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提案取消"帽子"谈何容易?! 长江学者等称号使学术界变名利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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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教授张雄：

长江学者等称号使学术界变名利场，应取消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台湾籍全国人大代表、同济大学教授张雄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取消长江学者之类学者称号评选的建议。

建议认为，名目繁多的学者称号已失去其学术品味，更诱导学术界成了名利场。

建议写道，自1998年教育部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为提高中国高等学校学术地位，振兴中国高等教育”，共同筹资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来，各地各方各种学者头衔呈“涌现”之态，计有黄河学者、珠江学者、闽江学者，枝江学者、紫江学者、香江学者、湘江学者、赣江学者、钱江学者、皖江学者、三峡学者、龙江学者、松江学者、两江学者；以山命名的有泰山学者、黄山学者、华山学者、衡山学者、恒山学者、嵩山学者、天山学者、珠峰学者、昆仑学者、井冈山学者；没有名山大河的就以地域命名：绿洲学者、燕赵学者、楚天学者、天府学者、三秦学者、三晋学者、黔灵学者、八桂学者、北洋学者、齐鲁学者、中原学者、东方学者、琼州学者等等。不完全统计达50种之多。

名目繁多的学者称号的背后是每年层层叠叠的学者称号评选活动。评选学者称号原本是为了选拔高层次学术带头人。由于目前学科评估、国家实验室评估有关人才团队评价体系是以拥有学者称号的人数多少为量化指标，学者称号可谓是举足轻重。不少高校为了提升人才评估指标，不惜用百万年薪挖走兄弟院校“长江学者”或“国家杰青”，造成学校之间反目之事时有发生。对于青年学者个人而言，学者称号不仅仅是名誉声望，更是获取科研资源、高薪酬和行政职位的筹码。有没有这些称号关涉到能否获得学术职位、获得国家重点项目和基金资助，事关学术前程，青年学者岂敢掉以轻心。青年学者们在称号、项目林立中忙于申请、报批，如何能够心无旁骛，专注于学术研究工作。学术研究须有宽松的学术环境，人为设置种种名利学术称号，诱导学者趋之若鹜，其内涵就是学术大跃进。长此以往，学者称号越来越多，而学术空间却越来越逼仄，青年学者的人格、特性和锋芒也越来越萎缩。在这种氛围中，那些认真教书、埋头做学问的没有任何称号头衔的青年学者没有发展空间和宽松的学术环境，则会诱导青年学者热衷于争抢学者称号，使学术界变成了名利场，实在令人担忧。

张雄代表建议教育部终止“长江学者”之类学者称号评选活动。

2 

没有人才帽子

就不是人才了? 

作者| 崔健 已有 9259 次阅读 2017-4-22 11:54 |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1839年当龚自珍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时, 他可曾想到近200年后的今天, 人才的定义要用帽子来衡量? 当浏览现如今高校招聘启事时, 开出的招聘条件都似曾相识. 人才被分门别类为院士, 长江, 杰青, 千人, 青千, 拔尖, 新世纪, 山川河湖,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如果我们把这些帽子串联起来可以发现它们是环环相扣的. 而且现在这帽子的起点就很难达到. 这注定了帽子游戏是少数人的游戏. 这样的帽子游戏对中国的科研有什么影响呢?这影响是好还是不好呢? 如果从龚自珍的诗句看这肯定是弊大于利的. 从现实分析也是如此.

弊端之一, 马太效应提前显现. 

如果你在博士毕业时或毕业很少几年内做不出大成果那就不可能再做科研了. 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现实. 因为不可能每个搞科研的人的课题都是短平快高大上的, 你的科研成果很大程度上不能出现在高大上的期刊上. 而且那些高大上的期刊审稿过程艰难而冗长. 所以起点变得非常重要. 导师要有好课题给做, 科研过程很顺利, 文章发表也很顺利. 但是即使这几个关口通过的概率都很高, 经过重重关卡后, 成功的概率也会变得很渺茫. 当然如果导师是业界大佬就另当别论了. 对于一般的导师一般的学生, 这几乎让科研成为不可能.

弊端第二, 冷板凳没人坐了. 

冷板凳对应的都是冷门学科和难啃的骨头. 这跟短平快的”主旋律”是背道而驰的. 做这些课题的人注定是没有前途了. 如果长此以往, 这些领域将会变成科研盲区. 这就像自然环境失去了生态多样性, 科研界失去了生态多样性结果也是灾难性的. 

