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发生动荡，为什么邻国博茨瓦纳却享有繁荣稳定？
博茨瓦纳：一颗未经打磨的钻石文丨斯科特·比尤尔>>Scott Beaulier <<
在过去60年里，博茨瓦纳一直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最快的国家，也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起初，它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但如今它的人均收入比许多地中海国家还要高。像大多数国家一样，90年代的金融危机一度减缓了博茨瓦纳经济增长，但该国即使在2008-2009年经济表现不佳，也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1965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国家总体上增长乏力，而博茨瓦纳的真实GDP增长了逾15倍，两者在不断拉开差距。
虽然许多人将博茨瓦纳的成功归因于钻石收入和同质人口，但实际上，博茨瓦纳的成功首先是经济自由的成果。一直到2010年，在弗雷泽研究所经济自由指数中，博茨瓦纳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但在近十年的报告中，毛里求斯已经领先于博茨瓦纳）。博茨瓦纳的边际税率是全球最低的；它的边界比其他许多非洲国家更加开放；政府在尊重私有财产和维护法治方面有着悠久传统。历史学家罗伯特•盖斯特（Robert Guest）对博茨瓦纳后殖民时代的政策总结道：“自独立以来，博茨瓦纳的治理维持着明智和谨慎，且基本上诚信靠谱。”
盖斯特所描述的诚信政策，帮助博茨瓦纳摆脱了所谓的贫困“非洲悲剧”。按传统标准，博茨瓦纳是一个中上收入国家，几年前我在博茨瓦纳的那段时间里，这个国家看起来是如此正常，这让我感到震惊。入夜后，四处随意走走，感觉十分安全，暴力犯罪率极低。饮用水质量通常很好。它的首都哈博罗内商业繁忙，那里的许多购物中心都有高档商品和高级餐厅，和西方国家区别不大。据报告，没有博茨瓦纳人会死于该国频发的干旱天气，该国基础教育水平和公共道路网络远优于邻国。正如一位游客所说，“这个地方真的很无趣。”（我回答说，“是的，也许这个主意可以出一本书：《博茨瓦纳：无趣之美》。”)
1965年，曾是大英帝国保护国的博茨瓦纳，是一个由沙漠土地和牧牛人组成的新独立国家。专家们都不看好博茨瓦纳，认为未来形势不容乐观，许多人预计该国将长期贫困，在政治经济上严重依赖于南非。然而，就像亚洲“四小龙”一样，博茨瓦纳的经济持续增长，是20世纪真正非凡的成就之一。自独立以来，该国人均收入年均增长7%，和东亚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考虑到博茨瓦纳起点更低）。
种族和谐
把博茨瓦纳的发展解释为相对同质文化的结果，这种作法是有缺陷的。如果文化和种族的同质性，在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博茨瓦纳在独立时如此贫穷？在后殖民时期，同质化人口也许不会对改革者构成损害，但文化本身并不能保证博茨瓦纳经济的跨越式增长。脱离大不列颠，随后推行健全的经济政策，是博茨瓦纳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
然而，博茨瓦纳对种族和谐的追求，确实帮助它避免了其他撒哈拉以南国家所经历的动荡。
在博茨瓦纳后殖民发展的早期，其领导层的表现与其他许多非洲领导人大相径庭。博茨瓦纳第一任总统塞雷茨·卡马（Seretse Khama）是一位富有魅力的领导人，他寻求种族和谐，并欢迎英国侨民提出建议。卡马和他在博茨瓦纳民主党中的多数联盟，选择与英国侨民和少数利益相关者坐下来制定政策，而不是跟随其他绝大多数非洲领导人的脚步，接受非洲盛行一时的左派经典思想和苏式计划经济。由博茨瓦纳民主党举行的小型非正式会议，使政策更具合法性，并成为博茨瓦纳民主党和其他重要利益集团之间的默示契约。
卡马和博茨瓦纳民主党的包容精神和世界主义，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已。例如，在边界问题上，政府欢迎成千上万在罗得西亚和其他地方受到种族主义政权迫害的难民。政府官方立场是承认所有个人的基本尊严，并保持开放的边界。
宽容也影响到了国内政策，因为新政府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小心谨慎，将传统本土机构也纳入其中。例如，早在殖民主义时代之前，博茨瓦纳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叫作“戈特拉”（kgotla）的协商制度。“戈特拉”是指一个村落的公众集会、社区理事会或传统法庭。它通常由村长或头领领导，社区的决定总是通过协商一致达成。在有人“发表意见”时，任何人都不得插嘴，且容许任何公民指摘政府的过失。因为这个传统，博茨瓦纳自豪地宣称自己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戈特拉”鼓励公共领域的异议和决策的一致，至今仍然是博茨瓦纳现代政治生活的有机成分。
