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发的侵华日军家书
“本月十日开始继续烧杀共产军以及共产部落，所有男子都被枪杀……看见小孩子被扔弃等惨状不禁落泪，但是一想到这是敌国的孩子，他们长大了就不得了，于是一狠心将其扔到火中……在此村落杀的人数是150人。”
“砍中国人头之类的事是家常便饭。把他们的尸体往山中一扔，便会有狼和狗来吃，令人恶心。”
今天看来狰狞的内容，在日本人小林明一的眼中，似乎已司空见惯。在1942年的一封书信中，他还写道，这样的情形，他本人已“见过两次”了。屠杀者，就是日本侵略军。
这是日本检查机构扣押的一日本士兵信函的摘要。在信函中，士兵称，一想到这是敌国的孩子，一狠心就将其扔到火中
这封信寄自中国山西大同，收信地是日本北海道，从两名收信者小林俊子和芝原势津子的名字来看，这应该是小林明一的一封家书。
或许是这样的内容太过直白，“抹黑”了日本军队的形象，该信件被日本军方审查机构标记为“抹消”处理。
但历史恰恰留下了这一痕迹。在吉林省档案馆最新整理的关东宪兵队档案中，当年日本军队内部印刷的林林总总的《邮政检阅月报》《通信检阅月报》，记录了日本士兵的“违禁”家书。侵略者的种种暴行由此再次显露于世人面前。
很多日文档案颜色发黄，支离破碎。这是关东军企图掩盖历史的结果。1945年7月，日本战败在即，总部设在长春的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准备仓皇撤离，大量档案被焚烧，但由于苏军攻势太急，8月中旬，一些来不及焚烧的被埋于地下。
这是日本华北派遣宪兵队《通信检阅月报（六月）》的部分档案，日本兵吹嘘如何虐打中国人，包括向一男一女中国人屁股里插入木棍取乐，自己觉得“特别有趣”
“他们知道这些信件都代表着罪恶，所以必须马上销毁。”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长蒋立峰研究员对《环球》杂志记者说。
很多年后，这些档案被长春市政建设者发现。被整理出的日本士兵“违禁信件”，成为日本侵略中国暴行的“自我供述”。
以杀人为乐
“本月十日开始继续烧杀共产军以及共产部落，所有男子都被枪杀……看见小孩子被扔弃等惨状不禁落泪，但是一想到这是敌国的孩子，他们长大了就不得了，于是一狠心将其扔到火中……在此村落杀的人数是150人。”
这是当时两个日本人之间的通信，写信者是日本在华北占领军士兵田国秋，收信人是日本群马县高崎市的田多井植市。
即使是中国儿童，也被侵略者活生生地扔进了火堆。谈到这一细节，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王心惠的愤怒溢于言表，她说，从这寥寥数语就可以看出，日本士兵受到“大东亚圣战”洗脑，“认为在战争中杀人是履行军人职责，即使是杀害无辜的儿童”。
这是日本关东宪兵队《邮政检阅月报》中有关1942年日军将剁掉的中国人头喂狗的信件内容
杀人，肆意杀人，以杀人取乐，成了派往中国的日本军人的经常性工作。
关东宪兵队的一份《邮政检阅月报》档案中，记载了1940年一名叫太田藤太郎的人写给北海道家人的一封信，随信还寄送了残杀中国人的7张照片，寄的照片上写着“用军刀割”的字样。
另一份海拉尔地方检阅部的《通信检阅月报》档案，则记载了1941年在齐齐哈尔的一封信，写信者荒井芳夫在信中记录了这样的事实：某军事工程投入了一万多名中国劳工，逃跑的劳工被捉回后用土埋、灌水、殴打等方式残酷折磨。这一信件被日军予以“没收”处理。
日军的这种严格审查制度，从一个侧面显现了其对这些罪行日后可能败露的警惕。王心惠介绍说，当时侵华日军采取了邮政检查制度，对占领区的中外籍人士，包括驻伪满洲国的各国公使馆人员及所有在华日军和家属的信件、电报、电话，都要进行秘密检查。一旦发现被认为泄露军事机密、对日军不利的言论，包括反映了日军烧杀抢掠罪行的信件、电报等，便进行削除、扣押、烧毁等处理。
这是1938年华中派遣宪兵队报告中关于南京地区“慰安妇”配置的图表
担当这一重要角色的，是各地的日本宪兵队。他们会对被认为有问题的函件进行摘抄整理，每月形成《邮政检阅月报》上报给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并在关东宪兵队和派遣军宪兵队间相互通报。
这些书信的“违禁”内容，因为日本的迅速战败，得以保留了下来，成为展现日军罪行的直接证据。
“这些书信出自日军之手，是日军残暴罪行的真实反映，更是侵华日军对于侵略行径的直接记录。”王心惠说。