弊端第三, 搞科研谈兴趣成为奢望. 

人们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但是如果科研成为单纯的追热点,兴趣就会退位或者兴趣就会转移, 转移到科研的相反的方向上去. 现如今的跟风研究在科学网上被抨击很多次了, 很多见解也非常深入, 但是现实中依然如故.

弊端第四, 科研人员之间关系失谐. 

马太效应使得资源越来越集中. 然而有帽子的科研人员不可能事必躬亲. 结果必然是很多没有帽子的科研人员为帽子科研人员服务. 然而他们得不到与帽子科研人员相同的待遇. 其结果就是同工不同酬, 甚至是多做不多得. 长此以往必然怨气冲天. 

弊端第五, 科研人员失去了公平竞争的环境. 

现代社会讲求的是公平. 田径比赛时运动员的起跑线是一样的, 可是在科研领域却并非如此. 帽子成为评价一个人的科研水平的唯一标准.而没有帽子的人将万劫不复. 现在偶尔还能听闻有人年纪很大时做出了特殊贡献, 所谓大器晚成. 现如今讲究的却是英雄出少年. 每每听闻某某年岁不大即获教授职称. 在不远的将来所谓大器晚成的人将像那些濒危物种面临绝迹. 更有甚者, 现在每每招聘评奖都要求有所谓海外经历和年龄限制. 那么没有海外经历就不配成为人才吗? 现如今中国每年毕业的博士生多如牛毛, 他们不去海外给外国人打几年工就不能成为人才? 难道年龄大的就不配成为人才?殊不知屠呦呦也是在30多岁才开始研究青蒿素.

弊端第六, 成功人士狡兔三窟. 

由于中国对人才的渴求度极高, 对人才的约束极低. 很多海外成功人士回国搞兼职, 国内的成功人士在其他高校搞兼职屡见不鲜. 一个人在多个地方占位子, 占资源, 其结果必然是挤占了其他人的 41 43320 41 18020 0 0 4097 0 0:00:10 0:00:04 0:00:06 4097才成功的机会. 

其他的弊端应该还有很多, 

科学网上的很多有识之士都做过了深入论述. 那帽子制度有这么多弊端, 那为什么还大行其道呢? 原因很多, 但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

 现在中国社会都是争分夺秒的办事情. 这样的行事风格在某些行业某些事情上是好的, 但不能推而广之, 尤其是在科研界. 科研成果是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 可没有积累哪来爆发?

第二, 拿帽子来统治科研”江湖”. 

帽子的好处有目共睹. 帽子成为众多科研工作者梦寐以求的物什, 就像百晓生笔下的兵器谱. 众多江湖人士对之趋之若鹜要争个头破血流. 这样的结果不是百花争鸣而是一枝独秀百花残.

第三, 有利于小团体把持科研资源. 

科学界不管是发论文还是申请基金都流行所谓同行评议, 当然现在也包括评帽子. 同行评议的有效性取决于同行能否公平行事. 以如今中国的人情社会, 面对利益相关者很难做到公平对待. 现在高校里徒子徒孙成群结队现象屡见不鲜.

帽子游戏已经显现出了众多弊端但如何克服却没有很好的方法. 但愿将来可以有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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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人才工程的“帽子”

该怎么摘

■本报记者 倪思洁

“长江湘江闽江，江江冠名；黄河辽河海河，河河有份；黄山天山阴山，群山并立；泰山嵩山华山，五岳齐飞；有百人、千人、万人，还有百千万人；有攀登、扬帆、飞天，计划层出不穷；有三秦、燕赵、楚天，尽显‘中国特色’。”

这段话，是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光机所信息光学与光电技术实验室研究员王向朝对当下我国人才计划乱象的总结。

如何不让人才工程的“帽子”与“名利”齐飞，成为正在出席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五次会议的科技界委员们关心的问题。

王向朝统计了一下，目前国家各部委人才计划已近20个，全国各级各类有一定影响的人才计划近百个。每一顶帽子，都与科技资源、职称、评奖、待遇紧密挂钩。

“由于事关前途命运、事关‘功名利禄’，要想在学术界有所建树，抢‘帽子’似乎成了不可不做的功课。”王向朝说，“‘帽子’过多过乱，已经背离了人才计划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初衷，负面效应日益凸显。”

“帽子满天飞”的现象不仅引起了王向朝的关注。去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科技界30组的讨论就曾聚焦于此，当时首先提出这一话题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邢新会。

