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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令人同情的“高干子弟”

千度视野 2020-11-02

来源:《文史博览》2013年第1期

 
1948年,中央选派了21名中央领导人和烈士的子女赴苏留学,简称“4821”,高岗长子高毅(高岗与前妻杨芝芳唯一的孩子)就是其中之一。


在北京海淀一处住宅区,记者见到了高毅。满头银发的他与其说中文不好(注:以前记者约访他时,他总以中文不好,拒绝记者的采访),倒不如说他不善于与人打交道,问两句,答一句,或者一个字解决问题,要么就用俄语征求老伴儿意见。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老伴宋丽达对记者说:我妈妈是苏联人,我们俩从小在苏联长大,虽然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但回到家,门一关,还是苏联的生活方式,加上来往的都是留苏的同学,所以中文倒成了家里的第二语言。


宋丽达说:“他父亲出事后,我父亲也‘暴露’了身份,在回中国之前,父亲是苏联克格勃。你想,‘文革’中我们的日子能好过吗。”


没人把他当作“高干子弟”


高毅在1938年成为“高干子弟”之前,与母亲杨芝芳一起给地主家打工好长时间。


当年高岗和刘志丹在外轰轰烈烈闹革命时,却不知道,妻子和儿子在老家陕西横山差点被地主卖掉,幸亏高毅的舅舅得知,赶紧想法让他们母子逃走。陕甘宁根据地建立以后,高岗才找到他们母子,并把他们接到瓦窑堡。在那里,杨芝芳入了党,担任瓦窑堡被服厂厂长,带领延安的妇女干部买布、染色、裁剪,送到群众家里去做,为部队提供服装。被服厂经常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奖励,杨芝芳还多次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高毅也是从那时起,作为一名“高干子弟”进入延安保小读书的。


高毅回忆说,1939年周恩来因骑马受惊摔伤了胳臂,要去苏联疗伤,他和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陈伯达之子陈小达,刘少奇子女刘允斌、刘爱琴以及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等一起跟着去了苏联,在第二国际儿童院读书。


“1947年哈尔滨解放,我回到哈尔滨,在哈工大预科学习。”高毅说。


但因为中文不好,高毅在哈尔滨生活并不习惯,于是第二年又和20个中央选派的学生一块儿回到苏联,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土木系学习建筑。但高毅对土木系不感兴趣,想学其他科目,却被拒绝。1951年年底,还没有完成学业的高毅提前回国,按父亲高岗的意愿,进入培养高级人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机械,希望将来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出力。


在哈工大,高毅结识了化学系学生宋丽达。宋丽达的父亲祖籍山东,早年闯关东到了东北,后来去苏联参加红军,从事情报工作。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他被派到哈尔滨公安局工作,宋丽达也随父亲在哈尔滨上学。


“因为我爸爸的事,我们没毕业,就被分配到哈尔滨120工厂工作。”高毅诉说往事很平淡,仿佛不是在说自己的事。


令人同情的“高干子弟”


高毅的母亲杨芝芳是1938年与父亲高岗解除婚约的。


在那一年,杨芝芳担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会长,兼延安儿童保育院院长。在严酷的战争岁月里,她冒着枪林弹雨,与保育院的干部一起,带着几十名红军干部和烈士的孩子四处转移,保护着这些革命后代的安全。新中国成立后,杨芝芳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西安市第一保育院院长,全国妇联第一届执委,她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01年以96岁高龄在西安去世。


宋丽达介绍说,“电影《马背上的摇篮》就是拍杨芝芳妈妈他们保育院的。新中国成立后她也去了哈尔滨,但寒冷的气候让她待不下去,就回到陕西。为了照顾妈妈,我们全家跟着迁到西安,我和高毅调到430厂做技术员,他搞工艺,我搞设计。”


“文革”期间,高毅被定了个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被送到咸阳纺织器械厂隔离审查。此事波及十几位与他相识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后来这些人大多丢了工作,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回乡种地,有位高级工程师被调到水泥厂当了工人。高毅记得一位姓黄的老师傅,听说他到了苏州剪刀厂。“他们因我而受牵连,不知现在过得怎样,多想再见见他们,哪怕只是打打电话,通通信。”


“4821”这些留苏学生在“文革”中,曾以“苏联间谍”之名受到迫害,那时的高毅既是“间谍”,又是“反党集团”首脑之子;既“要为老子翻案”,同时自己还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头子,像他这样的多重身份,受到的打击一定会更大更重。


“没有,”宋丽达说,“因为我们是在工厂,和工人在一起,工友们对我们特别友善。我们被关起来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傅跑到我的窗子前说,丽达,他们这是欺负人,你不能死啊,告诉高毅,要挺住,记住我的话,我们支持你。”


“在陕西,大家都明白过去的事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我们特别好。是这种支持才使我活下来。我爸爸后来从哈尔滨调到济南市政府任秘书长。‘文革’中一张关于我父亲的大字报,说他是高岗的亲戚,是苏联的克格勃。还派人来审问我。我说我是小孩,我不知道他搞的是什么。幸亏我爸爸在苏联搞的是日本情报,所以只被关进秦城监狱,1971年放出来,恢复原职。”


审查人员拿高毅没办法,就逼着宋丽达开口,被审查急了,宋丽达说不干了,我要回家。宋丽达的母亲和弟弟、妹妹都在苏联,母亲来信说在苏联都给他们找好工作了。上面答复说你回去可以,但高毅不能走,他是高干子弟,哪儿都不能去。


由于受父亲问题的牵连,高毅一生郁郁不得志,当年“4821”的那些同学一个个官至总理、部长、将军,他只做了个普通技术员。1979年经中央领导批示,才调回北京,在市科委电加工研究所从事机床研究。最后,他以一个高级工程师的身份离职休养,过着平淡知足的晚年生活。


最开心的是同学聚会


高毅的父亲高岗职务做到国家副主席,在“4821”同学的父辈当中是最高的。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同学们之间仍保持着兄弟姐妹一样的友谊,不尊不鄙。老同学聚在一起,是高毅最开心的时刻,一群七八十岁的老人仍像留苏时一样打闹说笑,不醉不休。


除了老同学聚会,高毅平时很少出门,“电视就是他的命。”宋丽达说,“常跟他说游泳的好处,我们院子里就有游泳池,怎么叫他,他都不去,一看电视什么都忘了。晚上拉他下楼走走,他说你去你去,我就自己下去走了。我们院子挺大,半个小时转一圈,很能放松自己。他这个人,最懒,哪儿也不愿去。”


对于老伴儿的指责,高毅只会以笑作答,不怒不气。


受高岗的影响,与高毅一起留苏的表哥江明也没有施展他所学,命运也多坎坷。现在,只身一人的江明也80多岁了,常到表弟这儿发发牢骚。高毅也是只听不说,脸上保持着一贯的微笑。


高毅说:“过去的都过去了,过去就算了。在国内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这一批被送到苏联的孩子,有了一个和平、宁静的童年,已很知足。有些在苏联长大的孩子,回国后,生活、语言、说话、做事都不适应,加上刺激,就自杀了。”


1939年与高毅一同前往苏联的6个孩子有三个没得到善终,陈小达因工作、婚姻受到挫折无人交流,26岁卧轨自杀;刘允斌在“文革”中不堪凌辱,42岁时也卧轨身亡;孙维世则被关进监狱,活活打死,年仅47岁。“比起这这些人,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高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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