在吉林省档案馆，《环球》杂志记者阅读了多封最新披露的日军士兵“违禁信件”，所记载的对中国人的冷血残杀，内容血腥，语言直白，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山西、河北曾经是中国抗日的重要战场，从这些日本士兵的家书中，可以看到日本对中国民众的残杀经常进行。
日军中国驻屯宪兵队的《军事邮政检阅旬报》档案中，摘录了在山西日本士兵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件。这名叫铃木仓寿的日本士兵说，在当时的临汾市内，中国人尸体横陈，非常恐怖，“其中大部分都被狗啃食了”。
有些被日本宪兵队列为“违禁”的信件，似乎为沦陷区的中国人所写。按照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的说法，这更显现了日本军队对舆论控制的高度重视。
这是日本关东宪兵队《邮政检阅月报》中有关1938年枪杀苦力的信件内容
一份关东宪兵队的《通信检阅月报（四月）》档案，记载了当时在河北遵北县的一名叫李陵生的士兵（可能是伪军）的“违禁”书信。信中说，日军逮捕了长城内外十里以内的行人，并以八路军密探的罪名，将他们杀死，“被日军杀死的人相当多”。
即使是在远离中国战场的日本本土，对于残杀中国人的情况，许多日本人也见怪不怪。
“在陆军大臣眼里，你的身体在你进入杀人株式会社之前，并非是你的身体。”说这句话的，是居住在日本东京的田松永隆，时间是1941年。
这里的“杀人株式会社”，指的就是日本军队。他们杀的，自然是中国人。这封信寄往中国山西大同，或许是意识到这种表达太过直白，日军华北派遣宪兵队对其进行了“削除”处理，即删除掉敏感内容后寄送。
扭曲的人性
扭曲的人性，变态的行为，在不少违禁书信中都有体现。
蒋立峰对《环球》杂志记者说，别以为这些日本侵略者有人性，从其所作所为看，他们完全不把中国民众的生死放在眼里，他们一直被灌输杀人有理，“这就是他们的‘人性’”。
比如，1942年6月，山西省榆次城外的铃木义雄写给东京市牛込区的高柳芳雄一封信，部分违禁内容则被日军华北派遣宪兵队《通信检阅月报（六月）》摘录刊发。
在信中，铃木义雄大肆标榜他的“英雄”举动，他说他曾暴打一名中国人，“我一个人就打得中国人头、脸、眼睛、口出血，我剥下了他的衣服，扔到井里浸泡，他全身赤裸，浑身是血回家的样子，真是好笑。”
他说，他还抓过一男一女两个中国人，“晚上让他们赤身裸体，然后在屁股上插入木棍，真的特别有趣”。
或许是意识到这个粗俗军人的野蛮行径实在见不得光，日本宪兵队对该信件作了“扣押”处置。
在中国华南地区，当地的日本宪兵队本部在一份《军事邮政检阅月报（六月）》的档案中，记录了一名叫小林一郎的日军士兵1941年6月给东京家人的信函。在信中，小林一郎详细描述了自己屠杀中国人的感觉，并自诩享有治外法权。
信中写道：“砍下中国人脑袋的时候，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但是无法忘记他们临终时痛苦的表情……凄惨地喊着‘唉呀呀……’，我不清楚自己已有多少次杀人的前科了，但是战场上我享有治外法权，不受当地管辖。”
如此渲染对中国人的虐杀，尤其是有虐杀战俘的嫌疑，自然不能为日本检查机构所允许，此信件被作“消除发送”处置。
今天一些日本右翼人士所称的当时的日本侵略者“纪律严明”，被这些日军士兵的书信，无情戳穿。
1937年10月27日，日军沿石太线西进，占领了娘子关之后，正向平定进扰
人性泯灭，还体现在一名叫佐藤三郎的日本军人的描述中。
这封家书发自中国华中地区，时间是1943年7月，寄送对象是名古屋的佐藤敏郎。在信中，佐藤三郎说，他将另一名日军士兵的胳膊割了下来，挂在脖子上前行，“在休息时做饭，顺便将胳膊烧掉之后继续前行，烧尸时，将芋头一起烤着吃。”他对家人戏称，自己吃的是“特别”食品。他还说，作为步兵的他，每天都在“放火、抢劫、杀人”。
由信中的措辞，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日本士兵已经对战争的惨状、自己的施暴行为麻木不仁。惨烈的战况、泯灭的人性，显然也非日本军方所乐见，于是这封信被日军华中派遣队予以“扣押”处理。
对女性的暴行
日本侵略者军纪涣散，恶行累累，更表现在对中朝妇女的戕害上。
在这次披露的侵华档案中，有一份来自华北一带的《邮检月报》，被火烧、土埋、水浸之后，只剩下很小一块残件，时间、发信人、发信地址都已看不出来，只能模糊地看到收信地址是长野县诹访郡的某个小学。
写信的应该是一名日本士兵，他在信中写道：日本士兵把中国女人当玩偶，又打又扯头发，“样子真的很可怜”。虽然残片中只有这么短短一句话，但可看出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女性的恶行。
