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与文革余毒之癌瘤仍在? 王晓东《基础科研不能大跃进》是不是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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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东：基础科研不能大跃进

基础科研不能自娱自乐，要到奥运会上拿奖牌 
中国现在重视基础科研，绝对是迟来的大好事。 

基础科研的使命是探究未知、发现新知，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同文学、艺术一样，科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基础科研所获得的新发现、新知识，是由全人类共享、为全人类服务的，所以是地地道道的公益事业。因此，搞基础科研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自己栽树别人乘凉的”的胸襟，不能说“今天栽树明天就要乘凉”，或者“自己栽树只能自己乘凉”。 

现代科学发轫于欧洲的文艺复兴，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并没有主动去拥抱这件事。长期以来，我们基本上处于学习、跟踪的状态，享用甚多、贡献很少。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给世界的印象不能只是“买买买”。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而且中国人聪明努力，应该为人类的科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而且，哪怕是你做了一点点贡献，别人也会认可。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而荣获诺奖，就是很给中国人长脸的事儿。因此，加强基础科研、为全人类科学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应该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同时也要看到，基础科研又属于全球化的开放体系，不管是谁做出的成果，都要拿出来摆在一个桌子上，国际同行都可以参与。科研成果发表后，同行首先要证伪，之后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走，把认知推向新的高度。 

换句话说，中国搞基础科研不能只局限在中国，要参与全世界的大循环。这就要对全世界的科学发展有所了解，弄清楚在全球的科研体系中，自己到底处在什么样的生态位上。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中国搞基础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培养队伍？是要在某些学科上掌握话语权、建立实力很强的国家队？还是要真正在某些领域有原创性的发现？在我看来，这些目标不见得一致。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加强基础科研不能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要把自己放到国际的基础科研体系里面，争取做出有影响的贡献。否则你忙活了半天，在国际科研社区里什么声响都没有。就像花样滑冰，你在团结湖滑得不错，还能跳一圈，周围观众拍手叫好，你自己也挺得意。但这仅仅是自娱自乐。 

自娱自乐，在国内当个学霸，也活得很体面，而且还能带一群人玩。但是呢，你能不能参加奥运会比赛？能不能拿名次？ 

除了拿名次，还要考虑能不能引领。搞科研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别人挖的坑里浇水填土，一个是自己在前面挖个坑，让别人在这个坑里浇水填土。 

走到前面、开拓出属于自己的领地，进而引领某个或多个领域的科学发展，应当成为中国搞基础科研的大逻辑。 

我最担心的事情，是中国搞基础科研很容易大跃进 

中国应该怎么搞基础科研？我最担心的事情，是很容易走大跃进的路子。 
　

因为我们之前基础太差、底子太薄，现在终于有机会快速发展；但我们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人才储备去全面发展，就只好选取目前看似有优势的领域快速发展，也就是常说的“集中精力办大事”。之前搞的干细胞计划，和现在正在力推的脑科学计划等，就是这样的路数。 

“集中力量办大事”听上去似乎没有错，但是 “大事”如果选错了怎么办？不但不能弯道超车，而且会把车开到死路上去。 

那么多高智商的人精心谋划的“大事”，怎么会选错呢？这就涉及基础科研的最大特征：不确定性。和技术路线和目标产出都相对明确的技术工程完全不同，基础科研的“未知数”很多，不但走什么样的路子不清楚，何时能取得突破、突破的结果到底是什么，也都充满变数。特别是前沿的科学探索，不要说大同行，就连搞这个领域的科学家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对于前沿探索来说，成功只能是小概率事件，“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是基础科研中常有的事儿。 

举一个例子。你把中国最优秀的脑科学专家找来问：过去20年神经研究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答案肯定是“光遗传学”。借助这一技术，科学家能够比较清楚地观察各个脑区精细的神经元活动，从而解析它们的功能。但这项技术的关键突破并不是脑科学家的功劳，而是源自研究绿色单细胞水藻趋光性的德国科学家。后来搞脑科学的人把它应用于神经科学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你搞“脑科学计划”，肯定不会把研究水藻的人拉进来吧？ 

再一个例子，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基因编辑。基因编辑可以说是过去20年生命科学领域最重要的突破，但这一技术最开始是研究细菌如何抗噬菌体的科学家搞出来的，而这是个非常小的领域，当时研究的人绝对属于“小众中的小众”。因为他们的多年研究的积累，才有后来伯克利、麻省理工的科学家介入，最后搞出了现在用途广泛的基因编辑。如果你一开始就要做基因编辑，可能吗？ 

除了违背了不确定性这个基础科研的最基本特征，从操作层面来看，“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值得商榷。 

中国要想在基础科研有所突破，必须有一批在国际前沿真正有学术话语权、受人尊重的科学家长期潜心耕耘。我国这方面的科学家本来就屈指可数，搞“大计划”就得把这些人拎出来、让他们当牵头人。把这些人拎出来的结果是什么？误己害人。 

