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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土豆饥荒的启示

禅心云起 奥派经济学 2021-10-29

爱尔兰土豆饥荒的启示
文丨 特蕾莎·约翰逊
>>Teresa R.Johnson<<译 禅心云起 编:瑞秋的春天
   

从1845年到1851年,一场致命霉病袭击了爱尔兰的土豆作物,造成了严重的歉收和饥荒【注:土豆晚疫病是导致马铃薯茎叶死亡和块茎腐烂的一种毁灭性真菌病害】。大约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有至少百万人远走他乡。

巨大的灾痛是如何在大不列颠(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这一个省份发生的?历史学家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尽管他们的解释各不相同,但大多数人坚持认为,如果英国政府放弃了自由市场原则,将几乎不会有爱尔兰人丧生。然而,有证据表明,自由市场原则并没有给爱尔兰人增添一分苦难,倒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饥荒造成的诸多惨状。

本文目的不是厘清爱尔兰陷入困境的根源。我确实想要表明,不管许多历史学家怎么认为,自由市场经济都没有害死百万爱尔兰人。我将介绍一段佃农的简史,他们是在饥荒中受害最深的人。接下来,我将证明英国政府并没有首尾一贯地坚持自由市场原则。然后我将讨论自由企业如何减少了饥荒的影响。然而,首先我将展示一些历史学家是如何描述了自由市场原则对爱尔兰苦难的影响。

一些支持政府干预的历史学家认为,英国领导人陷入了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之中。例如,凯文·诺兰(Kevin Nowlan)写道:“大饥荒的历史并不支持我们指控统治者怀有蓄意的残忍及恶意,但它无疑是关于社会、经济观念如何与人类局限性结合起来增加世间痛苦的镜鉴。”同样,托马斯·奥尼尔(Thomas O’Neill)谈到议会时说:“对自由贸易的迷恋束缚了他们的手脚。”然而,发表这种言论的人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大加挞伐,却拒不承认议会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一体制,也不提及爱尔兰人对自己的处境也负有一定责任。

劳伦斯·麦卡弗里(Lawrence McCaffrey)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明确地谴责议会支持自由企业。诺兰避免指控英国领导者怀着蓄意的残忍,麦卡弗里却将他们统统比作了纳粹。麦卡弗里把遭受饥荒的爱尔兰人和纳粹德国的犹太人相提并论,他说这两个群体都遭受了“意识形态谋杀”。他补充说,

“纳粹在应用种族主义原则方面,比起特里维廉(Trevelyan,1807-1886,爱尔兰饥荒救济工作负责人)及其同事在执行政治经济学教条方面,当然要更残酷无情和前后一致。但是,如果一名爱尔兰人在19世纪40年代死于饥饿或挤进一艘移民船,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命运不是种族仇恨的结果,而是为了维持自由企业经济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他将不会得到多少宽慰。”

麦卡弗里承认爱尔兰的情况十分复杂,他谴责那些把英国人的歧视当成了爱尔兰所有苦难根源的爱尔兰人。然而,他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议会坚持自由市场原则,就把形势过分简单化了。