在某种程度上，博茨瓦纳的前殖民部落法律体系和争端解决机制，还通过酋长院（House of Chiefs，作为立法机构的咨询机构）的形式纳入了现代机构。虽然后殖民时代改革没有完全接受前殖民时期和殖民时期的传统制度，但博茨瓦纳还是采取了措施，保护其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宝贵成分。相比之下，在其他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所谓的“现代化”意味着彻底拆除所有传统的东西，激进的政治反而催生出了一个又一个独裁者。
自由市场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政府成立时，几乎没有可用于大规模“公共”开支的资源。政府没有对人们过度征税，而是将税率保持在低水平，且政策是可预测的。低税率鼓励了创业活动，减少了逃税和腐败。卡马和民主党本可以大举借债，但他们害怕累积债务，尽可能把国防和教育等传统政府项目支出，保持在最低的水平。在改革进程早期，国家负担不起国防，这个国家几乎有十年没有国防武装力量。
政府推出了所谓的五年国家发展计划，但重点是确定政府支出的优先次序，以此限制长期支出。一旦达成一致，只有在议会压倒性支持下，才能修改这些优先次序。除了确立国家发展计划之外，政府还通过对适用严格的成本效益标准来限制支出。
政府精打细算的稳健经济政策和极低税负，一下子把绝大部分博茨瓦纳人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博茨瓦纳的经济增长率很快突破了两位数。进入八十年代，博茨瓦纳又顺应世界潮流，进一步减少政府管制，促进了私营企业迅速发展，成了非洲最容易做生意和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地方。
博茨瓦纳领导人采取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方法，产生了许多市场经济学家所预测的效果：博茨瓦纳经济迅速增长，生活质量显著改善。这种发展在独立之后的头十年势头最为迅猛——这比大多数钻石矿藏的发现和开采都要早。
此外，钻石通常不被视为是发展的福音。在许多“自然资源诅咒”的经济学文献中，像钻石这样的东西据说会阻碍发展，因为它们会导致脆弱的体制和寻租的行为。正如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他的畅销书《自由的未来》中所说，
为什么不劳而获的财富（如石油、钻石和黄金)是一种诅咒？因为它们阻碍了现代政治机构和法律制度的发展。让我们愤世嫉俗地假设，任何政府的主要目标都是给自己更大的财富和权力。在一个缺乏资源的国家，要让政府变得富有，社会必须变得富有，这样政府才能对这些财富征税。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是幸运的，因为其一穷二白。东亚各国的政权必须努力创建有效的政府，这是使国民乃至国家变富的唯一途径。如果地下埋有宝藏，政府固然过得很舒服——他们成了“信托基金”国家，可以从矿产或石油销售中获得丰厚收入，但他们也就不必费心思应对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创建一个能够创造财富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因此，尽管拥有钻石财富，博茨瓦纳的经济发展不是因为钻石财富。
困难和挑战
诚然，博茨瓦纳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首先，当前博茨瓦纳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过高，而且一直在快速增长。早年领导层“放手不干涉”的领导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遗忘，逐步让位给了“大政府”。博茨瓦纳目前的政府庞大而臃肿，为庞大的国防提供资金，涵盖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并在严重艾滋病危机之后扩大医疗保健覆盖的范围。近年来，政府规模和管理范围的稳步扩大，都使博茨瓦纳近年来在经济上变得不那么自由，这可能会抑制未来的经济增长。
其次，博茨瓦纳的法院和财产权也一样受到了干涉。特别是在涉及政府官员的案件中，法治有时会变得松弛。土著群体，如喀拉哈里布须曼人（也被称为桑人）一直受到政府和不利的法律裁决的压迫。政府对外国人，特别是津巴布韦人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排外了。近年来，博茨瓦纳不断远离卡马的世界主义，博茨瓦纳未来的经济增长也变得不够确定。
总结和收获
从博茨瓦纳后殖民时代的成功中学到的主要经验是：只要有机会，贫穷的非洲国家可以通过经济自由实现长期经济发展的有益成果。
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领导人不屑于本文所述的良好政策的故事，认为这属于“西方的思想和模式”，并不适合非洲的情况。在他们眼中，非洲历史是独特的、不同的，这种差异十分显著，以致于经济自由等“标准方法”完全是白费力气。
尽管对于不将外部制度强加于人的做法，能讲出许多道理，但博茨瓦纳是非洲人完全靠自身找到经济自由的一个例子。博茨瓦纳享受到了繁荣稳定的生活水平，追根究底，还是得益于其政治制衡以及私产保护等观念，要领先于其他非洲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