我一直强调，科研本身就是个技术活儿。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只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实验室思考、动手，在听的见炮声的第一线摸爬滚打，才有可能突破。我自己就深有体会：三天不练，自己知道；三周不练，同事知道；三个月不练，全球同行都会知道。但是，又要让你当“大计划”的牵头人、做各种和学术无关的事情，你怎么办？就得装嘛！你装，下面的人也会跟着装。装的结果，不用我说，有许多现成的例子。 

当然，不是说经验不重要。但是，如果因为他有基础科研某方面的经验就让他当领导、指挥别人，肯定是错的——现在的科技发展这么快，所谓的经验很快就会变成无用的“老黄历”，甚至会起反作用。 

其实，大跃进在中国科技界不是新鲜事儿。在此之前，既有干细胞计划，也有重大传染病防治、新药研发等重大专项。搞了这么些年、投了那么多钱，这些“计划”“专项”有什么真正有影响的产出呢？当然，结题时肯定是能交账的，比如发了多少论文、培养了多少人，说起来也是“硕果累累”，但是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回过头来看，这些“计划”“专项”产出了什么？留下了什么真正有影响的东西？ 

大跃进当然有它的好处，就是有声势、有规模，尤其是在国内会很快就容易形成一定的声势。但它的结果，最后肯定是数文章、数影响因子、数培养了多少博士。我们搞基础科研要达到什么目的？培养人才、发文章，当然都是要有的了，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加强基础科研，如果还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就不能不总结之前的经验教训。咱们总不能老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吧？ 

最清晰的一条路，是在有基础的高校和研究所，建立宽松自由、资源共享的环境，让大批的优秀年轻人自由探索 

中国强化基础科研，如果没有在各个领域被世界同行尊重的学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所以还是要建立一个平衡发展的生态体系，让大家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里心无旁骛、精耕细作。但是我们现在的环境和做法，是不是有利于让踏踏实实在科研第一线做研究的人有出头之日？ 

具体应该怎么做？我是觉得，最清晰的一条路，是在有基础的高校和研究所，建立宽松自由、资源共享的环境和条件，让大批的优秀年轻人自由探索。 

北生所走的，就是这样的路子。我们的做法，不外乎几条—— 

一是在科技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搭建平台，给年轻人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让他们自主选择课题、自由开展探索； 

二是制定统一的考核规则，五年进行一次国际匿名评估，通过的留下、提高薪酬和科研经费，通不过的走人； 

三是对实验室主任实行年薪制，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过上相对有尊严的生活； 

四是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好的科学，敢于做有风险的科学问题。 

从建所至今，尽管中间历经坎坷、走了不少学术骨干，但回过头去看，无论是科研产出还是成材率，北生所都是很高的。 

如今在中国的高校，生命科学走在前面的清华、北大、浙大 ，走的都是这样的路子。其中的要义，就是搭建平台、共享资源，让优秀的年轻人放手一搏。只要把体系建设好了，任何聪明肯干的人来了，都能干好。 

十多年来我一直强调，为年轻人赋能。科学研究很像竞技体育，一个是突破人类智力极限、一个是突破人类体力极限，都非常残酷，需要最顶尖的聪明人全心全意地干，才有胜出的机会。 

中国目前并不缺优秀的年轻人和经费，缺的是好的科研环境，特别是鼓励年轻人心无旁骛、精耕细作的科研软环境。 

千万不要忘了这一条：

真正的聪明人是不愿意给别人打工的。 

大家想想：合作社、人民公社搞了那么多年，把大家搞的没饭吃；土地分给农民以后，咋就打那么多粮食、以致于得糖尿病呢？种地是这样，搞科研也是这个理儿。 

推而广之，政府对基础科研也应该如此。不是说政府不该管，而是你要管什么、怎么管。政府最该做的，是想方设法把科研经费弄足、把环境弄好，而不是具体干这个干那个。 

总之，加强基础科研不要大波轰、一刀切，而应给大家创造一个物种丰富、共荣共生、光照充足的生态环境，里面有大树也有小草，大家都能人尽其才、得到认可。 

人物经历

1963年，王晓东出生于河南新乡，幼年家境困难，与外公、外婆共同生活，他的外公王靖山是新乡市第三中学的英语教师。

1975年9月，凭借外公的关系进入新乡市第三中学读初中，王晓东在初中阶段自学完成了高中全部课程，并报名参加了高考，他的高考分数超过了当年大学录取分数线  ，但是为了使自己的学习基础更扎实，初中毕业后进入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进行高中阶段的学习  。

1980年，从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并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的生物系，在班上担任学习委员，还经常参加学校里其他社团的活动 

