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尔：所有创业公司都是基于某个秘密建立起来的（深度）
专注于信息产业、知识经济
ID：jushuigu01
Peter Thiel是著名的美国企业家与风险资本家，他创建了PayPal，也是Palantir的投资人，Founders’ Fund和对冲基金ClariumCapital的总裁，以及畅销书《Zero to One》的作者, 他同时是Facebook的第一个外部投资者，于2014年为Facebook提供了5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并因此获得了2万倍的回报。
1.
主动思考未来
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中，没有什么未来是可以确定的。你必须主动思考未来——把思考的权利交给别人，并不是一件好事。
科技和商业史上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只有一次。下一个比尔·盖茨将不会研发操作系统；下一个拉里·佩奇将不会创造搜索引擎；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也不会建立社交网络。
如果还有人在亦步亦趋地模仿这些人，那一定有点问题。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有“羊群心态”，这并不是说大众一定是错的。如果一大波群众可以各自独立地做出判断，会是相当不错的。但问题是，大多数情况下，判断不是独立地进行，人们总是望向他人。
当人们像羊群一样都去追逐某样东西的时候，就产生了“溢价效应”。
举个例子，现在人人都在谈“趋势”，但人们听到的每一个趋势可能都是被过度看重了。如果你要创业，最好逆向思考（contrarianthinking）——离那些时髦词语越远越好。
因为那些很热门的词其实是在虚张声势。而且，“时髦”往往意味着已经有很多人在做同样的事情了。相反，一些独一无二的事情被低估了，有一些非常好的业务没有人做，有一些非常好的投资没有人投。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随时面对着羊群效应所产生的溢价困境。因此创业者必须努力打破其中的困境，来为自己与群体带来全新的价值。
人们需要的不是模仿，而是特立独行。
比如，在他对创新的态度上：创新不是要想方设法寻找成功的固定模式，因为这样的模式是不存在的。
创新创业的一大挑战，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找到别人还没有发现甚至没有想到过的一些领域进行创业。
那些非常成功的大公司，都是在一些垄断领域，他们采取的是别人没有做过的做法。
在谷歌，可能只有5-10个人真正了解公司的成功之处在哪里，而且他们是不会到处跟别人讨论这一点的。垄断型企业通常会有一些商业模式是不为外人所知的。
如何破除这种所有人在一个领域竞争的模式，去寻找一些新的领域？
彼得·蒂尔认为，模仿别人是没有办法很好地突破和创新的，因为总是没有从自己的角度进行自主的思考。
在硅谷，非常多有才华的创业家总是和别人在同样的领域竞争，总是思考别人对他的期待是什么，而没有很好地在更大的社会环境中想问题。
最后大家的结果是总在做同样的错误的事情，而没有办法进行创新。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公司都是模仿性的，只有很少的公司进行过大的创新。那些特别有价值的公司，大部分都是能够做出大的突破的公司。
2.