背景:爱尔兰佃农

爱尔兰佃农的处境说明了单一作物的歉收会如何摧毁整个国家。由于爱尔兰大部分农田属于少数富有的英格兰和爱尔兰地主,大多数爱尔兰农业人口没有土地,不得不用他们的劳动换取宅地和园圃。虽然这些佃农中有一些人,通过饲养和出售猪来支付租金,但大多数人在他们地主的燕麦、黑麦等谷物地里干活。为养活自己的家庭,他们仅仅种植土豆。土豆种植成本很低,每英亩收获的口粮,比其他大多数作物都要多。而且,土豆在那些不适合种植地主家谷物或饲养家畜的租佃土地上长势旺盛。对大多数农村劳动者来说,土豆是唯一的食物来源。佃农经常处于饥荒的危险之中,这不仅因为他们只依赖单一食物,还因为土豆“就其性质而言,在某些季节特别容易歉收” 。始于1845年的危机,并不是爱尔兰的第一次土豆饥荒。根据1851年的人口普查报告,自1739年以来,土豆作物至少出现了24次某种程度上的歉收。每年夏天都有200多万人挨饿,直到新作物丰收。因此,从1845年到1851年,土豆年年歉收,给这片受赤贫困扰的乡土雪上加霜。尽管历史学家强调议会的自由市场立场,但描述1845年英国经济的最佳方式是,它是自由市场原则和某些政府干预措施的混合。议会的批评者断言,自由市场政策加剧了饥荒的恶果。然而,有证据表明,以《谷物法》、《航海法》和《济贫法》的形式进行的政府干预,才是让爱尔兰处境更加坚难的原因。当土豆歉收时,议会坚持自由市场原则,拒绝关闭爱尔兰港口。批评家坚持认为议会应该阻止其他作物出口,认为爱尔兰人民应从爱尔兰农产品中受益。然而,这些作物不仅理所当然地属于土地所有者,而且还需要用来喂饱英格兰劳工。如果议会关闭了爱尔兰港口,饥荒不仅不会被阻止,还会从爱尔兰转移到英格兰。建议政府购买爱尔兰农产品并在爱尔兰人中分配,可以解决给地主报酬的问题,但不能解决向英格兰劳工提供食物的问题。然而,《谷物法》和《航海法》表明,议会并不像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致力于自由市场。为保护英国农业而通过的《谷物法》,通过对进口谷物征收关税,人为抬高了谷物价格。《航海法》保护英国的航运业。根据这些法律,只有英国船只才能将货物运入英国港口。这种保护主义措施,无论对英格兰劳工还是爱尔兰佃农都十分不利。《谷物法》提高了英格兰劳工购买食物的价格。当成千上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时,美国私人社团赠给爱尔兰人的食物,却不能直接送抵爱尔兰。它首先必须转移到一艘英国船上。这增加了援助灾民的成本,延长了饥饿者缺乏食物的时间。《谷物法》和《航海法》的结合,使得从外国市场向英格兰或爱尔兰市场出售谷物,变得无利可图。直到饥荒持续了几个月后,议会才最终废除了这些保护主义措施。随着1846年1月《谷物法》的废除,美国的谷物被购销到爱尔兰,从而为爱尔兰人提供了急需的食物。一年后,《航海法》废除,外国捐赠得以自由地进入爱尔兰。《济贫法》为政府在爱尔兰的干预提供了更多例子。这些给慈善立法的尝试遭到了各方反对。地主反对这些法案是因为要被课征财产税来供养穷人。穷人也鄙视济贫院(法律规定的主要援助渠道),因为济贫院条件恶劣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在许多济贫院里实行了监狱般的纪律;而在另一些济贫院,人满为患、缺乏纪律,使得恶行难以遏制。一些父母认为,与其生活在这样不道德的环境中,还不如让家人继续挨饿。因此,认为议会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而让爱尔兰受苦受难的观点,从两个方面来看是错误的:首先,在实践中,议会并没有完全致力于自由市场,这一点可以从它愿意保留保护主义法律和给慈善立法得到证明。其次,当废除上述两项保护主义措施,最终使市场更加自由时,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都从中受益。直接政府援助政府在饥荒期间给予爱尔兰的巨额援助进一步证明了,议会并没有严格遵循自由企业原则。事实上,英国光第一年就在饥荒救济上花费了800万英镑。最初,议会为爱尔兰的佃农提供公共就业机会,这样他们就能挣钱购买议会从美国进口的口粮。议会的公共工程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徒劳无功的。由于政府规定,工程不应惠及任何个人,大部分工作涉及道路建设,其中不少道路“不知从何处通往何处”。有些道路工程管理不善,简直无异于野蛮破坏:“爱尔兰的道路被毁了(…)以前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路程(…)现在要花四个小时,事故频发”。由于工资发放常常延迟数周,一些工人死于饥饿。托马斯·奥尼尔叙述道:“科克郡卡哈拉的Denis McKennedy,10月24日,死于路边,他生前受雇于工程委员会,被拖欠了两周的工资。”公共工程的另一严重问题是“吃空饷”,许多在工资单上领薪的人其实并不需要援助。在1847年春季前,公共工程系统显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最严重的饥荒还没有发生。霉病虽然只破坏了1845年土豆作物的一部分,却摧残了1846年的全部作物。到1847年7月,许多爱尔兰人死于饥饿和相关疾病,英国政府开始了第二阶段的饥荒救济:分发免费食物。这些直接施舍也违背了历史学家认为议会虔诚坚持的自由市场政策。爱尔兰的自由市场对1847年7月政府粮食分配的研究,提供了自由企业帮助爱尔兰的证据。虽然北部各郡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几乎和西部各郡一样,北部不到20%的人口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免费食物,而西部多达100%的人口获得免费食物。爱尔兰唯一兴旺的制造业——亚麻工业,给北部带来了差异。因为这个产业,许多北部人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他们可以购买食物,而不是依赖政府的援助。亚麻工厂在1850年雇佣了近20,000人,并没有仅仅把机会提供给纺纱工和织布工。