1984年，师从薛绍白教授撰写学士论文《研究哺乳动物细胞周期调控》，大学毕业后王晓东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硕士研究生，之后通过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11]  ，经过学校推荐和美方严格的考试，王晓东成为当年北京师范大学惟一通过这项考试的学生，只读了一年研究生课程的王晓东放弃读研，选择了出国留学。

1986年，进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师从Richard A. Padgett攻读博士学位，从事研究哺乳动物前信使mRNA剪切的研究

1991年，博士毕业后进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Joseph L. Goldstein and Michael S. Brown实验室进行博士后训练，从事基因表达的胆固醇调节的研究。

1995年，来到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担任助理教授，从事哺乳动物细胞凋亡的生物化学途径的研究。

1996年，回到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先后担任生物化学系助理教授（1996-1999）；副教授（1999-2001）；生物医学科学杰出首席教授（2001年-）。

2002年，担任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2003年4月，王晓东和和耶鲁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家邓兴旺一同被聘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

2004年4月20日，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成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 。

2006年，获得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得主 。

2010年，作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入选专家 ，辞去美国的所有职位，全时回国工作，担任就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第二任所长 。

2011年初，发起创办百济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全球领先的抗癌新药 。

2013年9月，获得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颁发的求是杰出科学家奖 ，12月入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17年，获得网易未来科技人物大奖生命科学领域先锋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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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跃进”运动中“全民搞科研”成了“全民搞伪科学”

 笔者是从专门研究科学史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熊卫民所写的《1960年的超声波化运动》中得知这个情况的。该研究所与中科院发展规划局联合主办的学术期刊《科学文化评论》的2014年第3期刊登了那篇文章：http://wuxizazhi.cnki.net/Magazine/KXWP201403.html，百人网的历史频道也分5次，将那篇文章作为一个系列进行了刊登：http://www.bairen100.com/a/lishi/2014/0813/3956.html。因原文很详细、很长，为节省小伙伴们的时间和精力，在这里我只贴出经我大幅度缩减、整理的那篇文章的“缩写版”

那一期《科学文化评论》的封面图

1960年的超声波化运动是个荒诞而神秘的运动。尽管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员参与，尽管有不少人写过回忆或研究文章，但对于这项技术由谁提出、如何能得到全国性的推广、后来如何收场、总的成效如何等关键问题，还罕见报道。笔者在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史之余，从北京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中国科学院档案馆中读到了一些当时的文件，因而对此运动的端倪有所了解。现将近年来的研究所得汇报如下，以就正于知情人和研究者。

1950年代后半叶，随着应崇福的归国，中国开始有了对超声波的科学研究工作。应崇福生于1918年，1944年从西南联合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48年到美国布朗大学留学，1951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到该校“应用数学”系丘尔（R. Truell）教授的金属研究室工作。这个机构的主要方向是利用高频率的超声波来研究固体。在随后的几年里，应崇福发表了三篇有影响的超声学论文。1955年11月，他离开布朗大学回国，并于次年3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工作。作为国内唯一研究过超声波的专家，他应邀参加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工作，并把超声波的应用和研究写入了其中。不久，他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筹委会，负责筹建声学室超声学组。这个组最初只有3个人。1957年，在接受一些大学毕业生、进修人员，并招收了4名研究生之后，该组发展到十多人。1958年，又有不少大学生和退伍军人被分配进来。就在该年，超声组试制出国内第一台机械超声波发生器，随后超声组升格为研究室。不久，在超声研究室的指导下，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北京机织印染厂的两位工人和三位从中技校毕业的技术人员根据严格的技术指标（包括簧片的形状、簧片固有频率、簧片的位置、射流的速度等，只有在一定的比例条件之下，这些设备才能产生超声波），也仿制出了几个簧片哨机械超声波发生器 ，并用它们作了一些试验。1959年，他们发表了初步的试验报告，并将其初步用到了生产上。据说，用超声波乳化的防雨浆制造的防雨布，比上海某名牌防雨布“耐水度每平方公分提高2.5克”；“用超声波粉碎的浆料浆的纱，可以在织白布时降低断头率30%以上”。

接到机织印染厂关于超声波应用的材料后，北京市委给予了高度重视，“一再强调在工业企业中加以推广”。于是，北京市朝阳区委和纺织工业局先后在机织印染厂召开现场会议，推广这项新技术。到1960年3月上旬，北京毛纺厂、北京制药厂等13个厂的乳化精炼剂、粉碎染料、中间体洗涤等37道工序也开始应用簧片哨式发生器产生超声波进行生产。

