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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律智|优化营商环境,企业走向“合规”

韩冰 广州律协 2022-03-31

编者按



营商环境是重要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对于广州这座千年商都来说,既是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的必然选择。律师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应充分发挥法律人的专业优势,为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法治化环境建言献策,发出专业性的声音。


近期,广州律协微信公众号推出“营商·律智”专栏,陆续发布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专业律师智库成员及其他广州律师编写的系列专业文章,以独特的视角和专业的观点,分析研判营商环境的发展现状,并围绕如何做好营商环境立法工作、真正提高企业的体验感和获得感等话题展开讨论,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新高地赋能。

2020年3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就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出了系统性的安排。特别提到了要健全环境治理企业责任体系。而企业真正承担起环境治理责任不在事后救济与赔偿,重在意见中提到的“加强制度建设”和依法落实。提到建设和落实,就离不开“合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推进为企业环境合规提出了新的要求。


环境合规衍生于合规。合规一词虽新但不陌生。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2月23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的重要讲话中,曾就经济形势中的“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着重提出 “……要用足用好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的外贸政策工具……要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招商、安商、稳商工作,增强外商长期投资经营的信心。”[1]从该重要讲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合规”在对内对外中的重要性,以及合规与“营商环境”不可分割的关系。


2020年03月10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有望被列入世界银行评价中国营商环境的样本城市。[2]在此过程中,除了法治保障、政务服务透明公正、市场环境公平开放,还应当包括企业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要做到这一点,企业合规体系的建立与执行显得尤为重要,其将成为重要的营商环境影响因素。


合规的定义

“合规”是舶来品,由英文“compliance”翻译而来,最早源于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等国的企业管理实践。有人认为合规是企业应对政府监管要求和社会公众期望,以内部规章制度的形式,建立合规政策与流程,推动和监督合规制度的执行,保证企业的经营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监管政策、行业准则和标准以及国际条约和规则。[3]也有人认为所谓企业合规,是企业为有效防范、识别、应对可能发生的合规风险所建立的一整套公司治理体系。[4]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ISO19600-2014《合规管理体系 指南》[5]对“合规”有定义:履行企业的全部合规义务。合规义务既包括合规要求,也包括合规承诺。


综合来看,合规就是合乎规则,合乎自身对内规则和理念,对外准则和规定,“内外兼修”,树立良好形象,防范综合风险。虽是舶来品,但与《孟子》在《离娄章句上》发出当政者实施仁政的呐喊异曲同工。用孟子的话说,合规就是“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合规的必要性

1、不“合规”难“中兴”

西门子腐败案件是合规历史上惨痛的教科书。美国司法部和证交会同西门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罚款8亿美元,并要求其重建合规计划。西门子监事会主席格哈德·科罗姆(Gerhard Cromme)曾说:“为解决这一严肃的问题,公司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已经建立了可持续的合规文化。”[6]


西门子的痛没能教育走向海外的中兴通讯公司。美国司法部针对中兴公司违反法规涉嫌犯罪的行为调查,最终与中兴公司达成暂缓起诉协议。除罚款和禁止出口等措施外,中兴公司还要在未来完善合规工作。中兴事件让中国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开始重视合规。


2013年湖南建工集团在参加世界银行集团一起道路翻修项目的竞标时,虚构一份材料。这构成世界银行禁止的欺诈违规。世界银行发现后对其采用附解除条件的制裁,即先取消其参与由世界银行资助项目的招投标资格,然后要求在三年之内重建合规计划。可见合规无处不在,在合规损失中资格丧失可能是比金钱损失更大的灾难。


此外,跨国公司在华经营中,近年来生态环保合规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考量因素。《Apple的供应商责任标准》中将废水、危废、粉尘、废气等环境问题定义为严重的违规行为。[7]对于那些运营中环保不合规的合作伙伴,当苹果认为供应商并未真正尽力做出改变时,将会终止双方的合作关系。可见足不出户的供应商企业也开始受到合规的深刻影响。


综上,忽视合规会让企业受重创,甚至寸步难行;而重创之后的复兴之路仍仰仗于合规。


2、合规不同于“法律风控”

合规不能简单理解为企业内部的法律风控,也与法律顾问服务不同。


二者内涵不同:法律风控着眼于不违法,针对的是各项法律法规、行政监管、以及受法律保护具有法律效果的规章制度和合同;合规着眼于无损失,既包括法律上的损失、经济上的损失,也包括声誉损失、交易资格损失[8]、客户损失等。


二者外延不同:法律风控的边界在于协议、内部规章或法律的规定;合规的边界除了法律、内部规章和协议,也有行业信守、国际准则、企业文化和理念等对外承诺和道德规范。


二者性质不同:合规是对纯粹风险的防范,一旦违反必然伴随一定的损失,危及的是企业价值观,甚至企业的根基;而法律风控既可能是对纯粹风险,也可能是对机会风险的防范。可以采取避免、降低、接受、转移等多种方式应对。

