迫不得已而采用的强制手段。可见，中国的法治不能照西方的葫芦画瓢。 构建中国学派、彰显其独特精神，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例如，在中外学术交流上就存在语言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困难。我国学者大都习惯于通过译著理解国外学者的思想，直接阅读外文著作的偏少，这就导致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存在一定障碍。反过来，我国学者的思想要让国外学界所知就更加困难，因为从中文翻译成外文不仅成本高，而且难以十分准确。如怎样翻译《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名字，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当然，困难是可以想办法克服的，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消除大量语言障碍。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3 把握不易、变易、简易“三大原则” 从中华优秀传统中汲取智慧养分（势所必然） 白 钢 构建中国学派，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从中国道路中提炼出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和规律。如何构建中国学派？《周易》提出了把握宇宙规律的“三大原则”：不易、变易、简易。这“三大原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对于时下构建中国学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不易”： 强调一以贯之、不可动摇的根本 “天下之道，常变而已矣”，“不易”即常道。自轴心时代以来，人类文明不断拓展对人生与世界的认识，又不断以不同方式回归原点，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将走向何方等重大问题。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术语来说，这种方法可称为“述”。述的意义在于从新角度反思老问题，通过创造性的重新诠释，为人们所面对的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类不悖，虽久同理”。把握天下之常道，对于构建中国学派具有重要意义。 民本思想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的古训，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最大共识。它把人民作为国家的根本，把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作为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看作决定民心向背的关键。从《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的“民贵君轻”；从朱熹的“新民”思想、王阳明的“亲民”思想到顾炎武的“厚民生，强国势”，再到今天的“全面小康”，可以说民本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一以贯之。民本思想伴随中国梦的实现进程而与时俱进，现今已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鲜明的现代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确立了新发展理念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一重要思想，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构建中国学派不能缺少各个领域的精深研究，但如果不深入研究这些大本大源的问题，而只是在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上零敲碎打，就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更难以传诸久远。 “变易”： 体现学习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 以儒家而论，不易对应于“经”，变易对应于“权”，经权需要密切配合，才能与时偕行、保持中道。孔子提到的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革故鼎新，《礼记》更是提出了“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这种恪守原则又高度灵活、有大风骨亦有大器量的中华优秀传统，是当代中国容易接受和适应新鲜事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文化基因，为推动中国学派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思想资源。 “唯知常而后能应变。”常中有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制度自信和改革创新有机统一，坚持“不易”前提下的“变易”，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必须始终坚持，这是制度创新的底线；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坚决破除，这是制度创新的主攻方向。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有序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等。还应看到，中华文明从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了丰富养分，如社会主义理念就是西方人提出而后被中国化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选择地学习美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的经验、德国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色列在发展农业方面的经验等，但我们没有简单照搬外国经验实现“变易”，而是根据中国国情进行综合创新，将有益的养分融入中国道路有机体中。 “简易”： 善于对错综复杂的问题进行精炼概括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中华文明中富有影响力的作品，如儒家的《中庸》、道家的《老子》、佛家的《心经》，精妙而不繁琐，都不是长篇大论。这一中华优秀传统对于长期接受西方分析式学术训练、习惯于写长篇大论的当代学者而言，值得深刻反思和认真借鉴。不管论述的问题何等纷繁复杂、表达如何系统全面，都应当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描述的对象加以概括提炼，使之易于为大众所接受。这也是检验对复杂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认识是否深入的试金石。 理论只有被人民掌握，才能发挥伟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所遵循的就是“简易”之道。毛泽东同志用“闭塞眼睛捉麻雀”来讽喻主观主义，用“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来比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来强调实践的作用。他还通过讲述“愚公移山”的故事来揭示深刻道理；《为人民服务》一文用很简短的文字把党的根本宗旨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因而能够深入人心、广为流传。习近平同志指出，深刻道理要通过讲故事来打动人、说服人。寓抽象哲理于具体细节中，寓理性说理于感性素材中，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牢记梁家河村民吃上肉的期盼，寄托着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价值追求；讲述张之洞感叹改革之难，思考改革需要凝聚共识；约旦商人在浙江义乌开阿拉伯餐厅，见证着“一带一路”的巨大发展潜力；等等。《习近平讲故事》通过这些可触可感的细节，让宏大的中国故事变得“与我有关”。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鲜活事例，将“基本原理”转换成“常识道理”，这是构建中国学派理应继承和发扬的中华优秀传统。 （作者为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图片制作：张芳曼 《 人民日报 》（ 2017年09月24日 05 版） 4 让世界认识 “中国学派” 曹顺庆 日前，一本名为《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英文专著的出版引起了国际比较文学学界的关注。该专著由世界知名出版机构Springer在德国海德堡、英国伦敦、美国纽约三地同时出版。美国普渡大学A&HCI期刊《比较文学与文化》刊登专文给以高度评价；该书还被 《牛津比较批评与翻译评论》杂志重点关注，该杂志是评介国际比较文学领域研究成果权威的杂志之一。该英文专著的作者，正是我校杰出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曹顺庆教授，他还于今年9月当选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比较文学变异学》一书阐释的“变异学”理论，是我国比较文学学界在国际文论学术界的一次响亮发声，“这个理论是我们中国人第一次提出来的，而国外出版界很快就接受了。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新的比较文学理论，而且对全世界比较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创新。不仅能指导中西方比较文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其普遍性也适用于欧洲国家之间的比较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