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中国人的官瘾

 鲁迅先生曾经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寥寥数语将那些有官瘾的人刻画得淋漓尽致。

汉朝的时候，还没有科举，普通人做官要靠“举孝廉”，由地方长官举荐“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人。有人为了显孝，把自己的亲生幼儿活埋了，声称省下粮食来奉养老母；还有人父母都健在，就用木头刻块灵牌，每天对着牌位供奉磕头，好被举荐为官。

南宋的时候，官方推崇理学，许多读书人就戴着高帽子，脚穿破靴，打扮成理学家的样子，谋取官职；清代以八股取士，读书人写文章就以“且夫”“然则”为时尚，以图仕进。

官瘾之大，大到丧心病狂活埋亲子，以换取一官半职，这官瘾猛于毒瘾。过去吸鸦片上瘾者为了满足毒瘾，就算将亲子卖掉换毒资，也断不会亲手埋子。

一切为了做官——必然屈膝卑躬钻营打洞；必然视一切阻碍其做官者为仇寇，除之而后快；必然人性扭曲，价值观混乱；必然一朝把官做，大肆来敛财，陷入越上瘾越依赖的恶性循环中。

更可怕的是，有的人，做官之前就有官瘾。《清代野记》里记载了一个还没有正式做官，官瘾却已经发作的人，其“症状”让人啼笑皆非。

清朝光绪年间，一个叫张传声的安徽人，花钱捐了一个河南候补道。可是当时河南还没有职缺可补，这哥们按捺不住了，提前过起官瘾，每天早上洗漱过后，穿上官袍戴上官帽，演练起道台大人升堂办公的好戏来。他先是官威凛凛地从里室走出来，中门的仆役就敲响一块铁铸的云板，模仿真实的衙门那样高喊：“大人下签押房办公了。”

里里外外的仆役都紧张有序地各就各位，“张道台”走到外堂就座，仆人端上茶水，门卫手持十几张拜帖上前，声称某某某禀见。

“张道台”装模作样地翻阅，然后装腔作势地指示一番。办完了“公事”，还要一本正经地退堂。如此每天都要演一回假戏，当作“岗前培训”，实际上是瘾君子在过瘾而已。

清代著名书法家赵之谦曾三次参加会试，都未中，虽然在诗文、书画、篆刻方面已经颇有声誉，但官瘾太大，还是想做官。

也曾弄了个候补知县，当时全国有1729个知县，赵之谦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轮到自己，就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希望早点得到委差。

不过赵之谦算是幸运的，没等几年就当上了知县，很多人等得胡子都白了才等到。但国人官瘾如此之大，为做官活埋亲子都做得出来，哪里又在乎漫长的等待呢。

还没做上官就有了官瘾，等做上了官，瘾头更大。

我曾在网上看到一个妻子向心理学专家倾吐苦水，说自己的丈夫没有升为科长时上班下班非常规律，回到家里做家务，和她一起照看孩子。可是丈夫升为科长后，生活完全变了个样，整天在外应酬，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慢慢地，应酬已成为他的习惯，一天不出去吃饭，会浑身不自在，就像毒瘾来了一样。去吃饭无非应酬喝酒，目的无非是做更大的官。因为，在这个丈夫看来，“不做官你什么都得听别人的，做了官别人就得听你的”。

身在官场中，官瘾如鸦片。何故？

那位丈夫已一语道尽。

问题是，你就是做了官，也还是“什么都得听别人的”，这个“别人”就是比你更大的官，为了别人听你的多一些，自己听别人的少一些，就要拼命往向上爬，爬上金字塔的顶端。

要说做官的人都想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一点不假。

可是，即使官做到宰相，官瘾就足了吗？未必。

清朝大贪官和珅，官至军机大臣、大学士，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贪贿的财物相当于大清十年财政收入。可和珅还不知足，他还处处跟皇帝比，宫里有什么，和珅也要什么。皇上修圆明园，他就仿着造。他的宅子，仿照宁寿宫所建，其园寓点缀，甚至比皇宫陈设还要好。

一个久居官场、官瘾太深的人，一旦退下来，就像有毒瘾的人突然断了毒源，六神无主，心烦意乱。

清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里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明代有个进士出身的监察御史乔廷栋，罢官回家，官瘾复发，为解官瘾，每天早上就像那个张传声一样，自导自演一番办公审案的戏。

回顾中国的历史，会惊奇地发现，成瘾性“物品”对中国人有巨大伤害的，一个是鸦片，一个是官本位。

鸦片给中国人带来一连串的灾难，不仅让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还阉割人的精神，致使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事废弛。而官本位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鸦片只是近代以来才毒害中国人，而官本位的危害源远流长，达数千年之久。

做官之所以让人上瘾，在于官员手里的权力不受监督，导致腐败，而腐败又正好满足人类的贪婪本性。凡是能够满足贪婪本性的东西，就容易让人上瘾。要是权力受到约束，为官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恐怕就没人有那么深的官瘾了。

否则，就像明知鸦片有毒，却不从源头上断绝鸦片供应，只是苦口婆心地劝告瘾君子戒掉烟瘾一样，根本无济于事。（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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