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制衣作坊难以为继，湖北人来了又走

撰文 | JASON

编辑 | P.K

晚上8点，海珠区新滘西路，上涌村村口，地上堆满了被胶带缠得密密麻麻的麻布袋、纸皮箱，里面是衣服、水桶、电风扇、电磁炉……各种值钱不值钱的家当。再过不久，这些行李就会和他们的主人一起，被塞进长途大巴，开往那些名叫仙桃、毛嘴、洪湖的湖北县城。

他们是在广州谋生的湖北籍制衣工人。

上涌村口，大包小包候车回湖北的制衣工人。

3月底，湖北解封时，他们满怀期待地从湖北赶回广州，回到海珠、番禺、白云的批发市场或城中村的小作坊里“复工”，但仅仅过了1个月，他们又不得不带着失望乃至绝望，离开广州。

逼迫他们离开的原因是作坊没有订单，行业近乎停摆，在广州的生计没了保障。

不仅仅是他们，也不仅仅是制衣行业，被全球疫情冲刷的众多行业和背后千千万万的个体，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光。

来了又走的制衣工人

5月6号，广州初夏的傍晚热浪滚滚。海珠区上涌村村口，等待大巴的制衣工人们脸上写满焦虑。

几个穿着拖鞋的中年人在售票，连路边自动贩卖机的屏幕上也循环播放着“广州-天门全年发车”的广告。

这里，是广州往返湖北许多市县的“野鸡大巴”上车点之一。对许多来广州打工的湖北人来说，其地位不亚于一个客车站。

上涌村口，湖北客车路边售票点。

大巴还有几个小时才到，但工人们还是早早地来到这里等候。因为大巴的行李箱空间有限，如果自己大包小包的行李抢不到位置，可能就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回家。

他们不想在广州多待一天，因为多待一天就意味着多一天的花销。——哪怕城中村里的猪脚饭只卖10元一碟，工厂周边的住宿床位只需12元一天。

路边售票的大哥介绍：“持续十几天了，最开始每天八九趟车，走六七百人，现在（每天）还是能卖出去一百多张票。”粗略估计，单是这一个点，过去半个月就已经有超过一万湖北人从这里离开广州。

“保守估计，这几天至少走了1000人。”一个自称“中大布匹市场公司员工”的男人拿着纸笔，在这群候车返乡的湖北工人里来回穿梭。他接到任务来做问卷调查，A4纸上列了好几个“湖北工人离穗原因”的选项，其中“工作原因”一栏，被满满地画了几页正字。

“一天十几个小时还赚不到两百块钱。”在跟上述中大布匹市场员工交谈时，等车的王师傅的声音提得很高，引起了人群的一阵骚动。

七嘴八舌，讲的都是连日来收入惨淡、入不敷出的窘况。

一个月前，被疫情困在家中多日的王师傅坐了13个小时大巴，从老家天门一路赶回海珠，牙都没刷，就赶到大塘、沥滘等城中村里打算找点熨烫、打包等“尾部”工作“炒更”补贴家用。

王师傅干这行超过五年，已经是个熟手工人。正常来说，在制衣厂里，一位熟手工人每天的收入就可以有五六百块钱。但今年大多数工厂没单，就算是有单，工厂小老板们为了节省开支，能自己做的就不招工人来做；即便招工，也把工资压低接近一半。“吃力不讨好。”王师傅叹口气。

“回来了1个多月，有20天是没活干的，买完车票回家身上一分钱不剩。”普工陈姨是位剪线工人，平时1天能剪三四百件“飞仔”，赚150元，如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情况，让她抱怨“还不如回家种菜”。

入行半年的小田是位裁床技工，去年才从职校毕业的他，3月底才来到了番禺南村的一家大厂里“实习”，在4月份结束之后，他就被主管以“经验不足”为由打道回府。但他知道，这只是工厂为了裁员的说辞。“工资没欠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难以为继的工厂作坊

