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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偶然在一份杂志上看到，中国目前最值钱的人就是袁隆平，单他个人的品牌价值就达到数十个亿，超过了中国对美国最大的一宗出口——小巨人姚明的品牌价值。

事实也正是如此，袁隆平用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被尊称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他不仅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世界的骄傲。但就是这样一位多次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杂交水稻之父，竟然多次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更有甚者，袁隆平的此番遭遇还并非偶然，此前，历经湖南省四次推荐，袁隆平才艰难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此番科学院院士评选，袁隆平又折戟沉沙。袁隆平的职称评审路，简直比两万五千里长征还要艰难。

所以然者何？

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回答网友提问时指出：他个人认为，袁隆平完全有资格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未能当选，这只不过是一个历史上的误会。

用一个历史的误会轻描淡写的带过，是不够慎重的。我以为袁隆平落选科学院院士，根本不是历史的误会，只能是历史的耻辱。

1、是院士评选机制的耻辱

先后获得“国家特等发明奖”、“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等多项国内奖项和联合国“科学奖”、“沃尔夫奖”、“世界粮食奖”等11项国际大奖的袁隆平。说他是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甚至是世界顶尖科学家，恐怕没有人会有异议吧。但就是这样一位给中国带来世界声誉的科学家，却不能当选为本国的科学院院士，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中国的学术制度是行政化制度，资源分配，利益均分，都由行政决定,导致知识分子无心学习，汲汲于仕途。伴随着这种不正常的现象，院士这个学术荣誉，也越来越“异化”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贵族标识”。因为这些影响与诱惑，使得很多单位都斥巨资打造院士工程，进行公关、疏通和联络。红尘滚滚，纷纷扰扰，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路大仙，各显神通。中国科学院、工程院每一次的院士评选，几乎都是一场内耗严重、成本极大的造星运动。各个部门都要进行角力，都要分一杯羹。院士评选，已经从表面的争名，走向了实质化的谋利。一些当选院士的丑剧闹剧不断地上演，而那些真正沉浸下来搞科学研究的人，常常是不暇或者也不屑去做这样的勾当，如此看来，他们成为刀下之鬼，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了。

学界认为，只有当院士真正回归于学术，才能彻底解决中国院士选举的内耗与负效应。全社会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的风气才会形成。否则连袁隆平这样的人不能当选，只能是我们院士评选机制的耻辱。

2、是评审委员的耻辱

就在中国评审委员们用自己手中的选票，在昏暗的油灯下，在暗箱之中，在蝇营狗苟里，否决了袁隆平之后，没想到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机构，拥有20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却高票延聘袁隆平为外籍院士。

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先生，隆重宣布袁隆平院士的当选理由时说：“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

无独有偶，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李爱珍女士，也不是中国的两院院士。她曾先后参加1999、2001、2005年的科学院增选和2003年的工程院增选，居然边也没有摸到，惨得一塌糊涂。那么，是否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水平高于美国科学院吗？傻子也知道,这两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一方面，中国的许多院士名不符实，和美国一二流大学助理教授的水平不相上下，有的甚至靠抄袭剽窃来支撑，学术品质不端；另一方面，真正作出重大贡献、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学者们却屡遭排挤，得不到应有的荣誉和尊重。十七大期间，不少代表大声疾呼，严惩学术腐败，还学术发展的晴朗天空。

那些为不正之风推波助澜的评委们，一定要扪心自问，良心是否有愧？当自己的黑手伸向袁隆平们时，学术良知和道德良心丢在何在？

3、是当选院士的耻辱

两院院士为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理应受到国家和人民的爱戴，这在世界各国是不可置疑，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当袁隆平落选科学院院士，当李爱珍落选两院院士，却又从侧面证明，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已经不再是或者不完全是学术泰斗的集中地，那些当选的院士也并不能说明他们有多大成就。说不定他们的当选和袁隆平没有当选一样，都是历史的误会。

院士评选的这种负面影响、恶劣的社会评价，已经构成了对现有院士的伤害，构成了他们集体的耻辱。当伟大的袁隆平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这不是袁隆平的伤感，而是两院的失魂落魄。中国古代曾有“二桃杀三士”的典故。一介草莽，尚且知道不能贪天之功，位居贤者之上，袁隆平的落选，让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如何自处？而当选不当选，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却并不影响他们的学术声誉。

无数的网友众口一辞，我不认什么鸟院士，我只认袁隆平！

在强国论坛上，路甬祥详细地介绍了袁隆平落选的原因。袁隆平之所以没有当选，是因为科技界，包括院士群体当中，对于一个人成就的评价，有一定的局限和偏颇，主要强调生命科学。当时比较强调的是在生命科学的前沿领域是否创造了新方法、新手段或者新思想，那就要求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因为袁隆平先生还是用比较传统的杂交办法进行科学实验，所以没有能够选上。