北部佃农可以在家里生产亚麻制品来赚钱。亚麻工业为北部提供的“平衡经济”,给这些郡带来了其他许多郡所没有的好处。在其他大多数郡,几乎所有交易都是以易物方式进行的;货币几乎无人知晓。由于北部有更多资本,包括食品商在内的大多数商贩也都在那里。国内其他地方即使有粮食供应,但由于缺乏工作和资本,贫困的佃农也无法购买那些粮食。在大多数关于饥荒年代的记载中,历史学家很少提及私人救济,而更愿意讨论政府对爱尔兰的援助。然而,作为自由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私人慈善事业,却让大量爱尔兰人得以存活。这种慈善有两种基本形式:提供食物或金钱,要么提供工作。世界各地几家组织几乎一听到饥荒的消息就立即捐赠。第一批捐赠来自在印度女王部队服役的爱尔兰人。许多捐赠的钱物都来自爱尔兰裔美国人组织。但贵格会在饥荒早期提供了最稳定的援助。1846年11月,他们在都柏林成立了中央救济委员会,与伦敦的一个类似的委员会密切合作。在调查了爱尔兰的情况后,他们认定最迫切的需要是在全国各地设立食品分发点。他们的施粥所非常成功,国会将其作为食物分配计划的典范。一旦危机在某地区结束,贵格会就会通过帮助爱尔兰人谋生来刺激当地经济。1847年,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他们把萝卜种子分发给买不起种子的农民,由此带来了丰收,中央救济委员会于是决定继续这项计划。他们后来在戈尔韦郡购买并经营了一家农场,以开发和示范改良的农业方法。贵格会也帮助了爱尔兰渔业。由于恶劣天气常使爱尔兰渔民无法出海,所以他们在不能捕鱼时通常以土豆为食。当土豆歉收时,许多渔民典当了他们的船和渔具,以便购买食物。贵格会通过地方委员会借给渔民足够的钱来赎回他们的装备。仅在阿克洛社区,就有160多户家庭因这些贷款而存活下来。贵格会还在西部的戈尔韦郡、梅奥郡以及南部的科克郡设立了新的捕鱼站。历史学家通常忽略的一项私人救济成就,是花边制造业作为家庭手工业的创立。花边制作中心主要集中在北部和最南部的地区。南部大部分的花边学校都是由女修道院开办的,而在北爱尔兰开办的学校则是由富有的女士赞助的。花边业的兴起,主要是因为许多贫穷妇女非常渴望工作。她们不愿依靠政府援助,只求有一种办法来养活家人。赞助这些花边学校的人提供的正是这样的办法:她们给予贫困的妇女训练和设备来制作花边,在许多情况下,她们自愿为制成品寻找英国买家。许多开办花边学校的妇女,不得不从事一项乏味的工作,拆解一件现成的花边,以便弄清楚它是如何制作的。她们把这个方法教给几个妇女,然后再由她们去教别人。这些女性很快就学会了集中精力制作最高效省时的花边。而且,由于钩针编织的速度要快于大多数传统花边编织的方法,一些学校开发出了模仿花边的钩针图案。从这些努力中发展起来的家庭手工业,不仅仅提供金钱来购买食物;它还使许多家庭破镜重圆。据其中一所花边学校的老板苏珊娜·梅雷迪思女士说,有几个孩子在父母被迫进入济贫院后就去了花边学校,她们很快就能挣到足够的钱来养活家人。一旦家庭团聚,其他成员也学会了贸易,增加了家庭收入。谋生的能力激发了劳动者的希望,维持了施舍有时会摧毁的人的尊严。结论无论是相对自由的市场,还是政府的救济计划,都没能让许多爱尔兰人免遭巨大苦难。爱尔兰的问题是经年累月造成的,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然而,土豆歉收造成的燃眉之急却要求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指责自由企业没有提供这些解决方案,就是忽视了爱尔兰局势的复杂性。自由企业虽然没有拯救每一个爱尔兰人,但也没有增加19世纪中期爱尔兰所受的苦难。事实上,议会通过废除《谷物法》和《航海法》来解放经济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爱尔兰的苦难。在北爱尔兰,亚麻产业提高了那里的生活水平,生活那里的人们受难更少,对政府援助的依赖也更少。此外,私人慈善机构拯救了无数爱尔兰佃农的生命,努力改善当地经济,并开创了家庭手工业,为许多爱尔兰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劳伦斯·麦卡弗里在诋毁了自由企业一通之后,不太情愿地承认,自由企业让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得以繁荣:“他们生活在一个具备社会流动性和经济机会的国家。美国的资本主义或许是邪恶的,但它提供了(…)财富的可能性”。这种违心的恭维企图掩盖一个事实,即英、美自由企业都帮助了爱尔兰人民。大饥荒之前、持续期间和之后,数以百万计的爱尔兰人愿意冒着艰难险阻来到美国,以便利用“邪恶的美国资本主义”提供的机会。

“让那些因为渴望呼吸到自由空气,而历经长途跋涉也已疲惫不堪,身无分文的人们,相互依偎着投入我的怀抱吧!我站在金门口,高举自由的灯火。”

我们需要警惕这种视自由企业为恶棍来解释历史的“邪恶”倾向。过去那些自由企业的反对者,坚持认为政府干预才是消除当下贫困的唯一途径。但政府的援助,在今天的美国和过去的爱尔兰,往好处讲是无效的,往坏处讲是给那些据说从中受益的人带来伤害。如今美国的福利制度失败了,就像当年英国议会援助爱尔兰的努力失败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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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经济学 | 智慧集结号】一年精读四本经典。知识点一点点的过,一点点的学。从哲学基础、方法论到基本公理、定理和规律,从个体行动再到宏观层面的经济周期,奥派经济学的体系是庞大而又不失精致的。从第 1 季到第 4 季,在智识之旅上风雨兼程、跋涉探险,你我继续前行!长按以下二维码识别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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