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教育的底线还在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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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赶超战略的引导下，学习苏联模式，教育的重心是放在高等教育上的，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但它实际的工作重心，到底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

带上你的疑问，一起看看盗火者与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对话。

盗火者：您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杨东平：教育最重要的价值是促进人的自我发展与个性发展，从而达到社会普遍的进步。而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把教育视为一种国家和社会的工具。

盗火者：教师的责任是什么？

杨东平：教师的责任在中国历史上被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就是“天地君亲师”的排序，但如今的教师正在走下神坛，越来越被视为学生的合作者和指导者。从“以教为主”转变成“以学为主”，这是世界性的趋势，中国现在也在发生这种转变，就是真正好的老师是以学生为朋友的，帮助学生、激励学生。

盗火者：您心目中好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杨东平：好的教育，以最低的标准来说，是一种善待学生的教育，是不以学生为敌的，是不用考试和作业压倒学生并使学生感到恐惧的，这是最起码的。那么，最高的标准就是带着一种人文主义的价值和理想，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以自由为最高目标，是点燃、照亮、唤醒、开悟、得道的一个过程，而不是具体的考个公务员、考个律师证，那都是形而下的。用老话说，就是先学会做人；用梁启超的话说是培养“智、仁、勇”这三种基本品质。

盗火者：但是现在恐怕大多数家长，都会把好的教育资源当作好的教育。您怎么评价我们目前的教育水平？

杨东平：现在很多家长把好的教育等同于重点学校，削尖脑袋非要进所谓的好学校。这主要是由我们现在这种畸形的教育制度造成的。本来，义务教育是一个普世的、公益性的、非淘汰的教育，是为每个儿童提供教育机会，是一种基础性的教育，没有很强的竞争性。很多发达国家极力禁止在小学阶段进行任何竞争性的活动，但我们现在却制造了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包括超级学校、重点学校、普通学校、薄弱学校，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在独生子女的背景下，家长不得不选择所谓好学校，而所谓好的学校，主要是以升学率高为标志的。

盗火者：现阶段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杨东平：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还是对教育缺乏足够的重视。新中国在建国37年之后也就是1986年才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在《义务教育法》颁布了20年之后，到2006年才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1993年制定的《教育改革纲要》提出，教育经费到2000年要达到GDP的4%，实际上这个目标到2012年才实现。这就说明国家对教育的基本态度是非常后知后觉的，或者说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现在的教育经费状况、教育发展状况，比柬埔寨、越南这些国家都要落后，现在边境地区很多小孩都跑到缅甸去上学了。

盗火者：占GDP的4%，对这个数字您怎么评价？

杨东平：这是1993年的时候，很多专家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提出的一个目标。现在这个平均水平应该远远高于4%。所以，4%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只是90年代初的一个平均水平，我们居然到2012年才达到。达到了能不能保持住?能不能继续增长?我们绝对不能认为，达到了4%，教育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不是这样，欠账非常之多。所以这些年大家可以看到，在农村地区，直到现在儿童都吃不饱饭，冬天没有足够的衣服御寒，甚至要背着书桌上课。我们在农村义务教育的欠债还远远没有还清。教育领域经常有这样的说法，认为现在的农村教育、义务教育已经很好了，应该集中精力发展高等教育，培养世界一流人才。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盗火者：就是说要做好教育的底线，它应该往下走。

杨东平：对，政府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做义务教育。而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赶超战略的引导下，学习苏联模式，教育的重心是放在高等教育上的，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国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教育管理部门——教育部和高教部，是合在一块的，后来发现不行，又拆了，拆了又合。到现在只有一个教育部了，但它实际的工作重心，到底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是要划一个巨大的问号的。1986年，胡在整党的时候，对教育部的整改意见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批示，他说教育部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部，而不是你那几所直属院校的教育部。这个问题今天比那个时候更严重了，它的重心就是放到高等教育上，高等教育又特别关注他直属的这几所高等院校，过去是32所，现在是72所。

本文摘自《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邓康延 梁罗兴 等 编著，新星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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