1960年3月，成立才4年的兴华染料厂派人去机织印染厂学习经验。但作为“一穷二白的小厂”，他们难以仿制出那种有较高金工要求的“洋”机械超声波发生器。怎么办呢？“一个技术员就冥思苦想，根据书上的原理，尝试用简单的材料，普通的铁管和剃胡须的刀片制造超声波发生器”，递交给市委的报告这样说到。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立刻组织了几次会议。随后北京市委要求“组织参观表演，从各方面向群众说明超声波并不神秘，打破迷信”。在强大的行政机关的压力下，始于染色行业的土超声波，很快被推广到各个领域。1960年5月7日北京市 团委所拟的报告中写道：

在郊区已有140多个食堂正式使用超声波做饭、洗衣服，28个猪场利用超声波煮猪食……目前，已有50多个单位用超声波处理了种籽，种了超声波试验田……8个单位治猪病，3个单位给猪催肥，3个单位作了鸡蛋孵化处理，3个单位处理了果树枝，5个单位利用超声波作淀粉……

在运动中，“各种各样的超声波发生器像‘百花齐放’一般样地涌现出来，钢的、铁的、铜的、银的、铝的、塑料的、牛角的、竹子的喷嘴代替了特殊钢材，压缩空气、蒸汽、氯气、氮气、二氧化碳、煤气、水泵、自来水都用来发生超声波。新的试验成果，不断地大量创造出来，天天都有振奋人心的新成就。”据笔者对一些老北京市民的访谈，在运动中，用得较广的发生器是那种被轧扁的金属管（簧片已被许多群众给革命掉了）；用得较多的动力是自来水。至于自来水通过轧扁的龙头是否就产生了超声波，并不是群众所在意的问题，而少数在意者还往往会沦为批判的对象。据当时在北京塑料器材厂任技术员的陈养惠回忆，她有位同事曾向前来视察超声波推广工作的北京市某局局长询问土超声波的频率，这位局长拉长了声音说：“我不告诉你！”不久，这位同事就因为怀疑土超声波的效能而遭到批判。她和其他几位技术员同事尽管十分同情，却不敢表明自己的真实态度。

1960年5月国家科委召集各省市科委主任和中央各部的代表，举行了“全国超声波现场会议”。5月10日为预备会，在上海举行，会后组织参观。5月16日至23日为正式会议，在北京召开，有各省市的科委主任和中央各部的代表近800人参会。大会发言2天，小组讨论2天，参观约2天半。代表们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参观了十四个工厂和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组织了五次经验交流座谈会和九次报告会。事实上5月5日，中央已向全国省军级以上机构下发文件《超声波神通广大，要大力推广——中央批转北京市化工局和上海市委的两个报告》，使其迅速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

饶有意味的是，在该文件中，中央最后强调：“切实告诉大家注意保密，埋头实干，不要吹吹打打，是为至要。”6月26日，中央又发布了《中央同意聂荣臻同志对于超声波和管道化的保密问题的报告》，再次提出保密要求。这使得各级党政机构在传达有关指示时变得神秘起来，“有的还不能用文字记录，不准外传，谁外传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而相关的论文、书籍也被一律禁止公开发表，相关的科研项目则被定为绝密，实验室门口安排有警卫站岗。由此导致此项“技术”变得神秘，各地 低级别的部门、单位获得的这项“技术”的信息有限，再加上当时国内真正懂得超声波的含义的人非常少，于是，在一级级、一次次的口头推广、传播的过程中，超声波的含义和功能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形。到一些基层时，它变成了无所不能的“超神波”。据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曾义回忆，当时用于宣传、推广土超声波发生器的“实例”有：马脚受伤跛了，农民牵来接受超声治疗，操作者也只是将土超声往马脚一捅，马跛脚立即好了。又说老太太抱来大母鸡，说不下蛋，要求超声治疗，操作者也如此一捅，母鸡马上生了一个大鸡蛋。据 时为北京市金属结构厂工人的费皖回忆，该厂的领导也是以这种方式介绍和推广超声波的：如果用它来“超”地里的麦子，麦子眼看着噌噌往上长；食堂用“超声波”煮饭，不仅熟得快，而且饭会变多；用来洗碗，能轻松除去污渍。（后来80年代的“气功 热”、“全民练气功”，与此有点类似。只不过80年代时是民间一些人夸大气功的功效，把气功弄成“伪科学”，大肆宣传，做“虚假广告”，进而捞钱，而政府并未利用权力对气功进行强力推广。——楼主点评）