这种评价理念，直接说明了当选院士的成色，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暴露出了我们对科学的狭隘认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我们对农业、农业科学和民生问题极端轻视，以为只有卫星导弹宇宙飞船，才是科学。根本没有料想到农业良种研发，是关乎基因与遗传的生命科学，是中国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因素，是富民强国、和平崛起的基础工程，甚至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4、是国家的耻辱

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目前更像是一个名利场。两院评选之怪现象更是曾出不穷。而作为国家顶尖科学家的评选耻辱，不仅是对科教兴国国策的莫大讽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国家的耻辱。

邹承鲁院士透露：在他有选举权的时候，送钱送物的都有。还有更隐晦的，候选人所在单位以召开学术讨论会为由，邀请相关评审委员会的院士参加，好吃好喝，再送一笔不菲的会议费。大家心知肚明。清华大学的一个老院士更是一针见血：“评选院士，得有人抬举，但关键的还是自己要识抬举。二者缺一不可。”

一旦当选之后，这些付出沉重代价的院士，当然要进行成本回收。

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核算风波”，一些院士推波助澜，无耻至极。更有甚者，打着各种旗号，骗取国家科研经费，有的甚至高达几十亿元。最后出现了“五同”现象。“论证之初，同心同德；制订计划，同舟共济；经费到手，同床异梦；遇到分歧，同室操戈；瓜分殆尽，同归于尽。”一些院士的剽窃、造假、学术腐败，让人触目惊心。

科学界元老周光召就曾建议取消院士制度。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校长李晓红也曾提出“解散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设想，有识之士釜底抽薪，足够说明中国两院目前的尴尬地位。

“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倘若不经必要的体制改革，不正之风就会蔓延，袁隆平式的遭遇就不会绝迹，而事关国家的这些丑闻也会越演越烈。

“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像葡萄一样结得一串串。我和我的助手们一块在稻田里散步，在水稻下面乘凉，做个禾下乘凉的幸福。”我在想，做这个梦的袁隆平一定还做过一个梦，那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什么时候不要有门户之见，能够给我一个公正！”

而我担心，等袁隆平第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候，第二个梦实现也许还是遥遥无期，如飞天稻谷手中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

科技创新不能靠院士

2018-05-31 09:52科技

本文转载自专利分析与布局（ID：patent12345）

作者： 佑斌

大多数国家都有科学院和工程院，这里集中了一批最具权威的科学家，成为院士也是科学家至高的荣誉。中国的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们为国家的建设和科技创新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每当国家急需科技创新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也是科学院，尤其在贸易战之后，人们深刻体会到技不如人的切肤之痛，更对科学院寄予厚望，希望国家给院士们更大的支持和权力。

然而，这可能不利于科技进步，创新不能依靠院士。

社会普遍有种误解，总认为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是科技创新的主力，这可能与中国的文化相关，古书上的世外高人往往都是姜子牙、孔子那样的老者，就连武侠小说里的武术家也是如此，年龄越大往往道行越深。人们普遍认为科技创新和学术修为是需要长期的刻苦钻研和经验累积，年轻人需要长期的磨练才能成为科技创新的领头人，所谓“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这种观念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例如我们中小学的教材中介绍一些科学家时，配图几乎是清一色的白发老头，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些最有智慧的科学家都很老，而且看上去外貌奇特，与常人不同。

但实际上这些科学家的主要贡献都是在年轻风华正茂时做出的，例如爱因斯坦在26岁时就提出相对论了，居里夫人也是在28岁时发表了关于放射性研究的论文，屠呦呦在41岁时提取青蒿素，大部分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就都是在35岁之前做出的，只是获奖往往等到了几十年后。

所以，创新的主力从来都是年轻人，科技创新也是吃青春饭的，人思维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的时候都在四十岁之前，那些创新强的公司也很少招聘40岁以上的研发人员。国家的科学要振兴，首先要在制度上鼓励这些年轻的科学家能够留在中国从事科技创新。

而现实的情况，中国的科学研究政策过度向院士、长江学者等山河大川冠名的学者倾斜，而年轻人的机会很少。这些学者的头衔也是科研经费和项目申请的通行证，有这些资质之后，科研的评审也容易通过，这样就导致只要有这些头衔就能申请到项目，也容易结题通过评审，甚至自己都不需要再从事研发，负责走关系就行了。院士和各种冠名的学者头衔已经成为一种权力，所以业内早就有“选上一个院士，少了一个科学家”的说法，这种情况下，也免不了一些人钻空子，甚至还出现了烟草院士这种笑话。

