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人民日报》： 学习鲁迅论《水浒》
学习鲁迅论《水浒》
王瑶
《人民日报》1975-10-24第2版
一、关于奴才
鲁迅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就深刻地揭示了《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水浒》这部书歌颂的就是投降派，它主要是为宋江这个奴才立传。宋江一出场就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忠臣孝子。上梁山以前，他反对晁盖等聚众起义，忠实地维护封建法度和秩序；上梁山以后，他又一再表白说：“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为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啸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他不但始终不反对皇帝，而且总是念念不忘要为他那个“道君”皇帝效劳，以维护封建统治。他标榜忠义，鼓吹投降，重用朝廷军官，施展阴谋诡计，都是为了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他始终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
奴才的特点就是以主子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赞颂和维护主奴之间的既定秩序，而且千方百计地为主子服务。所以，他必然是压迫有理、造反有罪的剥削阶级教条的忠实信奉者。当然，奴才有时也不免有奴才的“不平”，象鲁迅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中所描绘的那样，他甚至会“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但只要主人“夸奖”他一声“你不错”，他就“大有希望似的高兴”了。宋江在浔阳楼的“感恨伤怀”，就是这种奴才式的“不平”。他是想起自己“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才下泪题诗的。他确实有些不平，但正如鲁迅分析宋江一类的先辈“侠”的时候所说，那“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所以宋江的上梁山、受招安，搞修正主义，目的只在维护主子的利益，为了得到主人的“夸奖”，他那里敢象晁盖领导下的梁山农民起义军那样“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呢！因此他“坐了第一把交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全力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
奴才的行径往往随境而异，他可以是“总不过是寻人诉苦”而希望得到主子欢心的孱头，也可以是凶恶的鹰犬和刽子手；如果混入革命队伍内部，就是投降派。他代表的是剥削阶级的利益，和被压迫的奴隶根本不同。宋江这样的奴才，他想的从来就是“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连统治者给他带上的一面枷，也认为“此是国家法度”，在山寨上睡觉都不敢擅动。所以他在梁山泊篡夺了领导权以后搞投降，搞修正主义，是必然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力量“挣脱”不掉奴隶的锁链，而是被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断送了。宋江就如鲁迅在《一点比喻》中所说的，象一只“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的山羊，他的作用就是听从牧人的指挥，“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向屠场。统治阶级懂得，要防止“奴隶造反”，除用酷刑之类镇压之外，就是培植奴才。而《水浒》歌颂投降主义，美化奴才宋江，其目的正在于此。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和宋江这个投降派典型中吸取教训，学会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二、小本《水浒》与大部《水浒》
