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保姆的遭遇

秦桂贞，不是“走资派”，不是“三十年代黑线人物”，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妇女——解放前当佣人，解放后在幼儿园当保育员。成为“旗手”之后的江青，本来早已把阿桂遗忘。“文革”之祸，本来不会烧及秦桂贞。

可是，在1968年2月，张春桥密报江青：“上海的红卫兵在找一个保姆了解你过去的情况……”

当时，张春桥只是听他手下的密探的汇报，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他并不知道那个保姆是谁，住在什么地方。

江青一听，心中一惊：她马上意识到那保姆是秦桂贞！

■ 张春桥写给江青的信

江青明白，当年，她跟唐纳之间的“武斗”，她跟章泯的同居，阿桂亲眼目击，一清二楚。如果红卫兵从阿桂口中知道这些，贴大字报，刷大标语，“旗手”的脸往哪儿搁。

这一回，江青不必再通过叶群了。一个电话，江青就把肥头大耳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召来。江青向吴法宪当面交办重要任务了——尽管这次的任务，又与空军业务毫不相干。

“是这样的，你赶紧派人到上海去，给我找一个人。”当年的蓝苹，如今耳提面命，向堂堂空军司令发号施令了：“这个人的名字叫秦桂贞，人家喊她阿桂。30年代，我在上海的时候，她照料过我的生活，知道我的一些情况。这个人长期被上海市公安局里的坏蛋控制利用，可能泄露过我的机密情况。听说，最近又有人找她调查。这个人不能放在外边……”

“我马上派人把她抓来！”吴司令到底是个明白人，锣鼓听音，说话听声，他听出了江青的意思。

“不过，我们多年没有联系，我不知道她现在住在上海什么地方。”江青说道，“你派人到上海，注意不要惊动上海市公安局。你要秘密调查，秘密押送，把她抓到北京来。在她手头上，可能有我的一些照片，一起拿来。”

“我用飞机押送她，又快又保密。”空军司令手底下有的是军用飞机，可以充分发挥他的“空中优势”。

江青想了一下，授予锦囊妙计：“不要明火执仗，不要当场逮捕。你借我的名义，如此如此，她一定会言听计从，乖乖地来北京……”

吴法宪连连点头，领命而去。

吴法宪找了一个姓张的心腹，面授机宜。此人坐了专机，来到上海。由于江青关照过，在上海市公安局里可能还隐藏着坏蛋，那人只得自己设法在茫茫上海滩寻找秦桂贞。

秦桂贞来上海后，调换过好几个工作单位，况且已于1967年退休，单身一人，住在上海南京西路一条弄堂的一座两层小屋的楼上。她是个小人物，不像郑君里、赵丹那样的名人容易打听。

姓张的在上海查了三四天，这才查明秦桂贞究竟住在哪里。

1968年3月2日这天傍晚，作为里弄干部的秦桂贞，正在安排几个红卫兵的住宿。

忽然，一个四十来岁、留着齐腮短发的女人，前来找她：“你是秦桂贞阿姨吗？”

“是的，我叫秦桂贞。”

那女的拿出一张纸头说：“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这是介绍信。”

秦桂贞原是文盲，眼下也识字不多，看着那纸头上盖着红色圆形大印，猜想那介绍信不会是假的。

“什么事？”秦桂贞问。

“请你跟我去，到市革会，有点事情。”那女的答道。

秦桂贞随着她穿过热闹的南京路，见僻静处停着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那女的带着她上了车。

秦桂贞已经54岁了，还没有坐过这么漂亮的小轿车。她在揣测着，市里有什么要紧的事找她呢？

风驰电掣一般，那小轿车左抹右拐，驶入幽静的所在，停在一幢小楼前。

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那个姓张的满脸堆笑，请她坐在沙发上，说道：“秦阿姨，北京首长想念您，托我问您身体好！”

秦桂贞一听，心中顿时豁亮：那“北京首长”，想必就是当年的蓝小姐、今天的江青。

不过，秦桂贞又一想，也许是彭真夫人找她[4]。因为彭真夫人曾希望她去他们家烧菜，当保姆。只是由于秦桂贞以为在他们家中，进进出出极不方便，所以不愿去。消息很不灵通的她，当时连彭真已经被打倒，都不知道。

姓张的又紧接着说：“北京首长派我来，接您去北京住几天，好不好？”

“什么时候动身？”

“今天晚上就走！”