不断自我超越
彼得·蒂尔有一种强大的思考模式，助其实现自我超越——这是建立在反思和形式逻辑基础上的。
“自我超越”的方法论在于：
跳出目前的逻辑框架，在一个升级的极大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对世界进行重新梳理、再建；
以缜密的形式逻辑重新架构，而获得一个更高维度的俯视视角，并发展出拯救策略；
在不断升级、重组过程中，跳出思维惯性，而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
因此彼得对于竞争的态度是：无法打败对手，就联合起来。
如何做到垄断？很多人的第一想法是：占据一个巨大的市场。
然而按照彼得·蒂尔认为：垄断的第一步，不是急于占据巨大的市场，而应当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市场中占据一个大的份额。
每个初创企业都从小起步，每个垄断企业都需要统治市场，所以要成为好的初创企业，需要一开始就垄断一个小的市场。
像PayPal就是如此，他们一开始只针对eBay网站上的两万个小商铺，确定这样的目标客户群，他们的市场份额在5到6个月里从0增长到40%。
一旦垄断了利基市场，就应该逐步扩张到相关且更广阔的市场。贝佐斯创立亚马逊是为了垄断在线零售，但刻意从卖书开始。扫荡市场要方法得当，逐步扩张需要严守纪律，扩张前一定要先垄断特定的市场。
开创创新性垄断企业的路径是：先在利基市场取得垄断地位，再在成功的基础上扩展到临近市场，一步一步扩大垄断，不要找原有产业的麻烦，不要像Napster那样试图去毁灭原有产业，因为这样会带来麻烦，当扩张到临近产业的时候也要遵守这个原则。
硅谷顶级投资人本•霍洛维茨也说过，每个人想听的是：他们已经相信是“真实或者正确”的东西；他们最不想听到的是：与他们认知系统相违背的独到观点。
但所有任何其他人已相信的东西中，实际上都没有任何价值可以被创造，商界中一切皆是如此。
彼得·蒂尔认为，所有的创业公司都是基于某一个秘密建立起来的，每个公司背后都有一个所谓的“近在眼前，但是没有人认识到的秘密。”
他说Facebook的秘密是：在2005年、2006年能用什么办法把学校里面的年轻学生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公司。后来了Facebook走出了哈佛，走到美国全社会，现在成为连接全世界所有人（除了中国以外）的巨大的社会网络。
彼得·蒂尔说：“世界上有一些事情是常识。”学校里面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常识，每个失败者都会很多的常识，真正的企业家在寻找众人皆知但又没有人认可的秘密。
3.
认知未来是他的谋生之道
彼得蒂尔说，认知未来是他的谋生之道。
作为一名科技领域的投资人，他的工作就是投资于新的开始，对于那些人们从未见过或做到的事情抱有信心。
他曾得到了一次美国最高法院书记员一职的面试机会。作为一名律师，差不多算是中了头等奖，它是律师竞争的最高舞台。然而他失败了，他感到彻头彻尾的沮丧，就像是世界崩塌。
但后来发现如果他不是在那次竞争中失利了，就不可能偏离从中学便开始计划好的轨道，也不会搬到加州与人一起创办了一家初创公司，更不会开创任何新的事业。
他回想当年想成为律师的决心，与其说是他对未来的计划，不如说是为当下而找的托辞。这样的话，如果任何人问起他未来的打算，他会这样回答：“我的未来不必担心，我在未来路上做得很好。”
然而他回想起来发现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走上既定轨道的时候，并没有真正地认真思考过这条路未来通向哪里。
当他与人共同创办一家科技初创公司时，采取了一种截然相反的方法，他们有意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前进方向。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数字货币，并且用它来取代美元。
当时他们的团队非常年轻，开始创业的时候，他是团队里唯一一个年龄超过23岁的人。
发布第一款产品时，第一批用户仅仅是在他们公司工作的24名员工。当他们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其他金融界的从业人士时时，注意到了一个明显的特征：一个在银行从业的经验越丰富的人，就越确信他们的业务绝不会成功。
然而如今，全球每年通过PayPal完成的交易超过2000亿美元。但他们的确没能实现那个更大的目标——美元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导货币。
他们没能成功地用数字货币征服全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的确建立了一家成功的公司。更重要的是明白了创新虽然充满了各种困难，但它并非绝无可能。
在人生的现阶段，你们面临的限制、禁忌和恐惧是人生中最少的阶段。
很多人总说，我们正处于一个事物快速更迭的时代，但众所周知，这种陈词滥调目前正到达一个拐点：创新已经日趋停滞。
彼得·蒂尔认为应该坚决抵制假定历史已经结束的诱惑。当然，如果我们选择相信我们无力做成任何不熟悉的事情，我们将不会犯错，但这种正确仅存在于一种自我应验的方式中，这只会是我们自己的错。
熟悉的轨迹和传统就像老生常谈——它们无处不在，有时是合理的，但通常除了不断重复以外没什么道理。
彼得·蒂尔属于那种典型的擅长“长远思考”的人，他们常常更清楚地看到未来，他不用去试错，需要的只是认真思考，而后想出来的东西就是趋势。