面对当下的人才计划乱象，邢新会不禁向《中国科学报》记者感慨，与以往相比，现在“帽子”多了不少，有一些人才工程的初衷是好的，但随着“人才工程”的泛滥，年轻人都以戴上“帽子”作为追求，而不去真正热爱科学，投身于科研事业，更无法安心地去创新。

“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戴上了帽子，就好像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邢新会说。

在邢新会提出“帽子工程”乱象问题后的一年里，这一提案得到了中组部等有关部委的关注，邢新会也发现了一些变化。“一些人才工程已经不再允许一人戴多个‘帽子’了。”邢新会说。

不过，在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所研究员何力看来，“帽子工程”问题的解决比说起来难得多。“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什么大的转变。”一谈及这个话题，何力几乎停不下来。在他看来，人才计划乱象的背后，是科技评价体系的乱象。

“科研评价越改革，评价的量化计算公式就越复杂。”何力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作为科研的指挥棒，人才评价不能再只关注论文数量、专利数量。

对此，王向朝也建议，有必要完善评选机制，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让公众参与监督。评选标准的设定以实际能力和潜力为核心，避免盲目重海外轻本土、重学历轻能力、重论文轻实际贡献。完善跟踪评估和淘汰制度，评估不达标者予以“摘帽”。

与此同时，在国内，不少戴着“帽子”的科研人员在申请项目时成功率会高很多。“‘帽子’成了一个加分项。”何力感慨，在国外，“人才帽子”只是一种荣誉，与科研评价并不挂钩。

“解决人人追求‘帽子’的问题，首先要剥离‘人才工程’的利益因素，让‘帽子’回归为一种荣誉。”邢新会说。

王向朝建议，在顶层设计方面，应该对当前国家层面上的各种人才计划梳理整合，建立一个完整的人才计划体系，避免政出多门、定位重叠问题；限定同一申请人的人才项目申请数量，避免一人多冠，赢者通吃；针对高层次人才建立薪酬福利指导制度，一方面让高层次人才的收入与其贡献相匹配，另一方面设定薪酬上限，避免不正当竞争。

“地方政府梳理本地不同层次的人才计划，使之符合国家发展规划并适应地方特色；建立地方的科研经费统一申报平台，避免科研经费重复资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王向朝说。

《中国科学报》 (2017-03-05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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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帽子”满天飞 ，

乱了人心误了青春

2016年03月28日09:18  新闻专栏  作者：知识分子  我有话说(240人参与)

人才“帽子”满天飞，乱了人心误了青春

　　编者按： 

　　你有“千人”、我有“万人”，你有“长江”、我有“黄河”……近年来，各部门，各省市出台的创新人才计划有近百个，名目繁多的“帽子”满天飞，为全世界独有。科技界的有识之士为此深感忧虑：五花八门的“帽子工程”把青年创新人才的方向导偏了、心思搞乱了，评审异化为拼关系，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生态，加剧了学术界的浮躁学风。他们一致呼吁：对当前名目繁多、重复交错人才计划尽快梳理整合，创造一个让年轻人静下来的创新环境。

　　文/柏木钉

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引进、培养一支潜心科研的高素质青年科技队伍至关重要。

近些年来，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纷纷推出各种名目的人才计划，在吸引、培养创新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帽子”过多过乱，其引发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

科技界的有识之士为此深感忧虑：五花八门的“帽子工程”把青年创新人才的方向导偏了、心思搞乱了，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生态，加剧了学术界的浮躁学风。他们一致呼吁：对当前名目繁多、重复交错人才计划尽快梳理整合，创造一个让年轻人静下来的创新环境。

1. 

你有“千人”、我有“万人”，

你有“长江”、我有“黄河”……

名目繁多的“帽子”满天飞，全世界独有

在前不久召开的两会上，科技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杨玉芳的发言引发强烈共鸣：近些年来各部委、各省市、各单位推出的人才计划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央各部委、单位的人才计划近20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俗称“杰青”)“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简称“优青”)，教育部有“长江学者”、“青年长江学者”(俗称“小长江”)“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中组部有“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 “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科技部有“万人计划”“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国科学院有“百人计划”“新百人计划”，中国农科院有“青年英才计划”，人保部有“百千万人才工程”，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有“香江学者计划”……

加上各省市的各类人才计划，比如“黄河学者”“泰山学者”“黄山学者”“楚天学者”……等等，全国各级各类的创新人才计划有近百个。

“‘人才帽子’漫天飞的现象，在全世界绝无仅有。”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化工系副主任邢新会指出，各部门、各省市推出人才计划的初衷无无疑是好的，在吸引、支持青年创新人才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这些人才计划政出多门、定位重叠、标准不科学、评选不公平、管理不完善，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正日益突出，应予高度关注。”

2.

