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文学：“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来办事”
“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来办事”
郭秋
《人民日报》
1973-11-17第3版
“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来办事”，这句凝集着时代精神的豪迈语句，出自短篇小说《金钟长鸣》女主角乔巧姑之口，很深刻地概括了这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干部的精神风貌和思想特征。
《金钟长鸣》写的是一个火车站在一月革命风暴夺权后，围绕着接、发2034次列车发生的矛盾。这次列车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铁路上第一次修改的运行图实行第一天的最后一趟列车。它正点到，正点开，就用事实回答了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新干部掌权不会牢”的谰言。
正当这趟列车快要进站时，一个难题出现在车站新老干部面前：红星人民公社为了支援兄弟社队赶季节抢运稻种，要求临时紧急挂运这趟列车。这些稻种是红星人民公社试验成功的优良品种。这个公社从报纸上看到北方一个公社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扭转南粮北调的局面，准备试种水稻，就主动推荐这种稻种。
面对这道难题，受过文化大革命洗礼但又在旧轨道上走惯了的老干部，原来的车站站长现在的车站革委会副主任丁宝康的答案是：不同意挂运。
原来的货运员现在的车站革委会主任乔巧姑的答案是：应该挂运。她响铮铮地说：“今天是我们实行新图的第一天，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我们都要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来办事，一切要从无产阶级政治的大局，从工农业生产的大局出发”。
两种不同的答案，反映了不同的路线觉悟和政治视野。这中间的最大差距是乔巧姑具有“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而丁宝康恰恰缺少这一点“文化大革命的精神”。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广大新老干部，象乔巧姑一样，从这次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中，吸取了丰富的政治营养，使自己在工作中具备和保持“文化大革命的精神”。
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办事，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就是要从无产阶级政治的大局出发来处理问题。巧姑具备“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胸中装有“无产阶级政治”和“工农业生产”两个“大局”，尤其能用前一个“大局”统帅后一个“大局”，这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新一代干部所产生的深刻思想影响。巧姑的想法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我们懂得了，铁路上安全正点是桩大事情，一定要努力保证；但是，安全正点本身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她用锐利的目光看出，新运行图的实质，不仅在于比老图多跑几趟车，而是为了适应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她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既保证列车正点，又顺利地完成了挂运稻种的任务。只有这样急风暴雨式的政治大革命运动，才能如此迅速地、大批地造就象巧姑这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有眼光和胆识的青年干部。而丁宝康考虑的是紧急挂运会带来很大麻烦，会影响本站的满堂红，列车误了点，“有人要拿它来攻击我们的巧姑同志，攻击新干部，攻击文化大革命”。他的本心是为了支持文化大革命，支持新干部，但是，他没有看到全局，没有想到路线。这就缺乏“文化大革命的精神”。丁宝康虽然是出身“扳道伕”的“老铁路”，十几年来勤勤恳恳地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他在工作中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群众在大字报中给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请问丁宝康：你要把我们的列车引到什么路线上去？”丁宝康当时很不理解，觉得“这算是什么问题呀？”但是，在处理挂不挂运稻种问题上，他以为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成了大问题”。这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次深刻的整党运动，对于象丁宝康这样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也是必要的和及时的。
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办事，就是要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就是受阶级的委托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新型的权力机构。乔巧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波澜推上政治舞台的年青姑娘，是受阶级的重托掌权的，因此，她懂得要用手中之权为工人贫下中农谋利益。正因为她能掂量手中之权的份量和意义，所以她把关系到一年农业生产收获的粒粒稻种看得很重，把贫下中农的愿望看得很重，毫不含糊地克服一切困难和阻力，来实现贫下中农的愿望。她是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来行使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交给她的权力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广大新老干部注进了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现实生活中的丁宝康，经过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教育和考验，已经焕发青春，以新的思想、新的作风来从事党的事业。千千万万新干部茁壮成长，整整一代具有“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的新人不断涌现，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生动赞歌。“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来办事”，这已经成为广大新老干部进行工作和战斗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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