毫无疑问，彼得·蒂尔是一个伟大的思考家，或许如他所说，“所以我认为你所说的离经叛道，更多的是我对自身的一种清醒认识。”
附：彼得蒂尔介绍
彼得·蒂尔（Peter Thiel）出生于1964年，于1996年创办了Thiel资产管理公司（Thiel Capital Management），并在2002年更名为Clarium Capital Management。目前该公司管理总值超过50亿美元的资产。蒂尔曾在1998联合创办了PayPal，并在2002年以15亿美元出售给eBay。蒂尔是国际象棋天才，12岁时就在全美排名第七。
他毕业于斯坦福法学院，1996年成立Thiel Capital，2002年改名为Clarium Capital，公司拥有的资产达55亿美元。他于1998年与他人共同创立了PayPal，2002年以15亿美元的价格售出，个人获利6千万美元。他还是Facebook的首个外部投资者。
彼得·蒂尔（Peter Thiel）被誉为硅谷的天使，投资界的思想家。1998年创办PayPal并担任CEO，2002年将PayPal以15亿美元出售给eBay，把电子商务带向新纪元。2004年做了首笔在Facebook的外部投资，并担任董事。同年成立软件公司Palantir，服务于国防安全与全球金融领域的数据分析。蒂尔联合创办了Founders Fund基金，为LinkedIn、SpaceX、Yelp等十几家出色的科技新创公司提供早期资金，其中多家公司由PayPal的同事负责营运，这些人在硅谷有“PayPal黑帮”之称。他成立了蒂尔奖学金（Thiel Fellowship）鼓励年轻人在校园之外学习和创业。他还成立了蒂尔基金（Thiel Foundation），推动科技进步和对未来的长远思考。
2005年，投资5000万美元创办Founders Fund风险投资公司，致力于扶植Web 2.0公司，曾在2004年为Facebook创始人提供了5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而这项投资为其获得2万倍的收益。皮特·泰尔目前还是为政府机构提供电脑分析公司Palantir的董事会成员。
经济上他有着典型的保守自由主义立场，主张小政府，反对政府高负债。彼得·蒂尔过往深度参与美国的各种慈善事业，名声颇佳。他还被特朗普邀请并出任总统科技顾问，他有志于竞选2018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一职，被视为共和党内冉冉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
钱颖一对话彼得·蒂尔：什么才是创新的逻辑
2016-04-18 HBR-China 哈佛商业评论
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依靠资源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创新对中国未来发展极为重要。但是，对于什么是创新、如何推动创新等问题，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
为此，不久前《财经》杂志邀请世界著名创业投资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就公众关心的创新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谈。
彼得·蒂尔是美国硅谷的创业和投资教父，被誉为投资界的思想家。根据他在斯坦福大学讲课内容整理出版的《从0到1》是全球畅销书。今年3月份，这位传奇人物来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授《创办新企业——中美新观察》课程。
钱颖一则是著名经济学家，近年来一直呼吁和推动创新。早在2013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就联合该校十几个院系创建了新型教育平台“清华x-空间”（清华x-lab），着力发现和培育创意创新创业人才。
在对谈中，两位敏锐的思想者围绕什么是创新、创新与教育的关系、政府如何推动创新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些问题富有挑战性，不同的观点互相启发，非常精彩。
他们都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要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政府最重要的是为创新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未来是不会自行发生的，未来是一个需要我们共同建立的东西，”彼得·蒂尔说，“中国一定要有远见，一定要亲自创建一个最好的未来。”
《财经》：现在许多人在谈论创新，但是人们对于创新的理解各有不同。彼得先生在斯坦福大学先后攻读哲学和法律专业，后来成为创业家和风险投资家，对创新问题有独到认识。在您看来，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彼得·蒂尔：创新是非常难定义的，很多时候是我们看到了结果，才知道它是创新的东西。从宏观上说，创新是有能力对文明做出很大改变、而且在将来很多年里能够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东西。同时，在微观上看，一些创新的社会影响可能要很多年以后才能看得到。