鲁迅对梁山泊故事的传播和《水浒》的成书过程是经过严密的考察和研究的。他指出《水浒》故事为“南宋以来流行之传说”，因为当时梁山起义军“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于是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水浒》作者“荟萃诸说或小本《水浒》故事，而取舍之，便成了大部的《水浒传》。”这就说明现在流传的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大部《水浒》是作者对许多小本《水浒》加工改造的结果。这种改造的方式有取有舍，有粉饰，也有增补。这一切都是服从于作者美化投降派人物宋江和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水浒》中有的重要人物，例如林冲和武松，在某几回书中可以是中心，但过后就退为不重要的配角了。只有宋江从第十八回出场起，始终是中心人物。围绕他的情节伸展得很长，篇幅最多，就是在写别人的故事时他也是重要人物，许多别的人物都在为他起烘托和陪衬的作用。任何想以源于民间传说为理由来肯定《水浒》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鲁迅就说过文学史上有许多民间文学被“文人取为己有”，“又来慢慢的绞死它。”有些“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鲁迅还揭露过清朝雍正、乾隆统治者对于前人著作的手段：“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使读者“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大部《水浒》对小本《水浒》的加工改造，即属此类，经过作者的取舍和粉饰，它已经把民间传说中的积极因素差不多绞死了。
民间流传的小本《水浒》现在看不到了，由于奇闻异说很多，内容并不一致，当然也不一定都是精华。但既然在人民中广泛流传，其中绝大部分不大可能是美化和歌颂投降派的。
鲁迅曾指出要从封建史官所修的“正史”中看出 “中国的灵魂”，“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我们现在从大部《水浒》和别的零碎记载中，也还可以看到小本《水浒》的一些“月光”的“碎影”。例如晁盖，在宋末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大宋宣和遗事》、明朱有燉《豹子和尚自还俗》杂剧、明郎瑛《七修类稿》中，都在三十六人之列，而《水浒》则“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这就是《水浒》作者改造的结果。当然也有保留原来面目较多的个别部分，如“吴用智取生辰纲”，《水浒》中仍然保有“智取生辰纲”字样，显示了从小本《水浒》来的痕迹。但就从这段故事中也可以看出《水浒》作者改造的意图。在《大宋宣和遗事》中，这段故事是从朱勔差杨志、林冲等十二人运花石纲说起，因杨志途中卖刀杀人，十二人同往太行山落草，然后再叙晁盖等八人劫走送蔡京生日礼物的事。前后两段分量差不多，也没有用“生辰纲”字样。今本《水浒》对花石纲事，只在杨志自述时提了一句，因在黄河“遭风打翻船，失陷了花石纲”，并把梁中书送的生日礼物取名“生辰纲”，重点铺叙。《宋史·朱勔传》记宋徽宗在东南地区搞“花石纲”达二十年，弄得怨声载道，是方腊起义的直接原因。《水浒》作者舍弃了“花石纲”而大讲“生辰纲”，正是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思想的一种表现。“智取生辰纲”发生在宋江出场之前，作者是为宋江登场，私放晁盖作铺垫，来表现宋江的所谓“义”的。可见《水浒》虽然保有一些民间传说的成分，但这些素材经过作者的粉饰改造，已成为全书的有机部分，为它宣扬投降主义的主题思想服务了。
鲁迅特别注意的不是大部《水浒》的“取”的部分，而是“舍”的部分。因为它是不符合《水浒》作者意图，而又带有民间传说特色的东西。这当然难于搜集，因为没有流传下来。鲁迅说：“元人杂剧亦屡取水浒故事为资材，宋江燕青李逵尤数见，性格每与在今本《水浒传》中者差违”。可见他是想在民间传说中找与投降派不同的宋江故事的。他终于从明写本的元陈泰《所安遗集》、《江南曲序》中找到了一条材料，是陈泰记他于元至治癸亥（一三二三年）秋过梁山泊时听篙师说的：“此安山也，昔宋江事处，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这条材料虽然简略，但时间是《水浒》成书之前、水浒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元代中叶，地点在梁山泊附近，来源是劳动人民，所以鲁迅十分重视，既摘引于《中国小说史略》中，又全录于《马上支日记》杂文中。并且加按语说：“案宋江有妻在梁山泺中，且植芰荷，仅见于此。而谓江勇悍狂侠，亦与今所传性格绝殊，知《水浒》故事，宋元来异说多矣。”这里鲁迅就证明了不能把大部《水浒》所写的奴才典型归因于民间传说的来源，而是作者加工绞杀的结果。鲁迅的这种分析和研究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材料是服从于观点的。因而，不能仅仅根据水浒故事的民间来源和某些情节的反抗性质，就把“月光”的“碎影”看成太阳，从而把《水浒》吹捧成为“农民革命的史诗”。我们应当象鲁迅那样，从作品总的倾向来考察它歌颂了什么样的人物和思想，以及它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态度，然后分析它的素材来源和作者粉饰改造的意图。这不简单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三、关于“水浒气”
