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吴征镒院士：原本山川 极命草木

纪念吴征镒院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

原创 2016-07-12 吕春朝 科学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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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他是一名世界知名的植物学家，但在自己家里却没有任何一株植物。这颗星球上生长的所有有根生物几乎全部印在了他的脑子里，世上可能再也没有人像他一样痴迷植物。虽然他已经带着这种情怀离开了我们，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上的征镒麻、征镒冬青、征镒卫矛，以及天上的吴征镒星，都还在默默守候着他所挚爱的这片土地。在吴征镒院士百年诞辰之际，让我们一起重温往事，缅怀这位与草木结缘一生的植物大家。

作者：吕春朝（中科院昆明植物所）

吴征镒院士（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说出每一种植物的名字、了解每一种植物的习性，那么吴征镒一定是其中一个。

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听懂每一种植物的语言、理解每一种植物的情感，吴征镒也是其中一个。

历数中国的植物学家，吴征镒是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由他定名或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达到1766个，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学家彻底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外国人命名的历史。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句话语出西汉时著名的辞赋家枚乘的《七发》，意思是说：陈说山川之本源，尽名草木之所出。这是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奠基铭，也是中国植物学者的毕生追求。如今，吴征镒题写的这八个字正静静躺在植物所足球场边的一块清石上，而这八个字，或许也恰恰是对他最好的褒奖吧。

结缘草木

吴征镒出生于1916年6月13日，那时他的祖父吴筠孙在江西任浔阳道尹。吴征镒周岁时，这位曾是光绪甲午年间传胪的浔阳道尹，突发脑淤血而故。从此，家道中落，屡遭大故，举家迁扬州号称“九十九间半”的吴道台宅第。吴征镒的童年在这里度过。

幼年吴征镒性格孤单内向，不大愿意与兄弟们一起玩，喜欢一个人在家里种满花草树木的芜园里玩耍，看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芜园成了吴征镒的“儿童乐园”。

他8岁进家塾，开始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练就了博闻强记功底。

10-12岁，阅览父亲带回家里的《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植物图鉴》，在芜园里“看图识字”，初识花草树木，发现芜园里植物与书上植物有许多很相似，便逐一记下它们的名字。

春天雨后，他趴在芜园孟宗竹林旁，专心致志地看春笋露尖头、拔节放箨簌簌有声，半天功夫，长得和他一样高了，感到惊奇得很。人们哪里会想到，就是这个小时候喜欢琢磨花花草草的孩子，后来竟成了中国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大植物学家。

矢志植物学

在扬州中学读初、高中期间，得唐寿、唐燿和吴伯遐等老师教诲和鼓励，吴征镒学会了采集植物标本和解剖花果的技能。

假日他常与同学集伴郊游，采集植物标本，自采标本有二百余份。二哥吴征鑑请来南京金陵大学教植物的焦启源先生帮助鉴定植物标本。

高中生物老师唐燿发现吴征镒对植物很有天赋，鼓励并帮助他在班级上举办一次标本展览，对吴征镒心灵影响很深。

高中毕业时，吴征镒坚定报考清华大学生物系，立志专攻植物学。1933年，17岁吴征镒如愿考取清华大学生物系，开启自己与植物的一生情缘。

宏图大愿

1933年至1937年，“弱冠之年”的吴征镒靠五哥吴征铠半薪资助和清寒奖学金完成学业。

清华大学推行“通才教育”，理学院学生要学通史，文学院学生要学生物。大学一年级基础课程由名师担任，朱自清教国文、叶公超教英文、萨本栋教物理、高崇熙教化学。生物系二年级学植物、动物、生理、土壤等，在植物方面藻、菌、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的个体发育、世代交替全学，并且由留美归来的吴蕴珍教授授课，讲的是当时最新教材。

