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交流】小议人民民主专政
曾有人讽刺共产党执政是独裁，毛泽东反唇相讥：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回事。在这里，略懂英文和精通母语的毛泽东，准确地理解和运用了自己的母语和一个英文单词：dictatorship。一般理解中，人们把“专政”和轰轰烈烈的斗争“地富反坏右修”的群众行为联系在一起，而把“独裁”与毛泽东个人联系在一起。其实，二者都可以是集体行为，也都可以是个人行为，在英文里干脆就是一个单词。
倡导毛泽东的法治，离不开人民民主专政。后者被许多人拒绝，差不多要成为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词汇：都什么年月了，还人民民主专政，真是老左，左棍。（这是不是日常生活里的情形？）。这些人否认中国社会阶级的存在，用“阶层”替换阶级，搞所谓“国际接轨”。
毛泽东法治是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一些人在本性中视毛泽东为恶魔，视他的治理为绝对的人治，用他的办法，中国就万劫不复；另一些人分不清人治和法治，别人说是人治，那就算人治吧，可面对许多时候法律失灵的现实，赞成是人治也不妨一试；还有一些人，对毛泽东充满热爱，人治就人治，怎么了，治好了就行，理直气壮，但比较感性；再有一些人，则从哲学社会学角度，把人治和法治看作一对社会矛盾，具有对立性，也具有同一性，共存在一个社会中；法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在某个阶段，即使有完备的法律体系，而掌握和运用这个体系的人和广大民众，没有高度的法治自觉性，法治将是一个很不完善的东西。法治和人治总不免有一个激烈的冲突过程，人治或许会占上风，但这不表示法治没有开始，不表示法治在这个社会中完全不存在。
不少人把在具体的事务上，行政权力干预法律，甚至行政权力大于法律的违法事件，扩大到整个社会，把整个社会定性为人治。这符合一般人的感觉和印象，但不符合哲学社会学范畴里对立统一认识规律。一句话道出了用对立统一认识规律认识人治和法治关系的精髓。人治和法治越趋向两个极端，冲突越显得激烈。在一个极端下，人治成为习惯之后，治理者不愿意用法律规范来约束自己，会尽一切办法摧毁从任何渠道以任何方式，播下的法治种子，种子发了芽也要掐死，成了树也要锯掉；在另一个极端之下，法治也不能容忍人治，治理者不容忍有任何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有这样的种子播下，就要挖出来，种子破土，也要斩灭，成了树，也必摧之。
然而，这两种极端状态下的极端冲突，不是现代社会（请留意“现代”二字的限定意义）的一般状态。现代社会的一般状态是这二者之间总在拉锯，当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动态的理想平衡，谁也战胜不了谁，给人的感觉就将是，法治战胜了人治，人治被斩草除根了。这种状态就是一般所谓的法治。千万注意，人治没有被斩草除根，希特勒就是在法治社会，用绝对民主的手段，获取的权力，这可看作人治在法治社会中没有被斩草除根的直接证据。
对照以上的辩证解释，毛泽东是在将中国社会从极端的人治中解放出来，带向法治社会，宪法地位的确立，是其开端。尔后出现宪法被搁置一段时间，问题比较复杂。毛泽东有些行为至今不容易被人理解，是因为我们国家政权结构比较复杂造成的。
人民民主专政，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司所有人和公司管理人分离”的管理结构模式有点类似。在人民民主专政下，政权所有人是人民，而政权的管理人是政府；所有者和管理者分离。注意：这一点对理解毛泽东的法治具有核心的意义 。党的本质地位是：代表人民组建政府，并监督政府，所以政府中可以有其他党派人士，而共产党组织内则不能有其他党存在。以前因为有党的监督，国家政府廉洁，体现出来的是真正的人民公仆角色。后来力倡党政分开，结果，分是分开了，代表人民组建政府并监督政府的党，从监督的位置上被排挤。这样政权从人民手里落入管理人手里，相当于公司的CEO把公司据为己有。
有人说，右而左简直是胡说八道，以前是共产党的政府，现在还是共产党的政府，党从来就是那个党，党的监督也一天没有少过。这说到了根本，但没有揭示出根本之所在。