实际上，微观创新和宏观创新的区别并不是那么大。比如说，很多人说Facebook只是一个沟通工具，不是很大的创新。但实际上，Facebook对人类相互沟通带来极大便利，影响非常大。还有Twitter，对人类文明可能不会有一日千里的影响，但是它在商业层面为许多公司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一般来讲，宏观创新有宏观影响，微观创新有微观影响。我自己关注的是宏观方面的创新。但是，有时候微观创新会有宏观的影响，那就是最好的了。
钱颖一：最早论述创新的经济学家是熊彼特。他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核心动力，市场经济长期活力的根本在于创新，而创新则来源于企业家精神，来源于企业家开发新的产品，创造新的生产方式，这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熊彼特在1950年去世，他的影响在他去世之后日渐变大。由于创新已经成为全球最为关注的问题，所以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萨默斯说，熊彼特很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财经》：两位虽然对创新的定义不同，但是都认为创新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具体来说，人类进步是以什么形式发生的？
彼得·蒂尔：人类进步可以呈现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水平进步，也称为广泛进步，意思是照搬已经取得的经验，直接从从1跨越到N；
第二种是垂直进步，也称为深入进步，意思是探索新道路，从0到1的进步。
做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是把世界从1推向N，复制一个模式比创造一个新模式容易得多。但是，每一次我们创造新东西的时候，就是从0到1。
从宏观层次看，全球化就是水平进步，它把某地的有用之物推广到世界各地。中国是全球化的典范，它已经复制了发达国家的有用之物，使得它在前进道路上少走几步；垂直进步也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科技。任何新方法，任何可以使事情更容易完成的方法，都是科技。
钱颖一：彼得先生在哲学层面是对的。不过我认为，从0到1的进步当然非常重要，同时也不要忽视从1到N。
因为从1到N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简单的模仿，一种是学习中创新。例如，阿里巴巴的淘宝和天猫之前有eBay、 Amazon，腾讯微信之前有Kakao Talk、Whatsapp，但是阿里巴巴和腾讯微信结合中国市场有很多创新。由于中国的N非常之大，它们带来的社会价值远远超过了之前的“从0到1”。因此，我把它们称为“有创新的从1到N”。
所以，我们不能忽视N的力量。在中国N 大于13亿，这里蕴藏了巨大的能量。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市场和社会效益与N的平方成正比， N的平方的力量，又比N的一次方的力量大得多了。谁看到了中国的N的力量，谁就不会轻视从1到N的作用。
抓住中国市场巨大的N，并在1的基础上创新，释放N的力量，这是中国企业家、创业者们难得的机会。
《财经》：从中国到世界，重视创新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天的人们都如此重视创新？
彼得·蒂尔：这和全球化的趋势有关。从1971年到2007年，全球化趋势非常强烈。全球化趋势在2007年达到了峰值，此后开始减弱。例如，从1971年到2007年，全球国际贸易增长值是GDP增长值的2-3倍。
另外一个现象是，2007年之前，美国所有年轻人都想去纽约做一个银行家。当时人们都说，如果你去纽约，你就可以征服全世界了。这就是全球化的一个故事。可是，2007年以后，大家都想去硅谷——并不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才导致人们跑到硅谷去——而是人们更想创新。
我个人是非常支持全球化的，也非常支持国际贸易和国家间人民的自由流动。如果终结全球化的趋势，这对于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件坏事。但是，我也认为，我们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利益将越来越少。因此，人们就有更大的压力进行创新。
钱颖一：中国之所以重视创新，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开始变化。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驱动力，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依靠创新驱动增长，贫穷国家主要靠资源驱动，基本不需要靠创新驱动，可以靠模仿。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大致是这种模式。而中等收入国家介于两者之间：与发达国家相比，资源驱动仍有空间，但是与贫穷国家相比，需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