合规包含了法律风险管理,但比法律风控的内涵和外延更广,也更关乎企业的全面风险。


3、合规的作用

合规的作用表面看来是避免合规风险。实际上合规的建立和执行可以达到和实现如下目的:

一是树立正确的企业理念和文化,并实现责任承担。负担起劳工权益、知识产权、生态环境等法律、道德和社会责任。


二是实现风险切割。化解个人违法违规行为带来的风险,在企业与员工、采购商与供应商等多方责任间建立“隔离带”或“防火墙”。


三是实现安全经营和可持续发展。企业合规体系能够激励企业坚持实行合规商业行为,满足日益丰富和严格的社会要求和行业监管。从而增强内功,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在平等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在法治完善执法公平的营商环境下,合规企业将有更强的规则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


4、合规是发展趋势

在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或组织纷纷形成自身对合规管理要求之余,国际上也形成了对合规管理的共识和标准,如世界银行集团、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等,均颁布了各自的合规体系指引,对成员国的企业提出合规要求,如上述的《合规管理体系指南》。


在此全球趋势下,中国也日益重视企业合规体系建设。2006年国务院国资委率先出台《中央公司全面风险管理指引》,提出了指向战略、财务、市场、运营和法律五个维度的风险结构;2016年保监会印发《保险公司合规管理办法》;2017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发出《合规管理体系指南》;2018年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明确提出“中央企业应当加快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同年七部委联合印发《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将企业现代化治理提上了新的高度。


因此,在日益开放的全球化经济面前,合规是趋势,更是企业长治久安的“护身符”。不论国家抑或企业自身,对于合规的认识和需求逐渐从被动到主动、从可要到必要、从单一到全面。


走向“合规”

在西门子腐败案件中,西门子被调查后,聘请美国德普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进行两年时间“合规内部调查”,德普律师事务所领衔起草的合规调查报告成功说服美国司法部和证交会同西门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并重建合规计划。[9]


而湖南建工集团在被撤销资格后,也深刻认识到建设合规体系的重要性。其最终在世界银行首席合规官和世界银行指定的由上海一位合规律师担任的独立合规监督人的指导下,建立了世界银行认可的合规体系。[10]


中兴事件和解后,美方更是派驻在联邦司法部有多年检察官任职经历的律师霍华德担任合规监督员,由其直接领导中兴公司的合规部。[11]


而作为合规典范的华为,其相对完善的合规体系主要是由法务合规部门引领。律师对业务介入之深,法务合规部门具有增值功能已经成为华为文化。[12]


由上述案例可见,虽然合规不是法律风控,不应仅视为是法律事务,但律师在合规体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律师具有得天独厚的专业和职业优势参与企业合规这场公司治理方式的革命,进而带领企业走向“合规”。


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要规范企业投资经营行为,合法合规经营,注意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形象大使。


广州深处一带一路起点,更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与国际无缝衔接的市场和企业多方竞争与合作态势已然呈现。唯合规,方能增强企业全球化生存和竞争的决心和能力;唯合规,方能将“四个自信”落实为企业对标国际的自信;唯合规,才能不断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相得益彰。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

[1] 参加《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

http://www.gov.cn/xinwen/2020-02/24/content_5482502.htm,2020年5月9日访问。

[2] 参见:“有望列入世界银行评价,广州营商环境4月将迎大考”,

http://news.southcn.com/gd/content/2020-03/10/content_190547011.htm,2020年5月9日访问。

[3] 参见:《合规风险管理与法律风险管理能否相融协同》,卞传山,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jQwNjk2MA==&mid=2247488323&idx=1&sn=07537ddb4ff6ce4b15193dc66eb4e3ac&chksm=e9be991cdec9100a05a53cccdd0806bf927e8f22105717c79f296c4bc5eb0d7db30b39bc83d1&mpshare=1&scene=23&srcid=0219sLmayVj2RnVo2ISUDto6&sharer_sharetime=1589031380266&sharer_shareid=bfffb02a9d6f518c00fa5504c5934547#rd, 2020年5月9日访问。

[4] 参加:《企业合规的基本问题》,陈瑞华,《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 P178—196。

[5] 参见:http://www.doc88.com/p-9079135844885.html,2020年5月9日访问。

[6] 参见:

http://news.sohu.com/20081217/n261252268.shtml,2020年5月9日访问。

[7] 参见:《Apple 供应商责任标准》

https://www.apple.com.cn/supplier-responsibility/pdf/Apple-Supplier-Responsible-Standards.pdf,2020年5月9日访问。

[8] 参见:《企业合规的基本问题》,

https://mp.weixin.qq.com/s/FqvFcqAykuESHgctfrj1jw,2020年5月9日访问。

[9] 同5。

[10] 同5。

[11] 同5。

[12] 参见:《华为法务部的战略定位与合规实践》,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0522/23/47208860_837581890.shtml,2020年5月9日访问。



文|韩冰 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

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专业律师智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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