事情这么突然，秦桂贞毫无思想准备。好在她孤身独居，无牵无挂，要走就走。

她想了一下，记起今天是星期六，便说：“明天是星期天，如果我今晚走，我要跟陈阿姨说一声，因为我向来是在她家过星期天的。”

“陈阿姨是谁？”

“她是我在幼儿园工作的老同事，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家离我家不远。”

姓张的一边记下陈阿姨的姓名，一边说：“北京首长关照，您去北京，不要告诉任何人！您赶紧回家收拾一下，马上就走。北京比上海冷，您要多带些衣服……”

小轿车送秦桂贞回家，那女的陪着她。

事有凑巧，秦桂贞刚刚进屋，陈阿姨来看她了。那女的催秦桂贞快收拾，快走。

“你要出门？上哪儿？”陈阿姨问秦桂贞。

秦桂贞支支吾吾，未敢答复。她只是说，身边总共只剩三角钱了。

陈阿姨立即掏出四元钱，借给她。

“后天发工资，你替我领一下。我出门的消息，谁也别告诉。”秦桂贞对陈阿姨说完这句话，就出门走了。

秦桂贞做梦也想不到，她前脚刚跨出家门，抄家者后脚就来了，把小屋里所有的照片和有文字的纸片抄得一干二净，全部带走。江青当年从重庆寄给秦桂贞的两张照片，也被抄走了。

那个完全无辜的陈阿姨，由于目击了秦桂贞离家的一幕，被作为“反革命”遭到审查！

夜空像锅底一般乌黑，小轿车把秦桂贞送入上海军用机场。一架专机在那里等候。

这是秦桂贞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当她走进机舱，那个姓张的穿着一身军装，早已坐在那里了。这次飞行，除了押送者之外，总共只有两名乘客——她和作家峻青。

作家峻青也是江青下令秘密逮捕的。

那是1968年2月27日傍晚，峻青在上海作家协会的“牛棚”里干完活，拖着疲惫的身体，沿着巨鹿路往家中走去。

峻青，本名孙俊卿，作家，写过小说《黎明的河边》、《胶东纪事》等，也写过许多散文，如《秋色赋》、《雄关赋》等。1955年起，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代理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笔者曾与峻青有过许多交往。

当峻青走到巨鹿路与常熟路的交叉口的时候，一个戴着大口罩、穿蓝棉衣的男子走近了他。

“你是峻青同志吗？”显然，对方有备而来。

峻青点了点头。

此人自称姓张，说是有要事找他，请他一起走一趟。

峻青不知对方何意，当然不肯。来人只说吴法宪要找他。

峻青很惊讶，那位空军司令干吗要找他呢？

那人请他上车，说是到了空军招待所再详谈。

峻青上了车。后来，峻青才知道他叫张彪，空四军文化处长。

峻青随张彪到了空军招待所，见到了吴法宪，此外还有戴眼镜的人在侧。后来他才知道那人就是江腾蛟。

吴法宪要峻青上北京：“有什么事，不必问。”

峻青则坚持必须通过组织，他才去北京。

几天之后，3月2日，上海作家协会群众组织的头头通知峻青：“中央有个专案，要你去北京。”

当天夜里十时，一辆白色“伏尔加”轿车接峻青直奔上海西郊虹桥机场。到了那里，峻青非常吃惊，一架三叉戟专机在等待他。

机舱里空荡荡，只他一个“乘客”。

飞机起飞之后，峻青听见尾舱里有女人的尖叫声。后来，峻青才知道，她就是秦桂贞。

秦桂贞尖叫，是因为她心中有点害怕。那个姓张的就劝她从窗口看下面。她看见了上海的万家灯火。没多久，灯光消失了，四周一片漆黑。

北京的天，也如同墨染一般。专机在一片黑暗中降落。

早已等待在机场的小轿车，把秦桂贞送入空军招待所。

秦桂贞独自住在铺着红地毯的房间里。她向来睡硬板床，睡不惯弹簧床，只得躺在红地毯上过夜。服务员见了，只好苦笑。

她向来做惯了，一下子闲得无所事事，双手不知搁在什么地方好。她帮助服务员扫地、倒痰盂、冲刷各处的抽水马桶，连浴缸都洗得干干净净。

她盼望着“首长”早日“接见”，以便可以早点回上海——她过不惯这种“红地毯生活”。

终于，有一天来了一男一女。那男的戴眼镜，讲的话很难懂。那女的讲一口普通话。

从那女的话中，秦桂贞得知，她就是叶群，而男的则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们说，是代表江青同志前来看望。这样，秦桂贞才明白，那“想念”她的“中央首长”，确实就是蓝小姐。