对超声波的运用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利用其传播特征进行检测（例如利用超声波探测铁轨是否发生了“内伤”——楼主附评），第二类是利用其能量进行处理。土超声波所宣称产生的那些功能，主要是来自第二类应用。而即使是当时的大功率超声波发生器，所传出的声能的功率通常也不过为几十瓦而已。它真能带来那么多的神奇效果吗？一个小厂的无名技术人员的“发明”，没有经过科学、严格的检验，就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这是不是太性急了一点？万一土超声波并没有所宣称的那些神奇效果，这就意味着设备的巨大浪费、人力的巨大浪费。——基于这样一些考虑，科技工作者对于超声波化运动是有意见的，至少其中一部分人对此是持保留态度的。可是，由于当时官方明确表示：“任何一项先进的新产品、新技术出现，首先要看到成功的一面，即优越于旧事物的一面，热情扶植……反对评头论足压抑新事物的态度”，他们基本不能选择将其说出来。大概出于类似的考虑，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金属研究所所长李熏虽然“秉性耿介”，在“沈阳市有人设想改变铁西工厂区的严重环境污染，提出推倒全区的烟囱，改为‘超声波’煤气化，大有跃跃欲试之势”时，也只能站出来说上一句“要是我的话，先推广煤气，后扒烟囱”，而不敢公开否定这两项土技术。

作为当时中国最权威的超声学家，应崇福研究员对于土超声波并不热心，并因此而被视为“保守分子”，失去了电子所超声研究室主任的职位。可当上级要求他在“全国超声波现场会议”上发言、表态时，他也没敢站出来泼冷水。在运动所掀起的惊涛骇浪面前，又有几人有能力力挽狂澜？不推波助澜就算是守住了底线，而随波逐流则是人之常情。但也有个别胆子大、脾气硬的人敢于公开表达疑虑。当时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谈庆明就说过这样的话，只是这种话被认为是“怪话”，根本就得不到肯定的回应：

“1960年全国搞了个‘超声波化运动’：人们将管子的出口轧扁，让气流通过扁的管口吹出来，声称那样就产生了超声波。……对于这样的‘新事物’，钱学森当时也是大肆宣扬。他在力学所的小礼堂主持召开动员大会，……我是死脑筋，举手提问：‘钱先生，你刚才举的例子很好，请问，这些例子中超声波的频率是多大？’他就不理我啦，他环顾四周，然后说：‘你们看看，今天是什么时候啦，谈庆明同志还提这样的问题。这重要吗？重要的是去干。什么频率得到的结果好就用什么频率嘛’ ”

钱学森对推广土超声波十分热心。6月2日，在中国科学院京区技术革新积极分子大会上，钱学森说：“在我们国家里，……全国千万人一齐动手搞试验，每天有上亿次的试验，只要其中有一项是重大的发现，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就需几十年才能做到，这真是千差万别……载波射流肯定就是一个伟大的发现” 所谓“载波射流”，就是土超声波。钱学森等人认为，土超声波之所以能有那么多超过一般人能想象的功能，主要是因为声波和射流的联合作用，所以给它取了个学名叫载波射流。

面对钱学森这样的学术泰斗及政府对土超声波技术的充分肯定，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程光胜研究员则只在私底下表达了质疑：“我当时就犯嘀咕：‘这就是超声波？超声波能这么容易发生？’可我不敢公开说，只是私下跟朋友讲讲。朋友告诫我：‘你以为其他人就看不出来？大家都不说，你逞什么能？’……我一个右派，又怎么敢公开非议？下班后同事们大多都在实验室、办公室做与土超声波相关的工作。我也装模作样地做。对于土超声波的功效，我也总是拣好听的往报告上写。（原作者自己就是中科院的研究员，采访这些中科院的老科学家是很方便的。另外，由此也可看出“大跃进”运动“皇帝的新装”式的特点。——楼主点评）

尽管各界党政机构都宣称超声波化运动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收获，但事实上，到1960年下半年时，就连那些一度比较积极的青年人也泄气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一提簧片哨，大家哈哈笑”。至此，由北京兴华染料厂的一个技术员造出超声波发生器赝品一事所引发的土超声波推广运动渐渐偃旗息鼓……

1962年的广州科学技术会议是反思“大跃进”运动的重要会议。其中涉及超声波化运动的言论甚多。会上有同志说：

 在推广超声波、管道化过程中有一个“反科学风”。……我院总支书记说：“你们不妨对超声波迷信一下，迷信就能搞出东西来。”有同志列举了不经试验，不顾条件，遍地开花，造成严重浪费的几件事：一、煤气化……二、超声波化，电厂也响应，特别是锅炉都超声波化，结果锅炉千疮百孔，漏煤、漏气、漏风，影响锅炉安全运行（事实是，即使是土超声波发生器，制造起来也是需要耗费材料的。拿喷头来说，最合适的制造材料是无缝钢管。一个喷头约10厘米长，1960年5月中旬前，仅北京、上海两市，就制作了四百多万只喷头，如果都用无缝钢管来做，约需50万米无缝钢管。可当时哪有那么多的无缝钢管呢？于是，许多设备中的金属管子被卸了下来。被锯成一段一段，并轧扁之后，它们当然也就不再能履行原有的功能）。

