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建议: 国家启动“新时代上山下乡工程”, 即科技创业-乡间别墅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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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国家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
习风堂即大兴学习之风之讲堂，我们秉承“大兴学习风、凝聚正能量、传播好思想、共筑中国梦”的宗旨， 大力倡导践行“仁德为本、知行合一、无我利他、向上向善”的理念；专门致力于宣传国家主流价值观，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毛泽东思想及习近平系列重要思想；积极推广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管理思想而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管
编者按：近日，北大教授于鸿君就大学生就业问题撰文《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以下为文章全文。
（一）
当前，受金融危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据统计，2009年全国有610万高校应届毕业生，历年累积的未就业的大学生有250多万，目前全国共有860万大学毕业生等待就业。同时，2000多万失业农民工同样需要就业，还有几百万自然增加的青年等待就业，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如复转军人、新增农民工等。据测算，今年全年新增城镇就业岗位最多为900万。两者之间的缺口显而易见，结合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我们面临的就业形势是极其严峻的。
等待就业的860万大学毕业生是家庭和国家培养的最为宝贵的人力资源之一，如果得不到充分就业，不仅是家庭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会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行。因此，做好当前大学生就业工作，是我们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
但是，城市的就业容量十分有限，历年累计的250多万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就是明证。长期累积下去，没有哪个社会能够负担，而且愈来愈严重，人力资源的浪费也将长期存在。因此，必须以改革创新的思路，立足长远发展，面对严峻现实，转变就业观念，拓宽就业渠道，千方百计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二）
农村是中国历来最广阔的就业渠道，是有效释放就业压力的“安全阀”，也是改革开放30年以后，最迫切需要人才的地方。在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上，我们同样“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采取组合政策积极引导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就业，通俗地说，应该及时启动新时期的上山下乡工程。
具体说，选招200万大学生到农村任教师、医护人员、农业技术员、公共服务人员和“村官”，也可以安排到农业产业化企业中。每人同时联系一户村民，帮助其脱贫致富。也可以如中国人民大学王亚君同志建议的建立“知识青年基地”。每批期限可安排2年，期满可以返回重新参加毕业分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给予特殊补贴每人每月4000元左右，总计支出为2年2000亿元左右。
（三）
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可以一举多得，体现突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政治效益和文化效益。
首先，可以有效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如果连续实施三期，可以解决600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近几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将得到大大缓解。
其次，可以把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依靠高素质人才参与，如果农村不能有效聚集高素质人才，新农村建设就不具备可持续性，从长期来看，新农村建设很可能蜕变为“走过场”。换句话说，新农村建设首先是高素质人才向农村积聚，这是基础，是前提，也是保障。没有高素质的农村人口，没有农村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新农村。