就在制衣工人们一边候车，一边互相吐苦水时，一辆印着货拉拉字样的面包车驶到了他们身后的上涌村口。

几名上身赤裸的壮汉从村里搬出来了三台缝纫机，放到了面包车上。那是三台最新款的“杰克平车”，新买一台要两千七，但周先生却选择以3000元的总价，把它们“当废品统统卖掉”。

“根本接不到单做，卖了把上个月房租抵掉就洗手不干。”跟很多湖北老乡一样，周先生跟妻子在5年前来到上涌，在村子里租了一个40平的单间，购置几台设备，请来几个临时工，专接一些外贸厂的派单，但今年却无单可做。

“80%的欧美外单都被取消了。大厂还能接点以纯，Mj Style等国产牌子做内销，我们这些小厂根本没办法生存。3个月白交了2万多块钱的房租水电，1分钱收入都没有，再这样搞，赚多少都不够赔。”

大门紧闭城中村制衣“工业园”

从2月份开始，广州各行业的协会都发出了减租、补贴、共克时艰的呼吁，但“暖企”政策惠及不到这些犄角旮旯里的小作坊，房东也没有给周老板减租，反而按照合同，例行地涨了10%的租金。

为了止损，周先生选择“自行了断”——卖了设备，停了工厂，准备回家“避难”。“疫情结束了再回来看看，说不定能‘东山再起’。”

但很多其他的工厂主、作坊主，也许永远都等不到“东山再起”的那一天了。

滴滴司机林师傅的车前放了一个牌子“承接手工”，上面写着“出货快，质量高”，希望哪个乘客刚好有需要能给点订单。以前他的主业是开手工作坊，专门接海珠制衣厂的订单做吊牌。“去年形势好，大的单子一次有几十万件，招几十个能做好几个月。”林师傅说，“今年，几百件的单子都没有。”

“以前一个晚上我们最少能烫个五六百件，双十一的时候一晚两千件也做过。过完年回来制衣厂都没单给到我们了，好的时候一两百，差的时候三四十。”红姐跟老公“夫妻档”在康乐经营了一家整烫店。因为成衣下线较晚，以往每天都要通宵开工，赶在第二天早上八点之前厂家上门验货的她，最近睡了很多懒觉。

“还是累点好，累点有钱挣。”她的档口因为兼营小卖铺，还能维持收入，但她附近的专机、纸样、印花等等小作坊，大多已经关的关，倒的倒。

“二三月份是有单没工人，四五月份是有工人没单。”章厂长在鹭江主理一家制衣厂，200多平，30多个车位，年后新接了一个外贸单，工人、布料都到位了，结果碰上了国外疫情爆发，工期被无限期延迟。

“原本两个月的工期，刚好能在淡季到来之前赚个30多万，现在这么一搞，单子都不一定保得住，搞不好连原料钱都亏了。”花了一笔钱把工人遣散之后，章厂长打算把十几吨的囤在仓库里的布料清空。但在交易平台挂了半个月，一直无人问津。

原料，货物堆满一地，工人却寥寥无几的制衣作坊。

倒闭，转让，等待

章厂长所在的鹭江村，紧紧挨着中大布匹市场。因为靠近原料地，这里聚集了全广州数量最多的制衣厂，小作坊。

鹭江村里密密麻麻的制衣厂、小作坊，涵盖了裁剪、缝纫、熨烫、印花、洗水、包装等成衣的各个环节，养活了数以十万计的服装从业者，也是湖北籍的制衣工人在广州最重要的落脚地。

每年元宵过后、暑假之前的夏装出货高峰期，这里就会变成远近闻名的“招工长廊”，本村的、外来的招工队伍，可以在村子的主干道里延伸两三公里。为了抢工人，有工厂甚至开出了“月薪过万”的待遇。

然而，今年的鹭江“招工长廊”却没了往日的热闹。绝大多数根本不是在招工，而是在“招商”——“诚招客户”。招到客户的，“吃完这顿不知下一顿”。招不到客户的，便化身成了村子里便民信息栏上被贴满了的“制衣厂转让”告示。