还有与会的同志说：科研工作不能大搞群众运动。……科委等八大部门在山东开了个好大的会，叫许多司机去搞油掺水。还有“大搞超声波”、“人人办原子能”等，都是有问题的。搞科学研究要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和文化水平。没有知识，挖空心思瞎想，只能是浪费时间，浪费劳动。科研工作中不宜提倡突击。有许多人卷起铺盖，睡在实验室里，说苦战几日夜，不搞出什么“名堂”不罢休。群众热情是好的，作领导工作的，应该劝大家注意休息。……强调勤学苦练是对的，但是也不能否认少数人的天才。科学研究中还应强调一些个人努力的作用。马克思还是个人从在伦敦博物馆的自修中写出资本论的。工人农民的经验是应予重视，但是，他们的经验没有提炼、上升到“科学理论”的水平，不能称之为伟大的科学家。（中科院主办的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的官网的这个网页刊登了原作者熊卫民采访参加了那次会议的中科院生物学部原副主任薛攀皋的采访录《追忆广州会议——薛攀皋先生访谈录》：http://renwen.ucas.ac.cn/psss/academic/Lists/List/DispForm.aspx?ID=357。薛攀皋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期刊《科技中国》的07年第3期上就发表过一篇名叫《1960年的全民超声波化运动》的文章：http://lib.cqvip.com/qk/82263A/200703/，他还写过一本研究中国当代科学史，研究中科院的历史的书《科苑前尘往事》：http://yuedu.baidu.com/subject/c123adc3d5bbfd0a795673e0）

    

楼主续言：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的14年第2期上刊登了一篇名叫《“大跃进”期间制药行业的“超声波化”运动》的文章：

楼主续言：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的14年第2期上刊登了一篇名叫《“大跃进”期间制药行业的“超声波化”运动》的文章：http://www.iccs.cn/contents/610/14880.html，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广西报纸《柳州晚报》13年2月3日那一期的第17版上刊登了一篇，1960年读初一的柳州人陈铁生所写的，回忆当年他和他的同学在学校的组织下制作土超声波发生器的往事的文章：http://www.lznews.gov.cn:9999/epaper/lzwb/html/2013/02/03/17/17_36.htm，现将那篇文章贴在下面：

《我们曾制作超声波发生器》

 偶尔上网，看到有文介绍超声波今已广泛运用于诊断学、治疗学、工程学、生物学等领域，市面上有多种用途的超声波发生器出售。使我想起1960年5月，我在市一中读书时，参加过的全民超声波发生器制作运动。

 超声波发生器，当时也称为“六零四”，为何叫“六零四”？至今仍弄不明白。而此发生器是何玩意，我当时才是初一年级学生，也根本不了解，同学们也都茫然。只知是与之前“大炼钢铁”、除四害”全民运动声势不相上下的一项“技术革新运动”。

那时的“运动”都是轰轰烈烈的，一些专业期刊如《物理》 、石油炼制与化工》先后刊登了多篇有关超生波及其发生器的科普文章，据说超声波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及日常生活许多方面有广泛的应用，应予普及到各行业各家庭。柳州日报对这一“运动”的意义 、要求及进展也持续作了报道。

柳州市各机关 、企业 、学校人员，一律参与了进去。我们学校领导亦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了动员。

根据学校要求，我们学生只须学习制作能对日常生活中烧水方面起快速作用的超声波发生器。在班主任的指导下，我班几位年龄稍大，平时见多识广 、好动爱思的同学，带动其他同学找材料 、焊接……做成了一个密封的能烧开水的铁罐及用约二寸长的金属管子而成的“超声波发生器”。锤“超声波发生器”需要高技术，既不能将管口完全封闭又不能开口大，更不能在铁罐及“超声波发生器”之间以一根长约一米的胶管连接。

经过几天的制作，我们班开始了试验。

在把铁罐中的水加温前，先将连接“超声波发生器”的胶管折起，使蒸气不至外喷。待铁罐中的水烧开至一段时间，罐内蒸气形成一股力量后，突然将连接“超声波发生器”处折起的胶管放开，并立即将“超声波发生器”插入事先准备好的一面盆水中，只见强大的蒸气流通过器口，发出“嗞嗞”的气流声，这就是所谓的“超声波”，一会儿面盆中的水也翻滚起来。这意味着我们“试验”成功了，全班同学一阵欢腾，班主任还带着几位班干去向学校报喜呢。

当时全校各班级均组织学生进行试验，占用了一定上课时间，甚至挑灯夜战。

幸好整个运动持续时间不长，更幸运的是学校未因此而发生过伤亡事故。数十年后的《柳州20世纪大事记》一书就在“1960年5月2日”条下记道；全市开始开展不切实际的‘超声波 ’、煤气化 ’、反应管道化 ’运动，至28日全市制成简易‘超声波发生器 ’500多种共4.1万余个，……由于缺乏科学性，曾造成重大伤亡事故多起。”在当时那种制作条件下，只要铁罐焊接不牢 、在水蒸气大压力下引起爆炸，或胶管断裂，超过一百度的强大水蒸气流冲出，其后果不堪设想。在这种条件下制作而成的超声波发生器，能应用于各行业各家庭当然只能是虚话。对我们当时的“无知者无畏”，现在回想起来，仍有些后怕。这场“运动”一定程度冲击了我们的学习，不过让我们于几十年前就超前地认识了“超声波发生器”一词，也算是有失有得吧。