根本之所在是，党在政府中的角色是双重的，一重是执政者的角色，一重是监督者的角色。在“合一”中必须完成“分离”。这个分离，不能在物质上做到，即把一个党员，身体上切成两个人，但可以从精神和意识上做到，毛泽东作的很好，后人没有效法。如下：
在毛泽东时代，虽然两重角色并重，但毛泽东更留意和更警惕的是，党代表人民的监督者角色，同时把监督党的权力，交到政权的实际拥有者，即人民手里，就好像公司中，公司的最后监督复归为公司的实际拥有人董事长自己。毛泽东采取的是双重监督：党监督政府，人民监督党，通过这个双重监督，权力从人民手中释放出，又最终回到人民手中，完成一个循环。所以，毛泽东把执政的重点放在“治理党”这个核心关节上。治理好了党，就是把监督这个环节解决了。但毛泽东的这种具有真正法治精神的做法，与许多顽固坚守人治意识的人发生冲突，并在冲突中，酿出了悲剧。拥法治精神之实，亦行法治之实的毛泽东死后反而被指控为人治。他要真搞人治，为什么要立宪法，给自己套上一个绳索？这符合人治逻辑吗？后来，还是这个党，还是这个政府，治理导向是“经济决定一切”，经济决定政治，有经济成就有政治前途。这迫使每一个党员在原本并重的两个角色中，做出“何去何从”的选择，并必须完成最终的角色转换：放弃监督者角色，只要管理者角色。因为，有管理权才能有经济实权，获得经济成就，达到政治跃升，而要获得管理权，就必须自觉放弃监督别人和自我监督。这样做符合了“人本自私自利”的“性恶论”，并彻底迎合了人性的较低层次需求(有兴趣者参看我在《略谈毛泽东的人性和神性》中对人性分层的归纳)。这样一来，国家遭麻烦了：贪污腐化漫延开来。当党醒悟到这一点的时候，再要每个党员从管理人的单角色，还原为监督和管理的双角色，并自我强化监督角色，自己监督自己，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因为这更加违法人性的低层次需求：由高向低，就是一出溜的事，反过来，由低往高，推也推不上去。要和尚还俗不难，要温柔乡里纸醉金迷惯了的和尚，再当和尚，除非他是贾宝玉，真的六根清净。所以，提倡人性论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在行善，许多时候，举起的是善剑，落下的是屠刀(或许现在少许还有共产党遗风留韵的共产党人，到现在才明白毛泽东提倡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倡导无产阶级人性论的深意所在，本人非共产党员，但一直关注着共产党的演变，对一些历史看的还是比较真切的)。
归结起来，毛泽东法治，是由治党为龙头的，以提倡为人民服务为展开形式，目的是先培养党自己的法治自觉性。他是从法治的高端切入，降龙要降头，抓鱼要抓腮，打蛇要打七寸。不严格治党，别说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就是设计出“三十权分立”也不能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法治。
在一个有几千年人治历史的社会里，以一个人之力，抗衡几千年的文化惯性、7亿人的直接对抗和来自党内部的无数强硬挑战。这有多难？知者，天也！那些对文化、人治、法治只知道皮毛的人，怎么可能理解毛泽东用法治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手笔？许多人知道治理腐败，关键在治党，但理论上怎么解释，实际权力的传递和发挥作用的过程怎样，又怎样导致了腐败，并不清楚的。其实，不复杂，就是上面说的这一点而已。但实践起来，就是另一回事。
中国执政党的单一性、政权结构和实际权力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的法治建设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重心在治党，也就是从构建政治家的操守这个层面着手。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使之保持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法治将最终趋向完善。
离开毛泽东的法治精神和法治实践，谈人民民主专政，是沙地起高楼，而谈毛泽东是人治还是法治，不将其纳入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范畴，则是看到云就是雨。（右-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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