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献身自由的经济学家

The following article comes from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Author Ebeling,R.M

文丨Ebeling,R.M
哈耶克曾在他的成名之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1944)的前言中提到,二战中期,正当他醉心于这本书的创作时,他的那群社会主义同僚告诉他,只要哈耶克愿意屈服并拥护他们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他们能保证哈耶克会在未来那个计划经济体制中享有极高的地位。
但哈耶克并没有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他坚信,那个时代的人极度迷恋社会主义思潮,却从未真正了解那样一个依靠指令运行的经济体将造成什么样的灾难。尽管社会主义者百般辩称政府对经济事务的控制并不会导致个人以及社会自由的减少或丧失,哈耶克非常担心一旦政府开始着手计划经济活动,除了政府权力规定的以外,所有的人类生活将不复存在。
我一直对哈耶克的坚定信念有着深深的敬意。显然,如果哈耶克愿意屈服,他的职业生涯将变得光辉坦荡,他将得到人们的赞同和欣赏。毕竟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在大萧条时期,一大批原本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一改原来的口吻,转而拥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通过货币和财政手段管理社会总需求以保证充分就业。
屈服并背叛自由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 1887-1975)便是一例。虽然汉森教授并不见得完全接受彻底的自由放任,但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批评政府对经济施加了过多的干预。1929年股市开始崩溃时,他认为经济的衰退其实是一个从不平衡状态恢复到更健康状态的调整时期。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出版他的成名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1936)之后,凯恩斯革命开始了。汉森教授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撰写了关于《通论》的书评。他认为这本书并不足以支撑起一座“新经济学”大厦,它只是过渡时期的产物。这本书只是在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理解经济大萧条并采取一些手段补救人类正在经历的这场严重衰退。
但在短短几年内,再没有人比汉森教授更热衷于宣传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了。这为他带来了荣誉和名望。他的事业青云直上,人们欢迎他四处举行公共政策演说。我并不知道汉森教授为何改信凯恩斯主义。也许他打心底里认同凯恩斯的学术观点,所以积极地说服人们相信凯恩斯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很明显,转而投靠凯恩斯主义并积极为它辩护让汉森教授在美国智识圈内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一位对抗计划经济的斗士
不同于汉森教授,哈耶克选择反抗风起云涌的计划经济思潮。二战以后,他迅速失去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在人们的印象中,哈耶克只是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的反对者,除此以外,哈耶克的声音完全无法被主流的学术圈接纳。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在所有最常被人们引用的经济学家中哈耶克名列第三。但在二战之后,哈耶克被彻底抛弃,成为一位像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英国著名记者、反乌托邦和反法西斯作家,代表作有《动物农场》和《1984》——译者)那样遭受排挤的人物。
当我还是一位在萨卡拉门托的加州州立大学主修经济学的大学生时,哈耶克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时,我周围的经济学教授们对于这个获奖名单非常困惑。他们问道:谁是哈耶克?他发表过正经的研究成果吗?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奖?哈耶克是不是那位二战时期公开谴责计划经济的人?等一下,哈耶克是不是那个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写了关于经济周期的老掉牙?委员会真的是找不到其他候选人了才把奖颁给这个才不配位的家伙。那时候的教授都是这样的论调。
了解哈耶克的人都明白,那时候的他抑郁难平,而这份诺贝尔奖给予了他莫大的希望。75岁的哈耶克在事业和心理上都迎来了全新的生机。我曾在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与哈耶克教授见了面,那时的他精神矍铄,讨论起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仍是滔滔不绝。学术界曾经对他的封杀让他一直郁郁寡欢,如今他能够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中。
但从二战结束至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30多年里,他从未放弃捍卫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在这段被学术界拒之门外的时期,他完成了两部极为重要的作品,分别是《自由宪章》(Consitution of Liberty, 1960)以及《立法、法律与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后者共三卷,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先后出版。