对教育科研“大跃进”现象的冷思考  

近年来，在“科研兴校”口号的感召下。教育科研领域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在“校校有课题，人人搞研究”这一浮华的背后，“大炼钢铁”式的思维也不同程度地在教育科研领域被“复制”着。

教育科研“大跃进”现象透视

   1、课题立项政出多门

     “课题立项”是教育科研领域的热词，课题立了项，即是说课题有了主管的“婆婆”，有了正式的“名分”。眼下，课题立项除了教科系统和教研系统两大主渠道外，还有各级学会、工青妇、少先队以及名校长、名教师等系列的课题立项。另外，还有某某总课题麾下的子课题。而上述不同归口的管理部门又各自为政，互不买帐。致使学校课题政出多门。教师疲于奔命。这种课题立项的泛化，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真正的教育科研，使得原本严肃的课题研究烙上了“大众化”“娱乐化”的印记。

    2、人人科研喜忧参半

    “校校有课题，人人搞研究”是当前一句很响亮的口号，这也被视为“教育科研普及化”的重要标志。的确，近年来在“科研兴校”“科研强师”的一号工程中，一些教师在研究中不断学习，勤于反思，改进实践，褪去了“教师匠”的俗气，沾上了“研究者”的灵气。成长为“研究型教师”。但是，不可否认，教师是分层次的，我们只可能让每一个教师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却不可能使每一个教师都成长为研究型教师。实际上，确有为数不少的教师本身并不擅长研究。只是为了应付学校的要求，为了完成研究而研究。这样的研究，除了消耗教师的时间和精力，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外，别无意义。

    3、量多质差劳民伤财

    由于学校立项课题泛滥，教师人人参与研究，于是，“重立项，轻研究”“重开题，轻结题”现象的严重存在也就不足为奇。正像当年大跃进“全民动员，大炼钢铁”“小高炉遍地开花”，炼制的钢铁虽然数量不少，但大都是无法再加工的废品一样，学校的课题研究也是量多质差，劳民伤财。实际上，很多课题都是采用网络下载、东拼西凑的方式来完成所谓的“研究”。而学校为了使课题能够获得较高奖项，不惜重金聘请专家“指导”“鉴定”，其所花费用远远高于课题研究本身，有的甚至高达十几万之多。

教育科研“大跃进”现象剖析

    1、“科研兴校”盲目跟风

    当今，“科研兴校”成为了一种时尚，“教育科研是第一生产力”也被很多人奉为至理名言，似乎哪个学校不重视教育科研，就是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很多学校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科研兴校”的道路。科研兴校用什么来体现？那就是轰轰烈烈的课题研究，如果学校没有几个立项和获奖课题，似乎就显得不那么顺应教育形势的发展，也就显得“理不直而气不壮”。于是，学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创造了教育科研的“辉煌”。而这种实际上的“校兴科研”，与“科研兴校”的本意则相差甚远。

    2、“科研考量”逼上梁山

    学校之所以热衷于课题研究，尽力追求高级别的课题立项，这跟有关部门对学校的科研考量有直接关系。如不少地方规定，参评省一级重点普高的，必须有获省二等奖以上的课题研究；参评国家级重点职高的，必须有获省三等奖以上的课题研究等。此外，在各种各样对学校的考量中，如文明学校、绿色学校评比等，也有对课题立项或获奖的要求。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学校是“无课题不先进”，课题研究似乎成为提升学校办学层次的“不二法门”。在这样的考量指标下，“立项就是硬道理”“获奖就是硬道理”，如何追求有档次的课题立项，如何邀请大牌专家的指导、鉴定，如何进行别出心裁的外观包装，就成为不少学校开展课题研究的“主旋律”。

    3、“科研实惠”牵强上路

    对于不少教师来说，虽然对课题研究并不那么感兴趣，而且也无暇参与课题研究，但一旦课题立了项，或课题获了奖，则享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时下，教师在参加职称评审或名优教师评选中，与上述科研考量学校一样。课题研究同样必不可少。于是，参加课题研究的教师就有了这方面的优先权，如果能获奖则更是“锦上添花”。这样一来，虽然不少教师并不擅长于课题研究，但在“科研实惠”的催化下牵强上路。于是，“人人科研”的大好局面出现了，而“人人科研”却导致很多教师怨声载道，因为科研对他们来说，除了少数教师获得以上实惠外，对大部分教师而言，只是徒增思想压力和工作负担。