三年级吴征镒入生物系植物组，从华北植物入门，学习植物分类学。吴蕴珍教授亲自带学生到北平郊区、小五台山、易县等地做森林群落实际调查，并绘制植物花果解剖精图，结合实地植物讲授。还将Hutchinson所绘单、双子叶系统树，从“条条”结合“块块”（大类群）来讲述各科或科以上大类群的系统演化趋势（evoelutionary tendencies）。这些知识的获得和积累，对吴征镒后来的被子植物“八纲系统”和植物区系“多系-多期-多域”起源理论的形成有着师传承继的渊源关系。

李继侗教授为植物组开设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生态学必修课，讲述当时国际上初创的植物生长素（auxin）研究情况，李继侗教授结合森林群落实际调查，介绍群落学和植物地理学基本概念和野外观察方法。对吴征镒印象深刻的是应用记名样方或样带，将生态学的野外调查建立在认识植物生境及其地理分异的基础上，这种植物生态学结合群落区系成分结构、组成的研究思路让吴征镒受益匪浅、享用终身。

2005年我在收集整理吴征镒学术资料时，发现吴征镒一些课堂笔记，竟然是用英文记录学习植物生理、化学和土壤的笔记，让我感到十分惊讶。试想，当今国内大学生有如此能力者，恐怕为数不多。

1937年，吴征镒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他用第一个月的薪水，自费参加段绳武“移民实边”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河套地区、贺兰山调查采集，初步认识草原半荒漠、荒漠植物和景观。

八月二十三日，北平沦陷，考察团无果而散。待吴征镒辗转回到扬州，接到李继侗老师要他速去长沙，参加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组成的

长沙临时大学行列。吴征镒来到长沙，加入清华农科所在岳麓和衡山的采集调查。接着长沙临时大学酝酿南迁昆明。1938年1月，三校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吴征镒加入从长沙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步行昆明。行进中，在李继侗老师带领下，吴征镒每日观察沿途植物和植被情况，采集小标本，一日不漏记下日记。湘黔滇一路行来，使得吴征镒对华中至西南的植物有了实际感知。

到了昆明，吴征镒与熊秉信一道在昆明附近考察，发现昆明一个县的植物比河北一个省的植物还多，初感云南植物的丰富性。此后，在张景钺、吴蕴珍、李继侗等率领下，赴宾川鸡足山、大理苍山和德宏瑞丽考察，取得亚高山针叶林、高山草甸灌丛的印象后，又目睹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热带雨林以及各式各样次生植被等。他从大西北沿长江西上华中，又沿湘、黔、滇南行至滇南，一路的植物感受，促使时年22岁的吴征镒给自己提出从弄清云南植物种类入手，进而弄清全国植物种类的设想。

雅号“摔跤冠军”

“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是一位对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植物有着广博知识的真正学者。”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这样评价吴征镒。

与很多科学研究一样，植物学研究离不开野外考察。吴征镒认为研究中国植物、开发利用植物资，首先要过“区系关”。所谓过“区系关”，就是要把中国本土生长着多少种植物的家底搞清楚。

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即使到了花甲之龄，仍一次次到西藏、新疆等地考察。喜马拉雅山的雪峰上留下了他的足迹，塔什库尔干沙漠里的仙人掌与他说着只有他才懂的语言，植物王国云南更是吴征镒考察最频繁的地区。

每逢雨季，云南的红土地让这位植物学家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吴征镒长了一双平脚板，走路不稳，经常摔跟头。昆明植物所原所长周俊院士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在文山考察时，吴征镒在密林中摔了一跤，当他坐在地上的时候发现了一棵白色寄生植物，仔细一看就认出是“锡杖兰”，这是中国植物分布的新记录。

大家给他送了个雅号叫“摔跤冠军”，但是他满不在乎，因为摔跤还给他带来意外收获。

在考察的基础上，吴征镒主编完成了《西藏植物志》《云南植物志》等地区植物志，还主持或参与了《中国种子植物数据库》《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等编写工作。这些积累和研究为现在生物多样性、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分子进化与系统发育学等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国际植物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吴征镒先后参加和主持了《全国植被区划》《中国植被》《中国植物志》等大型专著的编写工作。他总是自己做最基础的工作，从野外考察，到写出名录，再带领大家分科分属编写。