第三，可以实现中国城乡人力资源对称性流动和置换，显著优化中国当前的人才布局。目前，城市和农村的人才分布极其不合理，在这样的状况下，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是不可能的，因为城乡差别的根源是人口素质的差别。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农民工进城，大学生下乡，形成人力资源的对称性流动和置换，很可能是城乡一体化的“破冰”之举。同时，有助于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和传统习惯。当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客观上形成双向互动式教育，他们也改变了农民，如生育观念、卫生习惯等，甚至能够改变农民子弟的命运
第四，可以使大学生深入了解国情，有效锻炼人才队伍。大学毕业生知识丰富，思维敏捷，富于创新，但缺乏了解国情特别是中国最基层7.9亿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有的甚至整天吃馒头但没有见过麦苗。一个不熟悉广大农村的人不可能担当大任，一个没有切身体验农民疾苦的人，不可能对农民产生真正的感情。同时，一个不经历艰难困苦的人也难以成为杰出人才。近年来，许多当年的知青在假期都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到曾经插队的地方体验生活，从农民身上学习敦厚传统和善良品德，确实是远见之举。2年的农村生活定会使当代大学生受益无穷，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的杰出人才将大批产生于这批大学毕业生中。
第五，可以有效缓解农村“三难”问题，即“孩子上学难，农民看病难，获得农业技术和信息难”。“上学难”的症结在于缺乏高素质师资，“看病难”的根源之一在于缺乏经过基本教育的医生和护士，“获得农业技术和信息难”则源于缺乏相应的专业人才，甚至缺乏会熟练使用互联网的人才。毫无疑问，新时期的上山下乡工程可以大大缓解这些问题。
为此，应该积极研究并尽快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既是当前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的急迫需要，也是立足长远、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战略举措。
（四）
顺利实施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需要从思想观念上突破两个误区：
其一，大学毕业生难以适应农村艰苦的环境，而且到农村就业没有面子。应该明白，单靠城市不可能长期支撑如此庞大且越来越沉重的就业压力。今天的农村不同于1970年代的农村，今天的上山下乡也不同于那时的上山下乡。经过30多年的发展，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才市场需求越来越大，生活条件虽然不如城市，但基本条件还是具备的。中国7.9亿农民不是一辈子都生活在那里吗？大学毕业生连2年也坚持不下来吗？至于“面子”问题，更是多余。只要在农村能够得到发展，干出一番事业，“面子”自然会有。难道在城市失业，大学毕业后依靠父母过日子就有面子吗？完全可以预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会出现在农村，大学生并不只为城市培养。当然，如果现在能够在城市找到工作甚至很好的工作，那就不必到农村就业。并不是说每个大学毕业生都必须到农村就业。
其二，到农村无事可干，专业不对口会形成人才浪费。农业产业化、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甚至维持、农业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农村多方面综合信息的获取、农村公共服务方面以及农村事务管理，都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只要通过磨合实现对接，大学毕业生在农村确实大有可为。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应当避免“眼高手低”，期望值也应当适中。至于担心专业不对口造成人才浪费，也不必过分夸大。目前的大学生就业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毕业分配有很大不同，专业对口率越来越低。其实大学四年学习依然是素质提升为主，如果一个人抱定终身从事自己在大学所学的专业，固然很好，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才流动会表现出更多灵活性。许多杰出企业家都不是学工商管理，更多的是在大学期间学习非管理专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MBA、EMBA和EDP学员的第一学历专业统计结果就是明证。相信每个人都会同意一个观点：在城市失业造成的人才浪费要显著大于在农村就业的浪费程度，尽管是非专业对口就业。