一份日军华南派遣宪兵队本部的《中国方面邮检月报（五月）》档案，则记录了1941年7月2日企石洪非氏写给南洋麦信平的信件摘抄。文字不太多，却记录了日军从石龙攻击惠州途中大肆奸淫妇女、杀害良民，另外，惠州的房屋也被侵略者烧毁殆尽。
跟这些日本士兵家书同时披露的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军事警察要报第十三号》，则记载了1944年一名16岁中国少女的不幸罹难。
一名日军士兵站在南京城郊累累尸骨的屠杀现场
这名少女应该来自当时被日军占领的江苏南部，一名日军少尉为讨好日军中队长，将她抓来作为“礼物”奉献。这名可怜的少女，先后被两人关于密室，遭受强奸凌辱，最后日军中队长生怕事情败露，派两名士兵将少女勒死，将尸体抛弃在山林中。
还有很多中朝妇女，在日军的“慰安所”里遭受了非人的磨折。
在上海师范大学担任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苏智良教授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在当时的日本军队中，整个“慰安妇”队伍估计有40万人，其中被强迫的中国妇女占了一半，来自朝鲜半岛的妇女约14万，其中还有一些东南亚妇女和白人妇女。
“‘慰安妇’不同于军妓，‘慰安妇’制度是日本以国家机器建立的，强征的是其他国家的妇女，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暴行。”苏智良教授说。
在这次披露的档案中，从被查禁的日本士兵信件中，可以看到日军对“慰安妇”供应的高度重视和对中朝妇女的累累暴行。
一份北安地方检阅部的《邮检月报》档案，记载了1941年驻黑河日本军人武田武二郎的信件，比较直观详细地描述了在中国东北黑河地区开设日军“慰安所”的状况。
信中写道：“在一望无垠的旷野上，连个村子也没有，只有各兵科的兵舍孤零零地显示着国威。唯一能看到的是利用陆军馆舍的一角开设的东西向的‘慰安所’。所谓‘慰安所’既像一寸见方的小剧场，也像储物的小屋，很难想像出具体的规模。”
武田武二郎接着写道，军队的生活虽然无聊，但“慰安所”却是日本士兵“非常重要的消遣解闷的地方”，在这个小“慰安所”，“兵力”只有20名，都是“清一色的朝鲜人”。他特别提到，这些来自朝鲜半岛的“慰安妇”都受到“国家总动员法”的制约。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格伦代尔市的“慰安妇”雕像“宁静少女”
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王放女士介绍说，当时朝鲜半岛是日本的殖民地，日军就是运用“国家总动员法”强征朝鲜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可以说，这份档案中提到的‘国家总动员法’这几个字，正是日军在朝鲜半岛强征‘慰安妇’的有力证据。”
但武田武二郎这种泄露“机密”的行为，显然不能为日本检查机构所允许，这封家书被作“扣押”处理。
正是这种销毁证据的做法，让一些日本政客自以为可以颠倒黑白，以大阪市长桥下彻等为代表，他们近年来大肆鼓吹，宣称当时日军根本不存在“慰安妇”制度。吉林省这次公布的档案，再次证明“慰安妇”的存在是铁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公布的89件档案中，与“慰安妇”有关的就有23件，其中就包括多封被禁发的日本军人的信件。
在关东宪兵队的一份《邮检月报》档案中，记载了协和会一官员信件的部分内容。在信中，这名官员对特殊“慰安所”之多，感到非常忧虑。这样的内容，自然也遭到日军检查机关删除。
还有一封信件，因内容违禁被日军中国驻屯宪兵队纳入《通信检阅月报（二月）》，它让人看到了日本士兵灵魂的堕落。
写信人是驻开封的日军士兵北堀考治，时间是1941年，信件寄往日本琦玉县。在信中，北堀考治比较“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沉沦。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没有收到故乡的信，我的心无处安放。不知从何时开始，性情发生了变化。出征以来的两年间一滴酒没喝，今年开始喝了一两斤，并且自暴自弃，去了朝鲜女人在战地的P屋（“慰安所”）……我心里很想保守童贞，不要染病，但这次游玩就染上了病。”
