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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政治口号为何深入人心

2017-06-16 时代红旗


                 毛泽东政治口号的艺术魅力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理论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他十分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毛泽东的政治口号独具魅力,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领导的革命、建设等各项事业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支持,曾经达到全党、全国人民共识的高峰,极大地开发了党的政治资源,推动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即使在今天,回顾毛泽东的这些打动人心的政治口号,仍能感受到其动员激励、凝聚人心、整合力量的魅力,仍能体会到立足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思想”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诉求
    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他又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就是说,提出政治主张并宣传解释时,一定要能和普通百姓的具体利益相结合,政治目标要与老百姓的利益相联系。联系得好就成功;联系得不好就失败。毛泽东的政治口号便充分体现了人民的利益诉求。


    1927年九十月间,经过三湾改编,毛泽东带领部队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从1928年3月开始,正式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正是因为把土地革命贯穿于井冈山斗争的全部,所以才有了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它的经验在于,武装斗争是根本,土地革命即农民的利益是目标,农民得到了自己的利益就会跟着共产党走,跟着红军走。在那个时候,让农民能分到自己的田地,就是农民利益最现实的体现,“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口号便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因而深入人心。


    1950年6月27日,美国出兵侵略朝鲜,并派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面对美军对中国东北近邻的入侵和对新中国安全的威胁,中共中央作出出兵朝鲜的重大战略决策。毛泽东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八个字将国际义务、爱国精神和“保家”的具体利益都概括进来。对新中国刚成立正在建设幸福家园的群众来说很好理解,很有感召力。


    1964年5月之后,由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对我国国民经济作一次重大的区域性布局调整,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再次把党的决策与保障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


                    榜样引导,强调党性与修养
    毛泽东的政治口号魅力体现在他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提出鲜明口号,用以唤起民众,引领党心、民心。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诚。”“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从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加强自身党性和道德修养的典型口号。


    1944年9月5日,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其追悼会上的讲话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的高度概括语言。时至今日,仍被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座右铭。


    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1963年初,他的优秀事迹被公开报道。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品质。从此,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展开,而且不管政治形势如何变化,雷锋精神都经久长存。“向雷锋同志学习”逐渐成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动员口号。


                      面对困难,鼓舞信心
    1929年年底,党和红军内部不少人对革命前途表示出悲观情绪。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针对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散发的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给予了答复,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在信中,毛泽东指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成了对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


    1939年2月,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随后各根据地逐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成为各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实现生产自给的努力目标。即便在解放后,当全国或某个地区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这个口号也一直是党和政府鼓励人民生产自救的行动号令。


    1945年6月1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闭幕词中指出:“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从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敢于牺牲的斗争精神的写照。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观
    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本本主义”者必须 “速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形成正确工作方法的行动指针。


    在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指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提出,为后来正常情况下的党内斗争指明了正确的路线。


                  战略与策略的哲学思辨
    毛泽东曾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说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这对解放战争时期,革命人民和军队战胜装备强大的敌人,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说:“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这些论述后来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口号,成为毛泽东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


    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发表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战略上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的口号。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专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解决兵源、财源等困难问题,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目标。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日、主张全面抗战思想的集中表述。“兵民是胜利之本”既是“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一思想的发挥,又是后来“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全民皆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一类口号的来源。


    当然,毛泽东还十分注重运用阶级斗争的武器,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政治口号,并成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些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提法,一度成为流行口号,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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