除了植物的名称，科、属、种，定名人，发表日期，分布区及用途外，他还详细描述历代植物文献中的记载，一丝不苟。在担任《中国植物志》主编的时候，凡是他看过的稿子，他都要仔细审核校对，在稿子上密密麻麻地修改，有时候审稿的意见比稿子本身字数还多。他不用查阅任何工具书，就能给每一篇稿子把好关。

《中国植物志》是三代植物学家集体结晶，是二十世纪世界植物学界卷册最多的“巨著”，也是一把开启中国植物资源宝库的钥匙。

吴征镒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做出了特殊贡献。

其一：1939-1948年间完成了中国植物卡片3万多张，为后来编研《中国植物志》提供了基础资料；

其二：他对中国植物有深厚功底和广博知识，被誉为中国植物“活词典”，领衔做一些大科、难科编研；

其三：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查阅标本，核查鉴定，审阅稿件，组织联合攻关，推进编研进度。在他任主编的17年里，领导完成了《中国植物志》2/3以上卷册的编研和出版。

2004年，《中国植物志》全部出版，此时吴征镒的感悟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吴征镒是《中国植物志》的集大成者，当之无愧。

中国植物“活辞典”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12月，吴征镒奉命从清华大学调入中国科学院，加入建设新中国科学事业的行列。

有这样一则小事，1983年，吴征镒到英国考察，来到大英博物馆。英国人安排请中国植物学家鉴定清朝时期驻华的英国大使在中国采集的一些至今未能鉴定的标本。

吴征镒用放大镜认真观察了标本，然后用流利的英语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它们的科、属、种、地理分布、曾经记录过的文献、资源开发的意义等等。他对植物研究的精深和超群的记忆力，令英国人赞叹不已。

不管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还是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艰难，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植物学研究。

在西南联大任职期间，他在茅草房里创建了一间用破木箱和洋油筒建成的植物标本室，这个极为简陋的标本室竟然拥有两万多号标本；他在云南进行了大量的科考调查，和几个年轻教师一起在昆明郊区的一个土地庙里自画自刻自印，历时3年，出版了石印版的《滇南本草图谱》。

他还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抄录和整理了我国高等植物各种属的文献记载，以及这些植物的分布，完成了一套3万多张的中国植物卡片，这就是后来《中国植物志》最基本的资料之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在“牛棚”中完成了《新华本草纲要》的初稿，对当时中草药名物混乱的情况进行了大量校订，为我国中草药的规范化、科学化和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吴征镒为我国植物资源学，特别是药用植物和植物化学研究体系的形成做了卓有成效的战略性和前瞻性工作。他明确回答了中国植物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理论问题并用于指导实践。

保护区和种质资源库提出者

在橡胶种植业发展和野生经济植物综合利用中，吴征镒和一些专家发现，有的原生植被被破坏、部分野生物种生存受到威胁，意识到这种负面影响发展起来对国家生态环境和生物物种保护极其不利。

1956年10月25日，竺可桢副院长在北京主持华南热带资源小组讨论会，吴征镒在会议上做总结发言时，提出“建议国家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意见。1958年9月，吴征镒和寿振黄向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政府提出在云南省建立24个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和方案，得到中共云南省委和省政府及时批复，指示各地（州、市）按建议规划组织实施。

截止2010年，全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自然保护区2395个。云南省建立自然保护区161处，其中国家级16处，省级45处，总面积298.5万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6%。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家面临着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挑战。1999年，吴征镒呈书总理，提出“建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议。

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项目中国西南野生生物资源种质资源库于2007年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初步建成，2009年通过国家验收。截止2015年底，共收集保存包括植物种子、植物离体材料、DNA、动物细胞系、微生物菌株等各类种质资源23568种，197084份（株）。其中，野生植物种子9129种（占我国野生植物物种30%以上），67869份，野生动物遗传资源6435份。