他在信中诉说，一想到还要熬三四年才可能回国，“我现在即使哭诉也没有办法”。“我已经到处说再也不能找朝鲜女人了，可是又去朝鲜女人那儿睡觉。现在写着信都觉得自己是傻瓜。”
该信件被作“切除”处理，即信件中有关“慰安妇”的内容被全部抠掉。
70余年过去了，这些被抠掉被扣押的信件内容，却因为当年日本宪兵队的审查记录，成了日本丑恶罪行的历史铁证。
资料：
关东军
关东军是日本陆军驻扎在中国东北的一支军队。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强占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为维护殖民统治，日本相继设立了总督府和都督府。1919年，都督府撤销，改设关东厅，成立了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直接隶属于天皇。
这次披露的档案，相当部分来自于关东宪兵司令部，这一关东军下属组织，与关东军一样，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1931年，正是在关东军的策划下，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从而侵占了东北全境。翌年，日本在长春炮制伪满洲国，关东军司令部也迁至长春，司令兼任日本驻“满”大使和关东厅长官，掌握伪满军政大权。中国东北也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基地。
1945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主力以及下属的宪兵队逐渐被抽调至太平洋战线，不少关东军在太平洋的岛屿上被歼灭。战争中，为负隅顽抗，关东军不断扩张，一度达到24个师团，总兵力约70万人。但很多都是老人和孩子，武器也严重不足。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关东军被击毙8万余人，被俘约59万人。罪行累累的关东军由此走到了尽头。
发现南京大屠杀前后人口数据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的痛苦记忆，但对于这个历史事实，一些日本右翼人士或者宣称30万人屠杀数据完全是中国人捏造，或者干脆就不承认有过大屠杀。
这是日军指挥官1938年2月28日向上级的报告中显示“事变前后的（南京）人口对比”的图表，图表清晰显示大屠杀前南京人口100万
由于日本在战败前夕销毁了众多档案，作为南京大屠杀直接证据的史料存世稀少。因此，吉林省档案馆整理发掘出的6件与南京大屠杀史实相关的日军遗留档案，更显弥足珍贵。
其中两份是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的报告，时间分别是1938年2月19日和28日，报告对象是关东军司令部。这两份报告都显示了“事变前后的人口对比”。以2月28日的一份报告为例，大木繁报告说，“事变前”南京人口是100万人（不含下关），到本旬(2月28日)，共计归还（返回）人口33.5万人；下关人口是13万，后返回1万人。
这份档案显示，南京大屠杀前后，南京地区人口从113万减少到34.5万，减少了78.5万。
在该档案馆公布的1937年12月23日的《大阪每日新闻奈良版》档案中，该报随军记者发表的《南京总攻击观战记》这样记录道：“记者来到中正路西侧地方，这里有近十万名难民正稀稀落落地陆续归来……经助川部队和海军扫荡的尸体从这条街到扬子江下游，绵延二三里远。”
吉林省档案馆历史档案管理处处长赵玉洁说，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后，南京地区人口减少70多万，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增添了新的证据。尽管这70多万人中不排除有一部分逃到了外地，但大屠杀前后人口差距这么悬殊让人震惊。日军发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不容置疑。
侵华日军中的朝鲜“慰安妇”
在吉林省档案馆披露的侵华日军档案中，有不少关于朝鲜“慰安妇”的记载。这些被强征来的朝鲜妇女，很多被带至中国供侵华日军蹂躏。
日本侵华期间，日本陆军直属营部在上海设立的“慰安所”