鲁迅曾说：“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他是针对“第三种人”所谓“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而说的。鲁迅认为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如果与读者的生活体验相距过远，读者就不感兴趣或不理解了。《三国演义》与《水浒》所写的时代虽然已经很远，但这两部书在旧中国仍然盛行。这并非因为它们伟大，而是社会上还存在“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这里他把“三国气”和“水浒气”并提，而且显然是批判性的。因此正确理解鲁迅所说的“水浒气”的具体含义，对于肃清《水浒》一书在社会上的流毒，是很必要的。
《三国演义》和《水浒》虽然所描写的时代不同，主要人物的社会地位不同，但就主题思想和作者所歌颂的人物和行动来看，二者确实有共同的思想倾向。所谓“三国气”和“水浒气”实质上是一个东西，都是宣扬孔孟之道关于忠义的说教。最早的《忠义水浒传》，是和《三国演义》合刻的《英雄谱》本，可见地主阶级文人是看到了二者鼓吹忠义的共同点的。在宣扬尊儒反法思想的《三国演义》里，不仅在许多故事情节中直接鼓吹所谓忠义，而且作者歌颂的人物关羽就是一个忠义的标本。关羽是宋代以来封建统治者竭力赞扬的人物，不仅对他迭有封谥，而且关帝庙遍于天下，和孔庙处于文武并列的地位。他们赞美关羽的是什么呢？用“圣叹外书”的话说，就是“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义重。”也就是说他是“忠义”完人。《水浒》也是这样，宋江恪守 “九天玄女”要他“全忠仗义”的“法旨”，他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水浒》的书名也变成了《忠义水浒传》。这就充分说明“三国气”和“水浒气”是相通的。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也由于《水浒》这类文艺作品的传播，忠义已成为一种麻醉人民的毒剂，在社会上流毒很广。鲁迅指出：“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也爱看《四杰村》，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表面看来，《三国演义》和《双官诰》是正面宣扬忠义的，而《水浒》和《四杰村》则写的是啸聚山林的人物，似乎和忠义不相干，但作者并不是赞扬他们起义造反的，而是用另一种方式来宣扬忠义，因此同样起着把人民的“反抗心”引导到邪路上去的作用。这种为了爬上去而钻进起义队伍内部搞投降活动的人，在历史上并不少见。鲁迅不但曾指出宋代民谣“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而且记述了他在日本留学时有些同学问他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他回答道：“造反”。这句话曾引起了“大骇怪”。其实，宋江的“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做的正是这种“最有大利的买卖”。连地主阶级的反动文人金圣叹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宋江为了“他日身荣，再来经过”而题所谓“反诗”的地方批道：“公欲以何科目出身？”他看出了宋江式“买卖”的“行情”。不过，他梦想把所有起义军斩尽杀绝，而不懂《水浒》作者的用意。他把《水浒》砍成了“断尾巴蜻蜓”，所以鲁迅说他“昏庸得可以。”
《水浒》中的投降派典型宋江，作者写他“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可见忠义就是他搞投降主义的思想基础。“忠”，从来就是指臣仆对皇帝或主人必须绝对顺从的奴才道德，它的反动性很明显。“义”，就比较迷惑人，这必须作具体分析。晁盖提出的“竭力同心，共聚大义”和劫取“不义之财”，是站在农民立场上来看待人们行为的是非善恶的。晁盖“聚义”，是以造反为目标；宋江把“忠义”连称，则是以忠为核心，使义从属于忠的。《水浒》宣扬忠义就是宣扬要忠于皇帝、忠于封建统治秩序的奴才哲学，就是歌颂投降主义。鲁迅认为这种思想“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是“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水浒》故事产生于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的时代，封建统治者特别需要宋江这样的奴才。到清初统治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宋江一类人物就变成黄天霸、展昭式的某一大官的捕快和保镖了。所以鲁迅论《施公案》《三侠五义》等书时，指出源流“出于《水浒》”。
我们今天评论《水浒》，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一次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是把社会主义革命向前推进的重要步骤。我们必须很好地利用《水浒》这个反面教材，把反对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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