其三，这笔特殊补贴从哪里来？国家有这样的支付能力吗？应该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此次拿出4万亿元应对金融危机，这在5年前都是不可能的。实施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第一年多支付1000亿元解决200万人在农村的就业问题，只是其1/40。以后逐年增加1000亿元，也是财政收入增长所能够承受的。但解决的问题则是紧迫而又重大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中国社会的健康运行也能得到较好保障。当然，具体该补贴多少，各级财政如何分担，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其四，强迫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就业，会引发社会问题。我的建议绝没有强迫的意思，反而应该充分尊重就业者的选择。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必须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双向选择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应该给予更高的补贴（每月4000元是一个较高的收入标准），否则没有人愿意报名到农村就业。当然，如果每月3000元补贴具有充分的激励效果，政府负担就会更少。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宁肯在城市失业，也不愿意到农村就业，那这是他的选择，政府和社会应该尊重这样的选择。
其五，新时期上山下乡，只能到偏僻农村吗？这里并不是特指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还包含一些小城镇。但可以积极鼓励他们到老少边穷地区就业，因为那里更需要高素质人才。
其六，只有高额特殊补贴就可以吸引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吗？我建议采取组合政策实施这项工程。如期满返回者继续享有应届毕业生的有关就业政策；参加研究生和公务员考试者，适当降低录取分数等等。
新时代“上山下乡”
2017-09-08
作者邓超超，中山大学社会学研究生。一年前仅仅因为一篇推文选择加入黑土麦田公益，作为第一批去贫困村做精准扶贫的乡村创客之一，她总是用“摸爬滚打”来形容自己第一年的农村生活。捅过马蜂窝，骑摩托车翻过车，和村民拍桌子吵过架，也会和他们感情深一口闷，以前完全没有概念的事，这一年全经历了。
一
自加入黑土麦田，我在农村已经生活一年了。我服务的村子是湖南湘西花垣县最偏远的一个村：雅酉镇扪岱村。它和其他贫困农村一样，偏僻、地少、没劳动力，但和其他农村不一样的是，它很美，118栋石头垒成的房子，让它在当地有着“千年石头苗寨”的美誉。
曾有一群大学生来我们村做短期调研，其中一个人某天跟我说，你们村村民不穷啊，电视、电话、电饭煲，这些电器都有，炒菜里面好多油。
我一时有些语塞。
大概每个人对贫困的理解都不一样。有些人会认为挣扎在温饱线上才是贫困，还有些人会觉得没钱花、被束缚就是贫困，就像以前的我一样。
我读大学的时候很穷。受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影响，父亲开的工厂倒闭，家里突然断了经济来源。读书期间我找过很多工作，发传单，一张回执可以拿到20元。当家教，按小时结75元。电话回访，一天日结100元。在超市里卖一个月的月饼，1500元，最后还被中介坑掉了一半。
然而像是要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被“穷”束缚，我经常到处跑。
旅途中，我买过K打头的火车站票，站一晚上，腿麻了就蹲下，蹲麻了再站起来；买过凌晨的汽车，到站后在快餐店洗漱；曾经全身的零钱只够买一块面包和一瓶水，撑了两天；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个边境小镇，住25块一晚的旅馆，被子已经发臭，半夜里醉酒的藏族小伙在屋外疯狂敲门，我在自带的睡袋里终于崩溃，觉得自己可怜，活该。
毕业前夕，家人替我松了口气，毕竟工作了就可以好好生活了。但后来一位朋友推给我一篇黑土麦田的招募推文，我几乎是读完后就立马下了决定，我要报名。现在想来，那个时候不管不顾做出的决定，可能正是由于过去几年积下的不甘心 — 我想要去改变。
二
下村之前，我觉得自己能够对“穷”感同身受。它是具象的限制，就像只能选择更便宜的商品、只能放弃一些机会。而扶贫，就是想办法让这些限制更宽松一些。
但到了农村才发现，无论是所谓的“衣不蔽体”还是“没钱花”，依然只是流于表面的描述。贫困，更多是一种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渗进日常的方方面面。
它不会击垮你，但会拖累你。
去村民家吃饭，我偶尔会帮忙做菜。有一次装盘后剩下一点见底的菜油，正准备加水洗锅，屋主人拦住了我的手，从旁边拿来一个饭碗，里面盛着之前炒菜留下的、带着渣滓的、黑色的油，她说“下次还能用。”