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增速区间进入中高增速区间。随着潜在增长率下降，就需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增长。
《财经》：创新需要创新型人才。在你们看来，创新型人才需要什么样的素质，这些素质可以培养吗，创新与教育是什么关系？
彼得·蒂尔：教育和创新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关系很复杂。首先，创新是需要知识基础的。如果你要去做一些前沿事情，首先需要有全面的教育和一定的知识基础。大多数进行科学研究或者是技术创新的人，确实很聪明，而且也接受了比较高等的教育。
但是，教育确实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多人受到的教育都是帮助他们怎么样通过考试，怎么样去背诵那些已经存在的知识。结果，人们变得非常善于记住那些已经存在的知识，而不去进行更加有意思的尝试。
很多人说，中国教育的一个问题就是“填鸭式教育”，其实美国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类似问题。美国很多中上层阶级家庭都努力把孩子放到最好的学校里面去，这样孩子们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一些有意思的课题。
我高中是在加州的公立学校，很自由，一年有三个月的假期，我就去做那些我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大多数人是没有这样的自由去探索想要做的一些课题的。
钱颖一：创新型人才的根本特征是创造力。无论是科学发现，还是技术创新，或是人文思想突破，都是创造力的体现。创造力包括至少三种创造性：创造性精神、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能力，我称之为创造力“三要素”。
但是，我们惯用的教育模式不是培养创造性精神、创造性思维、创造性能力的。所以，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就必须要改革教育模式。当我们要激励创造性精神时，我们就不应该打击标新立异，而要鼓励勇敢；当我们要鼓励创造性思维时，我们就不应该反对胡思乱想，而要鼓励想象力，鼓励批判性思考；当我们要关注创造性能力时，就不应仅仅灌输知识，不管这些知识有多么前沿、多么基础、多么全面，而要注重能力培养。
《财经》：现在，流水线式的教育体制，是不是很容易扼杀人的想象力、降低创造力？
彼得·蒂尔：教育的影响很复杂的，有利有弊。举一个例子，多读书不一定有助于想象力发展，但是如果完全不看书的话，想象力可能没有根基。如果你需要快速看很多书，而且把它们全部背诵下来，就不会有时间去进行想象了。关键在于把握好“度”。
钱颖一：正规教育本身，很难避免造成降低创造力的效果。这是因为任何培养学生的过程，尤其是我们传统的、习惯的、熟悉的一套教学方法、评估方法、选才方法，只要对提高平均水平有效，就会让“极端”的人或人的“极端”想法变得更加“正常”从而导致“趋同”现象。也就是说，正规教育过程本身有一种自然趋势，在提高“均值”的同时减少“方差”。
这就形成了培养创新型人才上的一个“悖论”：尽管教育能够有助于提高创造性，但是这种帮助更多地体现在提高平均水平上。这种应用一旦有效，就可能使得真正的、无法预测的创造性减少。这并不是说创造性是天生的，不需要培养；而是说经过教育过程后，原来具有创造性的人也会变得没有创造性了。
我们观察到，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没有读完大学本科，马斯克没有读过硕士博士，他们受到的正规教育都“不完整”。也许恰恰是这种不完整的正规教育，才使得他们的创造性得以幸存。
《财经》：彼得·蒂尔先生的观点让我想起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说过一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对于受教育者来说，学与思、学与读应该结合起来。对于教育者来说，应该思考如何建立有利于创造力教育的最佳模式。钱颖一院长多年来一直推动教育变革，在您看来，有利于创造力教育的最佳模式是什么？
钱颖一：实话实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有利于创造力教育的最佳模式。但是，它的必要条件是清楚的，那就是自由、宽松和容忍的教育环境。只有自由、宽松和容忍，创造性精神才得以存活，创造性思维才得以生根，创造性能力才得以发展。任何急功近利、指望灵丹妙药的快餐方式，都是不利于创造力教育的。
正规人才培养过程都是有缺陷的，不管方法多么先进。在我们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时候，我们要跳出这个固定的思维框子，去关注与“培养”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发现”和“保护”那些不寻常的人，那些看上去“极端”的人和有“极端”想法的人。