创立生物的“三维律动演化”

吴征镒从事植物科学研究七十余载，起步于植物分类学，进而扩展到植物资源合理利用、植被与群落、植物区系地理、生物多样性保育和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等诸方面。

吴征镒认为在弄清国家植物家底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弄清中国植物的来龙去脉问题，即中国植物区系的起源、发生和演化问题。这正是他22岁时给自己立下的宏图大愿：立足云南，放眼中国和世界植物，研究植物的时空发展规律和中国植物区系发生发展变化规律。

吴征镒创立生物的“三维律动演化”，提出的被子植物 “多系-多期-多域”起源理论（“被子植物的一个多期、多系、多域新分类系统总览”，2002）和“八纲系统”的方案（“论木兰植物门的一级分类——一个被子植物八纲的新方案”1998）。这是东方人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东亚，放眼世界提出的被子植物起源和演化的新理论。

吴征镒提出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植物分布区类型的划分及其历史来源、以及东亚植物区等一系列创新观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术体系和研究方法，标志着吴征镒植物区系思想体系的完善和中国植物区系地理学派的形成。

90岁重出江湖编纂大典

2006年12月，《中华大典》主编任继愈盛邀吴征镒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主编，认为中国只有吴老可以做这事。

吴老说：“我90岁了，想休息了”。任继愈说：“我也是90岁了，我们90岁的两个老头子一起把国家重任做下去吧”。

得知这位与他同庚并在抗战时期曾一道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清华校友，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后领衔编纂《中华大典》，吴征镒对任老钦佩之心油然而生。

于是，两位老先生作好了约定。而此时，吴征镒的身体不好，眼疾已经非常严重了。

为此，吴征镒花了两年时间重读清代《草木典》，看不清的就让我念给他听，并指导我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直到2012年春节前夕，吴征镒因身体不适再度入院，却仍记挂着手头未完成的工作。躺在病床上的吴征镒很遗憾，工作只开了个头，没能完成。他说：“希望你们能抓紧时间做完这项工作，让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华大典·生物典》出版。”

在我国历史上，编纂典籍是国家和时代兴盛的重要标志。与历代编典显著不同的特点是《中华大典》不仅包括社会科学的内容，更涵盖自然科学的各项门类，故《中华大典》的编纂出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中国科学家传承中华科学文化知识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然而，编典仍是件陌生事，也是件不易事。

吴征镒为此做了三件事：

一是撰写了“学古文识古字与编《大典》”的文章，要求参加编典的人员要学点国学和历史，要能读懂古文，了解古籍中有关生物记载的内容；

二是主持编写“《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暂定引用数目”，涉及古籍文献数千种，编典查询古籍有了大致范围；

三是解读《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对其中各部所涉植物做了科属学名考订，为编典做出示范。

任继愈说：“《生物学典》还要标出各个物种的拉丁学名，让外国人也能看懂我们的大典，这点也只有吴征镒来把关”。

外国学者不一定要看懂中文古籍，但只要有动植物的学名，就可大概了解中国古籍动植物的种类和分布。有了学名，《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就可连接古今，贯通中外，这是《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创新之处。

如今，任老、吴老先后辞世。《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动物分典》和《植物分典》已分别由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和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主持编纂完稿，总字数1600余万字。

参加编典的各位同仁，无论是年老体弱的长者，还是年轻的后人，大家秉承任老和吴老思考深刻、治学严谨的精神，认真而努力地做好每一条目的编撰。在“家祭勿忘告乃翁”之时，我们可以告慰在天之灵的任老和吴老：历时八年我们交出了一份问心无愧的答卷。《中华大典·生物学典》不日将出版问世。

作者简介：

吕春朝（1939-），云南石屏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曾任吴征镒院士办公室主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副主编兼《植物分典》常务副主编，现任吴征镒科学基金会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