我想和她说这样不健康，可是又会显得过于矫情。这些事情就像爷爷穿的布鞋上的破洞、阿姨清晨五点走十公里的路去赶集。你看到了，觉得难受，想帮一把，又会觉得无力。买一双新鞋、买一张车票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自己更像是外来人。
要帮助他们，最好的方式是让他们自己不可惜那一点锅底的菜油，让他们自己为自己买一双新鞋和一张车票。在扶贫增收背后，要让他们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让他们拥有安全感和“获得感”。
三
我曾去过广西的一个贫困村，那里的人无地可种，完全依靠政府的低保过活，一个月两百五，省吃俭用倒也可以勉强凑合。访问的村民无一不想要更多的钱、更好的生活，但当问起为什么不去大一点的城市打工补贴家用时，他们摇摇头说太远了。
也许有人认为这不过就是懒的托词，但在我看来，那是他们对未知和风险的恐惧，所以宁可一个月只花两百五，也不愿意尝试新的可能性。
但机会总是伴随未知和风险。因此，在和村民一起做事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降低大家对未知的恐惧，让他们相信我们。但同时，我们又需要让他们共同承担一部分风险，因为扶贫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并肩作战。
去年年末，黑土麦田的项目地集中举办了一场年货节，村民负责生产当地特产，我们负责包装和推广，销售所得便分给村民。扪岱村的农产品是湘西腊肉和苞谷烧（当地一种玉米原浆烈酒）。通过各方的努力，我们争取到了一些销售渠道，几乎在生产之前就可以保证“不会亏钱”。
但我们不敢和村民这样说，否则这只是一种变相的直接给钱。因此，我们设置了两种参与方式，一种是直接和合作社现金交易，钱货两清，另一种是先以产品入股，事后再给分红。去每家每户收猪肉或苞谷烧前，我都会强调“有可能赚钱，也有可能亏钱，如果选择后一种方式，那就赚钱一起分，亏钱一起担”。
最后，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村民选择了第二种方式。
那次年货节，扪岱村的销售额超过十万元，合作社社员除了成本，额外还拿到了平均一千多元的分红。而那些选择第一种方式的村民，年后找到我，问今年还卖不卖腊肉和苞谷烧。
四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即使村民因为相信我们而愿意和我们一起承担风险，因为承担风险而愿意更积极参与合作社事务，但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些参与还是会消失。最重要的是内生动力。然而，内生动力在哪里？
我们把目光放在了当地青年人身上。
既然黑土麦田能通过对接资源支持优秀的大学生去贫困村投身扶贫事业，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自己和机构的资源也为当地的青年人提供创业支持？
今年三月份，第一届15名驻扎花垣县的黑麦创客联合发起了“海客计划”，旨在匹配资源和培训，扶持当地一批优秀青年人创业，通过创业带动更多贫困户，回馈家乡。
我们陆陆续续举办了8场宣讲会，邀请一些知名企业家前来和当地青年人交流，讲述自己的创业故事，激励大家的创业热情。
这些当地青年人，才是真正的内生动力。
海客计划虽然才刚刚起步，但一些变化已经在发生。
扪岱村所在的雅酉镇是吉首市饮用水的源头，当地生产的苞谷烧因为优质水源而拥有优质的口感，加上年货节中得到的良好反馈，我和同事商量决定，将苞谷烧作为重点产业来发展。因此，我们联合了全镇6个村子的7家青年酒户共同成立了苞谷烧合作社。
和上一个合作社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让村民来当理事长。
由赋权带来的激励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这位理事长，一位27岁的年轻人，为了推进项目进展，主动提出每两周要开一次例会；想学习如何经营一个合作社，一天之内看完了我推荐的稻盛和夫的《干法》；甚至主动安慰我，失败一次没关系，继续做就是了。
因为时不时会有一些媒体过来采访，我们通常会介绍他们去社员的酒坊拍摄。其中一位社员的酒坊，每次去都会有一些新变化，黄土地变成水泥地，木桶换成陶罐，最后干脆新建了一个酒坊。他跟我说：“不能让人家每次过来都拍一样的东西。”
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是他们在推着我做事，说实话，这种感觉实在很棒。
五
如今，我在扪岱村的生活满一年了。
一年前，我觉得我是去帮助农村，农村缺少人才，黑土麦田正是把人才输送去农村。但经历这一年，我的想法变了。
我们的到来不仅是为了填补匮乏的资源，更是为了撬动更多的可能性。就像多米诺一样，我们要做的是第一张牌，让资源去吸引更多资源，让当地人去影响更多当地人。
扶贫不是单打独斗，村民做了些什么，也许比我们做了些什么更为重要。所以，我现在非常期待接下来的一年，大家会一同做成什么。
撰文：邓超超，部分照片由归来、李志宏、吕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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