评价标准不科学，

评审过程掺杂太多人情因素，

许多评审异化为“拼关系”

“我们系前年引进了一个非常好的年轻老师，他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后，到美国读博士后。他回国后做的工作非常出色，被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权威科技杂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技评论》(TR)评选为2015全球杰出青年创新家(每年在全球评出35位35岁以下学术界和工业家的创新精英)。但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他回国后连续两年申请‘优青’，都莫名其妙地落选了。”邢新会对类似事件深感不解，“我们系还有两个非常不错的青年人才，去年参评教育部‘小长江’时也意外落选。”

据记者了解，有类似遭遇的高校、科研单位还有很多。

为什么类似现象会频频发生？

“原因之一就是科技人才评价标准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原总工李莉认为，评选人才计划的根本标准应该是创新能力和潜力，而不是简单的“数数”。“正确的评价应该是根据不同科研活动的不同性质，采用相应的标准分类评价，但现在是不管你搞什么，一味看论文数量、影响因子、专利等数字指标。”

“现在全国的人才计划那么多，导致评审的工作量非常巨大。许多评审专家叫苦连天：不是在评审，就是在去评审的路上。” 去年刚当选的中科院的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邵峰说，“这不光浪费了大量的行政资源，也直接导致评审专家不可能花足够时间去认真评审，结果只能去数申请者刊发的论文数，或者看他过去戴过什么‘帽子’。”

受访人员指出，比评价标准不合理更“要命”的，是评选过程中的“拼关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院士曾多次受邀评选“千人”“杰青”和“长江”，每次评选之前都会接到许多“说情”的电话、短信。“其中有的来自被评者本人，有的来自被评者的导师或者所在单位的系主任甚至是校长，措辞不一、主旨相同，就是请求‘关照’。”他告诉记者，“我曾私下里问过其他评委，他们都用‘防不胜防’‘络绎不绝’来形容‘打招呼’的。”

“现在人才计划的评审标准，逐渐异化成了 ‘拼关系’。”邢新会说，“在科技界别的小组会上，许多委员反映，现在往往是谁的导师名气大、运作能力强，谁就能拿到‘帽子’。许多青年教师甚至开玩笑：‘文革之前怕‘戴帽’，现在都怕‘没帽戴’；当官拼爹妈，‘抢帽’拼导师’。”

“我国本来就是讲关系的人情社会，科技界的‘拼关系’由来已久、屡禁不止。”邢新会不无担忧地说，“如果任由各类人才计划评选中的‘拼导师’风气蔓延，就会让更多博士(后)毕业的年轻人在工作之初就染上投机钻营的恶习，必将贻患无穷。”

3.

名目繁多的“人才计划”

把青年人的眼光聚焦到了“帽子”上，

偏离了科研的正确方向，贻误了科研的黄金时期

为什么青年科研人员如此热衷于“抢帽”？

“因为‘帽子’是与科研资源紧密挂钩的。”邵峰研究员说：“我到国内的多个大学、研究所讲课时，许多青年教师跟我诉苦：如果45岁之前没拿到“长江”或者“杰青”，就意味着我的科研生涯就结束了。”

邵峰解释说：如果你45岁之前没拿到“杰青”或者“长江”，后面就很难申请到独立承担的课题、只能为“大牛”打工。“更让人担忧的是，现在‘小帽子’、‘大帽子’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帽子链’。比如，如果你要想当院士，首先最好是‘杰青’；如果你想拿‘杰青’，你最好先拿到‘优青’。”

“现在‘帽子’不仅和科研经费挂钩，而且还和晋升职称、评奖、待遇都挂上沟了。”据邢新会介绍，拿到“帽子”的人才在单位里就成了名人，各方面的名利会接踵而至——带上“帽子”的少数人和没有拿到“帽子”但同样优秀的人才，形成了鲜明的待遇反差。

“搞人才计划的初衷，是激励、支持年轻人更好地做科研，但事实上却打击了更多年轻人的积极性。”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研究所主任陈进说，“本来大家水平都差不多、待遇也差不多，结果就因为你戴上了某顶‘帽子’，不仅拿到的支持经费多了，而且享受的待遇也高出一大截——没拿到‘帽子’的人怎么想？他们的积极性怎么调动？”

