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详见刘娇《言公与剿说——从出土简帛古籍看西汉以前古籍中相同或类似内容重复出现的现象》，线装书局，2012年，页1。
[2][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页61。
[3][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页109。
[4][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156。
[5][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页243。
[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页189。
[7]胡安顺《春秋左传集解释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71。
[8]郭永秉《上博简〈容成氏〉所记桀纣故事考释两篇》，《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页155—173。
[9]《上博简〈容成氏〉所记桀纣故事考释两篇》，《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页171—173。
[10]陈剑《甲骨金文旧释“尤”之字及相关诸字新释》，《甲骨金文考释论集》，线装书局，2007年，页59—80。
[11]“恶”字考释，见郭永秉《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补释三则》，《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页257-262。
[12]郭永秉《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补释三则》，《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页259-260。
[13][明]郎瑛《七修类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页247—248。
[14]刘娇《言公与剿说——从出土简帛古籍看西汉以前古籍中相同或类似内容重复出现的现象》；单育辰《楚地战国简帛与传世文献对读之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邬可晶《<孔子家语>成书考》，中西书局，2015年；李锐：《同文与族本——新出简帛与古书形成研究》，中西书局，2017。
[1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页189。
[1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页1109；关于《春秋》经传的错简问题，前人已有论述，参看徐建委《<春秋>“阍弒吴子余祭”条释证——续论<左传>的古本与今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17]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8年，页298。
[1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页189—190。
[19]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8年，页297—300。
[20]李锐《从出土文献谈古书形成过程中的“族本”》，氏著《同文与族本——新出简帛与古书形成研究》，中西书局，2017年，第223页。
[21]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页55；谢维扬先生也提出“古书成书过程中文本形成的多元性质”，《古书成书的复杂情况与传说时期史料的质量》，《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研究——“故事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2015年，页122。
[22]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中西书局，2016年，第103页。清华简的叙事主要通过对话展开，并无传世本《左传》中的郑伯“欲擒故纵”、黄泉赋歌等情节。
[23]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七）》，中西书局，2017年，第112页。清华简《越公其事》中的夫差谦卑至极，伍子胥听完夫差许成的说辞，“申胥乃惧，许诺。”并无传世本《国语》中的强谏与坚持。
[24]李守奎《清华简中的伍之鸡与历史上的鸡父之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页112—113。
[25]韩巍《西汉竹书<老子>的文本特点和学术价值》，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页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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