据云，叶群和陈伯达回去之后，把见到秦桂贞的情况告诉江青。不久，江青便对吴法宪说：“我不见她。把她监押在北京。防止她泄露我30年代的情况，防止别人向她调查我的情况。”

于是，江青便以秦桂贞“同国内外阶级敌人有联系”的罪名，决定把秦桂贞投入监狱。

秦桂贞记得，3月6日，几个军人来了，说是“首长”有请，要她带上东西走。这一回，接她去的不是小轿车，却是一辆军用卡车。她刚坐定，两个军人立即分坐在她的两侧。

卡车开出了北京城，在郊区公路上开了很久很久。

高墙铁门，到处是岗哨。这是什么地方？秦桂贞进去后，她的鞋带、裤带全被没收，换上难看的黑色的衣服。

她的头发被剃掉，只在头顶留下一小撮。后来，她才明白，那在头顶留下的一小撮头发，是为了便于随时“揪”住她的脑袋，进行拷打。

她被单独关进小小的水泥屋里，窗上钉着铁条。

她这才恍然大悟：她被抓去坐牢了！

关押她的地方，便是秦城监狱——关押要犯的场所。

她的罪名，是“首长”定的——“特务”！

天哪，她怎么会成为“特务”？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她，常州乡下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姐妹兄弟六个。母亲生下她才一个月，父亲就去世了。于是，她被说成“不吉利”，“命不好”，要送给人家。可是，没有人家愿意要她。

她出生的那年，又遇上常州乡下发大水，没办法，母亲到上海给人当奶妈。不得已，母亲把她寄养在一个邻居家，每个月贴补邻居一元钱，邻居用米汤、稀饭喂养她。

秦桂贞五岁那年，被姑妈要去当童养媳。姑妈家也穷。没多久，她又被一家裁缝要去当童养媳。那裁缝每天只有两角钱收入，也很穷。

13岁那年，听人说到上海去做“大小姐”——佣人，可以赚点钱。于是，她就由邻居陪同来到上海，进入“荐头店”——佣人介绍所。秦桂贞刚刚坐下来，就被人领走了。这样，秦桂贞赤脚随那人来到上海宁康里许家当佣人。刚到许家的那天，天那么冷，她却赤着脚，连双鞋子都没有。吃饭的时候，她光吃米饭，什么菜也不吃，使许家惊诧不已——她在乡下向来吃南瓜、山芋当饭，如今能吃上大米，在嘴里打个滚就吞下去了，还用得着吃什么菜？

秦桂贞的运气不错，遇上了好人家。许家小姐许慕贞待她很好，嘱家人给她买了衣裤鞋袜，还给她买了鱼肝油。

从此，秦桂贞安心在许家当佣人。三年之后，婆家要领她回乡下成亲，秦桂贞怎么也不肯。许小姐很同情她，为她请了律师，办了解除婚约的手续，并付给秦桂贞婆家120元银元。

秦桂贞非常感激许家，也就把许家当成自己的家。

许家从上海宁康里搬到安澜路花园村，后来又搬到环龙路上海别墅。当时，许家是租人家的房子住。由于住房还有多余，就把二楼的亭子间租出去。前来租这间亭子间的，便是蓝苹小姐。这样，许家成了蓝小姐的二房东。

秦桂贞跟蓝小姐同龄，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她看到蓝小姐很穷，连饭都吃不饱。出于同情，她给蓝小姐送饭送菜。

她万万想不到，这个蓝小姐成了“大人物”之后，竟恩将仇报，忘恩负义！蓝小姐如今说她是“特务”，她怎么会是“特务”呢？

淳朴、善良的她，说什么也想不到，蓝小姐成为“旗手”，会变得那样心狠手辣！

她记得，当年蓝小姐临走的时候，她送照相册给蓝小姐，蓝小姐曾说：“将来我有出头之日，一定好好报答你。”

其实，秦桂贞并不要什么“报答”。不过，蓝小姐如今“出头”了，却把她投进监狱，这样的“报答”，使秦桂贞愤怒不已。

秦桂贞记得，在蓝小姐走后，杳无音讯，她很想念蓝小姐。

终于，在1946年2月，她忽然收到一封信。拆开一看，里面有一张蓝小姐的照片，还有一张蓝小姐抱着女孩子的照片，高兴极了！

她不识字，请东家念给她听，才知道蓝小姐改了名字，叫江青。那孩子叫李讷。信是蓝小姐从延安到重庆看牙病的时候，从重庆寄来的。

东家读罢信，千叮万嘱，叫她千万别声张，因为蓝小姐已经去了延安，和毛泽东结婚！

1949年5月27日，当红旗在上海飘扬的时候，秦桂贞在街上看着打着红旗进城的部队，寻找着蓝小姐。

她还记得，1950年，东家的孩子宝宝生气喘病，要她陪着去北京看病。她住在北京大学——东家的亲戚家。她请人代笔，试着给蓝小姐写信，她不知道通讯处，就写“毛泽东转江青收”。