从不屈服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另一位同样具有顽强学术勇气的经济学家是哈耶克的良师益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二战前夕,米塞斯在欧洲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即便在一战前,米塞斯凭借其作品《货币和信用理论》(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1912)使得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为人们所熟知。一战之后,米塞斯以其透彻的分析批判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逻辑上都是自相矛盾的,因而永远不具备可行性。这些批判尤其集中在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1922)中。
同时,他也全力捍卫古典自由主义,批评各种形式的政府干预与管制,警醒人们苏联和纳粹采用的集权主义模式将造成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灾难。那时候,自由市场的捍卫者与反对者都承认米塞斯是那个时期非常重要的领军人物。
然而米塞斯同样在二战以后遭受到学术界的放逐。1940年,59岁的米塞斯为躲避战乱移居美国。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在有名的大学里获得一个教授职位。1945年至1969年,他只能在纽约大学的商学院担任客座教授。米塞斯担任这个职位直至自己89岁退休。如果吉尼斯记录有兴趣的话,米塞斯一定能获得历时最长的客座教授称号。
经济学家们不只是刻意忽视米塞斯,他们甚至讥讽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以及货币和商业周期的理论。1973年10月,米塞斯逝世的时候,我曾在加州州立大学的学报上发表了一篇缅怀米塞斯的文章。一位经济学教授找到我,严肃地跟我说:“什么米塞斯米塞斯的,我以为这家伙在19世纪的时候就死了!
米塞斯的亲人和朋友们说,尽管他在美国的这段时间深受学术界的排挤,但是他仍然抱着积极乐观的心态,始终保持着创作的热情,头脑中不时迸发出新颖的观点。(但从他1940年来到美国之后不久写的自传中可以了解到,米塞斯对当时自己生活的世界充满了绝望。
但米塞斯从没有屈服,在捍卫个人与经济自由的曲折道路上从未想过妥协。在美国颇受冷嘲热讽的岁月里,米塞斯创作了将近6部著作,发表了众多的文章。这些作品几乎涉及所有的经济学理论与政策。
弗里德里克•巴斯夏对自由主义的坚持
在此,我还想提及一位法国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 1801-1850)。巴斯夏在逝世前发行了一本名为《论法律》(The Law)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当代古典自由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以及保守主义者中都享有盛誉。在这本50页的小册子里,巴斯夏探讨了在一个正义社会中,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的基本原则。在《论法律》中,巴斯夏提出了“合法的掠夺”(legalized plunder)这一概念,即政府不再保护而是践踏人民的自由与财产。
另一篇发表于巴斯夏逝世前不久的著名文章是《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What Is Seen and What Is Not Seen)。政府管制似乎可以创造就业,增加某些人的收入,这很容易被人们看到。但巴斯夏告诫人们,我们更应该关注政府管制背后那些看不见的影响。因为它们是间接的影响,人们的财富并不会直接被剥夺。政府原本想要改善某种状况,却因为这些间接影响的存在而使状况变得更加糟糕。那么什么是看不见的间接影响呢?
这需要你跳出看得见的事物,分析背后看不见的因素。例如,你看到政府资助彼得一笔钱,你应该想到,这笔钱必然来自于另一个人。假如政府从保罗那里拿走了这笔钱,那么保罗的经济状况就会变得糟糕。又比如,政府想要振兴企业,于是开始干预企业家,插手管理他们的私人企业,想让企业变得更好,这是人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是这种干预产生了不正当的激励性,最后导致企业和经济状况不好反坏。
巴斯夏的作品成为一盏明灯,为那些想要理解自由与集体主义危害的现代人照亮了前行的道路。但巴斯夏的整个学术生涯都经历着跌宕坎坷。他想发行一份捍卫自由贸易的报纸却失败了。他想在法国建立一个拥护自由贸易的社团组织,像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终结贸易保护主义一样扫除法国的贸易障碍,却无法得到资金支持,参与的人数也是寥寥无几,最后只能作罢。
他曾经被选任为法国议会的代表,但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让议会通过古典自由主义的法律。1850年巴斯夏去世,结束了自己怀才不遇的一生。同样地,即便遭遇种种困境,即使在19世纪40年代,在他仕途稍有起色,著作颇丰的时期,他也并未以任何磨难为借口,放弃自己的自由主义原则。
反对所有强制的乔治•舒勒
最近,我正在撰写一篇关于乔治•S.舒勒(George S. Schuyler, 1895-1977)的文章。他是20世纪中叶广受尊敬的黑人记者和作家。他的作品可谓妇孺皆知。如果你对乔治•舒勒这个名字了如指掌,那我也不会对此很惊讶。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他以戏谑深刻的文字痛击白人的种族主义思潮。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舒勒在《自由人》(The Freeman)以及门肯(H.L.Mencken)主编的《美国信使》(The American Mercury)上发表了许多著名的文章。前者后来成为经济学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的出版物。
乔治•舒勒蔑视所有白人对黑人施加的种族主义措施。在一份发行量最大,名声最显赫的战时报纸上,他一遍遍撰文反对美国政府对日裔美国人实施的强制收容政策。他认为政府的强制措施践踏了个人自由与宪法赋予的权利,将所有人的自由与权利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在接下来的二战时期,舒勒被FBI严密监控。战争结束之后,因为舒勒公开质疑罗斯福政府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关押了一大批同一民族的个体,导致舒勒面临被判叛国罪的威胁。
舒勒因不遗余力地反对种族主义和南部的种族隔离法案而受到尊敬和认同,但他很快却消失在美国捍卫自由的历史长河中。舒勒为什么落得如此下场?因为他还坚定地拥护个人自由、自由企业、法律公正以及受宪法约束的有限政府。