当学术一旦和权力绑架起来，结果只会阻碍创新，年轻科学家要有出路，必须站在有权力的科学家一边，而且职称和经费的评审全都受到种种关系限制，不要说批判质疑了，就连成果的署名权都难以保证。等这些年轻科学家媳妇熬成婆了，自己的年龄也过了创新爆发期，于是又成了当初自己恨的那个婆婆，用自己的权力挤压年轻人了，形成恶性循环。

相反，在美国，院士的称呼实际上是member of NAS，也就是科学院的会员，每年还要交纳几百美元的会费，并没有任何的特权，只是种荣誉。在申请项目上虽有加分，但主要还是看内容，没有成果照样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杨振宁教授曾经说过一个故事，他多年前向国外的物理杂志上投稿，杂志社直接拒掉了他的文章，因为他们不相信杨振宁这个年龄还能做出这样的成果，最后该论文转到了中国发表。

所以，国家要加强科技创新，必须要调动年轻科学家的积极性。

首先，要将资源向年轻的科学家倾斜。

历史上伟大的科学成就几乎都是年轻的科学家做出的，只是给的荣誉大部分在晚年而已。原创性的科技成果的产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年轻科学家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最尖端的原创成果不是由院士老科学家领衔做出的，而极有可能出自嘴上无毛的研究生之手。一个简单的例子，作为中国企业创新的代表，华为就不看重院士，也没有院士工作站，不请各种学者站台，领先的成果几乎都是靠二三十岁的年轻科学家完成的。华为采用独特的股权激励手段激发这些年轻人创新，让年轻的科学家发挥自己的才能。任正非曾说，华为没有院士，只有院土，可见其战略眼光。

国家在顶层设计上应给从事科研的年轻人更好的待遇，尤其新一代的科学家，他们大多数都被房价泡沫压得喘不过气来，适时通过税收、补贴等形式支持一线的科研人员是非常必要的。科研以内容而不是头衔为导向，让年轻的科学家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法律也保护他们的成果不被他人占有，否则只会将年轻最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推向国外，而只会吸引创造力下降但拥有各种头衔的老科学家来中国，实际上对科技创新无益。此外，国家应该适时提高研究生的待遇，这个中国科研的生力军普遍的收入不到社会的最低工资，是十足的贫困群体，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从事着最尖端的科研工作，也是创新能力最强的时候，却享受最低的待遇，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其次，重视年轻科学家的科研自主权，确保成果的署名权。

年轻的科学家没有科研的自主权，甚至都没有科研成果的合理署名权，不可能有创新的动力。中国的法律并没有实质性的抢占科研成果的惩罚措施。在专利申请中，很多发明人都不是真实的，可以适当参考美国等国家的做法，严惩发明人造假，如果年轻的科研人员连署名这样的基本人格权都不能保证，其他的更免谈了。这看上去是个小问题，实际上影响深远。

此外，社会应该减少对科技创新的道德绑架。

社会应该给科技创新有更多的容忍度，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科学家，而不应该道德绑架。例如前一阵一位博士生发表一篇手擀面的力学分析的论文，很多人都在嘲讽科研不干正事，就算有肯定的也只是肯定其科普价值。然而，竟然没有人意识到这种论文的巨大实践意义和市场价值。为什么面条作为中国人的主食之一，市场上的面条机却无法完全替代手工面，手擀面和面条机加工的面条在口感和质地有明显区别，大多数人更喜欢手擀面的口感，宁愿为此付更高的价格。

很遗憾，目前国内对家用面条机的研发投入相当少，虽然市场上有一些家用面条机，但制作过程无法复制手擀面的加工过程，市场覆盖面也自然具有局限性。全世界关于面条机的专利有几千件，中国的专利申请数虽然占了一半，但大部分面条机的专利都是创造性不高的实用新型，整体结构基本上和几十年前的面条机结构类似，专利多集中在和面、搅拌、挤压等部件的细微改进。即使在这种传统的一体式家用面条机技术方面，日本、韩国、和欧洲在基础专利上也占有绝对优势。中国每年面条消费量是日韩的几十倍，但是面条机的基础专利却依然掌握在日韩、欧洲企业手里。由于日韩和欧洲市场对手擀面的需求不高，在这方面的研究就少，而国内的面条机多是在日韩和欧洲基础上进行的改进，对于手擀面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因此自然不能制造出媲美手擀面的面条机。

中国正是缺少这样基础性而又有市场价值的创新，却淹没在公众的口水中。

这种原创性和突破性的创新往往不一定是国家政策能够规划的，市场经济越来越需要发掘这些技术与市场的结合点，这更需要那些年轻科学家天马行空的思维。

当然，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院士的杰出贡献，院士也应该获得至高的荣誉和待遇，这是对他们曾经做出贡献的肯定。但是国家研发资源的投入应该以内容为导向，倾向于年轻的科学家，否则一切都变味了，这恐怕也是很多德高望重的院士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