在一份标明为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通牒）》的档案中，记载了1938年2月11日至20日南京及周边地区军队“慰安”设施的状况，其中，在芜湖的109名“慰安妇”中，有中国妇女 25人、朝鲜妇女36人。
日军的记录显示，日军是按比例配备“慰安妇”的。以下关为例，当时下关驻扎日军1200人，“慰安妇”人数为6人，“慰安妇”与士兵的比例为1︰200。2月20日增加了11名“慰安妇”，比例变为1︰71。
“服务”次数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在镇江，仅1938年2月上旬，进入“慰安所”的日军就达到了5734人。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全面展开，大批日军进入中国，“慰安妇”的数量也急剧增加。到1938年2月中旬，在镇江进入“慰安所”的日军人数为8929人。
朝鲜“慰安妇”除被大量安置在中国江南地区外，还有相当部分被配置在侵占东北的日军中。
1942年10月18日东宁宪兵队上报给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思想半月报（十月前期）》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0月8日在密山县兴凯军队“慰安所”，一日本妇女窃取了朝鲜“慰安妇”的手表，双方发生冲突，日本妇女用火铲殴打朝鲜“慰安妇”并致后者受伤，不得不治疗两周。
被删除的驻黑河日本军人武田武二郎的信，描述了当时黑河“慰安所”的状况：这里的20名“慰安妇”，全部来自朝鲜半岛，被日本以所谓“国家总动员法”强征到这里满足日军士兵的性欲。
这次吉林省档案馆的一个重大发现是，有日军明确动用公款“采购”“慰安妇”。一份伪满中央的档案记载，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3月，日军从伪满中央银行4次动用53.2万日元的资金，用于“采购”“慰安妇”。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王放表示，伪满中央银行是日本操纵下的对伪满洲国实施侵略和掠夺的工具，从伪满中央银行转账“慰安妇”购买资金，并持关东军第四课证明办理，表明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完全是国家行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剖析说，中国和朝鲜妇女，是日军“慰安妇”制度最大的受害者。日军动用的“采购”费肯定不会是“慰安妇”的酬劳，应该是用于支付交通等相关费用。
很多朝鲜受害女性，就这样被侵华日军带至中国各地，有些就在日军的兽性中走完了悲惨的人生旅途。
爪哇岛的“慰安妇”
长期研究“慰安妇”问题的苏智良教授说，日本“慰安所”的设置有三个重点地区：中国东北、中国江苏南部和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这可以从这次公布的其他档案中找到佐证。比如，1944年3月5日日军爪哇宪兵队形成的《宪兵月报（一月）》，就记载了一名日陆军士兵擅自外出到军队“慰安所”寻欢，被通报并被口头教育处理。
在另一份档案中，爪哇宪兵队记载如下：1944年1月25日，日本陆军一等兵冲野孝次与所属部队转战前线，在码头乘船等待时，虽然命令禁止外出，并已写明“明早出船，不得外出”，但冲野孝次“还是为了饮食游玩，无故下船，并到市内军队‘慰安所’、电影院、私娼窑等地饮酒游玩，以致耽误了出船时间”。
苏智良教授认为，日本对士兵的这种通报批评，并非不许士兵去“慰安所”寻欢，只是因为他们当时寻欢违反了部队纪律。他介绍说，在以往的“慰安妇”史料中，有关东南亚“慰安妇”的相对很少，这次吉林省公布的档案是一个重大发现。
在爪哇岛的日军“慰安妇”中，有不少是当地妇女，还有白人。荷兰籍澳大利亚女性扬·露芙曾公开表示，1944年她在爪哇岛的三宝垄被日军拘捕并送进“慰安所”供日军蹂躏。2002年，英国女王为表彰她“在鼓励战时保障人权和保障妇女方面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杰出贡献”，颁给她澳洲二等勋衔。
来源：《环球》 杂志记者/刘洪 宗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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