20世纪60年代,他公开谴责林登•约翰逊执政时期施行的公民权利法案。他认为强制性的民族融合政策与强制性的民族分离政策一样不符合自由社会的原则。黑人群体追求的应该是废除克劳法案(Jim Chow Laws, 种族隔离法案),所有人都有权利自由结社,自由地同其他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合作与交流。
如果强迫人们必须与别的民族融合与交流,这算不上自由。如果一个个体怀有种族主义情绪,不愿意与其他民族交流,这是个体自己的想法和意愿,政府没有权利强迫他必须融入别的民族。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我们只能通过理性的论证、劝说与举例让别人放弃种族主义的偏见,政府却不能强制别人放弃这种偏见。
正因为舒勒的言论妨碍了推行公民权利法案相关领导人物的计划与战略,舒勒被剥夺了黑人群体公共人物的身份。人们谴责他为白人种族主义申辩。舒勒谴责政府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手段迫使人们改变自己的观念。即便那些观念非常愚蠢和可笑,政府也没有权利这样做。
自此,舒勒的文章只能在一些保守主义期刊上发表。即便如此,舒勒也没有放弃捍卫个人主义、自由市场与建立在自愿协商之上的人类交流。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他一直坚持自我和他认同的原则,死而后已。
自由正遭受进步主义与保守派的侵害
拥护自由主义的朋友常常在私人领域、社会领域以及政治领域都不愿意表达自己的自由主义观念。特别是当代美国的政治环境让自由主义者缄口不言。政客们的分歧只不过是在不同形式的集体主义政策上有所差异罢了。就美国的左派而言,进步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呼吁彻底终结私人企业与竞争性市场。他们想要从我们的口袋里夺走最后一枚硬币。
而那些右派早已被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意识形态所蛊惑。特朗普在推特里大谈特谈贸易战是多么有趣,美国能够轻易获得贸易战的胜利,却只字未提自由与有限政府。在他看来,贸易战能让美国企业拥有更好的投资与雇佣环境。他也实行了前所未有的严苛移民政策,并没有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考虑自己是否侵害了人的自由,妨碍了人们在自愿的基础上自由决定什么时候以及在哪里进行贸易,处理自己的个人事务。换句话说,特朗普式的保守主义其实是如假包换的重商主义管制体系。
许多共和党人以及保守主义者早已迷失了自我,忘记了最基本的政治原则。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会反驳道,在特朗普的执政时期,个人税负降低,私有企业面临的税收压力与政府管制也大幅度地缩减。但特朗普之所以实施这些政策,并不是基于自由主义哲学,而是基于重商主义与家长式政府能够完全了解什么政策最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狂妄的想法。因此,有些税收的确降低了,但其他税收(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征收的关税)上升了。税收到底增加还是降低,并没有一个根本原则的指导,完全听从于总统先生“让美国更伟大”的计划将如何实现。
你从来不会听政客们讨论“让美国的个体重获自由”这样的口号。但这恰恰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与自由意志主义者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他们一直以来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也意味着,真正热爱自由的人常常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既面临进步主义者的嘲讽,又面临保守主义者的背叛;既要反驳福利国家的论调,又要告诫人们民族主义国家的危害。
传播自由的原则,而不是背叛它
热爱自由的人也许想要保持低调,尽量不同他人在相关问题上争吵,避免造成双方关系的不和谐。他们也许想要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最终还是在民主社会主义者以及特朗普式的国家主义者面前屈服了。他们的确真诚地热爱自由。但如果国家告诉你,我们只是稍稍更改一下政策,让我们的民众拥有一个合理的普遍性收入保障;如果国家告诉你,我们只是稍稍增加一点关税,好教训一下中国,此时你应该怎么办?
正是这些稍稍的改变让我们离自由越来越远,离政府全盘接管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妥协者们会说:“虽然不能完全改变现状,但我们至少已经让政府做得不至于太过分。”我的回答是:不,你们的妥协并不能限制政府。回顾过去100年,“一点点增加的政府管制,一点点扩大的收入再分配,一点点对人民生活与社会事务的管制,一点点对‘应该采取措施’的国际事务进行干预”,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一点点”的政策改变,最终让我们面对一头巨大的利维坦,我们才会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面多诸多控制。
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回到最初的自由主义原则并坚定地捍卫它。不要在面对外部压力的时候安慰自己,算了,不用这么极端,稍微妥协一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哈耶克、米塞斯、巴斯夏以及舒勒为坚守自由主义信念不惜以自己的事业为代价。但即使当他们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曾对自己的坚持有过任何的后悔与迟疑。
他们的坚持不仅为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字财富,也在精神上鼓舞我们要忠于真正的自由。就让我们在他们的引领下不懈努力,让我们的社会重新获得自由。(文章由屠禹潇翻译)
上一篇:知识产权法的悖论

★推荐内容★

欢迎本号读者扫描下方二维码,由「一课经济学」带您进入崭新的经济学世界。在这里,我们将颠覆您对传统经济学的认知,感受真正的神秘!“零基础无数学,你也可以学好经济学”带您飞速进步。

关注微信公众号「奥派经济学」,关注后加小奥君微信(zyw201027),即有机会领取邓新华老师签名版新书《柴米油盐经济学》。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