比培养更重要的是培育，是创造环境让杰出人才“冒”出来。当他们“冒”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发现，去欣赏，去保护。我们从事教育，从事培养人才，要谦卑一些，要善于去发现那些不符合已知标准但有创造力的人，要去给我们看不惯的人提供成长空间。
《财经》：事实上，近三百年来中国在创新上的成就非常有限，所以有人怀疑中国缺乏创新能力。彼得·蒂尔先生，在您看来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创新能力？
彼得·蒂尔：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细分为三个问题：
第一个，创新是不是中国想要的？
第二个，创新对中国是不是必要的？
第三个，创新对中国是不是可能的？
创新当然是中国人想要的，但是有没有必要呢？现在技术创新的速度非常快，中国完全可以利用其他国家所创造的新技术。可是，正如钱颖一教授所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慢下来，未来必须更多依靠创新作为驱动力。
未来是不会自行发生的，未来是一个需要我们共同建立的东西。所以我建议，中国一定要有远见，一定要亲自创建一个最好的未来。
《财经》：其实，中国一直在努力。中国政府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许多地方政府也提出要打造“硅谷”。在你们看来，北京或中国的其他城市会不会成为第二个“硅谷”？
彼得·蒂尔：我认为在中期内，中国还是会“复制”发达国家。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式。但我们很少问一个问题，即如何发展发达国家？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技术突破。
北京拥有很多科技公司，可能在世界上是第二大的。在过去，有很多创新都集中在硅谷，但是我认为未来十年，创新不会那么集中了。对于创新来说，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非此不可的。
未来，对于企业来说，从0到1将会更可能，而这种趋势也将更加不分地区，因为现在全球化的趋势已经减弱了。
钱颖一：美国创新创业集中的地区中，最突出是硅谷/旧金山湾区、波士顿、纽约。前两者存在很长时间了，而纽约是新兴的。纽约作为金融中心，在金融危机以后金融业受到较大打击，但随后出现了一批创新创业企业，与纽约的商业中心、广告中心、媒体中心相关的创新创业，所以跟硅谷是不一样的。
中国也有三大主要创业创新的聚集地区：深圳、北京、上海/杭州。未来，这六个地区将很可能是全球创业创新的聚集地。虽然，目前中国的这三个地区还没达到美国的水平，但是未来发展速度会非常快。
《财经》：为了促进创新，政府能够做什么，政府应该做什么？
彼得·蒂尔：我对中国的体系很不了解。从美国看，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政府使得科技在发展的过程中，不用走很多程序，不需要写课题申请书，当时运行的情况非常好。到了七十年代以后，需要更多的程序，有更多的程序来筛选研究课题申请，情况就不那么好了。
科学家和政客，是有很多深层次区别的。一个好的科学家一定不是一个好政客。但是，现在因为有很多程序，所以说现在得到研究经费的人，往往是是那些最会写课题申请的科学家，而不是最好的科学家。所以我建议，中国政府在科研项目管理方面，程序不要过于严苛。
另一方面，在商业环境方面，也不要让开公司、创业的人觉得太难。在文化方面，要建立宽松的、容忍失败的环境。如果一个人失败之后承受的社会压力太大，其他人就不想创新了。提供一个好的创新环境非常重要。
钱颖一：从组织形式看，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组织创新：一种是从上到下，政府作为创新的主要组织者，美国的登月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都属于这一类组织活动创新比较成功的例子；另一种是自下而上，主要是靠企业家创业带动创新，硅谷是典型例子。在这种模式中，政府不是主导创新，而是创造适合创新的环境。
由于过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习惯性思维，我们比较容易关注前一种，比较容易忽视或者不够重视后一种，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目前，中国出现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本质上是草根活动。应该主要依靠民间力量，依靠市场机制，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首先，在创新创业上，政府要给市场和民间留出足够空间；
其次，政府要创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法治环境和创业友好的监管环境，适应新形势，制定新法规；
第三，政府应创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环境。政府并不是直接投资和建立科技园这些“硬件”，而是要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些“软件”。
总之，为创新者创造一个好环境，对中国的创新来说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