一个多月后，一个解放军坐着吉普车来北京大学找她，说是奉江青之命。她看见吉普车，不敢上去。倒是东家的亲戚说不去不好，她才上了车。车子进入中南海，她终于见到阔别多年的蓝小姐。

那时候，蓝小姐待人还不错，很讲旧情。蓝小姐问她有什么要求，她只是说，记得蓝小姐离开上海时曾说，要为妇女的翻身而斗争。如今解放了，她不愿再当佣人了，希望参加工作，干什么活都行。

不久，北京的北海幼儿园派人找她，这是蓝小姐为她安排的工作单位。从此她成为北京北海幼儿园保育员，干力气活，拖地板，挑水，烧水……

这个幼儿园非同一般，因为这里离中南海只一箭之遥，许多高干把子女送到这个幼儿园。这样，秦桂贞结识了许多高干的夫人，如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陈云夫人于若木、彭真夫人张洁清等等。

秦桂贞没有成家。单身的她，在休息时，喜欢到北海钓鱼。钓的鱼送给幼儿园。她的认真工作态度常受表扬。

不过，秦桂贞毕竟是南方人，过不惯北方生活，患关节炎，从1958年调回上海，依旧当保育员，每月三十多元工资。

自从1950年跟蓝小姐见过一面之后，她再也没有找过蓝小姐。她也从未在别人面前说起蓝小姐。她对蓝小姐的印象还算可以——虽然她很看不惯当年蓝小姐跟唐纳、章泯的关系，但是蓝小姐毕竟成了毛泽东夫人，而且对她也还不错。

正因为这样，事隔多年，当她听说“北京首长想念你”，也就跟着来人应召而去。

经过一次次提审，挨皮鞭，挨棍子，她渐渐明白了“北京首长”为什么“想念”她！

她拿出了一件血迹斑斑的上衣给我看。她说：“我差一点被打死在秦城监狱。在那里，我流的泪水要用面盆装！”

她对江青咬牙切齿，再不叫她“蓝小姐”、“江青”，而是骂她“妖怪精”！

在秦城监狱，每天只有两口杯水，洗脸、刷牙、喝水全在内。她洗衣服，是在抽水马桶里洗的！

每天啃硬窝头。秦桂贞是南方人，吃惯米饭，吃不下那窝头。她记得，五个狱警来了，说是给她“喂饭”。他们把她扳倒在地，四个人分别按住她的双手、双脚，另一个人把妇科检查下身的鸭嘴板塞进她的嘴巴，再把半脸盆的米饭往里塞，说这叫“喂饭”！秦桂贞差一点给咽死。

刚“喂”完，他们就叫秦桂贞站起来跑步，跑得要快，稍慢一点就挨打，据说是为了把“喂”的饭颠下去！

向来不大生病的她，在秦城受折磨后，一次一次生大病。她的头发就是在那里变白的。她被送进了犯人医院。头一天，她痒得无法入眠。一看，臭虫成队！她不得不用手掐臭虫，手上沾满臭虫血，却无处可洗手。

她向医生说，已经几年没有吃过白菜，很想吃白菜。医院里真的给她吃白菜。可是，那白菜故意不放盐，而且顿顿是这样的白菜。吃了一个星期，秦桂贞毫无力气，起床小便时，无力地倒在地上。

在秦城监狱，她得了腰椎肥大症，这病至今仍每天折磨着她。

直到她病得气息奄奄，才放了她。

她无缘无故被关了七年多——从1968年3月6日至1975年5月7日！

出狱的时候，她已神志不清，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白内障、浮肿病，使她举步维艰。

她背着“特务”黑锅，回到上海。

她本在1941年结过婚，丈夫也是穷人，在船上当水手，没几年就病死了。她没有孩子。她艰难地独自在上海生活着。每月三十多元退休工资，考虑到姐姐在乡下生活无着落，她还省下一半寄给姐姐，自己只留十几元——她是一个平凡、坚强而又善良的女性！

她坚信这句普通的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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