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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博士称号
是一个特权的象征和荣耀的光环
作者 蒋继平
2018年2月4日
首先我着重声明一下， 我这里说的博士是已经具有博士学位证书的博士毕业生， 不是在读的博士生。在读的博士生还不能算真正的博士。
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其它原因，从中美两国的媒体和我个人的亲身经历中， 我总觉得中国的博士无论在社会地位， 还是在个人相对收入方面， 以及在荣誉方面， 都比美国的博士好的多。 有的中国博士一看到我这样说， 就会说我不了解中国国情，要继续抱怨中国的博士待遇差。其实， 说这种话的人肯定对美国的博士生活现状一无所知， 才会发出这样的评论。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比较的资料， 总是从中国的国情单方面来考量一个状态。
这篇博文就来谈谈中国博士的特殊地位。
首先在社会地位上， 中国的博士备受瞩目。就拿刚刚自杀的杨宝德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虽然杨宝德还没有博士毕业， 不能算作博士， 但是， 中国社会已经把他当成博士来看待，那倒不是问题的核心， 问题的核心是， 一个人自杀， 这在社会上经常发生，通常不会引起什么大的反应。 可是杨宝德的自杀却好像引发了一个社会事件，媒体上到处都是有关他的报道， 为其打抱不平。他的自杀在科学网引起的热议甚至多余军队大老虎张阳的自杀。由此可见， 博士的社会地位有多么显眼了。我所读的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植物病理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也有一位博士自杀。 他的自杀几乎没有引发任何公众的议论， 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中国的博士除了专业方面的特权外， 要是还有一个行政职务， 比如说某某长， 那更是如虎添翼， 一定会显摆得很。而美国博士即使有一个行政头衔， 比如说， 系主任， 院长等， 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比其它教授好不了多少。
其次来说收入， 那更是人人关心的话题。中国的博士首先看的是绝对收入。 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 中美两国在人均收入上相差很大， 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 您如何可以以绝对收入来衡量呢？所以， 在收入的比较上， 我们要用相对比较法。 这个相对比较法就是拿中美两国的博士平均年收入和中美两国的平均个人年收入来比较。美国博士平均年收入在8万美元左右， 美国的个人平均年收入在43460美元。 因而，美国博士的平均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数的两倍。虽然我没有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 但是， 我的直觉告许我， 中国博士的平均年收入一定比全国个人平均年收入高出两倍以上。所以， 中国博士的相对收入远远好于美国。顺便说一下， 我美国的博士同事中， 有两个已经宣布家庭经济破产，许多其它的家庭生活条件也是一般， 几乎都有一大笔银行贷款。
再来说说声望和名誉。我觉得许多中国人读博士是为了一个好名声。一个博士头衔，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 已经属于光宗耀祖的事了。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 在我的感觉中， 中国人对博士的崇拜远远胜于美国人对博士的敬重。 在美国， 一个博士头衔根本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 不管是在国际学术会议上， 还是在公众场合， 或者私人宴会， 名片上的博士学位是太平常的标记了， 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总而言之， 在我的心目中， 与美国的博士相比， 中国的博士享受着某些特权， 在人们的心目中也是一个比较荣耀的头衔。
也许， 这就是中国社会目前许多年轻人挣破头皮也要读博士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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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马”高官中，居然这么多人有博士文凭
作者|何志辉 2017-02-28 17:11
中国历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时至今日，反其道而行之的“仕而优则学”，也风风火火闯九州，由此形成“官员博士化”的蔚然奇观。犹记得2008年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因被双规而爆出“博士学历”造假问题，备受学界的质疑，由此而使新“官场现形记”露出权力勾兑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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唧唧复唧唧，质疑归质疑，“博士大跃进”并不因此而稍息。博士帽落在官员的乌纱帽上显得特别“高大上”。其中不少官员，如果不是乌纱帽翻了，没人敢去翻那顶博士帽。而不翻不知道，一翻吓一跳，原来多是假博士。随便搜搜“十八大”之后被查处的博士级高官，果然发现博士帽里“水很深”。譬如，天津的黄兴国、杨栋梁、武长顺，河北的周本顺、梁滨、景春华，以及季建业、金道铭、沈培平、余远辉、乐大克、谷春立等数十位“落马”高官，几乎都有奇迹般获得的博士学位。
在我看来，从王益到周本顺之类高官的博士学历之所以受质疑，绝非学者们对落马官员的落井下石，毋宁是他们基于学术良知发起的愤懑声讨。时至今日，官员博士化现象所潜伏的权力腐败和教育腐败，已是不争的社会事实，它甚至蔓延并贯穿于从考试到毕业的全部环节，侵蚀着高等教育体制。
毋庸讳言，随着当前对领导干部要求的高学历化，在高校自主招考博士过程中，各地官员从来就是一支绝对不可忽略的队伍。他们所据的各种资源和相应能力，足以使他们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他们通过各种不公平竞争手段，挤兑和抢占了真正有心求学之士的深造机会和资源。而那些有心求学的莘莘学子，不得不置身于一场毫无公平、公开与公正可言的竞技场，成为那些纵身一跨便得入门券的官员们的垫脚石，以自己的悲剧成就他们的喜剧。
在新的形势下，各级官员在每年新增的博士队伍中所占比重日趋明显。从读博到毕业的各个环节，官员博士们的“学术成长”同样大有可疑。正如学者在质疑王益的“读博”经历中所指出的，这些官员究竟有多少时间和精力用于学术？虽然其中不乏真有为学消得人憔悴的学者型官员，但他们究竟又占据了多少比例？实际上，我们通常所见的官员博士们，基本上没有、也不可能接受真正系统的博士教育。
官员博士化现象，加剧了官员群体升迁道路上的相互攀比，从而使竞相读博的虚伪风气蔓延，对博士头衔的追求，甚而掩盖了对实质性的行政能力的追求。不仅于此，它还在客观上催生了一种官学勾结的腐败。官员以权谋学位，教授以学谋资源，成为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
可见，一些的官员几乎不可能对学术抱有真正的敬意，他们求的仅仅是一纸烫金的博士文凭，这纸文凭带来的则是与之维系的一系列实际利益。这种利益通常是通过交换形成的“互惠”或“双赢”，实质则是权力腐败和教育腐败的勾兑。
因此，官员博士化的迅速膨胀，不仅急剧消耗着实则有限的教育资源，也加剧了权力腐败和教育腐败的勾兑。无论是勾兑的程度，还是勾兑的速度，都在一步步考验着公众对这类现象的耐受力，扩展着公众对这类现象的容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