“科学本来看重民主、平等，打破权威。现在可好，‘帽子工程’变成了‘人为制造权威工程’，把科研人员分成了三六九等，不仅容易造成关系隔阂和交流障碍，而且会扼杀多数年轻人的创造潜力。”陈进研究员说，许多人一戴上“大帽子”，就会觉得自己神得不得了、成了高高在上的权威；不明就里的年轻学生和局外人，也往往把他们奉若神明。“这无异于拔苗助长，把本来有希望成为科学大家的好苗子捧杀了。”

“‘抢帽子’更大的恶果，是把科研的方向引导偏了，贻误了科研的黄金时间。”邵峰说，由于评审时往往是数论文数，而在科学上越难的问题越不好发论文，容易发论文的题目往往不是真正的科学问题，“许多年轻人为了凑够论文数、拿到‘帽子’，就挑选那些容易做的题目做、先发够论文再说，至于所做的题目是不是国际领域重要的科学问题，就顾不上考虑了。结果，做的研究只是修修补补的工作，而不是引领性。等到你拿到‘帽子’、想起来再做的时候，那个重要的科学问题很可能早就被别人做了，机会和时间就白白耽误了。”

“事实的确如此。许多人为了拿到帽子，哪个题目热门做哪个，结果都是在别人屁股后跟风，很难做出原创性的工作。”邢新会说，我国每年评选的“大帽子”人才有数百个，而真正做出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的，又有多少？

“‘帽子漫天飞’还导致‘转会’成风。”杨玉芳指出，现在全国的高校、科研院所都在提高价码吸引人才，一些有“帽子”的科研人员为了得到更多经费、提高待遇，频频“转会”、重复“带帽”。“这不仅造成科研资源过度集中，还严重破坏了学术生态、败坏了学术风气。”

4.

应对之策：

对现有人才计划梳理整合，

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青年人才支持计划

“帽子工程”泛滥的现状，也让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王小凡忧心忡忡。多年来他一直关注并参与国内多个人才计划的实施，提出的许多建议得到采纳。

“现在中国有人有钱有设备，可以说是做科研的黄金时期，不能让这些五花八门的‘帽子’把资金浪费了、把方向搞偏了、把风气搞坏了。”王小凡与上述受访者达成的共识是：对当前的各种人才计划梳理整合。涉及中年人才的，该提高质量的提高质量，该合并的合并，该取消的取消；对于涉及青年人才的人才计划，统一归并为“国家青年创新人才支持计划”，把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高效利用，由一个部门牵头实施，搭建一个公平、开放、高质量、持续支持的国家级人才支持平台，早日形成健康的创新环境和学术生态，让青年人才静下心来，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创新上。

为把国家青年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好，受访者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在支持对象上，考虑到近年来国内知名高校、研究院所已培养出一批非常优秀的博士、博士后，建议对海外归来、国内培养和外籍青年人才一视同仁，让他们在一个平台上公平竞争；

在评选标准上，以创新能力和潜力为核心，根据不同的科研性质，制定科学的分类评价指标，高标准选人；

在支持力度上，可参考“青年千人”，根据不同性质科研活动的实际需要，尽量支持到位；

“人才计划名目繁多、杂乱无序，

导致人才称号过多过滥的问题也愈演愈烈。”

今年两会上，九三学社中央一份大会书面发言戳中了学术界的痛处。

据统计，我国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分别有人才计划84个和639个，市县层面人才计划更是多不胜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教育部有“长江学者”、“青年长江学者”、“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中组部有“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

形形色色的人才“帽子”与资源、待遇、职称、评奖密切挂钩。想在学术界有所建树，抢“帽子”成了不可不做的功课。九三学社痛陈：人才称号过多过滥与人才计划培养人才的初衷背道而驰，亟须统筹治理。

“帽子”的光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说，不可否认，人才计划实施对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重要作用，也促进了一批人才的成长。钱锋早年间就曾是上海“曙光计划”的受益者。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副校长汪小帆也认为，为优秀人才授予称号，为他们提供相应的荣誉和研究条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激励手段。

如今人才计划早已实现从0到1的突破，各种称号都出来了，问题也出来了。评价一个人，往往不是看真才实学，而是看“帽子”；评价一所高校，往往不是看教育科研成果，而是看有多少“帽子”学者。“帽子”的光环俨然遮蔽了学术与教育，成为学者竞逐、社会膜拜的对象，很大程度上颠倒了名实关系。