    教育科研“大跃进”现象反思

    教育科研“大跃进”只是一种“虚热”，不利于教育科研自身的长远发展。为了使教育科研走出这一误区，必须重新审视教育科研在“兴校”“兴师”中的作用。

    1、教师：未必人人参与科研

    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教书育人，教师的工作对象是不断成长中的学生，这就要求教师更好地去研究学生、研究自身的教学。可以这么说，教师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教师是研究者”，教师需要在研究的状态下工作。

    但是，这里的研究，绝非指有着严格规范的课题式研究，而是教师对自身教育教学中的问题进行反思性的实践研究。其实，在西方，中小学教师占主流的研究也并非课题式研究，而是日常教育教学实践的研究，而魏书生边教学、边研究的成功经验，同样不属于规范化的课题研究。

    当然，如果教师自身对课题研究产生兴趣，而且设想突破某一方面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那么，尝试开展课题式研究也理应得到鼓励和支持。

    2、学校：未必个个立项科研

    教育科研的价值在于促进学校的管理，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等，这些都是科研在兴校中的作用。但是，对于有些学校来说，教师的教育科研能力并不强，学校开展课题研究的条件并不成熟，这就没有必要盲目申报课题立项和研究。

    其实，对许多学校来说，营造一种浓郁的研究氛围，并非只有通过课题立项和研究这“华山一条路”。如可通过建设学习型校园，激发广大教师的求知欲；可邀请专家学者来校授课，引领广大教师转变教育观念，提高研究的意识和能力；可定期召开研讨活动，挖掘日常教学和管理中亟待解决的矛盾，并通过群策群力解决实际问题等。

    校长要走出“课题崇拜”的误区，实际上，没有价值的课题研究或条件不具备的课题研究，还不如扎扎实实地提高教师素质显得更为务实。

    3、科研部门：未必技校指导科研

    在教育科研工作的推进过程中，教育利研部门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其中的—个作用就是通过课题指导，为学校的改革和发展服务。但是，这并不等于教育科研部门对学校课题指导“有求必应”。

    首先，教育科研人员有着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工作任务，对学校课题指导“有求必应”势必分散时间和精力；其次，教育科研人员往往兼有指导者、鉴定者和评审者“三位一体”的身份，对学    

    校课题指导（鉴定、评审）“有求必应”，频繁出入于学校，势必为学校教育科研的“虚热”推波助澜；最后，教育科研人员并非“万能”的专家，不是什么课题都是有能力指导的，对学校课题指导“有求必应”，在指导过程中“驴唇不对马嘴”的错位难免贻笑大方。

    事实上，课题管理是有层次的，教育科研人员只有在自身的职责、专业范围内，并对学校发展有一定研究价值的课题进行指导才是应当和必要的。

    4、行政部门：未必事事插手科研

    近年来，在各级课题研究中，教育行政部门领导领衔的课题越来越多，但这对教育科研发展来说并非福音。

    一是因为教育行政领导参与课题研究，很容易造成“以决策取代研究”，降低研究的科研含量；二是因为教育行政领导领衔课题研究，从申报立项开始，就享受着“一路绿灯”，无论是研究中的专家指导，鉴定中的专家结论。评审中的专家评价等，都使教育科研的公平、公正蒙上阴影；三是因为教育行政领导插手教育科研，是在有限的立项、评审资源上“与民争利”。

    行政决策借助于教育科研，将使决策趋于明智和科学，在这里，教育行政部门完全可以运用课题招标的方式，而没有必要“越俎代庖”，直接参与课题研究，给教育科研的“虚热”再添一把火。

    5、考核评估：未必每每挂钩科研

    当前，学校变成了“科研战车”。教师有着浓郁的“课题情节”。这跟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教师考核评估中每每有科研要求紧密相关。

    实际上，对学校每一项评估考核都与科研挂钩并无必要，如对于校本教研示范学校、教育科研示范学校等评选，提出科研方面的要求并不过分，但如果是对文明学校，绿色学校等评选，硬要提出科研要求的话，只能迫使学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同样，对教师年度考核、职务评审、先进评选等都与科研挂钩也并无必要，如对教师考核，未必年年都要求有课题结题或获奖，而规定在三至五年内达到该要求就比较合理。同时，学校在对教师的科研考核上，要允许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如教育叙事、教学案例、教学实录等都可以纳入到教师的教育科研成果。

    为促进教育科研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希望能看到这样的一天：研究成为教师的生活方式，他们享受着成长的快乐；课题研究不再是学校的“金字招牌”，而是为了促进学校的改革与发展；课题评审不再出现种种不公平现象，而是真正起到引领和激励作用。如是，教育科研“大跃进”的现象将不复存在，教育科研将真正成为促进学校内涵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来 源： 教书育人·校长参考2008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