生产端无工可开，上游的原料市场也没生意。体现在中大布匹市场身上，就是许多档口至今尚未开门营业，或者干脆已经倒闭。

“江浙一带的布匹市场比我们早营业1个多月，很多原先稳定的客户都跑到那边订货去了。现在整个服装市场行情都不行，更加没生意做。”在中大布匹市场有一家档口的袁女士唉声叹气。

为了生存，这位已经干了10几年布匹生意的老手，最近登陆了直播间，模仿起了薇娅的语气，跟00后的少女主播们抢流量，抢关注，做起了直播带货。“跟朋友一起卖些护肤品，零食之类的。现在每天还能有个一两百块钱的收入，不至于饿死。”

袁女士说出这句话的时，是傍晚5点30分，按照以往的经验，这是中大布匹市场的档主们打包、发货最忙碌的时候。但她所在的纺织城二楼，此刻有半数档口大门紧闭。以往水泄不通的瑞康路上，也少了许多五类车跟拉货工的身影。

中大布匹市场某轻纺城内部

握不住的“救命稻草”

外贸订单急剧下降。无论是制衣厂、小作坊，还是中大布匹市场的布老板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了内销市场。十三行、沙河、流花路三大服装批发市场，成了整个产业链中上游最后的“救命稻草”。

“以前走单都是1个货柜1个货柜地走，现在两三百件也得硬着头皮做，想要活命，只能去抢一些沙河、十三行的散单。”为了抢生意，部分厂家们打起了“价格战”。但在章厂长看来，这是在“搅浑水，坏行情”：“本来生意就不景气，单价还压得这么低，自己赚得少，工人也不愿意干。有些小作坊为了活命，简直不择手段。”

即便是“不择手段”，也一样难以“续命”。疫情不仅让外贸订单没了着落，也严重扰乱了国内服装销售市场。

从制衣厂打包运往沙河的服装成衣。

十三行的服装批发龙头——新中国大厦二三四楼人头攒动，但在一位档主看来，这些都只是“虚假的繁荣”——“来看的多，来买的少。整个销售的进度跟安排都被打乱了，二三月被迫关门了两个月，春装还没卖多少就换季了，很多店家都还在清库存，根本不敢进太多货。”

这家主打日韩潮流女装的档主，去年同期一天就能签下两三千的订单量，哪款好卖，就去制衣厂里分批加单。“以前两三万的库存都能很快卖完，现在订单量至少下降了六成，别说零售商，我们做批发的也不敢乱备货。”

新中国大厦的三楼，两位销售在等候生意。

不仅是新中国大厦，包括红遍天、益民、白马等广州几大知名服装批发市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都已经经历了一轮大洗牌。这些批发市场的租金一个月动则数十万，许多熬不住的档主、商家在疫情期间关门之后就再也没有开过。像是沙河的部分“网络服装城”、“直播城”，从三月份批准复市至今，就一直大门紧闭。

“现在还在坚持的，大多都已经把上半年的订单砍，大家都在清完库存。下次再进货，可能就是几个月后的秋冬装了。”

我们在见证历史

下游销售卖不动，中游工厂没工开，上游原料没需求，整个服装产业哀鸿遍野。管你是大服装厂老板，还是批发档口档主，或者小作坊里的个体户，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生存压力传递到最底层，就压在了数以十万计的湖北籍制衣工人身上。

鹭江村内，焦头烂额的服装工人。

说好8点回湖北的客车迟迟没有来，上涌村口，等待的乘客越来越多。今晚，他们是“殊途同归”的“天涯沦落人”。

“你们回去可以自己凑一档生意了。”一轮问卷调查过后，那位自称“中大布匹市场公司”的调查员跟这些湖北老乡们开起了玩笑。

公交车、小轿车在这里走走停停，化作了新滘西路闷热晚高峰里的一抹抹流光。有摄影师背着单反，爬上了隔壁的过街天桥，支好了三脚架。

起初，我以为他们要摄录下这王家卫电影式的夜空街头。后我来才发现，他们把镜头对准了这些神情各异的湖北人，按下了无数次的快门键。

“我一直在等他们拿行李准备上车的那一刻，如果再下点雨，画面就完美了。”天桥上，一名摄影师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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