人才称号过多过滥无助于激励科研创新，反而扭曲了人才成长环境。汪小帆说，“很多青年学人有这样的感受，我拿到一个称号，别人拿了两个、三个了，我不多拿点好像就不行。如果这些称号他都要拿，你说要花多少精力？”35岁之前当“优青”（“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和“青长”（“青年长江学者”）、45岁之前当“杰青”（“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长江”（“长江学者”）、50多岁当院士，已成为许多年轻科研人员心照不宣的奋斗目标。正如已故院士王选所说：“我38岁时，站在研究的最前沿，却是无名小卒；58岁时，成为两院院士，但是两年前就离开了设计第一线；到现在68岁，又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但已经远离学科前沿，靠虚名过日子。”

 “帽子”的暗战

人才称号评选一般以论文数量与质量为基本条件，很多科研人员为“争帽子”往往片面追求论文数量，避开难以快速出成果的研究方向，助长了浮躁的科研风气。抢“帽子”使很多青年人才偏离了正确的研究方向，为凑论文、拿“帽子”，不做重要的，只做短平快的；不做原创的，只做跟风的；结果是离论文近了、离成果远了；离“帽子”近了，离贡献远了；也加剧了“以论文数量论英雄”的浮躁之风；另外，抢“帽子”也助长了学术界拼关系的不良风气，一些年轻人因此在工作之初就习惯了投机取巧。

大大小小的“帽子”已形成环环相扣的“帽子”链。一位青年学者吐露，如今各类科研项目申请表格上，常设称号一栏，已经拥有人才称号的学者容易获得更多项目与称号。一顶“帽子”带来更多“帽子”，赢者通吃的局面在加剧。

各种“帽子”满天飞，与此相对应的是各个高校对“帽子”人才的争夺战。高层次人才招聘明码标价已成为业界惯例。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背后主要原因是我国在评价大学的学科实力、师资实力时，都采用有多少“帽子”人才这一重要指标，诸如院士多少、千人计划学者多少、长江学者多少等。因而，大学纷纷追逐有人才头衔的教师，最终形成了有‘帽子’的人身价越来越高的局面。”

鉴于培养名院士、千人学者、长江学者需要较长的周期，很多高校就把精力用到“引进”有头衔的人才上，而且不惜花重金。一些中西部地区的高校，由于办学条件有限，每培养出一名获得“头衔”的人才，都面临被东部地区、发达地区高校用重金挖走的风险。

“帽子”的祛魅

经济要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人才计划也是一样。钱锋说：“人才计划到了需要规范管理的时候。比如，是不是可以规定‘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每人只可申请其一？又比如，是不是可以避免重复出台同一级别的人才计划，等等？”汪小帆也建议，相关部门整合人才称号，让青年学人把时间和精力花到研究上去。另一方面，汪小帆认为：“这并不是要减少对优秀人才的激励，而是要在整合的基础上对优秀人才给以更为有力更为有效的支持。”

九三学社中央则建言：首先要推动人才称号“去利益化”。学科设置、重点学科评选、科研启动经费、个人升迁以及学术成果评价等，应与人才称号脱钩，把人才称号还原为反映科研贡献和学术能力的一种科学荣誉。多数的西方发达国家，人才称号只是一种荣誉头衔，反映对科研贡献、学术能力的认可，并不附带任何的经济或者行政权益。九三学社建议，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切断人才称号背后的利益链。

整治人才称号过多过滥，还需要改革对人才评价的体系，从重 “结果”到重“过程”。熊丙奇说，这和对学生的评价一样，不能只重视最后的结果，而忽视其成长的过程，比如，重视大学生就业，结果评价是看就业率，而过程评价则是看学校怎样对学生进行教育教学和就业服务、指导。他认为，评价学者的能力、贡献，应该更加关注“过程”。过程评价不在乎论文是否发表，而在乎论文本身有无创新价值，即便一名教授长达七八年没有发表一篇论文，可是，专业同行评价其正在做十分有价值、难度极大的突破性研究，照样会给予肯定性评价。

同样道理，要让高校不以头衔论人才，需要改革对高校的评价体系，不以“帽子”人才多寡论高校实力。钱锋说，可喜的是，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这种变化已经体现出来，“帽子”指标正在淡化。专家和委员认为，评价高校学科和师资建设，也应从重“结果”转向重“过程”。过程如何评价？对此，汪小帆说，根本上要看优秀人才和高校能否把主要精力用于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

栏目主编：张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